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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既不是日本人害死的，也不是国民党军统人员毒死的，至于被江湖郎中毒死云云，更属无稽之谈。
汪精卫为何会死在日本，又是因何病而死的呢?几十年来，人们对于这个问题始终抱有极大的疑问，而且有着各种各样的传说。说法虽然不一，但最为耸人听闻的不外两说：其一，是日本人害死的；其二，是国民党军统人员奉命设计毒死的。近来甚至又有人声称，汪精卫是无锡一个外号叫刘一贴的江湖郎中，用一贴膏药毒死的，这就更玄了。那么，汪精卫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东条派来了医疗专家
汪精卫于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遇刺，有一颗子弹一直留在体内。汪投靠日本后，虽然背部不时有疼痛和麻木之感，但无大妨碍，一切活动都能照常进行。可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节节失利，汪精卫及其伪政权危在旦夕，汪的心情日趋恶劣，以致一改“温文尔雅”的风度，动辄大发雷霆，极大地影响了健康。加之体内的弹头所含铅毒已损及脊椎，从1943年8月起，汪的背部由阵痛发展为剧痛。
本应卧床休息的汪精卫，此时却身不由己地加倍繁忙：既要竭力为日本强制收买上海等地的棉纱棉布，又要加紧“清乡”；既要大力进行奴化宣传，又要促进日本对重庆的“和平工作”。因此，一会儿上海，一会儿南京，一会儿东京……终于在11月9日又一次从东京返回南京后，感到病情加重，不得不向东条英机请求派几名有经验的医生来南京。当时，汪也许已怀疑自己得了癌症，但又不能肯定，便佯称：因为德国医生怀疑其夫人陈璧君患了胃癌，想请日本医生确诊一下。东条遂决定派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的内科专家、癌病研究会医院院长黑川利雄博士前往南京。
黑川接到命令后，便和其助手松永藤雄一起，带着必要的检查器械到了南京。据汪精卫日记所载，黑川于11月18日对汪进行了第一次体检，21日作了第二次体检；24日晚，汪宴请了黑川等人，想必是为其饯行。
黑川在回忆录中称，检查后发现：“原来(遇刺时)子弹已经伤了骨头，但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障碍，我们认为还是不取出为好，后来我们就回国了。”
在南京日军医院动手术
黑川走后，11月25日，汪在日记中记有“晚宴桃井中将等”；12月11日的日记又有“桃井、后藤两军医”的记载。桃井中将，即日本“中国派遣军”军医部长桃井直干；后藤即当时南京日军第一医院院长后藤镣枝。不久之后，正是他们俩为汪施行手术，取出留弹的。虽然黑川认为汪背部的子弹不取出为好，但汪的病况继续恶化，疼痛实在难忍，不得不再请桃井与后藤诊治。况且黑川是内科专家，桃井和后藤在骨科上应有更大的发言权。在他们与汪会晤后的12月15日，汪即决定“赴台城(日军第一)病院诊背上留弹”。检查结果，桃井与后藤便决定施行手术，取出子弹，时间定为19日上午。为此，18日汪便“休息并料理各事”，为手术作准备。
施行手术取出子弹的决定，确实带有很大的冒险性。因为手术涉及脊椎，万一不慎，重者可能致死，轻者也能致残。但这也是不得不如此的决定。
关于手术的经过，汪在19日的日记中记有：“晨9时赴台城病院，11时开始手术，仅20分钟即将留弹取出。是日卧病院中。”第二天上午10时，汪即出院，“回北极阁(即原宋子文公馆)疗养”。
在汪接受手术时，伪立法院长兼上海市长陈公博和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都在上海。他们是在第二天下午和晚间分别返抵南京的。据周佛海20日日记所记，他一到家便打电话询问手术情况，“知汪先生经过良好，惟下午仍有热度，不能见面。”
