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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沈阳市内，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为数众多，但毅然从体制内辞职并一路打拼获得成功的，可能只有一小撮。即使在这一小撮人中，陈海林也堪称佼佼者。他现在沈阳经营3家完全不同类型的公司，北京有一家养生机构，东莞还做着古文化网站。
“我不愿干约定俗成的工作，更愿意在体制外活着。”陈海林手夹香烟半靠在沙发上，目光斜视屋顶，在一片浓重的烟雾中吐出了这句话。
陈海林出生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幼时，他以为茫茫草原就是整个世界。直至念书后，他才知道中国之大。小学毕业前，老师询问学生们未来的志向。陈海林非常认真地说：“我想在死之前，把中国走遍。”
北京是他开启梦想的第一站。高考时，陈海林填报了中国民族学院（中国民族大学前身）。“当时就觉得北京好，首都嘛！”1992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分到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在办公室工作。
这是个政治地位颇高的社团组织。如果图稳定，对大学毕业生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陈海林却有别的想法。“我不喜欢很稳定的单位，去了就是混天度日。我愿意接触新鲜事物。”
一年多后机会来了。他被调到北京市河湖指挥部，部里新创办了一个旅游职业技术学校，需要有人对其经营状况进行指导、监管。在大学，陈海林念的是市场营销，恰好专业对口。他主动请缨前往。
彼时，跟普通中学和大学相比，职业技术学校尚属新生事物。国家不允许统招，学校只能到北京市各中学去招收一些学习不好提前毕业的学生，或者是在社会上呆过一段时间尚未找到工作的学生。
虽然可以为学生提供继续教育的机会，不过，社会上对这个面目模糊的教育机构半信半疑。“我们是在夹缝里求生存。”陈海林至今仍清楚记得，第一年整个学校只招来47名学生。
提高学校知名度的唯一办法就是提高教育质量。陈海林建议，对学生实习准军事化管理，先培养学生的纪律意识，然后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启发他们，你活着为了什么，你怎样达到你的目的，你的理想是什么，怎样达到你的理想。”仿佛回归到了当年的教学状态，陈海林的语速突然加快。“等帮他们把人生目标梳理完之后，后面就好办了。”
陈海林领着学生到建筑工地体验生活。北京的孩子平日甚少劳动，半天下来一个个累得大喘气。他们还被领去参观看守所，“让他们看到人生偏差的结果。”最后，他们被带到北京市一些经营良好的企业观摩。如此一番，学生们的心理有了转变，开始知道求知上进。
陈海林发现这些孩子并非一无所长。“有的数学不错，有的喜欢雕刻。”他建议学校抓住学生兴趣点分班教学，因材施教。长于数学的，被分到财会班；喜欢雕刻的，被分到餐饮班；语言能力强的，则进了导游班。
因为是专业教育，学生的就业出乎意料地好。“北京很多三星、四星级的酒店都跑来要人。”口碑传出去后，学校的生源迅速飙升。到1997年，学生人数达到了2800人。
“那种从无到有的感觉，真好！”陈海林感慨说。
1997年10月，旅游学校走上正轨，陈海林回到了河湖指挥部。不足一个月，他又赶赴包头任职。
1990年代，正是国企改制发轫期。“我敏感意识到这是国家的大方向，很想参与进去。”多年后再回忆往事，陈海林使用了“敏感”一词，值得玩味。
河湖指挥部在包头兼并了一家磁性材料厂，陈海林受命前去破旧立新。记者问他，不觉得这是个苦差事吗？“不觉得，只要我感兴趣的事情，多苦多累都愿意。”
