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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翁倩 rwzkstar@163.com
2001年的一天，导演张建栋在厦门一所监狱拍摄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一个行将释放的“牢头”朝他走了过来。
“他忽然就阴阴地问了我一句，罗阳来了吗？”
“罗阳，没来。”张建栋心里打了个冷战。
电影《烈日灼心》剧照
那牢头“晃着膀子就走了”。张建栋这才恍过神来，自己3年前根据真实故事拍摄的警匪电视剧《刑警本色》，居然余波犹在。
角色罗阳的名字就是罪犯本名，曾被称为“内江第一杀手”，1994年在行动中被捕。“事隔那么久江湖上还有人惦记着他。一方面说明这是个人物，也说明剧里这个角色的完成度很高。”
出演罗阳的演员段奕宏时年26岁。彼时他的名字还叫“段龙”。
当时力排众议用段奕宏，张建栋看中的首先是他的眼神。“有股狠劲儿，凶煞寒冷，像冰一样。现在看，还能看到。剧中那个罗阳也不是普通马仔，是因为少年时受到欺侮凌辱后来转性，所以他眼神里不光是凶，还有一份纯真和执拗。”
那个剧组有王志文、李幼斌等好几位前辈，新人段龙并不发怵。“别人不敢接王志文的眼神，他敢。两人对视时，火星子乱溅。”更令张建栋惊讶的是，这个“愣头青”居然在谈酬金时毫不松口。“制片主任用那几个大牌压他，他不服，就说你们这样不公平，必须尊重我。”张建栋心一凛，“这孩子好有骨气。角色罗阳也是个底层啊，段龙我要定了。”
13年后，又是在厦门，段奕宏拍摄了他生平第一部大银幕悬疑片《烈日灼心》，演出个性复杂的警长伊谷春。其中大段和邓超扮演的协警、奸杀案疑犯辛小丰之间的对手戏，复杂微妙、纠结难言，同样通过眼神来完成。
部队出身的编剧兰晓龙形容段奕宏演戏既像水，又像容器。“比如张国强，他就是个容器。什么角色到他这儿，基本都是张国强。也挺好，味道对了，很有亲和力。段奕宏他既能包容，把角色装到自己里头，又能生出自己的内涵，这很难得。《士兵突击》里的袁朗就是段奕宏的袁朗，不是兰晓龙的袁朗。我觉得他这个版本更好。”
生活中的段奕宏却是老实而略为拘谨的。兰晓龙把老段比喻成警犬里的“黑背”：“每次演戏，总是一些 ‘诡变多端’的角色，最难演。但其实他这个人很守规则。包括他演死啦死啦（《我的团长我的团》主角龙文章）这样的，袁朗更不要说了，完全没有惟我独尊，很为别人考虑……还有，黑背很聪明。”
深度访问过段奕宏三四次的媒体人何东笑说段奕宏没城府，“他会莫名其妙地透支友情，骗他太容易了。”但下一句，何东毫不犹豫地说，“老段就是只藏獒啊。”
“你看他平常很谦和，如果真有男性触怒了他，他那个情绪会瞬间从零度蹭到100度，中间没有过渡。就像《刑警本色》里最后一个镜头，他和王志文（演的警察）同时举起枪。他一定会这样。”
“但那是戏里。”我说。
“他本人也会，我相信。老段跟你握过手吗？”何东问我。
“握了，特别有力。”
“对了。贼有劲儿，不像有些人，握起来蔫儿吧唧的。我感觉他很像香港演员刘青云。刘青云（塑造角色）更有丰富性，老段的爆发力绝对更胜一筹。”何东特别笃定地作结。“你看刘青云眉头一皱，我就好奇，不知他下一步要干嘛。段奕宏那根弦要是挑动起来，更可怕。对手很容易接不住，掉下去。人和藏獒对戏，你不是瞎努力吗？”
不要钢铁侠
伊谷春是中国银幕上不多见的警察：高度警觉，身手不差，但他的表情和眼神，对于同事兼疑犯的情感和态度，充满了“游离感”和“不确定”。
这种不确定性，正是段奕宏塑造这个角色的内核。但去厦门嘉莲派出所体验生活的过程，并不顺利。
一开始，他专门跟了一位平素全副武装的“标杆警察”。
“标杆曾经光凭第六感就抓获了人家后备箱里的毒品和枪支。那天我上了他的车，他看了旁边那车的哥们儿一眼，那哥们儿是光头，戴着大金链子，一看车牌，是一个外埠车。过去‘啪’一下就给记住了，然后跟我来了一句：你别靠近我。我说，啊？他说你别跟着我，给我站在10米之外。我还真想过，他要是发生了（意外），我是不是得报警啊。”
“标杆”过去给光头敬了个礼，检查了身份证和驾驶证，也打开了后备箱。段奕宏自觉光头看着不像“好人”，但结果什么也没查出来。
“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祝你一路平安。’驾车走了。然后这个警察回到车上，一脸遗憾。他没有抓到一个现行。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他还真不是在应付差事，还真盼望着有案件发生。‘宏哥，你今儿来了，我肯定会有好运。’我以为升官发财呢。什么好运？有大案要发生。”
