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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亚特兰大市中心的阴暗处，等待着一个用拉杆箱装衣服、把假牙放进裤子口袋的人。他说早上6点半会在Five Points广场和我见面，在我们相识的7个月里，汤米·盖因斯说过很多话，他说自己第一次扣篮是在1 1岁；第一次吸食可卡因是在20岁；他说大学时他曾入选过全美第一阵容；他说他再也不会吸毒了。在他说过的大部分话里，至少有一些是真相，有一些完全是假话。
但他最终会出现的，因为他保证了。那时太阳还没升起，不过那些前一晚躺在路边长椅上凑合的醉鬼们，正摇摇晃晃地走向附近的廉价旅馆，准备再凑合一上午。从麦当劳走出来的建筑工人，个个都拿着咖啡。这时，我在桃树街角看到了汤米。身高1.98米的他站直了还是能让人感到一种震慑的，可牙齿的缺失，却让他老了不止五岁。衣服邋邋遢遢地套在他的身上，他的啤酒肚不见了，眼睛通红。握手时他冲我点了点头，好像在说，他下面要说的一定是真话一样。
“我准备好了。”他说。
第一次见汤米，他还把衣服藏在床下，假牙也装在嘴里，我们坐在他所住的流浪汉收容所的大厅里。之后几小时，我们聊的都是他在乔治亚州贝恩布里奇的贫穷童年生活，以及篮球让他成为了小镇里的明星。他聊到了自己用自行车轮和松树做出的第一个篮筐，说起了暴扣对手五个首发的经历，提到了大学奖学金和全美第一阵容，还有在他未成年时想勾引他的成熟女性。
汤米说的很多都可以得到证实。《芝加哥太阳时报》曾将他评为全美最佳球员的第29名，落后克里斯·莱特纳13位，比他曾经的室友罗伯特·霍里高3位——霍里后来证实了这个说法。汤米是个身材瘦高的投手，拥有极好的运动能力，仿佛上世纪80年代版的J.R.史密斯。报纸档案中至今还能找到他当年打出的惊人数据：高四场均28分14篮板；面对未来的海斯曼奖得主，尼克斯控卫查理·沃德时拿下了41分；收到数不清的奖学金邀请；还有那1.06米的垂直起跳高度。
正如汤米失踪后几个月其他人告诉我的那样，球场上的汤米是个“坏小子”。他可以利用掩护，在9米外接球投出对方无法封盖的投篮。如果对方黏住了他——基本上没有防守球员能黏住他，只要一次运球，他就能从三分线外突到篮下。汤米不是很在意防守，但这不是问题，因为无论他在防守中放弃了什么，他都能在进攻上赢回来。他的控球技术不好，不过这同样不是问题。只要拥有手感和弹跳，单靠跳投和空接，他就能活得很好。
说到这，我们都知道故事该出现转折了。“我想我应该告诉你，我是怎么染上毒瘾的。”此时我们坐在收容所、而不是NBA退役球员常见的郊区大别墅，或者工薪族能拥有的公寓里，总而言之，存在必然是有原因的。
“那是1992年，”汤米说，“我就在亚特兰大，就在市中心。当时我是来老鹰试训，参加试训的还有一个叫克里斯·沃什本的人。”这个名字听起来并不陌生，沃什本是NBA历史上最大的选秀水货之一。1986年选秀，他仅比伦·拜亚斯低一个选秀顺位。拜亚斯因吸食过量可卡因死在马里兰州的那天晚上（选秀后第二天），沃什本正在纽约布朗克斯，在可卡因的作用下飘飘欲仙。在联盟打了不到两年后，沃什本就消失了，成了另一个被毒品毁掉的例子。
“选秀结束后，我去冲澡，沃什本就在那，在淋浴间抽可卡因。”汤米说，“冲完澡后，他对我说，‘来，试试。’于是我试了一下，但我不喜欢。然后他说，‘再试试。’这一次，我喜欢上了。我和克里斯一起，我们在市中心的凯越酒店订了房间，在顶层。我们在门口挂上了‘请勿打扰’的牌子。锁上门后，整晚我们都在吸毒，我已经被毒品吸引了。但我害怕，非常害怕，我不喜欢这样，但我喜欢这种感觉，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第二天早上，他要去浴室洗澡。当他走进浴室后，我立刻离开了酒店。我跳进自己的车，速度飙到了最快，一路往贝恩布里奇开。我上了75号公路，到了一个转弯处，我开得太快了，结果我冲出了公路，撞上了护栏。我的车子报废了，但我一点事也没有。从车里走出来，我开始狂奔，我跑过了州界，我以为我会一路跑回家，但最后我还是累了，我竖起大拇指，拦车，就这样回了家。”
