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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东坡志林》是苏轼的代表笔记。本文旨在以《东坡志林》为文本出发点，从笔记小品的角度深度探讨苏轼自元丰至元符近二十年间的心境变化及心路历程。
关键词：苏轼；《东坡志林》；心路历程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3-0-03
一、引言
《东坡志林》[1]作为学界基本公认的苏轼所作笔记的代表，其间收录了苏轼自元丰至元符年间近二十年所作的散文、小品、杂谈等不同文体、风格的作品。万历二十三年（1595）赵用贤《刻东坡先生志林小序》有言“其间或名臣勋业，或治朝政教，或地理方域，或梦幻幽怪，或神仙伎术，片语单词，谐谑纵浪，无不毕具。而其生平迁谪流离之苦，颠危困厄之状，亦既略备。然而襟期廖廓，风流辉映，虽当群口见嫉、投荒濒死之日，而洒然有以自适其适，固有不为形骸彼我，宛宛然就拘束者矣。”可见其中题材内容之广泛博杂，几乎渗透了苏轼思想生活学习的方方面面。
而其间记录的二十年，几乎涵盖了从元丰二年（1079）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到元符三年（1100）奉旨内迁，是苏轼人生经历中最坎坷的一段岁月，于动荡波折之中，苏轼的心态与思想显然发生了种种令人深思的变化。从外界环境的压迫到自我求索的探寻，内在与外在，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冲撞、打磨无疑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张力。
更值得一提的是，《东坡志林》并非由苏轼本人辑佚而成，而是后人搜集整理其散佚的文字汇编而成，从而更显示出其供探讨研究的真实性与价值。苏轼生前虽想要汇编《志林》，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后未能成功。他在《与郑靖老书》中写道：“《志林》竟未成，但草得《书传》十三卷，甚赖公两借书籍检阅耳。”苏轼所作《易传》、《论语说》，与这里提到的《书传》并为三书，是作者自视甚重、用力至勤写出的专著。他与郑书将《志林》和《书传》并提，可知两书性质当不致相差太远，都是作者倾注心力有计划写作的专著，而不大可能是“随手所记，非本著作”的随笔杂感一类[2]。但正是因为后人汇编，故其中也混杂了一些生前不愿示人的手书墨迹。检今五卷本《东坡志林》笔记文部分，常见文末署“x年x月书”，“书以付过”，“书以遗过子”，“东坡居士书”等类的话，可见今传《东坡志林》中却有一部分是从墨迹整理，由《手泽》而来的。[3]故会带有一定的私人性成分在其中。
并且，苏轼似乎认为类似小品文之类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正经文章，无甚重要，故随写随丢，无意留给后人。如周作人所论，真正的文学“不是正经文章，只是他随便一写的东西，如书信题跋之类，在他本认为不甚重要，不是想要传留给后人的，因而写的时候，态度便很自然” [4]。正因为如此，他这些东西也就非常随便、自然，有感即发，有话便讲，言之有物，无所讳忌。[5]这就与今日作家的出版之作与未出版之作类似，两者之间还是有着一些细微的差别。
宋代时，诗词文甚是流行，而小品笔记之类则鲜得关注，流传范围较小，故文人墨客也不免于这些当时的冷门文体中可暂时找到一个随性而作，卸下心防的栖身之所。由此，从《东坡志林》中我们便可窥见一个更加真实的苏轼，触及他心底里的真实想法与感受。明代袁宏道在《苏长公合集·引》中亦言：“东坡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东坡哉！”
因此，以《东坡志林》的文本为出发点，我们更能探知得苏轼的所思所想，接近其二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从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苏轼。