由于汪精卫在手术后一时不能主持工作，21日，伪行政院会议即决定由副院长周佛海代理院长。22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进一步作出决定：在汪治疗时期，国民政府主席职务由立法院长陈公博代拆代行；最高国防会议、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军事委员会常务会议均由陈公博主持；行政院事务、全国经济委员会事务由周佛海代拆代行。在公开发表这一消息时，为防不测，佯称汪精卫已“易地疗治”，不在南京。汪在北极阁疗养期间，桃井和后藤两人每天必往检查伤口。伪府的一些重要人物，除陈公博、周佛海外，还有参谋总长鲍文樾、中央军官学校教育长刘启雄、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陈春圃、宣传部长林柏生、外交部部长褚民谊等人，也都不时前往探望。据周佛海12月21日日记所记：“9时起，旋探问汪先生，精神尚佳，略谈政务。医云7日可封口，10日后或可痊愈，惟因汪先生有糖尿病，恐多费时间。”汪手术后，由于刀口很快平复，不几天即全部拆线。31日，汪先后会见周佛海、林柏生和伪最高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以及陈春圃等人。当夜汪即下楼，“与亲友度除夕”。1944年元旦，汪照例发表了新年谈话，仍鼓吹要为“肃匪思想，保障治安，增加生产”三大工作做更进一步的努力，“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决战第一上面，以谋大东亚战争目的之完成”。当日还接待了前来贺年的诸亲友。2日，又接待了来访的周佛海及日本顾问犬养健等人。3日晚间，汪邀周佛海夫妇参加家宴。4日至9日，汪接连主持了伪行政院会议、军事委员会会议及国防最高会议，还主持了伪国民政府召开的所谓庆祝参战周年纪念大会，而且每天都接待来访者。7日，汪还特地设宴招待桃井及后藤等医务人员，以示谢意。这一切说明，汪在手术后，身体情况良好。
转往日本名古屋医疗
但是，上述现象恰如回光返照。就在汪精卫甚为庆幸之时，他的身体情况却很快急转直下。1月9日上午，汪在出席了所谓参战周年纪念大会之后，身体即感不适，体温不断升高。当天中午本应出席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火田)俊六及天皇幼弟三笠宫崇仁亲王的午宴，因高烧而不得不“回辞”。第二天体温仍然不退，但因已预定回宴烟俊六及崇仁亲王，不能取消，只得抱病勉强主持。此后，高烧一直不退，但原因不明，一般怀疑是“手术时尚留有积血”。汪不得不停止一切政务，卧床休养。至21日，创口更感奇痛。25日，汪勉强起床，与家人合照了一张相。之后，汪不仅高烧不止，且腹部以下肢体重度麻痹，连简单的每日大事记也不得不停止。因此，他的日记也就记到1944年1月25日。
此时，桃井及后藤面对汪的病状也束手无策，只得通过日派遣军总司令部电请黑川利雄再来南京诊治。黑川回忆说：“第二年(1944年)2月，接到了从南京打来的汪精卫病情恶化的电话”，他随即飞往南京，立即为汪检查，“发现原来日本军医部长把汪精卫背上的子弹取出了，结果汪的两腿变得不好使了。”黑川到南京 的时间，大约是2月18日以前。黑川进一步检查后，断定汪病为脊骨癌，学名为“多发性骨髓肿病”(此病至今被视为不治之绝症)。由于南京病院设备简陋，无法很好治疗，黑川提出将汪移送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继续治疗，时间定于3月3日。黑川还建议，此前先请名古屋帝国大学脊椎病专家、日本神经外科泰斗斋藤真来南京再作一次检查。