汤米用两句话，总结了自己22年的人生。“即便回到贝恩布里奇，我还是会想吸更多的毒品。我最终还是会被毒品套牢了。”
那天上午，在亚特兰大西北部一所顶级私立中学的礼堂里，我第一次看到汤米哭了。他对学生们说，他曾经有过多么幸福的生活，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曾经多么爱他，篮球曾经让他多么出名。汤米说到了篮球曾经让他多么开心，但他选择了另一条路。他停顿了一下，一边颤抖一边流泪，“那条路就是毒品”。学生们开始鼓掌，为他欢呼，对他表示支持。“现在就是我的转折。”汤米说，“我再也不愿意浪费自己的人生。”
第二天，我们在唐恩都乐见了面。我点了一杯咖啡，汤米排在我的身后。有那么一瞬间，我在想要不要给他也买一杯。还没等我说话，汤米就掏出了钱包，“老兄，我真是爱死这种感觉了，能这样靠自己买东西。我不必再求别人给我买东西了。”
之所以能掏出钱来，那是因为汤米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有了工作。等我们走出去后，他就要去工作了。准备好咖啡后，汤米掏出两只橡胶手套，然后加入到了一个六人团队中，去清扫废弃的公园、大楼和亚特兰大的廉价旅馆。
汤米·盖因斯三世出生在1968年，他是艾玛·洛·盖因斯和小汤米·盖因斯的第四个孩子。“那真是完美极了，”汤米说，“我的童年是人所能得到的最美好的。”
这种完美的生活，在1980年汤米的父亲因车祸去世戛然而止，艾玛那时必须靠自己抚养五个孩子。白天，她在当地学校做看门人，晚上到有钱人家做小时工。她对自己的孩子只能放任自流，因为她别无选择。“爸爸没机会看到我长大，”汤米说，“有时候我还为此高兴过，我不知道自己想不想让他看到我后来的样子。”
一旦尝试了，汤米的脑子就只有可卡因。可买毒品需要钱，那时候的汤米分文未有。于是他回到贝恩布里奇，开始四处偷东西——偷商店里的东西，从朋友、母亲和妻子那里窃取。 现在回忆，汤米只能想起一些细节。他的母亲曾哭着告诉他，她会买一个警用应答机，祈祷不会在晚上听到他被抓或死亡的消息。有一天，他饥肠辘辘地出现在了姐姐的家门前，姐姐端了一盘肉和面包给他，然后在他面前关上了门。他会为了一美元拿旧报纸给别人擦车；他会走进药房，假装和售货员聊天，出门时衣服下面塞着电池或除臭剂。有时候，他甚至会向陌生人要钱。“我讨厌那样，”汤米说，“那样让我感觉自己不是人了。”但大多数时候，他只是在机械地重复那样的生活：睡醒、偷东西、卖掉、买毒品、吸毒、睡觉。这样的生活，除了进监狱那段时间，他重复了20多年。
汤米身背多项罪名。1994年是贩卖可卡因，至今他仍否认自己犯过这个罪，但他为此服刑了5个月。2000年因为持有可卡因，他又被判4年（服刑了3年）。最近一次是2010年4月，入室盗窃。蹲监狱的日子，汤米一直希望有人能去看他，但他连一封信，一个电话都没收到，他的家人已经彻底断绝了和他的联系。“我对自己说，你在这里的唯一原因，就是毒品。”汤米说。
迈克加汉在2013年10月成立了“乔治亚工作”这个组织，出狱后，汤米开始在那里做捡垃圾的工作。一周能挣到222美元。其中100美元用来交房租，50美元存起来，还剩72美元是汤米的零花钱。
汤米的生活似乎走上了正轨。可我后来收到了迈克加汉的一封邮件，“给我打电话，和汤米有关，不是好消息。汤米·盖因斯已经不再是‘乔治亚工作’的员工了。”
汤米是他们的模范员工。他按时上班，任劳任怨。只有一个原因会导致他被解雇。远离毒品四年半之后，他复吸了。