这种在段奕宏看来有点“变态”的心理，让他在那一刻理解到了真实生活中警察的职业属性，和面临危难时压倒正常恐惧心理的“不正常处理”。
这段情境几乎原样复制到了电影中。“但是，他不是我想要的伊谷春。”段奕宏摇摇头。“我这次再去厦门，他当特警了，正如他愿了。（笑）可我不想要一个上来就像打了鸡血的警察，我不想他是一个钢铁侠。”
老段决定离开“标杆”，重新定一个目标。
最终成为影版伊谷春原型的家伙，是另一种“变态”。
“人家真的是歪打正着的8年刑警队长。一开始完全不屌我，好啊，太好了。”段奕宏的拧劲儿也上来了，“犯贱”一样跟在人背后，敬烟，套近乎——不奏效。
“这种人的警觉心和交流之间的这堵墙，是非常坚实的。”段奕宏干脆对他直言不讳，“不是带着目标和任务，我根本不可能接近你。你这样冷冷的外表啊，就挺变态的，谁愿意接触你？” 口子忽然就撕开了。两人从早上9点聊到半夜。
“都聊些啥？”
“我不能告诉你。因为他成了我一个朋友了。”段奕宏很认真地说。
后来，这位副所长情人节给老段发短信，说他“第一次和女友进了咖啡馆”。段奕宏拍戏时，有外地朋友来探班，全是副所长友情接待。影片去厦门点映，副所长出来送他。“我一看，眼泪汪汪的，都不忍心看，急匆匆上了车。发了个信息：我下面去喝茶，接你来，怎么样？好嘞。”
段奕宏说，所谓技术层面和职业共性的东西，以他今时今日的功力，捕捉起来不费力气。但他需要人与人之间接地气的情感，所以才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尝试：不确定性。“就是说不一味地凸显一个职业属性的特征。我要去找到警察和犯罪嫌疑人之间情感的交流系数。”
中戏老同学、演员高虎一向觉得段奕宏演戏“过紧”，看了《烈日灼心》，感到他“有了种成熟的积淀，不容易”。
“他和我是中戏有史以来第一次专业课得了满分的两个学生。”段奕宏的另一个同学、演员陶虹说。“但他不是那种天才型，信手拈来的，他是刻苦型的。一身的想法，特别想展现，所以会稍微显得紧。你看他那个眼神，大学时都没人敢找他演恋爱戏呵。”
高虎说，段奕宏对艺术的严谨和认真是老同学带给自己4年最难得的收获，但他并不完全赞同段的表演方式，“他过于深挖和吃紧了，表演首先不是紧张。你要看题材。不是所有的片子都是神经病、惊悚片。还有很多轻喜剧，枪战片，天马行空。”
毕业大戏《马》，两人分别饰男主角的AB角。那是一个因为受到社会歧视而性格孤僻乖张的青年人，剧中主角和马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甚至会和马做爱。
“同样的舞台、灯光，出来截然不同。他演出了那种‘沉’，压抑和纠结，他是力量型的。我这版，则是有点展望和飞扬的。我吸取了他的纠结和较劲。可我腿长啊，在台上又是上墙，又是飞奔，他做不到。他拙一点，但他也吸取了我的。”
高虎形容段奕宏的表演是“在地上挖土，刨坑”，自己则是“飞在上面，虚渺无根。他沉重，我漂浮。正好互补。于是在争论的过程中，形成了中间值。到后来，我们俩的段子，老师都不看了，因为太默契。命令我们必须和其他人合作。我真的特别愿意他来做我的镜子”。
毕业后排演的《恋爱的犀牛》赴上海演出。直到上场前，段奕宏和导演孟京辉还在就表演风格争执。孟京辉直言，“你哭得太难看了！一点也不美！简直像个疯子，杀人犯。你要去表达爱的感受，而不是爱的结果。”
百练不得其法的老段也很痛苦，冲着老孟发飙：“你别跟我说这个，我不懂！”12年后，他承认问题出在自己身上。“因为我已经做好思想准备，要去体味老孟那种天马行空的感觉，我想打破我4年大学教育里现实主义风格对我的影响。这是表演理念的彻底改变，但在实际操作上还是遇到了困难。”
让他暴得大名的袁朗和龙文章，在圈内圈外也引发了非议。
段奕宏起初极不愿意演袁朗。“演员当然想碰到一个吸饱人血的角色，宝强那角色写得多棒啊，史今班长那个角色也能抓到点，人的温暖性啊，袁朗除了大喊大叫没别的，一块硬板，谁愿意看？张国强演高城，他还找到了一个‘种子’，一个连长。我这个袁朗，康导说你这代表21世纪我军管理阶层的代表，我说我的天，别再给我扣那么大的压力了，谁TM知道21世纪的管理阶层是什么样子？哎呀没法去找这个。”
兰晓龙和康洪雷暗乐，“想得美，就得把这个不好演的给你。”