二、乐观与悲观之间的徘徊
今人论及苏轼多对其乐观旷达，虽身处逆境却仍积极向上的心态饱加称赞，殊不知一个人的性格其实是由后天环境与天生性格两方面影响而成的。《东坡志林》收录的文作中有很大一部分作品显露出了苏轼素来的豁达开朗，但这并不代表苏轼毫无牢骚苦闷，事实上其间仍有一小部分作品中流露出了悲观的心态。而从不同文作的写作年份看来，这两方的势力也是此消彼长，并非绝对的一清二白，中间并没有一个清楚的分界线，由此，不难看出苏轼当时的心态是徘徊在乐观与悲观之间的。例如：
昔年过洛，见李公简言：“真宗既东封，访天下隐者，得杞人杨朴，能诗。及召对，自言不能。上问：‘临行有人作诗送卿否？’朴曰：‘惟臣妾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上大笑，放还山。”余在湖州，坐作诗追赴诏狱，妻子送余出门，皆哭。无以语之，顾语妻曰：“独不能如扬子云处士妻作诗送我乎？”妻子不觉失笑，余乃出。[6]
此文写于元丰二年（1079），苏轼时在湖州任官，却因“乌台诗案”而被下旨坐牢。临行之时，妻子儿女皆痛哭。原系遭人谋害，更知苏轼此去前途茫茫，生死未卜。惟苏轼心胸坦荡，不仅以杨朴之事慰己，更以其事宽慰妻子，是何等的豁达。
而写于元丰六年（1083）谪居黄州四年之后的《别文甫子辩》则流露出了不同的感慨：
仆以元丰三年二月一日至黄州，时家在南都，独与儿子迈来，郡中无一人旧识者。时时策杖在江上，望云涛渺然，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居十馀日，有长髯者惠然见过，乃文甫弟子之弟子辩。留语半日，云：“迫寒食，且归东湖。”仆送之江上，微风细雨，叶舟横江而去。仆登夏隩尾高邱以望之，仿佛见舟及武昌，步乃还。尔后遂相往来，及今四周岁，相过殆百数。遂欲买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近忽量移临汝，念将复去，而后期未可必。感物凄然，有不胜怀。浮屠不三宿桑下者，有以也哉。七年三月九日。[7]
此篇虽主要是叙述与文甫兄弟相识、相熟、相离的过程，然其间流露出的却不只是与友人分别的伤感与对三人深厚友情的吟哦。是什么致使了这次别离？是什么使得故友再见之日遥遥无期？是什么让苏轼欲买田而老的愿望一次又一次地落空？又是什么导致了一次又一次不期而遇的分别？是一张张调任文书。个体的无奈、对自己生活的无法把控跃然纸上，故“感物凄然，有不胜怀”。 而同为写于谪居黄州时期的《记承天夜游》、《游沙湖》、《东坡升仙》，《记承天夜游》两句“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写尽东坡之悠闲乐观的心境。《游沙湖》中“谁道人生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苏轼虽到中年却仍珍惜大好时光甚至鼓励众人莫辜负一生岁月，豁达乐观至此。但《东坡升仙》一文中所言“吾平生遭口语无数……今谤我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虚尔。”却不免带上了些多疑与牢骚。在苏轼看来，那些传言他身死之人皆为诽谤，但其实其中难免有关心他、崇敬他之人。
直到他去世的前两年，他的《记过合浦》“天未欲使从是也，吾辈必济！”的坚定乐观积极和《辟谷说》中“元符二年，儋耳米贵，吾方有绝粮之忧，欲与过子共行此法，故书以授之。”隐含在寥寥几句下的淡淡心酸悲凉又有几人能够体会？
正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苏轼其实从始至终都未能做到真正的豁达，始终都在乐观与悲观的情绪中徘徊。但事实上冥冥众生谁又能够做到决然的超脱？历经风雨，苏轼能做到这般已实属不易。
三、出仕与入仕之间的矛盾
自宋朝起，治国理念较前朝大有不同。宋代重文轻武，文人地位极高。加之宋代重视教育和科举，教育部门发展，学校设置越来越完备，由此引得宋朝文人人数大量增加。与之相应的便是科举招生名额的不断增加，“学而优则仕”成为社会思潮。另外，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就怀有强烈的政治抱负，渴望为国效力，因此，文人为官成为正道。