跟众多老国企一样，磁性材料厂经营不善，早已资不抵债，被包头市确定为第一批破产单位。陈海林任副总经理，主要任务一是安置下岗职工，二是资产重组，为企业找到新的发展方向。
这恰是两块最难啃的骨头。原来国企职工身份是铁饭碗，突然一下子没了，工人们并不理解。他们把怨气撒在了北京来的陈海林身上。“这是我们的工厂，我们是主人。凭啥你来指手画脚的？”不时，还有工人围堵市政府和110国道。“那都是常事。”
陈海林只能耐心劝解。他告诉工人，企业走到破产的地步谁都心疼，但不能由着性子闹事。当年劝说的种种细节，陈海林并未详述，他只是强调了两遍，“一定要设身处地替职工考虑。”
陈海林决定彻底打消职工们的后顾之忧。当时，为了保证磁性材料厂改制顺利完成，包头市成立了改革小组，各个相关部门都参与其中。陈海林也以企业代表的身份加入改革小组中。他利用身份之便，积极与包头市政府展开谈判、斡旋，力争将职工都纳入社会统筹。
“当时厂里在职的有一千多人，退休200多人，是不小一笔钱。”陈海林说，他撰写了不少如何解决职工下岗分流的文章，最终意见被改革小组采纳，企业和政府共同承担了职工的社保费用。凭此一条，陈海林称就是一大贡献，“现在这些职工还都很感谢我。”
磁性材料厂破掉了数亿元的银行债务，重组成股份制公司。有破，还需有立。经过牵线，材料厂跟包钢稀土研究院合作，开始研制新的产品。据陈海林回忆，他任职期间磁性材料厂起码曾先后有三次突破。“中国第一个三化净水器，通过矿化、磁化、净化水质，是我们研制的。第一个磁化杯，是我们做出来的。我们也是最早成立课题组，研究汽车尾气净化器的。”因为这些成绩，磁性材料厂成为包头市国企改制的样板。
1999年末，磁性材料厂逐步脱离困局，开始正向运营。陈海林卸任回京。
陈海林本有机会在包头走上仕途。
在改革小组共事时，包头市高新开发区刚成立不久，开发区主任看上了陈海林的才能，让他到招商局帮忙招商。“当时主任对我说好好干，以后可以借机进入仕途。”
一边忙着磁性材料厂的工作，陈海林还顺带着招了半年多的商。他最终放弃了这个机会。“为了招商天天出去陪吃陪喝，以健康为代价，感觉不值得。”
时至今日，当年改革小组里的官员，大多数都成了当地党政部门一把手。如果陈海林当年从政，今天也许早已身居高位。而且当时全国上下都忙着“砸三铁”，大国企的铁饭碗不保，机关单位的金饭碗更显得金贵。陈海林却说：“这诱惑不了我。” 他坦言，即使是众人羡慕的金饭碗，但机关单位的工资收入并不高。在学校和企业的一番打拼，让陈海林有了新的想法。“还是要到市场里去打拼，如果老了就靠那点退休金生活，那还不如不活了！”他说，那时心里就有了目标，“我认为有一天肯定会有自己的公司。”
产生这个想法，也跟陈海林的出身有关。父母是普通牧民，家在草原上的农村，条件并不宽裕。母亲临产前，父亲急忙赶着马车从野外往镇上卫生所拉。半路降雨，母亲在树林避雨时产下了陈海林。
可他生下来不哭不闹。父亲以为孩子没有生机，把他丢下走了。离开几里路后，母亲不放心，“总觉得我还是活着的”。在母亲央求下，父亲赶着车又回到树林，抱起他后嘹亮的哭声响了起来。很多人把陈海林的这段经历当作传奇来听，记者却从中听出了无尽心酸。
之所以想从商，陈海林说，就是想脱离那种贫穷落后的环境，“指望挣工资是实现不了的。”回到北京后，陈海林开始向着自己的目标迈进。工作之余，他自学自考了室内设计、心理咨询、营养师。他在为下海做各种储备。“当时大方向有了，但以后具体做什么还不知道，所以要做各种准备。”
这些学习，既花时间又费金钱。母亲有时忍不住责骂他，“人家挣钱都攒着娶媳妇，谁像你挣了钱就去考这个、考那个？”陈海林却自得其乐。他后来结婚时，已年过四十，朋友还以为他是二婚。
陈海林的动力，还有来自昔日同学的刺激。平日里同学交流，某某创业了、某某当老板了、某某住别墅了，只有上班族还一成不变地原地踏步。“说向钱看也好，说发挥自己的才能也好，大家都愿意到体制外闯闯。”
转折发生在2003年。
在积累了数年的知识和人脉后，陈海林创办了自己的咨询管理公司。2003年，沈阳一家企业请他做管理策划，陈海林带着团队来沈。
