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和哲学史研究中,有一个流行甚广、影响甚大的观念,那就是认为整个哲学经历了一个从古代“本体论”哲学———近代“认识论”转向———现代“语言学转向”的演变过程。应承认这种概括有一定理论依据,因而在特定条件下具有某种解释力。但是,任何普遍性的概括都不免以遗漏和牺牲具体性和差别性为代价,如果把上述哲学史演化模式绝对化,甚至视为理所当然的理论教条,那么就可能模糊哲学史的真实面貌,并遗漏重大的哲学问题。在本文,我们将通过对“认识论转向”的具体分析来说明这一点。我们的基本观点是:把“认识论”与“本体论”并列为两个独立发展阶段的观念是不严格和不准确的,相反,在所谓“认识论转向”后面,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本体论意蕴,“认识论”并没有如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实现相对于本体论哲学的“根本转向”,而是与本体论不可分割地内在联系在一起。因此,当使用“认识论转向”来总结近代哲学并以之与“本体论”相区别时,我们应对这种概括的特定意义和理论有限性保持清醒的自觉,以免导致对复杂的思想史的简化和对重大哲学问题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