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政治家曹操，在“建设高水平智库”方面有很多做法和经验，值得今人借鉴。

“求人”与“留人”的统一

　　没有人才支撑的智库，是徒有虚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曹操认识到“争天下必先争人”，为了建设自己的智囊团，他十分重视延请人才。他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由此能看出曹操对于“求人”的重视程度。他始终把人才问题视为根本问题，把网罗人才当成甚于攻夺城池的战略问题。为了“求人”，曹操曾三次颁布求贤令来网罗各路人才。其中，第三次的《举贤勿拘品行令》中指出“各举所知，勿有所遗”，表明他不放过任何争夺人才的机会。正是这种求才若渴，曹操的智囊团才汇集了荀彧、郭嘉、荀攸、许攸、程昱等一大批当时最出色的谋士。
　　曹操不仅善于“求人”，更善于“留人”。如果说“求人”是“一见钟情”，那么“留人”就是“日久生情”。不能留住人才的话，智囊团的人才要么容易流失，要么“身在曹营心在汉”。建安五年，许攸弃袁绍而投曹操。曹操当时正在睡觉，听说许攸来了大喜，连忙从床上跳下来，连鞋子都来不及穿，是为“赤脚迎许攸”。

“多策”和“一决”的统一

　　智库的核心任务是辅助领导人做出“决策”。而“决策”说到底是“策决”，是先策和后决的统一，是多元化策略和一元化决断的统一。在“多策”和“一决”两个方面，曹操都堪为典范。
　　比如，刘备在被吕布打败前来投奔曹操之时，程昱等大多数谋士都劝戒曹操：“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唯有郭嘉提出了反对意见，理由是：“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曹操在经过多方面的考虑以后，采纳了郭嘉的意见，并对众人说：“方今收英雄时也，不可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此郭奉孝与吾有同见也。”这个故事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方面，曹操在进行“决”的时候并不是盲目随意和一意孤行的，而是建立在“策”的多元化基础上。在这个问题上，曹操重视广开言路，积极和众人一起开展头脑风暴，集思广益，决不搞一言堂。另一方面，曹操在进行“决”的时候没有优柔寡断和迷失自我，而是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迅速做出最终决断。
　　关于这一点，拖泥带水的袁绍比不上曹操。袁绍手下人才济济，谋士如云，但他“色厉胆薄，好谋无断”。质言之，袁绍固然能够做到多元化的“策”，但无法实现一元化的“决”。官渡之战时，许攸献计袁绍：“曹操屯兵官渡，与我相持已久，许昌必空虚，若令一军星夜抢袭许昌，则许昌可拔，而操可擒也。”但袁绍并没有采纳许攸的建议，当断不断，举棋不定，最终惨败于曹操。
　　同样，刚愎自用的吕布也不及曹操。吕布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他听不进谋士的正确意见，只有一元化的“决”而缺乏多元化的“策”，徐州之战时，吕布被曹操大军围困在下邳孤城，陈宫曾献策吕布出屯在外，他自己驻守在内，以形成内外呼应、相互支援的格局。但吕布宁可听信妻妾的话，也不采纳谋士的意见，终被曹操所俘。

“言者无罪”和“坚持底线”的统一

　　为了鼓励谋士们无所顾忌地发表建言，曹操践行“言者无罪”的原则，展现出“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政治家气度。比如在准备乌桓之战时，曹操曾集众将商议西击乌桓之事，但由于乌桓地处偏远，长途征战困难重重，曹军将领纷纷劝阻。但曹操认为此时正是消灭袁氏势力的最佳时机，不可错过，最后还是力排众议，采取了郭嘉等人的意见北征乌桓。大战告捷回到易州后，曹操对反对他出战的谏言者也加以奖赏，并对他们说：“诸君之谏，乃万安之计，是以相赏。”不仅解除了谋士建言的后顾之忧，也保护了他们往后继续建言献策的积极性。
　　曹操在厚待谋士的同时，也对他们提出了坚持底线的要求。对于真才实学者，曹操始终以礼相待，聚而重用。但对于那些徒有虚名、突破底线者，一旦发现，便用“说曹操，曹操到”的最快速度予以淘汰。
　　总之，“求人”与“留人”的統一、“多策”和“一决”的统一、 “言者无罪”和“坚持底线”的统一，这三点超迈绝伦的用人智慧，不仅让曹操成就了三国时代“高水平智库”的建设，还成就了他的伟大事业。
　　（摘自《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