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世元代青花瓷器的数量可谓屈指可数，目前全球仅四百多件，国内考古发现和博物馆收藏约一百多件。其中绘有人物及故事情节的，更是凤毛麟角，因此湖北省博物馆收藏的出土元青花“四爱图”梅瓶和武汉市博物馆收藏的传世元青花“四爱图”梅瓶格外引人关注。
　　湖北省博物馆馆藏的元青花“四爱图”梅瓶（以下简称“前者”），2006年出土于湖北省钟祥市明代郢靖王墓。墓主郢靖王朱栋是明太祖朱元璋第二十三子，生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册封为郢王，永乐六年（1408年）就藩安陆（今湖北省钟祥市），卒于永乐十二年（1414年）享年二十七岁，谥号曰“靖”，永乐十三年（1415年）葬于城东二十里清平村宝鹤山。王妃郭氏为明朝开国元勋营国威襄公郭英之女。郢王去世后，郭氏悲痛自尽，与夫君合葬。《兴都志》卷载：“妃郭氏，王薨之逾月，妃痛哭曰：贤王合我以去，我寡而无子，尚谁恃邪？念自幼嫔贤王侍如宾友，今安忍独生乎！乃整妆对镜，自写其容，付谨密宫人掌之。云：候诸女长成识母之遗容也，遂自尽。朝廷闻而贤之，恤典加厚。”这件梅瓶出土时就放置在王妃郭氏的棺木前端棺床下方，见证了这位王妃为夫殉情的凄婉故事。
　　隔江相望的另一件传世元青花“四爱图”梅瓶（以下简称“后者”）在20世纪80年代由武汉市文物商店从钟祥市一位市民处收购，现藏于武汉市博物馆。笔者有幸收集到了两个梅瓶的局部图片和相关资料，以下分别从造型、胎质、釉色、纹饰等四个方面进行比对。
　　造型方面，两件梅瓶的尺寸极为相近，整体造型也十分相似：小口外侈、短颈、丰肩，上腹圆鼓，下腹渐收，矮圈足，足微外撇。
　　胎质方面，两者均胎体厚重，有明显接坯痕。从器底观察，平底浅圈足，胎质较疏松，颗粒状明显，白中泛青；前者有明显的火石红，后者底部中心有“糊米底”现象，且见明显旋坯痕。
　　釉色方面，两者均白釉泛青，青料浓艳，有黑色结晶斑，不同之处在于前者青花发色淡雅青翠，而后者显得偏蓝偏深。
　　纹饰方面，两者的纹饰布局完全一样，都分为三大部分：肩部绘凤穿牡丹纹；腹部是四处海棠形开光，分别绘有中国古代四位高士闲情逸致、恬静自然的场景，即王羲之爱兰、陶渊明爱菊、周敦颐爱莲、林和靖爱梅鹤，所绘人物形神兼备，特征鲜明，衣纹用笔潇洒自然，陪衬的景物结合主题，四组画面均可谓情景交融。每层纹样分别由花瓣纹和卷草纹相间，颈部最上一层纹样为卷草纹；胫部为带大括号的莲瓣纹，莲瓣中有垂叶状的祥云纹。其中主题纹饰“四爱图”虽然题材和内容相同，但在一些细节处理上还是有些许差别的。
　　对比“王羲之爱兰图”可以发现，前者所绘王羲之袒胸露肩，平视兰花，身后以一棵似为梧桐的大树（其树叶与元代张舜咨《苍梧竹鹰图》中的梧桐叶极为相似）来衬托主题，在其左腿旁有一圆形罐，造型颇具元代风格，亦可作为判断此梅瓶时代的佐证。而后者所绘人物显得温文儒雅，却以柳树来代替梧桐树。“王羲之爱兰图”所表现的季节应为春季。
　　对比“周敦颐爱莲图”可以发现，前者青花中出现的黑色结晶斑点清晰可见，这是进口青料中因含铁量高而呈现的特征。“周敦颐爱莲图”是四幅图中差别最小的，主要差别在于侍童，前者手中抱琴且穿花衣，后者为素衣。此图所表现的季节应为夏季。
　　对比“陶渊明爱菊图”可以发现，前者所绘陶渊明衣着纹饰以简洁的双横或三横短线条错落有致地均匀分布，用笔流畅精炼，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充分显示了当时陶瓷绘画工匠的高超技艺。前者背景上的大树为柳树，后者却是梧桐树，正好与“王羲之爱兰图”相反。此图所表现的季节应为秋季。
　　对比“林和靖爱梅鹤图”可以发现，前者图案中少一伴童，主人右手持一手杖，而后者是左手持杖，且前面点缀有宽叶植物。仙鹤动作神态传神鲜活。此图所表现的季节为冬季。
　　通观整体纹饰，前者较后者的线条更为清晰细致。
　　元明以来，瓷器图案往往有本所依，多出自刊刻的画本或插图之类，也有出自传统戏剧故事钞本插图，因此图案往往有很大相似性，但具体又因工匠、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增益或删减。通过以上对比分析可以发现，这两件梅瓶所绘人物细部处理并不完全一致，内容也有差别，真实地反映出系出同源又大同小异的装饰特点。
　　（责任编辑：李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