随后，日派遣军总司令部便派汪伪政权最高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于2月28日上午飞往东京进行安排。28日下午，周佛海由上海飞抵南京，在与陈公博及伪内政部长梅思平面谈后，“始知医生密告，汪先生之病虽一时不致危险，但所患为脊骨瘤，此病十九不能痊愈，赴日亦不过尽人事”。29日，陈公博、周佛海、鲍文樾、林柏生、陈君慧、陈春圃及周隆庠等人，齐聚南京颐和路23号汪精卫宅，在听取陈璧君关于汪的病状及决定赴日经过的说明后，决定汪赴日后，由陈公博、周佛海代行军事、政治事务，并决定此事“对外不必发表”。随后，陈、周、鲍、林等人到病榻前谒汪，报告了上述决定。
斋藤真于3月1日飞抵南京。对汪检查结果，认为其脊髓神经发生严重故障，有立即施行手术的必要，因而同意黑川意见，决定如期将汪送往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
3日上午9时，陈公博、周佛海等伪府主要人物即先赴明故宫机场，等候为汪送行。9时30分，汪由日军医院汽车送到机场，与陈、周等人拱手告别后，即被抬人“海鹣”号专机，直飞名古屋。随行人员除陈璧君及其子女汪孟晋、汪文悌、汪文惺、汪文彬和女婿何文杰外，还有伪行政院秘书长周隆庠夫妇、贴身侍卫武官凌启荣、南京中央医院院长黎福等
再次手术后病势转危至死
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作了周到安排。将医院大楼四层的特别病房作为汪的病室。为了保密，称为“梅号”。大楼三、四两层则全部供汪的随从人员及日方参与治疗人员住用。
汪抵达名古屋后，经各科著名医师会诊，一致认为，汪因子弹留存体内时间过久，诱发而成为多发性骨髓肿症；胸骨第四至第七节间，肿胀自背部向前胸发展，以至压迫脊髓神经；必须割除向前压迫之肿胀骨殖，以减轻压力。第二天即3月4日傍晚，便由斋藤真教授主刀，为汪施行“推弓切除术”，将第四至第七节胸骨切除。手术进行了一个小时，其间汪的脚部逐步恢复温度与感觉。手术采用的是局部麻醉，汪的头脑一直保持清醒状态。手术结束时，汪连连向医务人员致谢。院方将切除的骨片与血液进行化验，证明诊断正确，确为“多发性骨髓肿症”。
手术后，医院方面专门为汪成立了治疗小组和助手团。主治医生除斋藤真、黑川利雄外，还有整形外科专家、东京帝大教授高木宽治；名古屋帝大教授兼附属医院院长胜诏精臧。另外还有名古屋帝大教授兼医学专门部部长田春村吉及教授三矢晨雄等放射科专家参加治疗小组。助手团则由名古屋帝大助教授户田博、医学部教授上田文雄以及太田元治、中泽由也等人组成。这一阵容，可以说是集中了日本医学界，的最高权威。医生们每日轮流为汪诊察三次，夜里一律住在附近的观光旅馆，随时待命；助手团则留在医院轮流值班。
汪在手术后的第四天，健康状况开始恢复，腹部以下渐能活动，但此后病况时好时坏。8月初，病情一度极为严重。8日，日本驻南京大使重光葵曾告周佛海：“汪先生病势严重，恐不出月。”后经救治，又趋好转。9月下旬至10月上旬的大约十天时间，以及10月20日至23日，汪的体温曾超过摄氏37．5度，略有微热，其余时间体温尚属正常。在此期间，院方先后对汪的脊椎骨盘进行过七次X线治疗，使背腰部疼痛减轻，食欲渐增。但因卧床过久，身体严重衰弱，脉搏高达每分钟9－110次，且时发咳嗽。院方为防止发生肺炎或心脏衰竭及其他杂病，曾多次为之注射强心剂和其他紧急治疗药物。到了11月初，病况进一步恶化。11月8日，南京日本大使馆奉命紧急通知陈公博，要他即赴名古屋一行。经与周佛海商量后，陈公博决定于13日前往。
但是，10日上午6时，汪的病况剧变，体温高至摄氏40．6度，脉搏增至128次，食欲全无，呼吸困难，渐入危笃状态。至下午4时20分，呼吸完全停止。 ，周佛海在10日的日记中称：“(下午)日大使派人来通知，汪先生今晨6时病势转剧，至为忧虑。因访公博，请其早赴名古屋。”11日的日记继称：“下午，接日使馆通知，汪先生于昨日下午4时20分病故。”
