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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罗兰,这个美丽如音乐般的名字,究竟代表些什么?
他是一个音乐的天才,在幼年音乐便是他的生命。他妈妈教他学琴,在谐音的波动中他的童心便发现了不可言喻的快乐。莫扎特与贝多芬是他最早发现的英雄。所以在法国经受普鲁士入侵而产生最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时候,这位年轻的圣人正在“敌人”的作品中尝味最高的艺术。他的自传里写着:“我们家里有好多旧的德国音乐书。德国?我懂得那个词的意义?在我们这一带我相信从没有人见过德国人。我翻着那一堆旧书,爬在琴上拼出一个个的音符,这些流动的乐音灌溉着我的童心。莫扎特与贝多芬的快乐与苦痛,想望的幻梦,渐渐地变成了我的肉,我的骨。我是它们,它们是我。要没有它们我怎过得了我的日子?我小时生病危殆的时候,莫扎特的一个调子就像爱人似地贴近我的枕衾看着我。长大的时候,每回逢着怀疑与懊丧,贝多芬的音乐又在我的心里拨旺了永久生命的火星。每回我精神疲倦了,或是心上有不如意事,我就找我的琴去,在音乐中洗净我的烦愁。”
要认识罗兰不仅应读他神光焕发的传记,还得读他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在这书里他描写他的音乐的经验。
他在学堂里结识了莎士比亚,发现了诗与戏剧的神奇。他早年的朋友是克洛俗尔等近代法国三大诗人。格纳是压倒一时的天才,也是罗兰与他少年朋友们的英雄。但在他个人,更重要的一个影响是托尔斯泰。他早就读他的著作,十分地爱慕他,后来念了他的《艺术论》,那只俄国的老象,走进了艺术的花园里去,左一脚踩倒了一盆花,那是莎士比亚;右一脚又踩倒了一盆花,那是贝多芬。这时候少年罗曼·罗兰走到了他的思想的歧路了。莎氏、贝氏、托氏,同是他的英雄,但托氏愤愤地申斥莎氏、贝氏,说他们的艺术都是要不得的,不是真的人道的艺术——他早年的自己也是要不得的。对罗兰这个热烈的寻求真理者而言,这就好似晴天里的一个霹雳。他再也忍不住他的疑虑,他写了一封信给托尔斯泰,陈述他的冲突的心理。他那年22岁。几个星期后的一天,罗兰接到一封写满38页纸的长信。那六旬老人说:“我接到你的第一封信,我深深地受感在心。我念你的信,泪水在我的眼里。”下面说他对艺术的见解:我们投入人生的动机不应是为艺术的爱,而应是为人类的爱。只有经受这样灵感的人才可以希望在他的一生实现一些值得一做的事业。这还是他的老话,但少年的罗兰受深彻感动的地方是在这一时代的圣人竟然这样恳切地同情他,安慰他,指示他,一个无名的异邦人。他那时的感奋我们可以约略想象。因此罗兰这几十年来每逢少年人写信给他,他没有不亲笔作复的,用一样慈爱诚挚的心对待他的后辈。这样一来受他的灵感的少年人更不知多少了。这是一件含奖励性的事实。我们从中可以知道凡是一件不勉强的善事就如春天的熏风,它一路散布着生命的种子,唤醒活泼的世界。
但罗兰那时离着成名的日子还远,虽然他从幼年起就不懈地努力。他还得经尝种种精神的苦痛,才能实受他的劳力的报酬——对他天才的认识与接受。他写了 12部长篇剧本,3部最著名的传记,10卷本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是这时代里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但他的名字还是在灰堆里掩着——直到他将近50岁那年,这世界方才开始惊讶他的华彩。贝多芬有几句话,我想一样适用于一生劳瘁不怠的罗兰身上:“我没有朋友,我必得单独过活;但是我知道在我心灵的底里上帝是近着我,比别人更近。我走近他我心里不害怕,我一向认识他的。我从不着急我自己的音乐,那不是坏运所能颠扑的,谁要能懂得它,它就有力量使他解除磨折旁人的苦恼。”