这是个家族企业，经营达到一定规模后停滞不前，一直无法突破瓶颈。陈海林做的是管理托管，“你设定目标，我们帮你管理来实现。但前提是，家族成员除了财会以外都必须退出去”。
陈海林带着十几个人，从企业员工的管理、培训、潜力挖掘，到企业产品结构调整、品牌梳理建构等，从头做起。陈海林还为企业引入管理委员会，遇到问题力主举手表决。这种管理方式对家族企业来说确实新颖，但背后的碰撞也决不可能少。陈海林并未多谈。
他是担着风险去做的。因为按照协议，未达到预期效果之前，企业不需向他的团队支付费用。结果，陈海林的团队顺利达成了目标。口碑传开后，他的又在沈阳接下两个公司的管理业务。
一番试水，陈海林辞去北京的工作，正式下海。不过，日后他与体制内的关系依然紧密，这也为他的事业增色不少。只是，有关此类的问题他很谨慎，不愿多谈。
咨询管理为陈海林赚到了第一桶金，但也让他见识到了人性之劣。在为一家企业服务时，因为管理得当企业的效益暴涨。按照协议约定，陈海林可以得到数目可观的报酬，但企业却不愿意兑现。
好聚好散，撤吧。陈海林并未诉至法院。记者询问缘由，他说：“起诉可以得到钱，但我们辛辛苦苦帮企业打造出来的品牌就没了。”陈海林觉得，有些价值不是用金钱衡量的。
这种大度、仗义的性格，在陈海林生活里也随处可见。他不止一次路见不平，拔拳相助。长在草原上，自小便习武，陈海林笑称面对四五个人也不吃亏。“碰见有恃强凌弱的，我肯定第一个站出来。”他的朋友向记者印证了这个说法。
现如今，陈海林把主要精力投向了养生问题。“不管走到哪里，只要让我讲话，我就谈养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也多次主动把话题引到养生上。诸如“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今天不保健明天养医院”的段子，他张口就来；“上工治未病、中工治欲病、下工治已病”的中医理论，他也很精熟。
终于过上了有钱有闲的生活，陈海林坦言，现在做事第一考虑社会效益，第二才考虑经济效益。“我做养生推广的事，对全社会都有意义，至于是否赚钱，我不太在乎。”他说，只要自己的努力能引起一部分人的重视，便是功德无量的事。
不过，也许是养生理念尚未涉及，采访中陈海林手中的烟几乎一直没断。采访结束，记者瞥了一眼烟灰缸，里面躺着11只烟蒂。
“我不愿干约定俗成的工作，更愿意在体制外活着。”陈海林手夹香烟半靠在沙发上，目光斜视屋顶，在一片浓重的烟雾中吐出了这句话。
陈海林出生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幼时，他以为茫茫草原就是整个世界。直至念书后，他才知道中国之大。小学毕业前，老师询问学生们未来的志向。陈海林非常认真地说：“我想在死之前，把中国走遍。”
北京是他开启梦想的第一站。高考时，陈海林填报了中国民族学院（中国民族大学前身）。“当时就觉得北京好，首都嘛！”1992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分到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在办公室工作。
这是个政治地位颇高的社团组织。如果图稳定，对大学毕业生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陈海林却有别的想法。“我不喜欢很稳定的单位，去了就是混天度日。我愿意接触新鲜事物。”
一年多后机会来了。他被调到北京市河湖指挥部，部里新创办了一个旅游职业技术学校，需要有人对其经营状况进行指导、监管。在大学，陈海林念的是市场营销，恰好专业对口。他主动请缨前往。
彼时，跟普通中学和大学相比，职业技术学校尚属新生事物。国家不允许统招，学校只能到北京市各中学去招收一些学习不好提前毕业的学生，或者是在社会上呆过一段时间尚未找到工作的学生。
虽然可以为学生提供继续教育的机会，不过，社会上对这个面目模糊的教育机构半信半疑。“我们是在夹缝里求生存。”陈海林至今仍清楚记得，第一年整个学校只招来47名学生。
