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扬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扬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甫。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扬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与我戍许。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王风·《扬之水》
如果远望真的可以当归的话，那么这世界上就少了那无数的征夫思妇，当然也就不会有盛唐边塞诗的繁荣。
盛唐的边塞诗其实是一些白面书生的想象或者游历的产物，那个时候是个什么气象？边关万里，明月如照，国内是一派强盛和繁荣的景象呀，连手无缚鸡之力的李白、杜甫们都意气风发地佩上一柄宝剑。就好比今天的什么歌舞团也热衷于赴边关哨所做献爱心义演，当作一次旅游一样，唐代的诗人也对边塞趋之若骛。
不过，这样的好景却并不多，更多的时候是边关万里，冷月无声，偶尔伴随着几声凄厉的鸟鸣，令人毛骨悚然。人的心情就是这样，越是豪情万丈之时，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即便西出阳关无故人，照常要出；而越是情绪低落之时，再好的美景都令人却步，你听，“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就是这样的写照。
其实，边关还是那个边关，月也还是那样的月，变了的只是人的心情而已。
战争虽然已经停止，但是守卫在边关的士兵仍然不得不横着戈矛站在冰凉的月光下，前方便是悠悠不断的河水，在月夜里缓缓地流着，是那么的轻，是那么的慢。这里的水流平缓得那么安逸，即便是一束小小的茅草、一根短短的荆条甚至一束蒲叶都漂不走。“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他们的人怎么不跟我一起来守卫呢？凭什么叫我们老死在这里？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家啊！我是这么思念着亲人，想我的亲人一定也在盼望着我早早归去。“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是啊，每一个征夫的背后，似乎都站着一位思妇，谁不盼着能借一片水，合成二片月呢？如今水是有了，可惜不是家乡的黄河水，而是这慢悠悠的江水，何时才能流到目的地，把家乡的月和我这边的月合二为一啊。
想当年，那种“伯也执殳，为王前躯”的场面，是何等慷慨；而今天子失政，诸侯异心，竟出现了“怀哉怀哉，曷月还归”的急迫心理。前后的变化何其大也？
孟子说“知人而论世，读诗以观心”。要理解这其中的原因，还当透过这首《扬之水》来看。
一般认为，这首诗是周平王时被派遣往申、甫、许等地戍守的周地戍卒所作，描写了将士久戍思归的情感。故而《毛诗序》说此篇“刺平王也，不抚其民，而远屯于母家，周人怨思焉”。周平王的母亲是申后，申侯之女，故称申国为母家。申国邻楚，常被楚国侵伐，平王便派兵守卫申国。后人进一步解释，说“申、许为中国门户，楚不得申、许，北方未可窥也。今用重兵扼之，未始非东迁后之要务，然申于晋、郑诸国为近，而于周差远，平王既不能正申侯之罪，号令四方，复遣京旅远戍仇国，只觉侯国之民安堵如故，而王畿之民奔走不逞，更代无期，归期莫卜，戍者所以怨也”。大概是说平王不该厚此薄彼，来帮助自己的亲戚守边。这种情形大概与今天驻守伊拉克的美国士兵一样了。
至于为什么申国人自己不担负起守边关的任务，现在就不得而知了。也有学者考证本事，认为周王室派兵守申、甫等地，是为了与南方诸国争夺资源。不管出于哪种原因，部队反正是不好带了，人人望乡，个个思归。但是在周人眼里，正是申侯这个人当年勾结夷狄攻杀了幽王，才使得平王借了申侯的力做了君王，如今平王不去追究申侯的责任，反而假公济私，帮助申侯来守边，害得我们这些将士背井离乡，遥远归期。将士之怨就在这里。
现代人普遍认为，这首《扬之水》是一典型的民歌，是征夫戍卒所唱的歌谣。但如果是民歌，那么是守收申国的士兵写的呢，还是守卫甫的士兵或守卫许国的士兵所写的呢？