生活在这一环境中的苏轼也深受这一观念的影响，年仅二十岁就赴京应举，且深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少年得志，原本仕途一片坦荡的苏轼却在为官不久就因丁忧、党争、“乌台诗案”等种种事件而颠沛流离，屡遭贬谪，四处流离。尽管如此，苏轼也并未放弃自己的报国理想，屡屡的打压受挫和心中的抱负又像两个不同的声音在彼此拉扯，使苏轼难以做出最终的抉择，始终处在矛盾之中。
《东坡志林》中收录的最早的文章即是东坡因人生中最重大的一次打击——“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后所作。其中有两篇提到了身处黄州的苏轼在出仕与入仕之间的犹豫挣扎。一是《雪堂问潘邠老》，一是《乐天烧丹》。在《雪堂问潘邠老》中，苏轼借写主客问答来写自己内心关于出仕与入仕的矛盾。其文末歌曰：“吾非取雪之势，而取雪之意；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一语道尽自己心中症结所在。而《乐天烧丹》以白居易烧丹欲成而炉鼎败，后升迁为官不再炼丹的经历为引，道出苏轼自己对“入世、出世之事不能两全”的认识。在某些角度看来，入世出世与入仕出仕对于苏轼来说是同样类型的事情。苏轼也一直在思考究竟是彻底出世还是彻底入世，两件事最终只能做好一件罢了。
而同写于元祐年间苏轼知扬州之时的姊妹篇《请广陵》和《买田求归》则更为直截了当地表露出了苏轼的心志。
《请广陵》：今年吾当请广陵，暂与子由相别。至广陵逾月，遂往南郡，自南郡诣梓州，溯流归乡，尽载家书而行，迤逦致仕，筑室种果于眉，以须子由之归而老焉，不知此愿遂否？言之怅然也。[8]
《买田求归》：浮玉老师元公欲为吾买田京口，要与浮玉之田相近者，此意殆不可忘。吾昔有诗云：“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今有田矣，不归无乃食言于神耶？[9]
写此两文时，苏轼已经五十五岁多，原想归隐的他甚至已经买好了田地，设想着筑室种果的退休生活。但一纸任命又让他的愿望破灭。可见苏轼在面对出仕与入仕的矛盾时其实还受到了外界环境对他的影响，使其不能随心所欲地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虽然他自己也不十分清楚自己想要的究竟是哪一种生活。这对苏轼的选择来说是一个仅次于他本人的犹豫徘徊的不能被忽视的重要因素。
四、对自己命运的不懈探求
才华横溢，少年得志，却又宦海沉浮，多次遭贬。历经磨难的苏轼开始慢慢探求自己的命运为何会走向如此的原因。众所周知，苏轼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还是大学问家和杂家，在儒释道、星相、占卜、农业、美食等领域均有涉猎。也许正是这些博杂的学问积累使得苏轼更易探寻得出自己想要的答案，抑或是在对自己命运的一次又一次不懈的探求中，苏轼的各种学问知识才得以进一步巩固加强，厚积薄发。
在《东坡志林》中亦收录了多篇苏轼对自己的命运探讨的文章。“乃知退之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10]他提到自己与韩愈都是以磨蝎为身宫，故命运相同，一生容易受到诽谤伤害，同病相怜。又认为马梦得与自己同年同月生，这个月出生的人都不是富贵人，一生贫困。而自己和马梦得是众人之中贫困之首，自己仅次于梦得而已。可见在苏轼看来，生辰八字对一个人的命运影响非常重要，自己也正是由于出生日期的原因才得时运不济之人生。又认为人生有定分，自己想要买田归隐却遍寻不得，该是自己的就是自己的，不该是自己的即使强求也没有用。嵇康之所以看不到石髓是因为他与神仙没有缘分，而自己和韩愈也是为世人所不能容者。