1990年，帕特里夏怀上了汤米的孩子。他们为孩子做了一个存钱罐，准备在儿子出生后用这里的钱给他买衣服和纸尿裤。可是在帕特里夏临盆时，汤米消失了。孩子出生时，汤米也没有出现。直到帕特里夏回家后，她才发现，存钱罐碎了，里面的钱没了。
帕特里夏还会回想起打篮球时的汤米，“有一天我看到他跳了起来，他在空中飞，好像永远也不会落下一样，他扣篮了。”
后来，我终于找到了汤米。我问他：“你想吃点什么？”
“我吃不了。”汤米说，“我的牙。”汤米从兜里掏出了假牙。可卡因很久以前就毁掉了他的牙齿，加上复吸，现在连假牙也用不了了。喝点奶昔呢？
我们一起去了麦当劳，喝了几口可乐后，我觉得该说点什么。“看起来情况很糟糕。”
过了一会儿，汤米哭了。“四年了，”他终于开口说话，“我已经四年时间没吸毒了，但我自己放弃了。”他指了指窗外的街道，“我不是那样的。”
我告诉他，我知道他是一个坚强的人，知道他已经成熟了很多，知道付出了多少努力才让自己的生活重回正轨。我还告诉他，我见过他的姐姐，他姐姐相信他。我们坐了一会儿，他来来回回摇晃，没有动眼前的奶昔。我问他，有没有想过再去戒瘾诊所。
“我问过医院的人，他们只在周一接收病人。”汤米说，“周一你会到这里来吗？”
周一早上6点半，汤米如约来到了Five Points广场，“我准备好了。”我问他感觉怎么样，他说很好。我问他紧不紧张，他说没事。
6点57分，我们来到了还没开门的圣裘德医院。8点，门开了，汤米走到前台。“我想参加治疗。”医生是高个的白人，他自称卡尔，汤米跟着他走了进去。
问了一些问题后，卡尔说，“等我把这些拿给护士看，然后再确定我们有没有床位。”
回来时，卡尔抱歉地表示，根据政策，除非汤米连续30天服用控制血药的药，否则医院不能收他入院。卡尔给了汤姆一张单子。“备选。”他说，“你可以试试这些地方。”单子上是全市其他的治疗中心。
这个故事本可以在Five Points广场那里结束，可以在任何地方结束。我可以只写到他在中学为学生演讲，可以是他在“乔治亚工作”得到了一个全新的开始，也可以是他走进圣裘德医院大门的那一刻。
可这些都不是结局，这些只是瞬间。各种的辛酸与痛苦，只有汤米一个人才懂。美好的结局并不等于主人公能永远快乐，悲惨的结局也不一定会一直悲惨。
但他最终会出现的，因为他保证了。那时太阳还没升起，不过那些前一晚躺在路边长椅上凑合的醉鬼们，正摇摇晃晃地走向附近的廉价旅馆，准备再凑合一上午。从麦当劳走出来的建筑工人，个个都拿着咖啡。这时，我在桃树街角看到了汤米。身高1.98米的他站直了还是能让人感到一种震慑的，可牙齿的缺失，却让他老了不止五岁。衣服邋邋遢遢地套在他的身上，他的啤酒肚不见了，眼睛通红。握手时他冲我点了点头，好像在说，他下面要说的一定是真话一样。
“我准备好了。”他说。
第一次见汤米，他还把衣服藏在床下，假牙也装在嘴里，我们坐在他所住的流浪汉收容所的大厅里。之后几小时，我们聊的都是他在乔治亚州贝恩布里奇的贫穷童年生活，以及篮球让他成为了小镇里的明星。他聊到了自己用自行车轮和松树做出的第一个篮筐，说起了暴扣对手五个首发的经历，提到了大学奖学金和全美第一阵容，还有在他未成年时想勾引他的成熟女性。
汤米说的很多都可以得到证实。《芝加哥太阳时报》曾将他评为全美最佳球员的第29名，落后克里斯·莱特纳13位，比他曾经的室友罗伯特·霍里高3位——霍里后来证实了这个说法。汤米是个身材瘦高的投手，拥有极好的运动能力，仿佛上世纪80年代版的J.R.史密斯。报纸档案中至今还能找到他当年打出的惊人数据：高四场均28分14篮板；面对未来的海斯曼奖得主，尼克斯控卫查理·沃德时拿下了41分；收到数不清的奖学金邀请；还有那1.06米的垂直起跳高度。
正如汤米失踪后几个月其他人告诉我的那样，球场上的汤米是个“坏小子”。他可以利用掩护，在9米外接球投出对方无法封盖的投篮。如果对方黏住了他——基本上没有防守球员能黏住他，只要一次运球，他就能从三分线外突到篮下。汤米不是很在意防守，但这不是问题，因为无论他在防守中放弃了什么，他都能在进攻上赢回来。他的控球技术不好，不过这同样不是问题。只要拥有手感和弹跳，单靠跳投和空接，他就能活得很好。