综上所述，可以肯定，汪精卫既不是日本人害死的，也不是国民党军统人员毒死的，至于江湖郎中云云，更属无稽之谈。
汪精卫为何会死在日本，又是因何病而死的呢?几十年来，人们对于这个问题始终抱有极大的疑问，而且有着各种各样的传说。说法虽然不一，但最为耸人听闻的不外两说：其一，是日本人害死的；其二，是国民党军统人员奉命设计毒死的。近来甚至又有人声称，汪精卫是无锡一个外号叫刘一贴的江湖郎中，用一贴膏药毒死的，这就更玄了。那么，汪精卫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东条派来了医疗专家
汪精卫于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遇刺，有一颗子弹一直留在体内。汪投靠日本后，虽然背部不时有疼痛和麻木之感，但无大妨碍，一切活动都能照常进行。可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节节失利，汪精卫及其伪政权危在旦夕，汪的心情日趋恶劣，以致一改“温文尔雅”的风度，动辄大发雷霆，极大地影响了健康。加之体内的弹头所含铅毒已损及脊椎，从1943年8月起，汪的背部由阵痛发展为剧痛。
本应卧床休息的汪精卫，此时却身不由己地加倍繁忙：既要竭力为日本强制收买上海等地的棉纱棉布，又要加紧“清乡”；既要大力进行奴化宣传，又要促进日本对重庆的“和平工作”。因此，一会儿上海，一会儿南京，一会儿东京……终于在11月9日又一次从东京返回南京后，感到病情加重，不得不向东条英机请求派几名有经验的医生来南京。当时，汪也许已怀疑自己得了癌症，但又不能肯定，便佯称：因为德国医生怀疑其夫人陈璧君患了胃癌，想请日本医生确诊一下。东条遂决定派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的内科专家、癌病研究会医院院长黑川利雄博士前往南京。
黑川接到命令后，便和其助手松永藤雄一起，带着必要的检查器械到了南京。据汪精卫日记所载，黑川于11月18日对汪进行了第一次体检，21日作了第二次体检；24日晚，汪宴请了黑川等人，想必是为其饯行。
黑川在回忆录中称，检查后发现：“原来(遇刺时)子弹已经伤了骨头，但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障碍，我们认为还是不取出为好，后来我们就回国了。”
在南京日军医院动手术
黑川走后，11月25日，汪在日记中记有“晚宴桃井中将等”；12月11日的日记又有“桃井、后藤两军医”的记载。桃井中将，即日本“中国派遣军”军医部长桃井直干；后藤即当时南京日军第一医院院长后藤镣枝。不久之后，正是他们俩为汪施行手术，取出留弹的。虽然黑川认为汪背部的子弹不取出为好，但汪的病况继续恶化，疼痛实在难忍，不得不再请桃井与后藤诊治。况且黑川是内科专家，桃井和后藤在骨科上应有更大的发言权。在他们与汪会晤后的12月15日，汪即决定“赴台城(日军第一)病院诊背上留弹”。检查结果，桃井与后藤便决定施行手术，取出子弹，时间定为19日上午。为此，18日汪便“休息并料理各事”，为手术作准备。
施行手术取出子弹的决定，确实带有很大的冒险性。因为手术涉及脊椎，万一不慎，重者可能致死，轻者也能致残。但这也是不得不如此的决定。
关于手术的经过，汪在19日的日记中记有：“晨9时赴台城病院，11时开始手术，仅20分钟即将留弹取出。是日卧病院中。”第二天上午10时，汪即出院，“回北极阁(即原宋子文公馆)疗养”。
在汪接受手术时，伪立法院长兼上海市长陈公博和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都在上海。他们是在第二天下午和晚间分别返抵南京的。据周佛海20日日记所记，他一到家便打电话询问手术情况，“知汪先生经过良好，惟下午仍有热度，不能见面。”