除关注命分之外，苏轼还经常从儒释道中汲取养分。越到后期，佛家的出世思想对他的影响就越深。自早年莅杭时期，苏轼便广与僧道结交。贬谪以来，与僧道的交情更愈益深厚，仅见于薄薄一本《东林志林》中明确记载的，就有二十六人之众。[11]可见佛学与苏轼一生的行事处世有密切关系，他在政治上多次遭到迫害，仕途坎坷偃蹇，但他总能够处变不惊，心无挂碍，随缘自适，洒脱旷达，这与他的佛学修养有很大的关系。[12]而事实上，这些淡然豁达也是在苏轼历经挫折磨难之后自己不断调整本就比常人乐观的心态而成，绝非易事。
综上所述，从《东坡志林》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真实更为复杂的苏轼。他在乐观与悲观之间的徘徊，在出仕与入仕之间的矛盾以及对自己坎坷命运的不懈探求，都彰显了他钟摆式上升的渐趋平和乐观的心态。兜兜转转，是他一路走来心路历程的缩影。乐观背后，其实总有难舒的心中块垒，总有难填的胸中丘壑，但一路走来，苏轼已经比任何人都要乐观坚强。
参考文献：
[1]刘文忠：《东坡志林》，中华书局2007年版。
[2]周先慎：《<东坡志林>初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69页。
[3]周先慎：《<东坡志林>初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69页。
[4]安芮璿：《宋人笔记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第76页。
[5]李苓：《浅谈苏轼小品文的风格》，《苏轼文论丛》，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6]《东坡志林》卷二《书杨朴事》。
[7]《东坡志林》卷一《别文甫子辩》。
[8]《东坡志林》卷二《请广陵》。
[9] 东坡志林》卷二《买田求归》。
[10]《东坡志林》卷一《退之平生多得谤誉》。
[11]杨芸：《大地苍生 赤子情深——从<东坡志林>看苏轼谪居时期的亲民情怀》，《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4月：第8页。
[12]梁银林：《苏轼与佛学》，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第3页。
关键词：苏轼；《东坡志林》；心路历程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3-0-03
一、引言
《东坡志林》[1]作为学界基本公认的苏轼所作笔记的代表，其间收录了苏轼自元丰至元符年间近二十年所作的散文、小品、杂谈等不同文体、风格的作品。万历二十三年（1595）赵用贤《刻东坡先生志林小序》有言“其间或名臣勋业，或治朝政教，或地理方域，或梦幻幽怪，或神仙伎术，片语单词，谐谑纵浪，无不毕具。而其生平迁谪流离之苦，颠危困厄之状，亦既略备。然而襟期廖廓，风流辉映，虽当群口见嫉、投荒濒死之日，而洒然有以自适其适，固有不为形骸彼我，宛宛然就拘束者矣。”可见其中题材内容之广泛博杂，几乎渗透了苏轼思想生活学习的方方面面。
而其间记录的二十年，几乎涵盖了从元丰二年（1079）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到元符三年（1100）奉旨内迁，是苏轼人生经历中最坎坷的一段岁月，于动荡波折之中，苏轼的心态与思想显然发生了种种令人深思的变化。从外界环境的压迫到自我求索的探寻，内在与外在，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冲撞、打磨无疑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张力。