有一天段奕宏健完身在昆明的马路上溜达，听到周杰伦的《双截棍》，突然一下，“诶，谁说袁朗就不喜欢听这首歌了？一下子，他的可能性就出来了。我们还经常习惯于之前理想的那种人物的心理和形象，要敢于冒风险。”
有一场戏袁朗手里拿着游戏机，和李晨扮演的吴哲讨论“通关”。那也是段奕宏的灵感。其实他手里拿的是一个军用仪表。“康导看我走戏就问别人，老段手里拿一什么东西？不知道，干嘛呢？他质问，但是他不打断。李晨过来捅我一下：诶，这关你能过得去吗？这全是现编的，李晨接得特快，‘这关你这样会死，你跳过去’……你都相信袁朗也听《双截棍》了，还有什么不能相信的？”
陶虹看完《士兵突击》，立马给段奕宏电话，“袁朗这个好，人物多面化，不单一。”高虎硬着头皮看了几集，那种“深沉的表演”实在不是他的菜。“你是在演舞台剧吗？能好好说话吗你？咿咿呀呀的，影视剧要表达出细微的内心变化。”但好在“里头有个王宝强接地气，袁朗这样的教官还有点现实中的合理性。”
到了被称为“妖孽”的龙文章，高虎实在看不下去了。“都被围到山上了，一群人还在慷慨激昂，说着莎士比亚。这种实验性的剧完全违背了大众主流审美，有啥意义？”
何东说这个戏就是创作者的内心抒发。“兰晓龙的剧本就是个藏獒，让人发怵。包括段奕宏在内，好些演员都没把本子吃透。但老段演出了一疯子，他摆脱了以往的表演框架。如果演员对头，进入那个邪界，他对面的演员就要命了。”
素有“自虐”名声的段奕宏，的确让剧组的兄弟有“要命”的感觉。
第4集里，龙文章要领着一帮士兵跳到乌黑的汽油桶里。“没有人愿意下，从演员的本能心理和心态上都不愿意。张国强、张译，他们不是都在吗？他那时候不是迷龙，也不是孟烦了，就是一个正常人，我看老大怎么钻，一定是这样的呀。好，我就用了钻进我家浴缸的那种心态，整个头埋进去。”他拢了拢头，“其他人都傻了。谁能想象，我们下来之后还得吃饭，你他妈头全钻进去了我们怎么演呢？出来我还找了个有太阳的地方晾一会儿，晒晒，把我的表擦一下：这表是防水的吧？这一切的细节的设置是因为什么？我要极度做到真实、享受，我要让你们都涂黑了钻到森林里去，我得以身作则。都说龙文章是个骗子，猥琐，但这一瞬间他又是挺老到的心理素质。”
康洪雷称赞段奕宏做到了在“演”和“不演”之间。“你的正义、你的凶悍、你的战争技巧的实施要下意识，而恰恰是你对生活和上下级周边的关系，你要用有意识来表达。你要表达成3岁孩子都看得出你不太高明的表演方式。”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场庭审戏，招魂家庭长大的龙文章像呓语般的念白，跳着大神与虞啸卿对峙，段奕宏说，“台词10天便能背出来，更重要的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说这些词。”很少表扬他的康洪雷，这场戏完请他喝了酒。
说到喝酒吃饭，有一顿饭让好几个人难以忘却。
拍《我的团长我的团》时，剧组经常去吃酸汤鸡火锅，一开就是好几桌。有天，刚下完雨，菜全上来了，大家坐着聊天。
“大圆桌旁边有棵大粗树，刚下完雨，我特开心，啪，一脚踹那个树，树上的水‘哗’下来一桌子！” 段奕宏回忆。
“我X，国强你他妈干嘛？”兰晓龙当场就骂。“国强不在，我当时傻了，我说我踹的……哦，老段踹的，那我可以原谅。”
“为什么？”
“老段很少做这种出格的事，他应该多做这种事。”兰晓龙回答。
回想起来，段奕宏自觉好笑，很快又正色：“嗯，我就是没法很轻松地面对每一个人。哪怕我们都一起演了两部戏。”戏由人生，老段也明白自己的问题：“从大学起，我就是一门心思关心自己这点事，不闻窗外事，给别人感觉心事重重的，不懂得张弛。”
铁哥们儿高虎和段奕宏友情长达20年，在寝室里的床铺头碰头，到今天他都叫段奕宏“龙龙”。说起“龙龙”的“自闭”，高虎直说“可恶”。
刚入校，男生们常会去学校附近的南锣鼓巷、王府井逛逛，看看女生，闲聊、抽烟。段龙同学每天不是排练厅，就是图书馆，宿舍。即便大一就已经被同学争着搭戏，依然充满危机感。
“我是个完全的乐天派，没心没肺一个东西。他三棍子闷不出一屁，一拳出去没反应。可气的是吧，他明明有渴望（要加入我们），就是克制住了。”
陶虹是北京人，那时段龙很少回老家，周末她经常会邀请他到自己家来吃饭。“他总是不好意思，说我回头请你来宿舍，用电磁炉给你做手抓饭吃吧。我们都觉得他的礼貌有点多余。”
他怕亏欠，怕负担不起同学、朋友的关怀，所以好多年里，都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但在距离边境咫尺的新疆伊宁长大，段奕宏身上又天然有股“什么都不怕”的劲头。母亲叫他“萨郎”——新疆话里“一根筋，脑袋容易充血”的意思。