说到这，我们都知道故事该出现转折了。“我想我应该告诉你，我是怎么染上毒瘾的。”此时我们坐在收容所、而不是NBA退役球员常见的郊区大别墅，或者工薪族能拥有的公寓里，总而言之，存在必然是有原因的。
“那是1992年，”汤米说，“我就在亚特兰大，就在市中心。当时我是来老鹰试训，参加试训的还有一个叫克里斯·沃什本的人。”这个名字听起来并不陌生，沃什本是NBA历史上最大的选秀水货之一。1986年选秀，他仅比伦·拜亚斯低一个选秀顺位。拜亚斯因吸食过量可卡因死在马里兰州的那天晚上（选秀后第二天），沃什本正在纽约布朗克斯，在可卡因的作用下飘飘欲仙。在联盟打了不到两年后，沃什本就消失了，成了另一个被毒品毁掉的例子。
“选秀结束后，我去冲澡，沃什本就在那，在淋浴间抽可卡因。”汤米说，“冲完澡后，他对我说，‘来，试试。’于是我试了一下，但我不喜欢。然后他说，‘再试试。’这一次，我喜欢上了。我和克里斯一起，我们在市中心的凯越酒店订了房间，在顶层。我们在门口挂上了‘请勿打扰’的牌子。锁上门后，整晚我们都在吸毒，我已经被毒品吸引了。但我害怕，非常害怕，我不喜欢这样，但我喜欢这种感觉，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第二天早上，他要去浴室洗澡。当他走进浴室后，我立刻离开了酒店。我跳进自己的车，速度飙到了最快，一路往贝恩布里奇开。我上了75号公路，到了一个转弯处，我开得太快了，结果我冲出了公路，撞上了护栏。我的车子报废了，但我一点事也没有。从车里走出来，我开始狂奔，我跑过了州界，我以为我会一路跑回家，但最后我还是累了，我竖起大拇指，拦车，就这样回了家。”
汤米用两句话，总结了自己22年的人生。“即便回到贝恩布里奇，我还是会想吸更多的毒品。我最终还是会被毒品套牢了。”
那天上午，在亚特兰大西北部一所顶级私立中学的礼堂里，我第一次看到汤米哭了。他对学生们说，他曾经有过多么幸福的生活，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曾经多么爱他，篮球曾经让他多么出名。汤米说到了篮球曾经让他多么开心，但他选择了另一条路。他停顿了一下，一边颤抖一边流泪，“那条路就是毒品”。学生们开始鼓掌，为他欢呼，对他表示支持。“现在就是我的转折。”汤米说，“我再也不愿意浪费自己的人生。”
第二天，我们在唐恩都乐见了面。我点了一杯咖啡，汤米排在我的身后。有那么一瞬间，我在想要不要给他也买一杯。还没等我说话，汤米就掏出了钱包，“老兄，我真是爱死这种感觉了，能这样靠自己买东西。我不必再求别人给我买东西了。”
之所以能掏出钱来，那是因为汤米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有了工作。等我们走出去后，他就要去工作了。准备好咖啡后，汤米掏出两只橡胶手套，然后加入到了一个六人团队中，去清扫废弃的公园、大楼和亚特兰大的廉价旅馆。
汤米·盖因斯三世出生在1968年，他是艾玛·洛·盖因斯和小汤米·盖因斯的第四个孩子。“那真是完美极了，”汤米说，“我的童年是人所能得到的最美好的。”
这种完美的生活，在1980年汤米的父亲因车祸去世戛然而止，艾玛那时必须靠自己抚养五个孩子。白天，她在当地学校做看门人，晚上到有钱人家做小时工。她对自己的孩子只能放任自流，因为她别无选择。“爸爸没机会看到我长大，”汤米说，“有时候我还为此高兴过，我不知道自己想不想让他看到我后来的样子。”