更值得一提的是，《东坡志林》并非由苏轼本人辑佚而成，而是后人搜集整理其散佚的文字汇编而成，从而更显示出其供探讨研究的真实性与价值。苏轼生前虽想要汇编《志林》，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后未能成功。他在《与郑靖老书》中写道：“《志林》竟未成，但草得《书传》十三卷，甚赖公两借书籍检阅耳。”苏轼所作《易传》、《论语说》，与这里提到的《书传》并为三书，是作者自视甚重、用力至勤写出的专著。他与郑书将《志林》和《书传》并提，可知两书性质当不致相差太远，都是作者倾注心力有计划写作的专著，而不大可能是“随手所记，非本著作”的随笔杂感一类[2]。但正是因为后人汇编，故其中也混杂了一些生前不愿示人的手书墨迹。检今五卷本《东坡志林》笔记文部分，常见文末署“x年x月书”，“书以付过”，“书以遗过子”，“东坡居士书”等类的话，可见今传《东坡志林》中却有一部分是从墨迹整理，由《手泽》而来的。[3]故会带有一定的私人性成分在其中。
并且，苏轼似乎认为类似小品文之类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正经文章，无甚重要，故随写随丢，无意留给后人。如周作人所论，真正的文学“不是正经文章，只是他随便一写的东西，如书信题跋之类，在他本认为不甚重要，不是想要传留给后人的，因而写的时候，态度便很自然” [4]。正因为如此，他这些东西也就非常随便、自然，有感即发，有话便讲，言之有物，无所讳忌。[5]这就与今日作家的出版之作与未出版之作类似，两者之间还是有着一些细微的差别。
宋代时，诗词文甚是流行，而小品笔记之类则鲜得关注，流传范围较小，故文人墨客也不免于这些当时的冷门文体中可暂时找到一个随性而作，卸下心防的栖身之所。由此，从《东坡志林》中我们便可窥见一个更加真实的苏轼，触及他心底里的真实想法与感受。明代袁宏道在《苏长公合集·引》中亦言：“东坡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东坡哉！”
因此，以《东坡志林》的文本为出发点，我们更能探知得苏轼的所思所想，接近其二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从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苏轼。
二、乐观与悲观之间的徘徊
今人论及苏轼多对其乐观旷达，虽身处逆境却仍积极向上的心态饱加称赞，殊不知一个人的性格其实是由后天环境与天生性格两方面影响而成的。《东坡志林》收录的文作中有很大一部分作品显露出了苏轼素来的豁达开朗，但这并不代表苏轼毫无牢骚苦闷，事实上其间仍有一小部分作品中流露出了悲观的心态。而从不同文作的写作年份看来，这两方的势力也是此消彼长，并非绝对的一清二白，中间并没有一个清楚的分界线，由此，不难看出苏轼当时的心态是徘徊在乐观与悲观之间的。例如：
昔年过洛，见李公简言：“真宗既东封，访天下隐者，得杞人杨朴，能诗。及召对，自言不能。上问：‘临行有人作诗送卿否？’朴曰：‘惟臣妾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上大笑，放还山。”余在湖州，坐作诗追赴诏狱，妻子送余出门，皆哭。无以语之，顾语妻曰：“独不能如扬子云处士妻作诗送我乎？”妻子不觉失笑，余乃出。[6]
此文写于元丰二年（1079），苏轼时在湖州任官，却因“乌台诗案”而被下旨坐牢。临行之时，妻子儿女皆痛哭。原系遭人谋害，更知苏轼此去前途茫茫，生死未卜。惟苏轼心胸坦荡，不仅以杨朴之事慰己，更以其事宽慰妻子，是何等的豁达。
而写于元丰六年（1083）谪居黄州四年之后的《别文甫子辩》则流露出了不同的感慨：
仆以元丰三年二月一日至黄州，时家在南都，独与儿子迈来，郡中无一人旧识者。时时策杖在江上，望云涛渺然，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居十馀日，有长髯者惠然见过，乃文甫弟子之弟子辩。留语半日，云：“迫寒食，且归东湖。”仆送之江上，微风细雨，叶舟横江而去。仆登夏隩尾高邱以望之，仿佛见舟及武昌，步乃还。尔后遂相往来，及今四周岁，相过殆百数。遂欲买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近忽量移临汝，念将复去，而后期未可必。感物凄然，有不胜怀。浮屠不三宿桑下者，有以也哉。七年三月九日。[7]