由于汪精卫在手术后一时不能主持工作，21日，伪行政院会议即决定由副院长周佛海代理院长。22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进一步作出决定：在汪治疗时期，国民政府主席职务由立法院长陈公博代拆代行；最高国防会议、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军事委员会常务会议均由陈公博主持；行政院事务、全国经济委员会事务由周佛海代拆代行。在公开发表这一消息时，为防不测，佯称汪精卫已“易地疗治”，不在南京。汪在北极阁疗养期间，桃井和后藤两人每天必往检查伤口。伪府的一些重要人物，除陈公博、周佛海外，还有参谋总长鲍文樾、中央军官学校教育长刘启雄、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陈春圃、宣传部长林柏生、外交部部长褚民谊等人，也都不时前往探望。据周佛海12月21日日记所记：“9时起，旋探问汪先生，精神尚佳，略谈政务。医云7日可封口，10日后或可痊愈，惟因汪先生有糖尿病，恐多费时间。”汪手术后，由于刀口很快平复，不几天即全部拆线。31日，汪先后会见周佛海、林柏生和伪最高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以及陈春圃等人。当夜汪即下楼，“与亲友度除夕”。1944年元旦，汪照例发表了新年谈话，仍鼓吹要为“肃匪思想，保障治安，增加生产”三大工作做更进一步的努力，“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决战第一上面，以谋大东亚战争目的之完成”。当日还接待了前来贺年的诸亲友。2日，又接待了来访的周佛海及日本顾问犬养健等人。3日晚间，汪邀周佛海夫妇参加家宴。4日至9日，汪接连主持了伪行政院会议、军事委员会会议及国防最高会议，还主持了伪国民政府召开的所谓庆祝参战周年纪念大会，而且每天都接待来访者。7日，汪还特地设宴招待桃井及后藤等医务人员，以示谢意。这一切说明，汪在手术后，身体情况良好。
转往日本名古屋医疗
但是，上述现象恰如回光返照。就在汪精卫甚为庆幸之时，他的身体情况却很快急转直下。1月9日上午，汪在出席了所谓参战周年纪念大会之后，身体即感不适，体温不断升高。当天中午本应出席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火田)俊六及天皇幼弟三笠宫崇仁亲王的午宴，因高烧而不得不“回辞”。第二天体温仍然不退，但因已预定回宴烟俊六及崇仁亲王，不能取消，只得抱病勉强主持。此后，高烧一直不退，但原因不明，一般怀疑是“手术时尚留有积血”。汪不得不停止一切政务，卧床休养。至21日，创口更感奇痛。25日，汪勉强起床，与家人合照了一张相。之后，汪不仅高烧不止，且腹部以下肢体重度麻痹，连简单的每日大事记也不得不停止。因此，他的日记也就记到1944年1月25日。
此时，桃井及后藤面对汪的病状也束手无策，只得通过日派遣军总司令部电请黑川利雄再来南京诊治。黑川回忆说：“第二年(1944年)2月，接到了从南京打来的汪精卫病情恶化的电话”，他随即飞往南京，立即为汪检查，“发现原来日本军医部长把汪精卫背上的子弹取出了，结果汪的两腿变得不好使了。”黑川到南京 的时间，大约是2月18日以前。黑川进一步检查后，断定汪病为脊骨癌，学名为“多发性骨髓肿病”(此病至今被视为不治之绝症)。由于南京病院设备简陋，无法很好治疗，黑川提出将汪移送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继续治疗，时间定于3月3日。黑川还建议，此前先请名古屋帝国大学脊椎病专家、日本神经外科泰斗斋藤真来南京再作一次检查。随后，日派遣军总司令部便派汪伪政权最高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于2月28日上午飞往东京进行安排。28日下午，周佛海由上海飞抵南京，在与陈公博及伪内政部长梅思平面谈后，“始知医生密告，汪先生之病虽一时不致危险，但所患为脊骨瘤，此病十九不能痊愈，赴日亦不过尽人事”。29日，陈公博、周佛海、鲍文樾、林柏生、陈君慧、陈春圃及周隆庠等人，齐聚南京颐和路23号汪精卫宅，在听取陈璧君关于汪的病状及决定赴日经过的说明后，决定汪赴日后，由陈公博、周佛海代行军事、政治事务，并决定此事“对外不必发表”。随后，陈、周、鲍、林等人到病榻前谒汪，报告了上述决定。