因为在家年纪最小，“被收拾得最多”，逆反心理就更强。家里人说当演员是不可能的事，“谁让你从小给我订《上影画报》、《大众电影》的？”
从小做着电影梦，中间有很多次把自己给“拍死”了，还是没死心。考大学，连着坐了3天3夜的火车来中戏，前两次没考上，回程火车上一遍一遍地想词儿骗家人，想着想着自己也信了。那股拧劲儿毕业后也没消散，段奕宏将之定义为“无知的盲目”。
张建栋记得，在《刑警本色》组里，总有些年轻演员围拢老演员，“捧着”敬着，陪吃陪喝。有一天，段奕宏忽然冷冷地问导演，“我能不陪着吗？”
“太能了！”张建栋叫好。“剧组也是江湖，总有人不高兴。段龙好像无所谓，‘得罪就得罪吧。’我也这么觉得，只要戏上面好，何必管别的。”他在这个“刺头”身上看到了自己。“刚毕业出来的学生，多半都是乖巧服从的。敢坚持自己的不多。段龙有我特想做的那种姿态。在他身上，替我过瘾了。”
已经成为“老段”的段奕宏说，年少时的自闭是一种自我保护，怕受伤害。他承认自己有时会想太多。不过那种孤僻感也成了他营造人物状态的方式。“远离一个群体的时候我特舒服，我只是找到了一个很好的途径来说服自己。然后就造成了什么，人家觉得这孩子有心理问题，找人来跟我聊天。”
还是那个剧组，有场戏在夜市，围观的人很多，段奕宏溜边站在人群当中。休息时制片人“突发奇想”，摆了一排塑料躺椅搁着。“段儿，坐着，这就是你的椅子，坐吧。”
“啊，不用了不用了，真不用了。”他不愿躺着，拗不过，只好坐在椅子边上，“我不舒服啊。我不习惯你知道吗？包括我今天再想，那个时候我不到这个咖位，我坐不下去，我能理解这个孩子的心思。今天，老段到这个位置了吗？有人说你到了，你可以坐，好的。但我发现，我依然坐不下去，我在现场不会让自己懈怠成这个样子。久而久之，我变成了一个紧张体，并不是说我坐一个什么样的椅子就是不尊重了，它还是个人选择的问题。”
左起：张立、吴京、段奕宏、倪大红拍摄电影《西风烈》
开门关门
接受采访时，“紧张段”倒没有那么拘谨。他很乐意听你的意见。说话时常常趴在桌上向上看着你，一额头重重的抬头纹和孩子气的表情，混搭起来却不冲突。
有一段说到剧情，他突然把手比成手枪开始演。送给他的杂志被他随手当作道具，不时翻起杂志的页角。有一句说到钱，他“哗”地把杂志推向前，“拿着。”有人会觉得这人“太爱演”，不如说他是聊得入港，进到了某种状态。
《烈日灼心》让他和邓超、郭涛在上海电影节上同获影帝。一路宣传，他不时地给邓超一个“公主抱”，甚至深情kiss。大学时最缺乏的弹性和“游戏状态”，今天对他似乎不再是个无法逾越的障碍。
“我还是变圆通了。”他笑笑。
张建栋记得，段奕宏在“火”起来之前，曾经因为没有好戏和好角色，有过一段“沉沦”。“那时孙红雷还开导过他，别那么蔫儿吧唧、怀才不遇的。在影视界，你就需要去征服观众。为这个段奕宏还专门来找我聊天，但多数时候他不是那种很愿意和导演谈戏的演员。”
“这没什么不好。”一样不循常规的兰晓龙很能理解。“那些一天到晚跑来和导演聊戏的，好多我觉得并不一定靠谱。因为演戏这个事儿，不是能谈出来的。对角色的理解，是要靠内化的。老段他就是个关起门来想事、打开门来做事的家伙。”
拙于表达和沟通，偶尔顿悟，又想迈出和师长同道交流的一步，让段奕宏有种“顿顿挫挫”：“有时想透了，更多时候没想透。不是说好像纠正了自己一种能避免犯错的方式，它以后好像就水到渠成了，再下一个好像更行云流水了，不是。这种顿挫感可能会让我不那么世故。”
他的友党并不多，但好像交上一个，就“掏心掏肺”、无需废话。高虎特别喜欢段奕宏在《白鹿原》里的黑娃，“太好了，老段你终于会演戏了，再也不是脸上堆满肌肉和青筋了！”他说《白鹿原》能看出段奕宏做的功课，“也是深挖，可是是用巧劲儿了。”结果等两人一起合作《大时代》，照样因为路子不合吵到要停工，吵完又接着往下演。
何东被段奕宏请去看《西风烈》，看完老何“拂袖而去”：“我直接跟他说，这不就是一‘奔跑吗兄弟’吗？他听了‘呵呵’的，不说话。”
在何东眼中，老段的脸相相比从前更加坚毅、丰富。“现在段奕宏就缺一个逻辑分明、性格更突出的角色。”高虎则从心里觉得，那种贯穿段奕宏全部意识的“狠劲儿”和“神经质”，是演员特别需要的。“就像强尼·德普和艾尔·帕西诺，他如果能够克服性格局限，会有无限的可能。”
这些“最佳损友”都在从个人角度，为这位老相识做着憧憬和“设计”，听来有些遥不可及。真正能马上变现的，兰晓龙倒是提供了一个——明年是《士兵突击》10周年，他还没跟老伙计们说，自己正在筹备这部剧的续集。“团队很重要，袁朗我肯定还是要段奕宏来演。不然我宁愿去掉这个角色。不过，一定会有新东西。十多年了，部队也有革新，袁朗也会是2016年的袁朗。”他肯定无比。