此篇虽主要是叙述与文甫兄弟相识、相熟、相离的过程，然其间流露出的却不只是与友人分别的伤感与对三人深厚友情的吟哦。是什么致使了这次别离？是什么使得故友再见之日遥遥无期？是什么让苏轼欲买田而老的愿望一次又一次地落空？又是什么导致了一次又一次不期而遇的分别？是一张张调任文书。个体的无奈、对自己生活的无法把控跃然纸上，故“感物凄然，有不胜怀”。 而同为写于谪居黄州时期的《记承天夜游》、《游沙湖》、《东坡升仙》，《记承天夜游》两句“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写尽东坡之悠闲乐观的心境。《游沙湖》中“谁道人生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苏轼虽到中年却仍珍惜大好时光甚至鼓励众人莫辜负一生岁月，豁达乐观至此。但《东坡升仙》一文中所言“吾平生遭口语无数……今谤我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虚尔。”却不免带上了些多疑与牢骚。在苏轼看来，那些传言他身死之人皆为诽谤，但其实其中难免有关心他、崇敬他之人。
直到他去世的前两年，他的《记过合浦》“天未欲使从是也，吾辈必济！”的坚定乐观积极和《辟谷说》中“元符二年，儋耳米贵，吾方有绝粮之忧，欲与过子共行此法，故书以授之。”隐含在寥寥几句下的淡淡心酸悲凉又有几人能够体会？
正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苏轼其实从始至终都未能做到真正的豁达，始终都在乐观与悲观的情绪中徘徊。但事实上冥冥众生谁又能够做到决然的超脱？历经风雨，苏轼能做到这般已实属不易。
三、出仕与入仕之间的矛盾
自宋朝起，治国理念较前朝大有不同。宋代重文轻武，文人地位极高。加之宋代重视教育和科举，教育部门发展，学校设置越来越完备，由此引得宋朝文人人数大量增加。与之相应的便是科举招生名额的不断增加，“学而优则仕”成为社会思潮。另外，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就怀有强烈的政治抱负，渴望为国效力，因此，文人为官成为正道。
生活在这一环境中的苏轼也深受这一观念的影响，年仅二十岁就赴京应举，且深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少年得志，原本仕途一片坦荡的苏轼却在为官不久就因丁忧、党争、“乌台诗案”等种种事件而颠沛流离，屡遭贬谪，四处流离。尽管如此，苏轼也并未放弃自己的报国理想，屡屡的打压受挫和心中的抱负又像两个不同的声音在彼此拉扯，使苏轼难以做出最终的抉择，始终处在矛盾之中。
《东坡志林》中收录的最早的文章即是东坡因人生中最重大的一次打击——“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后所作。其中有两篇提到了身处黄州的苏轼在出仕与入仕之间的犹豫挣扎。一是《雪堂问潘邠老》，一是《乐天烧丹》。在《雪堂问潘邠老》中，苏轼借写主客问答来写自己内心关于出仕与入仕的矛盾。其文末歌曰：“吾非取雪之势，而取雪之意；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一语道尽自己心中症结所在。而《乐天烧丹》以白居易烧丹欲成而炉鼎败，后升迁为官不再炼丹的经历为引，道出苏轼自己对“入世、出世之事不能两全”的认识。在某些角度看来，入世出世与入仕出仕对于苏轼来说是同样类型的事情。苏轼也一直在思考究竟是彻底出世还是彻底入世，两件事最终只能做好一件罢了。
而同写于元祐年间苏轼知扬州之时的姊妹篇《请广陵》和《买田求归》则更为直截了当地表露出了苏轼的心志。
《请广陵》：今年吾当请广陵，暂与子由相别。至广陵逾月，遂往南郡，自南郡诣梓州，溯流归乡，尽载家书而行，迤逦致仕，筑室种果于眉，以须子由之归而老焉，不知此愿遂否？言之怅然也。[8]
《买田求归》：浮玉老师元公欲为吾买田京口，要与浮玉之田相近者，此意殆不可忘。吾昔有诗云：“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今有田矣，不归无乃食言于神耶？[9]
