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青天”青海纠“左”
　　
　　1958至1961年，青海省以省委第一书记高峰为首的领导班子，在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强制推行“大跃进”。1957年底统计青海人口265万，到1962年降到205万，减少60万。除小部分逃到新疆等地外，至少饿死45万人，占全省人口近五分之一。
　　当时，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只知道青海问题严重，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并不清楚。1961年春，公安部副部长王昭被调任青海省委任第二书记兼省长，主持青海党、政日常工作。
　　青海省在“大跃进”年代，不仅经济遭到空前破坏，人民群众死、伤惨重，公检法机关(尤其是公安机关)还运用专政手段残酷镇压毫无过错的人民群众。1961年5月，他到捕人最多的玉樹州，途中被一群妇女拦住车子。那些妇女说，他们那里成年男人被捕光了，要求留下“人种”，使王昭非常震惊。王昭对省委和各级党委领导班子进行了必要的调整、改组，对几十名问题特别严重的领导人撤职、降职，对其中少数人作了司法处分。
　　由于王昭的到来，解散食堂、采取紧急救援措施，人口大量死亡的状况迅速得到扭转。人们发自内心拥护王昭，呼其为“王青天”。
　　
　　“四清运动”中
　　王昭的左倾路线
　　
　　1963年秋，王昭亲自挂帅，从省直机关抽调30多名厅、局干部，300多名普通干部组成“四清”工作团，不遗余力地贯彻毛泽东反修防修的理论，在青海省大搞“四清”运动。王昭把开始好转的青海经济再次推向绝境。农村的赤贫他是知道的，亲身经历过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可能是身不由己吧。
　　据湟中县统计，全县“四清”运动中有349名基层干部自杀。到1966年，青海13个县“四清”运动中，有1700多名干部自杀，99％以上都是生产大队、生产队里的干部。
　　青海“四清”运动越来越“左”。1961年的“王青天”到哪里去了?当时的王昭和此时的王昭，判若两人。
　　
　　接待邓小平留下祸患
　　
　　1966年3月，邓小平率领薄一波、刘澜涛、杨成武等人到青海视察，主要是到211厂(核武器制造、实验基地)。为了接待邓小平，王昭成立专门的班子，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就在王昭忙活的时候，毛泽东在上海、杭州召开没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紧锣密鼓策划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名义上是请假到西安视察“大三线”建设，在青海视察却极少说话，似乎闷闷不乐，忧心忡忡。我作为公安厅临时抽到宾馆的服务人员，亲眼目睹了邓小平严肃的面孔。
　　邓小平一行离开青海，王昭累病了，到北京治病。红卫兵起来造反，中共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叫王昭不要回青海，安心在北京治病。可是王昭听说省委被造反派弄得不能办公，不听善意劝阻，回到西宁。他经常和冲击省委的红卫兵、造反派辩论。
　　那些在1961年、1962年整风运动中受到过直接或间接处分的人，给造反派出谋划策，提供打倒王昭的“炮，弹”。包括接待邓小平的详细情况，都在大字报上贴了出来，说王昭为了接待邓小平一行，花了几万元，光招待吃饭费就花了1万多元。而每人只交了1.65元，加起来才几百元。为了招待党内第二号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和61个“叛徒”集团中的薄一波、刘澜涛，如此大动干戈，不惜花费民脂民膏，这说明王昭本人就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分子。
　　这些大字报对王昭非常不利。随着刘、邓被公开批判，造反派把王昭关押起来。轮番批斗。
　　
　　出逃与自投罗网
　　
　　王昭被造反派关在省委汽车房里。一天晚上，他起来小便，意外跌倒摔断胳膊。造反派不让住院治疗，同情他的警卫员将王昭接出来，送进洛阳骨科医院治疗。
　　王昭突然失踪，造反派暴跳如雷，派人到处搜捕。将王昭转移到洛阳的警卫员安排得非常周到，如果王昭安心养病，是平安无事的。可是，他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不了解。以为同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一样，很快就会过去。可是他想错了，等待他的将是灭顶之灾。
　　1967年春天，青海两大派群众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捍卫队”)和八·一八革命联合造反司令部(简称“八·一八”)为了争夺《青海日报》控制权，展开激烈斗争。2月23日，守卫在报社周围、防止武斗的部队，突然和“八·一八”造反派组织发生冲突，开枪冲进报社，当场打死179人，打伤1000多人。“八·一八”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取缔、解散。
　　1967年3月24日，中央把“二·二三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把赵永夫、张晓川定为这一事件的策划者，说王昭和这一事件直接有关。王昭听到广播后十分生气，要到北京找中央、找毛泽东、找周恩来说明情况，骨伤还没有治好就回到北京家中。公安部造反派马上把他拘禁起来，青海省造反派如获至宝，派人到北京揪斗王昭。
　　
　　周恩来发话与王昭
　　被“左”扼杀
　　
　　造反派要求把王昭带回青海批判，周恩来说：“你们把王昭带回青海批斗可以。但是，只能文斗，不能武斗；要烧而不焦，保证他的生命安全。”几个月后，王昭被正式逮捕，关进公安厅监狱。他还怀着希望，不断给周恩来写信，为自己申冤。
　　1970年，王昭病重，看守所向军管会报告，要求把他送到医院治疗，军管会迟迟不作答复。直到王昭病情加重，看守所医生感到责任重大，不得不亲自到军管会直接给领导汇报。军管会的一位副主任一面打扑克，一面冷冷地说：“王昭不是省委书记、不是省长，是经过中央批准逮捕的犯人，是杀害革命造反派的凶手，你为什么那么同情他?你的阶级感情哪去了?”
　　医生只好走了。他知道自己已经尽到责任。王昭之死和他无关。
　　第二天早晨，看守员打开王昭监房，发现他已死，手里还攥着没有写完的信。
　　军管会做出决定：王昭死亡，严格保密，不得外传，以在西安市东关大街上发现的无名尸体为名送火葬场火化，骨灰暂存火葬场。1958到1960年，青海对于死亡犯人，不通知其在外地的家属，以无名尸体处理。如今，王昭也是这个待遇。他可以说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夫人在北京工作，文革中受尽折磨，王死后抑郁而终。唯一的女儿饱受刺激，得了精神病。
　　1979年，王昭得到彻底平反。家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火葬场找到王昭骨灰，接到北京。他的战友、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在王昭平反问题上起到了关键作用。他饱含深情和眼泪迎接战友的骨灰，陪同送到北京八宝山公墓一室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