《诗经》里有三首《扬之水》，分别在《郑风》、《唐风》和《王风》。其辞虽有同异，但都是以“扬之水”起兴。刘玉汝曰：“窃意诗为乐篇章，《国风》用其诗之篇名，亦必用其乐之音调，而乃一其篇名者，所以标其篇名音调之同，使歌是篇者即知其为此音调也。后来历代乐府，其词事不同，而犹有用旧篇名或亦用其首句者，虽或悉改，而亦必曰即某代之某曲也。其所以然者，欲原篇章之目以明音调之一也。”就是说，篇名相同，乐之音调自应相同，如果作为民歌，怎么会出现三个地方的“风”既同题，又同音呢？显然民歌说是不成立的。
且不说守边士卒大都为武士出身，能否作出诗来尚是个问题，单说配合诗的乐，就不是谁都可以作出来的。《乐记》认为，唯独君子才能创作出具有艺术形态的乐。作为艺术的高级形式的乐之所以只能出于君子，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圣人的政治的功利目的的驱动和德的外化。《乐本》也说：“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这不是歧视众庶，而确实是符合当时礼的精神和现实的。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在他看来，音乐不是单纯的赏心悦目的艺术样式，不是人人可以用来愉悦之物。诗和乐是具有礼的规定性的，是有特定的等级的。这些都是艺术欣赏中不可理性的规律，是不可逾越的。
《诗经》时代，诗是要言“王政所由废兴”的,这是对作诗的要求。所谓“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君子、庶民的情，都可发而为诗，见诸歌咏。但并不是任何作为民之性的情都能创作出好的艺术，发乎情是普遍的，也是有限的，止乎礼义，却是高尚的，合于理性精神的，只有进德修身之人才能做得到。
《论语·阳货》中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的着眼点在于事父、事君，学诗的目的是要归结到事君事父能力的提高，文学性是从属的，从属于礼和政治。孔子教导弟子和儿子学诗，却从未将诗视为独立于礼的文学作品或文学样式。
即便到了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荀子也是将文学置于政治的从属地位，为的是纠正墨子的非乐。墨子非乐，就是因为乐不是为平民百姓所拥有，而只是贵族的特权和享受。
扬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甫。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扬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与我戍许。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王风·《扬之水》
如果远望真的可以当归的话，那么这世界上就少了那无数的征夫思妇，当然也就不会有盛唐边塞诗的繁荣。
盛唐的边塞诗其实是一些白面书生的想象或者游历的产物，那个时候是个什么气象？边关万里，明月如照，国内是一派强盛和繁荣的景象呀，连手无缚鸡之力的李白、杜甫们都意气风发地佩上一柄宝剑。就好比今天的什么歌舞团也热衷于赴边关哨所做献爱心义演，当作一次旅游一样，唐代的诗人也对边塞趋之若骛。
不过，这样的好景却并不多，更多的时候是边关万里，冷月无声，偶尔伴随着几声凄厉的鸟鸣，令人毛骨悚然。人的心情就是这样，越是豪情万丈之时，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即便西出阳关无故人，照常要出；而越是情绪低落之时，再好的美景都令人却步，你听，“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就是这样的写照。
其实，边关还是那个边关，月也还是那样的月，变了的只是人的心情而已。
战争虽然已经停止，但是守卫在边关的士兵仍然不得不横着戈矛站在冰凉的月光下，前方便是悠悠不断的河水，在月夜里缓缓地流着，是那么的轻，是那么的慢。这里的水流平缓得那么安逸，即便是一束小小的茅草、一根短短的荆条甚至一束蒲叶都漂不走。“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他们的人怎么不跟我一起来守卫呢？凭什么叫我们老死在这里？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家啊！我是这么思念着亲人，想我的亲人一定也在盼望着我早早归去。“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是啊，每一个征夫的背后，似乎都站着一位思妇，谁不盼着能借一片水，合成二片月呢？如今水是有了，可惜不是家乡的黄河水，而是这慢悠悠的江水，何时才能流到目的地，把家乡的月和我这边的月合二为一啊。