2001年的一天，导演张建栋在厦门一所监狱拍摄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一个行将释放的“牢头”朝他走了过来。
“他忽然就阴阴地问了我一句，罗阳来了吗？”
“罗阳，没来。”张建栋心里打了个冷战。
那牢头“晃着膀子就走了”。张建栋这才恍过神来，自己3年前根据真实故事拍摄的警匪电视剧《刑警本色》，居然余波犹在。
角色罗阳的名字就是罪犯本名，曾被称为“内江第一杀手”，1994年在行动中被捕。“事隔那么久江湖上还有人惦记着他。一方面说明这是个人物，也说明剧里这个角色的完成度很高。”
出演罗阳的演员段奕宏时年26岁。彼时他的名字还叫“段龙”。
当时力排众议用段奕宏，张建栋看中的首先是他的眼神。“有股狠劲儿，凶煞寒冷，像冰一样。现在看，还能看到。剧中那个罗阳也不是普通马仔，是因为少年时受到欺侮凌辱后来转性，所以他眼神里不光是凶，还有一份纯真和执拗。”
那个剧组有王志文、李幼斌等好几位前辈，新人段龙并不发怵。“别人不敢接王志文的眼神，他敢。两人对视时，火星子乱溅。”更令张建栋惊讶的是，这个“愣头青”居然在谈酬金时毫不松口。“制片主任用那几个大牌压他，他不服，就说你们这样不公平，必须尊重我。”张建栋心一凛，“这孩子好有骨气。角色罗阳也是个底层啊，段龙我要定了。”
13年后，又是在厦门，段奕宏拍摄了他生平第一部大银幕悬疑片《烈日灼心》，演出个性复杂的警长伊谷春。其中大段和邓超扮演的协警、奸杀案疑犯辛小丰之间的对手戏，复杂微妙、纠结难言，同样通过眼神来完成。
部队出身的编剧兰晓龙形容段奕宏演戏既像水，又像容器。“比如张国强，他就是个容器。什么角色到他这儿，基本都是张国强。也挺好，味道对了，很有亲和力。段奕宏他既能包容，把角色装到自己里头，又能生出自己的内涵，这很难得。《士兵突击》里的袁朗就是段奕宏的袁朗，不是兰晓龙的袁朗。我觉得他这个版本更好。”
生活中的段奕宏却是老实而略为拘谨的。兰晓龙把老段比喻成警犬里的“黑背”：“每次演戏，总是一些 ‘诡变多端’的角色，最难演。但其实他这个人很守规则。包括他演死啦死啦（《我的团长我的团》主角龙文章）这样的，袁朗更不要说了，完全没有惟我独尊，很为别人考虑……还有，黑背很聪明。”
深度访问过段奕宏三四次的媒体人何东笑说段奕宏没城府，“他会莫名其妙地透支友情，骗他太容易了。”但下一句，何东毫不犹豫地说，“老段就是只藏獒啊。”
“你看他平常很谦和，如果真有男性触怒了他，他那个情绪会瞬间从零度蹭到100度，中间没有过渡。就像《刑警本色》里最后一个镜头，他和王志文（演的警察）同时举起枪。他一定会这样。”
“但那是戏里。”我说。
“他本人也会，我相信。老段跟你握过手吗？”何东问我。
“握了，特别有力。”
“对了。贼有劲儿，不像有些人，握起来蔫儿吧唧的。我感觉他很像香港演员刘青云。刘青云（塑造角色）更有丰富性，老段的爆发力绝对更胜一筹。”何东特别笃定地作结。“你看刘青云眉头一皱，我就好奇，不知他下一步要干嘛。段奕宏那根弦要是挑动起来，更可怕。对手很容易接不住，掉下去。人和藏獒对戏，你不是瞎努力吗？”
不要钢铁侠
伊谷春是中国银幕上不多见的警察：高度警觉，身手不差，但他的表情和眼神，对于同事兼疑犯的情感和态度，充满了“游离感”和“不确定”。
这种不确定性，正是段奕宏塑造这个角色的内核。但去厦门嘉莲派出所体验生活的过程，并不顺利。
一开始，他专门跟了一位平素全副武装的“标杆警察”。
“标杆曾经光凭第六感就抓获了人家后备箱里的毒品和枪支。那天我上了他的车，他看了旁边那车的哥们儿一眼，那哥们儿是光头，戴着大金链子，一看车牌，是一个外埠车。过去‘啪’一下就给记住了，然后跟我来了一句：你别靠近我。我说，啊？他说你别跟着我，给我站在10米之外。我还真想过，他要是发生了（意外），我是不是得报警啊。”
“标杆”过去给光头敬了个礼，检查了身份证和驾驶证，也打开了后备箱。段奕宏自觉光头看着不像“好人”，但结果什么也没查出来。
“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祝你一路平安。’驾车走了。然后这个警察回到车上，一脸遗憾。他没有抓到一个现行。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他还真不是在应付差事，还真盼望着有案件发生。‘宏哥，你今儿来了，我肯定会有好运。’我以为升官发财呢。什么好运？有大案要发生。”