写此两文时，苏轼已经五十五岁多，原想归隐的他甚至已经买好了田地，设想着筑室种果的退休生活。但一纸任命又让他的愿望破灭。可见苏轼在面对出仕与入仕的矛盾时其实还受到了外界环境对他的影响，使其不能随心所欲地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虽然他自己也不十分清楚自己想要的究竟是哪一种生活。这对苏轼的选择来说是一个仅次于他本人的犹豫徘徊的不能被忽视的重要因素。
四、对自己命运的不懈探求
才华横溢，少年得志，却又宦海沉浮，多次遭贬。历经磨难的苏轼开始慢慢探求自己的命运为何会走向如此的原因。众所周知，苏轼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还是大学问家和杂家，在儒释道、星相、占卜、农业、美食等领域均有涉猎。也许正是这些博杂的学问积累使得苏轼更易探寻得出自己想要的答案，抑或是在对自己命运的一次又一次不懈的探求中，苏轼的各种学问知识才得以进一步巩固加强，厚积薄发。
在《东坡志林》中亦收录了多篇苏轼对自己的命运探讨的文章。“乃知退之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10]他提到自己与韩愈都是以磨蝎为身宫，故命运相同，一生容易受到诽谤伤害，同病相怜。又认为马梦得与自己同年同月生，这个月出生的人都不是富贵人，一生贫困。而自己和马梦得是众人之中贫困之首，自己仅次于梦得而已。可见在苏轼看来，生辰八字对一个人的命运影响非常重要，自己也正是由于出生日期的原因才得时运不济之人生。又认为人生有定分，自己想要买田归隐却遍寻不得，该是自己的就是自己的，不该是自己的即使强求也没有用。嵇康之所以看不到石髓是因为他与神仙没有缘分，而自己和韩愈也是为世人所不能容者。
除关注命分之外，苏轼还经常从儒释道中汲取养分。越到后期，佛家的出世思想对他的影响就越深。自早年莅杭时期，苏轼便广与僧道结交。贬谪以来，与僧道的交情更愈益深厚，仅见于薄薄一本《东林志林》中明确记载的，就有二十六人之众。[11]可见佛学与苏轼一生的行事处世有密切关系，他在政治上多次遭到迫害，仕途坎坷偃蹇，但他总能够处变不惊，心无挂碍，随缘自适，洒脱旷达，这与他的佛学修养有很大的关系。[12]而事实上，这些淡然豁达也是在苏轼历经挫折磨难之后自己不断调整本就比常人乐观的心态而成，绝非易事。
综上所述，从《东坡志林》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真实更为复杂的苏轼。他在乐观与悲观之间的徘徊，在出仕与入仕之间的矛盾以及对自己坎坷命运的不懈探求，都彰显了他钟摆式上升的渐趋平和乐观的心态。兜兜转转，是他一路走来心路历程的缩影。乐观背后，其实总有难舒的心中块垒，总有难填的胸中丘壑，但一路走来，苏轼已经比任何人都要乐观坚强。
参考文献：
[1]刘文忠：《东坡志林》，中华书局2007年版。
[2]周先慎：《<东坡志林>初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69页。
[3]周先慎：《<东坡志林>初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69页。
[4]安芮璿：《宋人笔记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第76页。
[5]李苓：《浅谈苏轼小品文的风格》，《苏轼文论丛》，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6]《东坡志林》卷二《书杨朴事》。
[7]《东坡志林》卷一《别文甫子辩》。
[8]《东坡志林》卷二《请广陵》。
[9] 东坡志林》卷二《买田求归》。
[10]《东坡志林》卷一《退之平生多得谤誉》。
[11]杨芸：《大地苍生 赤子情深——从<东坡志林>看苏轼谪居时期的亲民情怀》，《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4月：第8页。
[12]梁银林：《苏轼与佛学》，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