提高学校知名度的唯一办法就是提高教育质量。陈海林建议，对学生实习准军事化管理，先培养学生的纪律意识，然后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启发他们，你活着为了什么，你怎样达到你的目的，你的理想是什么，怎样达到你的理想。”仿佛回归到了当年的教学状态，陈海林的语速突然加快。“等帮他们把人生目标梳理完之后，后面就好办了。”
陈海林领着学生到建筑工地体验生活。北京的孩子平日甚少劳动，半天下来一个个累得大喘气。他们还被领去参观看守所，“让他们看到人生偏差的结果。”最后，他们被带到北京市一些经营良好的企业观摩。如此一番，学生们的心理有了转变，开始知道求知上进。
陈海林发现这些孩子并非一无所长。“有的数学不错，有的喜欢雕刻。”他建议学校抓住学生兴趣点分班教学，因材施教。长于数学的，被分到财会班；喜欢雕刻的，被分到餐饮班；语言能力强的，则进了导游班。
因为是专业教育，学生的就业出乎意料地好。“北京很多三星、四星级的酒店都跑来要人。”口碑传出去后，学校的生源迅速飙升。到1997年，学生人数达到了2800人。
“那种从无到有的感觉，真好！”陈海林感慨说。
1997年10月，旅游学校走上正轨，陈海林回到了河湖指挥部。不足一个月，他又赶赴包头任职。
1990年代，正是国企改制发轫期。“我敏感意识到这是国家的大方向，很想参与进去。”多年后再回忆往事，陈海林使用了“敏感”一词，值得玩味。
河湖指挥部在包头兼并了一家磁性材料厂，陈海林受命前去破旧立新。记者问他，不觉得这是个苦差事吗？“不觉得，只要我感兴趣的事情，多苦多累都愿意。”
跟众多老国企一样，磁性材料厂经营不善，早已资不抵债，被包头市确定为第一批破产单位。陈海林任副总经理，主要任务一是安置下岗职工，二是资产重组，为企业找到新的发展方向。
这恰是两块最难啃的骨头。原来国企职工身份是铁饭碗，突然一下子没了，工人们并不理解。他们把怨气撒在了北京来的陈海林身上。“这是我们的工厂，我们是主人。凭啥你来指手画脚的？”不时，还有工人围堵市政府和110国道。“那都是常事。”
陈海林只能耐心劝解。他告诉工人，企业走到破产的地步谁都心疼，但不能由着性子闹事。当年劝说的种种细节，陈海林并未详述，他只是强调了两遍，“一定要设身处地替职工考虑。”
陈海林决定彻底打消职工们的后顾之忧。当时，为了保证磁性材料厂改制顺利完成，包头市成立了改革小组，各个相关部门都参与其中。陈海林也以企业代表的身份加入改革小组中。他利用身份之便，积极与包头市政府展开谈判、斡旋，力争将职工都纳入社会统筹。
“当时厂里在职的有一千多人，退休200多人，是不小一笔钱。”陈海林说，他撰写了不少如何解决职工下岗分流的文章，最终意见被改革小组采纳，企业和政府共同承担了职工的社保费用。凭此一条，陈海林称就是一大贡献，“现在这些职工还都很感谢我。”
磁性材料厂破掉了数亿元的银行债务，重组成股份制公司。有破，还需有立。经过牵线，材料厂跟包钢稀土研究院合作，开始研制新的产品。据陈海林回忆，他任职期间磁性材料厂起码曾先后有三次突破。“中国第一个三化净水器，通过矿化、磁化、净化水质，是我们研制的。第一个磁化杯，是我们做出来的。我们也是最早成立课题组，研究汽车尾气净化器的。”因为这些成绩，磁性材料厂成为包头市国企改制的样板。
1999年末，磁性材料厂逐步脱离困局，开始正向运营。陈海林卸任回京。
陈海林本有机会在包头走上仕途。
在改革小组共事时，包头市高新开发区刚成立不久，开发区主任看上了陈海林的才能，让他到招商局帮忙招商。“当时主任对我说好好干，以后可以借机进入仕途。”
一边忙着磁性材料厂的工作，陈海林还顺带着招了半年多的商。他最终放弃了这个机会。“为了招商天天出去陪吃陪喝，以健康为代价，感觉不值得。”
时至今日，当年改革小组里的官员，大多数都成了当地党政部门一把手。如果陈海林当年从政，今天也许早已身居高位。而且当时全国上下都忙着“砸三铁”，大国企的铁饭碗不保，机关单位的金饭碗更显得金贵。陈海林却说：“这诱惑不了我。” 他坦言，即使是众人羡慕的金饭碗，但机关单位的工资收入并不高。在学校和企业的一番打拼，让陈海林有了新的想法。“还是要到市场里去打拼，如果老了就靠那点退休金生活，那还不如不活了！”他说，那时心里就有了目标，“我认为有一天肯定会有自己的公司。”