斋藤真于3月1日飞抵南京。对汪检查结果，认为其脊髓神经发生严重故障，有立即施行手术的必要，因而同意黑川意见，决定如期将汪送往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
3日上午9时，陈公博、周佛海等伪府主要人物即先赴明故宫机场，等候为汪送行。9时30分，汪由日军医院汽车送到机场，与陈、周等人拱手告别后，即被抬人“海鹣”号专机，直飞名古屋。随行人员除陈璧君及其子女汪孟晋、汪文悌、汪文惺、汪文彬和女婿何文杰外，还有伪行政院秘书长周隆庠夫妇、贴身侍卫武官凌启荣、南京中央医院院长黎福等
再次手术后病势转危至死
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作了周到安排。将医院大楼四层的特别病房作为汪的病室。为了保密，称为“梅号”。大楼三、四两层则全部供汪的随从人员及日方参与治疗人员住用。
汪抵达名古屋后，经各科著名医师会诊，一致认为，汪因子弹留存体内时间过久，诱发而成为多发性骨髓肿症；胸骨第四至第七节间，肿胀自背部向前胸发展，以至压迫脊髓神经；必须割除向前压迫之肿胀骨殖，以减轻压力。第二天即3月4日傍晚，便由斋藤真教授主刀，为汪施行“推弓切除术”，将第四至第七节胸骨切除。手术进行了一个小时，其间汪的脚部逐步恢复温度与感觉。手术采用的是局部麻醉，汪的头脑一直保持清醒状态。手术结束时，汪连连向医务人员致谢。院方将切除的骨片与血液进行化验，证明诊断正确，确为“多发性骨髓肿症”。
手术后，医院方面专门为汪成立了治疗小组和助手团。主治医生除斋藤真、黑川利雄外，还有整形外科专家、东京帝大教授高木宽治；名古屋帝大教授兼附属医院院长胜诏精臧。另外还有名古屋帝大教授兼医学专门部部长田春村吉及教授三矢晨雄等放射科专家参加治疗小组。助手团则由名古屋帝大助教授户田博、医学部教授上田文雄以及太田元治、中泽由也等人组成。这一阵容，可以说是集中了日本医学界，的最高权威。医生们每日轮流为汪诊察三次，夜里一律住在附近的观光旅馆，随时待命；助手团则留在医院轮流值班。
汪在手术后的第四天，健康状况开始恢复，腹部以下渐能活动，但此后病况时好时坏。8月初，病情一度极为严重。8日，日本驻南京大使重光葵曾告周佛海：“汪先生病势严重，恐不出月。”后经救治，又趋好转。9月下旬至10月上旬的大约十天时间，以及10月20日至23日，汪的体温曾超过摄氏37．5度，略有微热，其余时间体温尚属正常。在此期间，院方先后对汪的脊椎骨盘进行过七次X线治疗，使背腰部疼痛减轻，食欲渐增。但因卧床过久，身体严重衰弱，脉搏高达每分钟9－110次，且时发咳嗽。院方为防止发生肺炎或心脏衰竭及其他杂病，曾多次为之注射强心剂和其他紧急治疗药物。到了11月初，病况进一步恶化。11月8日，南京日本大使馆奉命紧急通知陈公博，要他即赴名古屋一行。经与周佛海商量后，陈公博决定于13日前往。
但是，10日上午6时，汪的病况剧变，体温高至摄氏40．6度，脉搏增至128次，食欲全无，呼吸困难，渐入危笃状态。至下午4时20分，呼吸完全停止。 ，周佛海在10日的日记中称：“(下午)日大使派人来通知，汪先生今晨6时病势转剧，至为忧虑。因访公博，请其早赴名古屋。”11日的日记继称：“下午，接日使馆通知，汪先生于昨日下午4时20分病故。”
综上所述，可以肯定，汪精卫既不是日本人害死的，也不是国民党军统人员毒死的，至于江湖郎中云云，更属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