这种在段奕宏看来有点“变态”的心理，让他在那一刻理解到了真实生活中警察的职业属性，和面临危难时压倒正常恐惧心理的“不正常处理”。
这段情境几乎原样复制到了电影中。“但是，他不是我想要的伊谷春。”段奕宏摇摇头。“我这次再去厦门，他当特警了，正如他愿了。（笑）可我不想要一个上来就像打了鸡血的警察，我不想他是一个钢铁侠。”
老段决定离开“标杆”，重新定一个目标。
最终成为影版伊谷春原型的家伙，是另一种“变态”。
“人家真的是歪打正着的8年刑警队长。一开始完全不屌我，好啊，太好了。”段奕宏的拧劲儿也上来了，“犯贱”一样跟在人背后，敬烟，套近乎——不奏效。
“这种人的警觉心和交流之间的这堵墙，是非常坚实的。”段奕宏干脆对他直言不讳，“不是带着目标和任务，我根本不可能接近你。你这样冷冷的外表啊，就挺变态的，谁愿意接触你？” 口子忽然就撕开了。两人从早上9点聊到半夜。
“都聊些啥？”
“我不能告诉你。因为他成了我一个朋友了。”段奕宏很认真地说。
后来，这位副所长情人节给老段发短信，说他“第一次和女友进了咖啡馆”。段奕宏拍戏时，有外地朋友来探班，全是副所长友情接待。影片去厦门点映，副所长出来送他。“我一看，眼泪汪汪的，都不忍心看，急匆匆上了车。发了个信息：我下面去喝茶，接你来，怎么样？好嘞。”
段奕宏说，所谓技术层面和职业共性的东西，以他今时今日的功力，捕捉起来不费力气。但他需要人与人之间接地气的情感，所以才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尝试：不确定性。“就是说不一味地凸显一个职业属性的特征。我要去找到警察和犯罪嫌疑人之间情感的交流系数。”
刨根和漂浮
中戏老同学、演员高虎一向觉得段奕宏演戏“过紧”，看了《烈日灼心》，感到他“有了种成熟的积淀，不容易”。
“他和我是中戏有史以来第一次专业课得了满分的两个学生。”段奕宏的另一个同学、演员陶虹说。“但他不是那种天才型，信手拈来的，他是刻苦型的。一身的想法，特别想展现，所以会稍微显得紧。你看他那个眼神，大学时都没人敢找他演恋爱戏呵。”
高虎说，段奕宏对艺术的严谨和认真是老同学带给自己4年最难得的收获，但他并不完全赞同段的表演方式，“他过于深挖和吃紧了，表演首先不是紧张。你要看题材。不是所有的片子都是神经病、惊悚片。还有很多轻喜剧，枪战片，天马行空。”
毕业大戏《马》，两人分别饰男主角的AB角。那是一个因为受到社会歧视而性格孤僻乖张的青年人，剧中主角和马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甚至会和马做爱。
“同样的舞台、灯光，出来截然不同。他演出了那种‘沉’，压抑和纠结，他是力量型的。我这版，则是有点展望和飞扬的。我吸取了他的纠结和较劲。可我腿长啊，在台上又是上墙，又是飞奔，他做不到。他拙一点，但他也吸取了我的。”
高虎形容段奕宏的表演是“在地上挖土，刨坑”，自己则是“飞在上面，虚渺无根。他沉重，我漂浮。正好互补。于是在争论的过程中，形成了中间值。到后来，我们俩的段子，老师都不看了，因为太默契。命令我们必须和其他人合作。我真的特别愿意他来做我的镜子”。
毕业后排演的《恋爱的犀牛》赴上海演出。直到上场前，段奕宏和导演孟京辉还在就表演风格争执。孟京辉直言，“你哭得太难看了！一点也不美！简直像个疯子，杀人犯。你要去表达爱的感受，而不是爱的结果。”
百练不得其法的老段也很痛苦，冲着老孟发飙：“你别跟我说这个，我不懂！”12年后，他承认问题出在自己身上。“因为我已经做好思想准备，要去体味老孟那种天马行空的感觉，我想打破我4年大学教育里现实主义风格对我的影响。这是表演理念的彻底改变，但在实际操作上还是遇到了困难。”
《双截棍》、游戏机和浴缸
让他暴得大名的袁朗和龙文章，在圈内圈外也引发了非议。
段奕宏起初极不愿意演袁朗。“演员当然想碰到一个吸饱人血的角色，宝强那角色写得多棒啊，史今班长那个角色也能抓到点，人的温暖性啊，袁朗除了大喊大叫没别的，一块硬板，谁愿意看？张国强演高城，他还找到了一个‘种子’，一个连长。我这个袁朗，康导说你这代表21世纪我军管理阶层的代表，我说我的天，别再给我扣那么大的压力了，谁TM知道21世纪的管理阶层是什么样子？哎呀没法去找这个。”
兰晓龙和康洪雷暗乐，“想得美，就得把这个不好演的给你。”
有一天段奕宏健完身在昆明的马路上溜达，听到周杰伦的《双截棍》，突然一下，“诶，谁说袁朗就不喜欢听这首歌了？一下子，他的可能性就出来了。我们还经常习惯于之前理想的那种人物的心理和形象，要敢于冒风险。”