产生这个想法，也跟陈海林的出身有关。父母是普通牧民，家在草原上的农村，条件并不宽裕。母亲临产前，父亲急忙赶着马车从野外往镇上卫生所拉。半路降雨，母亲在树林避雨时产下了陈海林。
可他生下来不哭不闹。父亲以为孩子没有生机，把他丢下走了。离开几里路后，母亲不放心，“总觉得我还是活着的”。在母亲央求下，父亲赶着车又回到树林，抱起他后嘹亮的哭声响了起来。很多人把陈海林的这段经历当作传奇来听，记者却从中听出了无尽心酸。
之所以想从商，陈海林说，就是想脱离那种贫穷落后的环境，“指望挣工资是实现不了的。”回到北京后，陈海林开始向着自己的目标迈进。工作之余，他自学自考了室内设计、心理咨询、营养师。他在为下海做各种储备。“当时大方向有了，但以后具体做什么还不知道，所以要做各种准备。”
这些学习，既花时间又费金钱。母亲有时忍不住责骂他，“人家挣钱都攒着娶媳妇，谁像你挣了钱就去考这个、考那个？”陈海林却自得其乐。他后来结婚时，已年过四十，朋友还以为他是二婚。
陈海林的动力，还有来自昔日同学的刺激。平日里同学交流，某某创业了、某某当老板了、某某住别墅了，只有上班族还一成不变地原地踏步。“说向钱看也好，说发挥自己的才能也好，大家都愿意到体制外闯闯。”
转折发生在2003年。
在积累了数年的知识和人脉后，陈海林创办了自己的咨询管理公司。2003年，沈阳一家企业请他做管理策划，陈海林带着团队来沈。
这是个家族企业，经营达到一定规模后停滞不前，一直无法突破瓶颈。陈海林做的是管理托管，“你设定目标，我们帮你管理来实现。但前提是，家族成员除了财会以外都必须退出去”。
陈海林带着十几个人，从企业员工的管理、培训、潜力挖掘，到企业产品结构调整、品牌梳理建构等，从头做起。陈海林还为企业引入管理委员会，遇到问题力主举手表决。这种管理方式对家族企业来说确实新颖，但背后的碰撞也决不可能少。陈海林并未多谈。
他是担着风险去做的。因为按照协议，未达到预期效果之前，企业不需向他的团队支付费用。结果，陈海林的团队顺利达成了目标。口碑传开后，他的又在沈阳接下两个公司的管理业务。
一番试水，陈海林辞去北京的工作，正式下海。不过，日后他与体制内的关系依然紧密，这也为他的事业增色不少。只是，有关此类的问题他很谨慎，不愿多谈。
咨询管理为陈海林赚到了第一桶金，但也让他见识到了人性之劣。在为一家企业服务时，因为管理得当企业的效益暴涨。按照协议约定，陈海林可以得到数目可观的报酬，但企业却不愿意兑现。
好聚好散，撤吧。陈海林并未诉至法院。记者询问缘由，他说：“起诉可以得到钱，但我们辛辛苦苦帮企业打造出来的品牌就没了。”陈海林觉得，有些价值不是用金钱衡量的。
这种大度、仗义的性格，在陈海林生活里也随处可见。他不止一次路见不平，拔拳相助。长在草原上，自小便习武，陈海林笑称面对四五个人也不吃亏。“碰见有恃强凌弱的，我肯定第一个站出来。”他的朋友向记者印证了这个说法。
现如今，陈海林把主要精力投向了养生问题。“不管走到哪里，只要让我讲话，我就谈养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也多次主动把话题引到养生上。诸如“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今天不保健明天养医院”的段子，他张口就来；“上工治未病、中工治欲病、下工治已病”的中医理论，他也很精熟。
终于过上了有钱有闲的生活，陈海林坦言，现在做事第一考虑社会效益，第二才考虑经济效益。“我做养生推广的事，对全社会都有意义，至于是否赚钱，我不太在乎。”他说，只要自己的努力能引起一部分人的重视，便是功德无量的事。
不过，也许是养生理念尚未涉及，采访中陈海林手中的烟几乎一直没断。采访结束，记者瞥了一眼烟灰缸，里面躺着11只烟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