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举行“农民工早退：理论、实证与政策”发布会上，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樊纲代表该课题组介绍了相关研究成果。值得关注的是，该院课题组针对目前中国多年持续的“民工荒”问题提出了新的解释。此前，此前学界对于“民工荒”的分析或是认为是“刘易斯拐点”到来，或是认为是“人口老龄化”导致“人口红利”消失。
　　而樊纲及其课题组则认为，中国的“民工荒”是由“农民工早退”所致，“农民工早退”则是因为城市不为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导致他们难以在城市定居而过早地退出城市劳动力供给市场，退回农村。
　　针对中国近几年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和工资上涨的现状，不少人都认为是中国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过剩劳动力已经用完。但该课题组调查发现，中国情况与“刘易斯拐点”的基本条件并不相符。其中一个关键的事实是，中国农民的平均收入还不到“农民工”的工资收入的50%-60%，人数还远远没有减少到人均收入与非农产业工资相等的地步。另外，根据其他国家历史经验，农民在一国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下降到10%-15%，才会出现产业工资均等的情况，这时才可以认为剩余劳动力已经用完，经济的发展达到了“刘易斯拐点”。而按照官方统计，中国还有超过50%的劳动力是乡村劳动力，农村劳动力过剩的情况还远远没有消除。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部分地区的“民工荒”和工资明显上涨？该课题组认为，是中国独特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导致“农民工早退”，即大部分农民工选择在退休年龄前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从而导致“民工荒”和工资上涨。
　　“农民工早退”的表现主要为：一是城市里很少有“老农民工”。据《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户口登记地在外乡镇的“务工经商”人员中51-64岁人口占比为6.34%；二是农民外出打工时间短。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创新与顶层政策设计》，农民工外出打工平均为7.01年；三是农民工平均年龄低。据《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户口登记地在外乡镇的“务工经商”人员的平均年龄为33.31岁；四是农村存在着一批（约30-40%）有外出打工经历的中年农民。
　　课题组认为，“农民工早退”的原因则是因为城市不为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导致他们难以在城市定居而过早地退出城市劳动力供给市场，退回农村。
　　如何才能化解“农民工早退”问题，又避免陷入“福利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该课题组提出，应采取农民工渐进市民化的战略。农民工渐进市民化的内涵就是指要实现农民工在职业和权利上的“市民化”，要允许在一定时期内保障水平与市民存在“差异”，由“双轨制”（市民化和准市民化“两轨”并行）最终过渡为“单轨”（完全市民化）。农民工渐进市民化的道路，要按照“分类、分城、分责”的原则推进。操作策略应按照“自愿自选、双轨并行、教育先行”的思路进行。可行路径应按照“地方实践、试点示范、顶层设计”来进行。
　　针对上述原因，该课题组建议，应通过公共服务均等来逐渐淡化户籍制度；通过建立养老保险国家统筹机制打通三大医疗保险体系等措施来实现农民工的户籍和社会保险的渐进市民化；通过改革现有招生、考试制度，实现常住地参加考试等措施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子女教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