有一场戏袁朗手里拿着游戏机，和李晨扮演的吴哲讨论“通关”。那也是段奕宏的灵感。其实他手里拿的是一个军用仪表。“康导看我走戏就问别人，老段手里拿一什么东西？不知道，干嘛呢？他质问，但是他不打断。李晨过来捅我一下：诶，这关你能过得去吗？这全是现编的，李晨接得特快，‘这关你这样会死，你跳过去’……你都相信袁朗也听《双截棍》了，还有什么不能相信的？”
陶虹看完《士兵突击》，立马给段奕宏电话，“袁朗这个好，人物多面化，不单一。”高虎硬着头皮看了几集，那种“深沉的表演”实在不是他的菜。“你是在演舞台剧吗？能好好说话吗你？咿咿呀呀的，影视剧要表达出细微的内心变化。”但好在“里头有个王宝强接地气，袁朗这样的教官还有点现实中的合理性。”
到了被称为“妖孽”的龙文章，高虎实在看不下去了。“都被围到山上了，一群人还在慷慨激昂，说着莎士比亚。这种实验性的剧完全违背了大众主流审美，有啥意义？”
何东说这个戏就是创作者的内心抒发。“兰晓龙的剧本就是个藏獒，让人发怵。包括段奕宏在内，好些演员都没把本子吃透。但老段演出了一疯子，他摆脱了以往的表演框架。如果演员对头，进入那个邪界，他对面的演员就要命了。”
素有“自虐”名声的段奕宏，的确让剧组的兄弟有“要命”的感觉。
第4集里，龙文章要领着一帮士兵跳到乌黑的汽油桶里。“没有人愿意下，从演员的本能心理和心态上都不愿意。张国强、张译，他们不是都在吗？他那时候不是迷龙，也不是孟烦了，就是一个正常人，我看老大怎么钻，一定是这样的呀。好，我就用了钻进我家浴缸的那种心态，整个头埋进去。”他拢了拢头，“其他人都傻了。谁能想象，我们下来之后还得吃饭，你他妈头全钻进去了我们怎么演呢？出来我还找了个有太阳的地方晾一会儿，晒晒，把我的表擦一下：这表是防水的吧？这一切的细节的设置是因为什么？我要极度做到真实、享受，我要让你们都涂黑了钻到森林里去，我得以身作则。都说龙文章是个骗子，猥琐，但这一瞬间他又是挺老到的心理素质。”
康洪雷称赞段奕宏做到了在“演”和“不演”之间。“你的正义、你的凶悍、你的战争技巧的实施要下意识，而恰恰是你对生活和上下级周边的关系，你要用有意识来表达。你要表达成3岁孩子都看得出你不太高明的表演方式。”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场庭审戏，招魂家庭长大的龙文章像呓语般的念白，跳着大神与虞啸卿对峙，段奕宏说，“台词10天便能背出来，更重要的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说这些词。”很少表扬他的康洪雷，这场戏完请他喝了酒。
萨郎
说到喝酒吃饭，有一顿饭让好几个人难以忘却。
拍《我的团长我的团》时，剧组经常去吃酸汤鸡火锅，一开就是好几桌。有天，刚下完雨，菜全上来了，大家坐着聊天。
“大圆桌旁边有棵大粗树，刚下完雨，我特开心，啪，一脚踹那个树，树上的水‘哗’下来一桌子！” 段奕宏回忆。
“我X，国强你他妈干嘛？”兰晓龙当场就骂。“国强不在，我当时傻了，我说我踹的……哦，老段踹的，那我可以原谅。”
“为什么？”
“老段很少做这种出格的事，他应该多做这种事。”兰晓龙回答。
回想起来，段奕宏自觉好笑，很快又正色：“嗯，我就是没法很轻松地面对每一个人。哪怕我们都一起演了两部戏。”戏由人生，老段也明白自己的问题：“从大学起，我就是一门心思关心自己这点事，不闻窗外事，给别人感觉心事重重的，不懂得张弛。”
铁哥们儿高虎和段奕宏友情长达20年，在寝室里的床铺头碰头，到今天他都叫段奕宏“龙龙”。说起“龙龙”的“自闭”，高虎直说“可恶”。
刚入校，男生们常会去学校附近的南锣鼓巷、王府井逛逛，看看女生，闲聊、抽烟。段龙同学每天不是排练厅，就是图书馆，宿舍。即便大一就已经被同学争着搭戏，依然充满危机感。
“我是个完全的乐天派，没心没肺一个东西。他三棍子闷不出一屁，一拳出去没反应。可气的是吧，他明明有渴望（要加入我们），就是克制住了。”
陶虹是北京人，那时段龙很少回老家，周末她经常会邀请他到自己家来吃饭。“他总是不好意思，说我回头请你来宿舍，用电磁炉给你做手抓饭吃吧。我们都觉得他的礼貌有点多余。”
他怕亏欠，怕负担不起同学、朋友的关怀，所以好多年里，都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但在距离边境咫尺的新疆伊宁长大，段奕宏身上又天然有股“什么都不怕”的劲头。母亲叫他“萨郎”——新疆话里“一根筋，脑袋容易充血”的意思。
因为在家年纪最小，“被收拾得最多”，逆反心理就更强。家里人说当演员是不可能的事，“谁让你从小给我订《上影画报》、《大众电影》的？”