他是一个音乐的天才,在幼年音乐便是他的生命。他妈妈教他学琴,在谐音的波动中他的童心便发现了不可言喻的快乐。莫扎特与贝多芬是他最早发现的英雄。所以在法国经受普鲁士入侵而产生最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时候,这位年轻的圣人正在“敌人”的作品中尝味最高的艺术。他的自传里写着:“我们家里有好多旧的德国音乐书。德国?我懂得那个词的意义?在我们这一带我相信从没有人见过德国人。我翻着那一堆旧书,爬在琴上拼出一个个的音符,这些流动的乐音灌溉着我的童心。莫扎特与贝多芬的快乐与苦痛,想望的幻梦,渐渐地变成了我的肉,我的骨。我是它们,它们是我。要没有它们我怎过得了我的日子?我小时生病危殆的时候,莫扎特的一个调子就像爱人似地贴近我的枕衾看着我。长大的时候,每回逢着怀疑与懊丧,贝多芬的音乐又在我的心里拨旺了永久生命的火星。每回我精神疲倦了,或是心上有不如意事,我就找我的琴去,在音乐中洗净我的烦愁。”
要认识罗兰不仅应读他神光焕发的传记,还得读他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在这书里他描写他的音乐的经验。
他在学堂里结识了莎士比亚,发现了诗与戏剧的神奇。他早年的朋友是克洛俗尔等近代法国三大诗人。格纳是压倒一时的天才,也是罗兰与他少年朋友们的英雄。但在他个人,更重要的一个影响是托尔斯泰。他早就读他的著作,十分地爱慕他,后来念了他的《艺术论》,那只俄国的老象,走进了艺术的花园里去,左一脚踩倒了一盆花,那是莎士比亚;右一脚又踩倒了一盆花,那是贝多芬。这时候少年罗曼·罗兰走到了他的思想的歧路了。莎氏、贝氏、托氏,同是他的英雄,但托氏愤愤地申斥莎氏、贝氏,说他们的艺术都是要不得的,不是真的人道的艺术——他早年的自己也是要不得的。对罗兰这个热烈的寻求真理者而言,这就好似晴天里的一个霹雳。他再也忍不住他的疑虑,他写了一封信给托尔斯泰,陈述他的冲突的心理。他那年22岁。几个星期后的一天,罗兰接到一封写满38页纸的长信。那六旬老人说:“我接到你的第一封信,我深深地受感在心。我念你的信,泪水在我的眼里。”下面说他对艺术的见解:我们投入人生的动机不应是为艺术的爱,而应是为人类的爱。只有经受这样灵感的人才可以希望在他的一生实现一些值得一做的事业。这还是他的老话,但少年的罗兰受深彻感动的地方是在这一时代的圣人竟然这样恳切地同情他,安慰他,指示他,一个无名的异邦人。他那时的感奋我们可以约略想象。因此罗兰这几十年来每逢少年人写信给他,他没有不亲笔作复的,用一样慈爱诚挚的心对待他的后辈。这样一来受他的灵感的少年人更不知多少了。这是一件含奖励性的事实。我们从中可以知道凡是一件不勉强的善事就如春天的熏风,它一路散布着生命的种子,唤醒活泼的世界。
但罗兰那时离着成名的日子还远,虽然他从幼年起就不懈地努力。他还得经尝种种精神的苦痛,才能实受他的劳力的报酬——对他天才的认识与接受。他写了 12部长篇剧本,3部最著名的传记,10卷本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是这时代里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但他的名字还是在灰堆里掩着——直到他将近50岁那年,这世界方才开始惊讶他的华彩。贝多芬有几句话,我想一样适用于一生劳瘁不怠的罗兰身上:“我没有朋友,我必得单独过活;但是我知道在我心灵的底里上帝是近着我,比别人更近。我走近他我心里不害怕,我一向认识他的。我从不着急我自己的音乐,那不是坏运所能颠扑的,谁要能懂得它,它就有力量使他解除磨折旁人的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