想当年，那种“伯也执殳，为王前躯”的场面，是何等慷慨；而今天子失政，诸侯异心，竟出现了“怀哉怀哉，曷月还归”的急迫心理。前后的变化何其大也？
孟子说“知人而论世，读诗以观心”。要理解这其中的原因，还当透过这首《扬之水》来看。
一般认为，这首诗是周平王时被派遣往申、甫、许等地戍守的周地戍卒所作，描写了将士久戍思归的情感。故而《毛诗序》说此篇“刺平王也，不抚其民，而远屯于母家，周人怨思焉”。周平王的母亲是申后，申侯之女，故称申国为母家。申国邻楚，常被楚国侵伐，平王便派兵守卫申国。后人进一步解释，说“申、许为中国门户，楚不得申、许，北方未可窥也。今用重兵扼之，未始非东迁后之要务，然申于晋、郑诸国为近，而于周差远，平王既不能正申侯之罪，号令四方，复遣京旅远戍仇国，只觉侯国之民安堵如故，而王畿之民奔走不逞，更代无期，归期莫卜，戍者所以怨也”。大概是说平王不该厚此薄彼，来帮助自己的亲戚守边。这种情形大概与今天驻守伊拉克的美国士兵一样了。
至于为什么申国人自己不担负起守边关的任务，现在就不得而知了。也有学者考证本事，认为周王室派兵守申、甫等地，是为了与南方诸国争夺资源。不管出于哪种原因，部队反正是不好带了，人人望乡，个个思归。但是在周人眼里，正是申侯这个人当年勾结夷狄攻杀了幽王，才使得平王借了申侯的力做了君王，如今平王不去追究申侯的责任，反而假公济私，帮助申侯来守边，害得我们这些将士背井离乡，遥远归期。将士之怨就在这里。
现代人普遍认为，这首《扬之水》是一典型的民歌，是征夫戍卒所唱的歌谣。但如果是民歌，那么是守收申国的士兵写的呢，还是守卫甫的士兵或守卫许国的士兵所写的呢？
《诗经》里有三首《扬之水》，分别在《郑风》、《唐风》和《王风》。其辞虽有同异，但都是以“扬之水”起兴。刘玉汝曰：“窃意诗为乐篇章，《国风》用其诗之篇名，亦必用其乐之音调，而乃一其篇名者，所以标其篇名音调之同，使歌是篇者即知其为此音调也。后来历代乐府，其词事不同，而犹有用旧篇名或亦用其首句者，虽或悉改，而亦必曰即某代之某曲也。其所以然者，欲原篇章之目以明音调之一也。”就是说，篇名相同，乐之音调自应相同，如果作为民歌，怎么会出现三个地方的“风”既同题，又同音呢？显然民歌说是不成立的。
且不说守边士卒大都为武士出身，能否作出诗来尚是个问题，单说配合诗的乐，就不是谁都可以作出来的。《乐记》认为，唯独君子才能创作出具有艺术形态的乐。作为艺术的高级形式的乐之所以只能出于君子，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圣人的政治的功利目的的驱动和德的外化。《乐本》也说：“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这不是歧视众庶，而确实是符合当时礼的精神和现实的。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在他看来，音乐不是单纯的赏心悦目的艺术样式，不是人人可以用来愉悦之物。诗和乐是具有礼的规定性的，是有特定的等级的。这些都是艺术欣赏中不可理性的规律，是不可逾越的。
《诗经》时代，诗是要言“王政所由废兴”的,这是对作诗的要求。所谓“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君子、庶民的情，都可发而为诗，见诸歌咏。但并不是任何作为民之性的情都能创作出好的艺术，发乎情是普遍的，也是有限的，止乎礼义，却是高尚的，合于理性精神的，只有进德修身之人才能做得到。
《论语·阳货》中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的着眼点在于事父、事君，学诗的目的是要归结到事君事父能力的提高，文学性是从属的，从属于礼和政治。孔子教导弟子和儿子学诗，却从未将诗视为独立于礼的文学作品或文学样式。
即便到了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荀子也是将文学置于政治的从属地位，为的是纠正墨子的非乐。墨子非乐，就是因为乐不是为平民百姓所拥有，而只是贵族的特权和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