从小做着电影梦，中间有很多次把自己给“拍死”了，还是没死心。考大学，连着坐了3天3夜的火车来中戏，前两次没考上，回程火车上一遍一遍地想词儿骗家人，想着想着自己也信了。那股拧劲儿毕业后也没消散，段奕宏将之定义为“无知的盲目”。
张建栋记得，在《刑警本色》组里，总有些年轻演员围拢老演员，“捧着”敬着，陪吃陪喝。有一天，段奕宏忽然冷冷地问导演，“我能不陪着吗？”
“太能了！”张建栋叫好。“剧组也是江湖，总有人不高兴。段龙好像无所谓，‘得罪就得罪吧。’我也这么觉得，只要戏上面好，何必管别的。”他在这个“刺头”身上看到了自己。“刚毕业出来的学生，多半都是乖巧服从的。敢坚持自己的不多。段龙有我特想做的那种姿态。在他身上，替我过瘾了。”
已经成为“老段”的段奕宏说，年少时的自闭是一种自我保护，怕受伤害。他承认自己有时会想太多。不过那种孤僻感也成了他营造人物状态的方式。“远离一个群体的时候我特舒服，我只是找到了一个很好的途径来说服自己。然后就造成了什么，人家觉得这孩子有心理问题，找人来跟我聊天。”
还是那个剧组，有场戏在夜市，围观的人很多，段奕宏溜边站在人群当中。休息时制片人“突发奇想”，摆了一排塑料躺椅搁着。“段儿，坐着，这就是你的椅子，坐吧。”
“啊，不用了不用了，真不用了。”他不愿躺着，拗不过，只好坐在椅子边上，“我不舒服啊。我不习惯你知道吗？包括我今天再想，那个时候我不到这个咖位，我坐不下去，我能理解这个孩子的心思。今天，老段到这个位置了吗？有人说你到了，你可以坐，好的。但我发现，我依然坐不下去，我在现场不会让自己懈怠成这个样子。久而久之，我变成了一个紧张体，并不是说我坐一个什么样的椅子就是不尊重了，它还是个人选择的问题。”
开门关门
接受采访时，“紧张段”倒没有那么拘谨。他很乐意听你的意见。说话时常常趴在桌上向上看着你，一额头重重的抬头纹和孩子气的表情，混搭起来却不冲突。
有一段说到剧情，他突然把手比成手枪开始演。送给他的杂志被他随手当作道具，不时翻起杂志的页角。有一句说到钱，他“哗”地把杂志推向前，“拿着。”有人会觉得这人“太爱演”，不如说他是聊得入港，进到了某种状态。
《烈日灼心》让他和邓超、郭涛在上海电影节上同获影帝。一路宣传，他不时地给邓超一个“公主抱”，甚至深情kiss。大学时最缺乏的弹性和“游戏状态”，今天对他似乎不再是个无法逾越的障碍。
“我还是变圆通了。”他笑笑。
真如此吗？
张建栋记得，段奕宏在“火”起来之前，曾经因为没有好戏和好角色，有过一段“沉沦”。“那时孙红雷还开导过他，别那么蔫儿吧唧、怀才不遇的。在影视界，你就需要去征服观众。为这个段奕宏还专门来找我聊天，但多数时候他不是那种很愿意和导演谈戏的演员。”
“这没什么不好。”一样不循常规的兰晓龙很能理解。“那些一天到晚跑来和导演聊戏的，好多我觉得并不一定靠谱。因为演戏这个事儿，不是能谈出来的。对角色的理解，是要靠内化的。老段他就是个关起门来想事、打开门来做事的家伙。”
拙于表达和沟通，偶尔顿悟，又想迈出和师长同道交流的一步，让段奕宏有种“顿顿挫挫”：“有时想透了，更多时候没想透。不是说好像纠正了自己一种能避免犯错的方式，它以后好像就水到渠成了，再下一个好像更行云流水了，不是。这种顿挫感可能会让我不那么世故。”
他的友党并不多，但好像交上一个，就“掏心掏肺”、无需废话。高虎特别喜欢段奕宏在《白鹿原》里的黑娃，“太好了，老段你终于会演戏了，再也不是脸上堆满肌肉和青筋了！”他说《白鹿原》能看出段奕宏做的功课，“也是深挖，可是是用巧劲儿了。”结果等两人一起合作《大时代》，照样因为路子不合吵到要停工，吵完又接着往下演。
何东被段奕宏请去看《西风烈》，看完老何“拂袖而去”：“我直接跟他说，这不就是一‘奔跑吗兄弟’吗？他听了‘呵呵’的，不说话。”
在何东眼中，老段的脸相相比从前更加坚毅、丰富。“现在段奕宏就缺一个逻辑分明、性格更突出的角色。”高虎则从心里觉得，那种贯穿段奕宏全部意识的“狠劲儿”和“神经质”，是演员特别需要的。“就像强尼·德普和艾尔·帕西诺，他如果能够克服性格局限，会有无限的可能。”
这些“最佳损友”都在从个人角度，为这位老相识做着憧憬和“设计”，听来有些遥不可及。真正能马上变现的，兰晓龙倒是提供了一个——明年是《士兵突击》10周年，他还没跟老伙计们说，自己正在筹备这部剧的续集。“团队很重要，袁朗我肯定还是要段奕宏来演。不然我宁愿去掉这个角色。不过，一定会有新东西。十多年了，部队也有革新，袁朗也会是2016年的袁朗。”他肯定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