一旦尝试了，汤米的脑子就只有可卡因。可买毒品需要钱，那时候的汤米分文未有。于是他回到贝恩布里奇，开始四处偷东西——偷商店里的东西，从朋友、母亲和妻子那里窃取。 现在回忆，汤米只能想起一些细节。他的母亲曾哭着告诉他，她会买一个警用应答机，祈祷不会在晚上听到他被抓或死亡的消息。有一天，他饥肠辘辘地出现在了姐姐的家门前，姐姐端了一盘肉和面包给他，然后在他面前关上了门。他会为了一美元拿旧报纸给别人擦车；他会走进药房，假装和售货员聊天，出门时衣服下面塞着电池或除臭剂。有时候，他甚至会向陌生人要钱。“我讨厌那样，”汤米说，“那样让我感觉自己不是人了。”但大多数时候，他只是在机械地重复那样的生活：睡醒、偷东西、卖掉、买毒品、吸毒、睡觉。这样的生活，除了进监狱那段时间，他重复了20多年。
汤米身背多项罪名。1994年是贩卖可卡因，至今他仍否认自己犯过这个罪，但他为此服刑了5个月。2000年因为持有可卡因，他又被判4年（服刑了3年）。最近一次是2010年4月，入室盗窃。蹲监狱的日子，汤米一直希望有人能去看他，但他连一封信，一个电话都没收到，他的家人已经彻底断绝了和他的联系。“我对自己说，你在这里的唯一原因，就是毒品。”汤米说。
迈克加汉在2013年10月成立了“乔治亚工作”这个组织，出狱后，汤米开始在那里做捡垃圾的工作。一周能挣到222美元。其中100美元用来交房租，50美元存起来，还剩72美元是汤米的零花钱。
汤米的生活似乎走上了正轨。可我后来收到了迈克加汉的一封邮件，“给我打电话，和汤米有关，不是好消息。汤米·盖因斯已经不再是‘乔治亚工作’的员工了。”
汤米是他们的模范员工。他按时上班，任劳任怨。只有一个原因会导致他被解雇。远离毒品四年半之后，他复吸了。
1990年，帕特里夏怀上了汤米的孩子。他们为孩子做了一个存钱罐，准备在儿子出生后用这里的钱给他买衣服和纸尿裤。可是在帕特里夏临盆时，汤米消失了。孩子出生时，汤米也没有出现。直到帕特里夏回家后，她才发现，存钱罐碎了，里面的钱没了。
帕特里夏还会回想起打篮球时的汤米，“有一天我看到他跳了起来，他在空中飞，好像永远也不会落下一样，他扣篮了。”
后来，我终于找到了汤米。我问他：“你想吃点什么？”
“我吃不了。”汤米说，“我的牙。”汤米从兜里掏出了假牙。可卡因很久以前就毁掉了他的牙齿，加上复吸，现在连假牙也用不了了。喝点奶昔呢？
我们一起去了麦当劳，喝了几口可乐后，我觉得该说点什么。“看起来情况很糟糕。”
过了一会儿，汤米哭了。“四年了，”他终于开口说话，“我已经四年时间没吸毒了，但我自己放弃了。”他指了指窗外的街道，“我不是那样的。”
我告诉他，我知道他是一个坚强的人，知道他已经成熟了很多，知道付出了多少努力才让自己的生活重回正轨。我还告诉他，我见过他的姐姐，他姐姐相信他。我们坐了一会儿，他来来回回摇晃，没有动眼前的奶昔。我问他，有没有想过再去戒瘾诊所。
“我问过医院的人，他们只在周一接收病人。”汤米说，“周一你会到这里来吗？”
周一早上6点半，汤米如约来到了Five Points广场，“我准备好了。”我问他感觉怎么样，他说很好。我问他紧不紧张，他说没事。
6点57分，我们来到了还没开门的圣裘德医院。8点，门开了，汤米走到前台。“我想参加治疗。”医生是高个的白人，他自称卡尔，汤米跟着他走了进去。
问了一些问题后，卡尔说，“等我把这些拿给护士看，然后再确定我们有没有床位。”
回来时，卡尔抱歉地表示，根据政策，除非汤米连续30天服用控制血药的药，否则医院不能收他入院。卡尔给了汤姆一张单子。“备选。”他说，“你可以试试这些地方。”单子上是全市其他的治疗中心。
这个故事本可以在Five Points广场那里结束，可以在任何地方结束。我可以只写到他在中学为学生演讲，可以是他在“乔治亚工作”得到了一个全新的开始，也可以是他走进圣裘德医院大门的那一刻。
可这些都不是结局，这些只是瞬间。各种的辛酸与痛苦，只有汤米一个人才懂。美好的结局并不等于主人公能永远快乐，悲惨的结局也不一定会一直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