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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把自己载入中国证券市场的史册。” 2014 年6 月10 日，小股东代理人戚梦捷在接受《证券市场周刊》记者采访时，发出了这样的豪言壮语。戚梦捷，天健集团（000090.SZ） 三百余位小股东代理人，在记者采访时，他不止一次地声明，“我发起的天健集团小股东以《委托书授权》的形式向公司提出议案，不是为了钱。”
进入2014 年，怀揣不安的小股民肯定看到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波涛汹涌。一方面，监管机构的监管力度空前强大，打击内幕交易不断祭出重拳；据说效用非凡的大数据分析手段，已经开始发挥作用，能够让躲在幕后的老鼠仓纷纷现形。另一方面，在经历“史上最严IPO财务核查”及长达一年多时间的酝酿开闸后，大多数次新股并没有通过上市后首季的业绩考验，“变脸”面积接近四成。
这显然不是小股东们所期望的事情！对小股东们来讲，再强大的监管和一个又一个的“零容忍”，如果不能让上市公司给投资者带来收益，那也是没有多少意义的。
就在戚梦捷演绎梦想抑或是追逐理想的同一时期，另外一个颇有想法的小股东的“大动作”也闪亮登场了。国农科技（000004.SZ）持股仅3% 的小股东，用“三年十倍市值”的提案，以及所谓“心灵培训”的转型方向，挑起了另一场由弱者发起的重组动议。
“这种从小股东意思表达方面实施的法律行动，似乎真正触及了中国证券市场的神经。”北京市中兆律师事务所主任李江律师就此认为，“证券市场，说到底是投资者按照市场规则出牌的地方，一个健康成熟的市场，其实并不取决于监管机构的杀伐能力，而在于市场上的各种力量能否实现真正的意思自治，能否维持一种均势。公平交易固然需要有警察站岗，但更需要市场交易的各种力量具有均衡的能力。长期以来，小股东话语权以及意思表示的弱化，某种意义上既是证券市场丧失公平的结果，更是市场公平沦陷的原因。其实，再强大的监管终究也代替不了市场主体的自我拯救。”但一个积极的信号也许会在中国股市画上重重的一笔。A 股市场终于迎来了首只公司治理基金。
与传统意义上基金不同的是，这一基金选择股权相对分散、效率低下从而导致价值被低估的上市公司作为目标，以“持股+ 征集投票权”的组合方式推动目标公司建立以独立董事为主的董事会结构。在能够代表和关照全体股东利益的新董事会决策制度下，重塑目标公司的财务结构、管理结构乃至业务边界。如果新董事会认为公司非资产重组不足以整治沉疴，则建议以公开征集重组方的方式完成目标公司的涅重生。可以说，这是进入2014 年中国股市的一个新动向！
6 月3 日，遭遇“门口的野蛮人”的万科A（000002.SZ） 的管理层再次出手增持。20 年前，“君万之争”差点让万科管理层卷了铺盖。20 年后，万科股价处于历史低点之时，“野蛮人”的敲门声再次响起。
6 月6 日，“门口的野蛮人”也叩开了上海新梅（600732.SH） 的大门。一场控制权易主的“政变”陡然袭击上海新梅。上海新梅中小股东联合抗争给中国资本市场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谁是幕后黑手
2014 年6 月9 日，上海新梅晚间公告称，当日公司接到兰州鸿祥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下称“兰州鸿祥”）的通知，称该公司于2014年6月6日签署的《一致行动人协议》及持股情况。由于兰州鸿祥及其一致行动人尚未履行完毕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股票将自10 日起停牌，直至其履行完毕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后复牌。
六家一致行动人分别是：兰州鸿祥、兰州瑞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兰州瑞邦”）、上海开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开南”）、上海升创建筑装饰设计工程中心（下称“上海升创”）、上海腾京投资管理咨询中心（下称“上海腾京”）、甘肃力行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下称“甘肃力行”）。详见表1。
从注册资本来看，六家一致行动人里，资质相对较好的是上海开南。上海开南成立于2013 年10 月11 日，为新近成立的公司，注册资本1 亿元，实收资本5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庄友才。与另外五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股份6352.35 万股，占总股本的14.23%，超越公司控股股东兴盛实业的11.19%。
数据显示，上海开南投资持股的成本为4.91元/股，动用资金10958.73万元，已经超过了上海开南投资的注册资本。
上海开南背靠上海瑞南集团，实力在六家企业之中最为雄厚。上海开南的法人代表与上海瑞南的法人代表同为庄友才，此人系上海瑞南集团的董事长兼总裁。根据上述信息判断，此次公司控制权争夺的主导者很可能在实质上是上海开南，或者更进一步，是上海瑞南。
毕竟只有上海瑞南才最有实力也最有可能对上海新梅进行重组，而兰州鸿祥很可能只是在表面上的发起方，用于吸收此事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详见表2。
6 月10 日，六家一致行动人收到上交所信息披露问询函，要求继续补充披露相关信息；同日，因涉嫌超比例持股未按照规定履行报告、披露义务等违法违规事项，证监会对六家一致行动人实施立案调查。
6 月13 日，上海新梅公告了《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用了大篇幅来描述了这次权益变动目的，似有“叫板”上海新梅控股股东兴盛实业的意味。
上海开南等六股东认为，自兴盛实业取得上海新梅的控制权以来，在长达11 年间，公司主营业务和盈利能力并未得到提升。同时，兴盛实业还不断借助新材料、白酒、文化传媒等热点题材高位减持巨额套现，2013 年，公司更是亏损2672.85 万元。上述种种举动表明其已经对上市公司转型失去信心，或没有能力继续推动上市公司实现转型。
基于上述原因，上海开南等六位股东结盟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旨在期望通过一致行动以扩大在上市公司的表决权和影响力。
六位结盟股东进一步称，不排除在未来12 个月内对公司或其子公司进行重组。同时，未来12 个月内有意向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股权斗争白热化
实际上这场股权“拉锯战”早已出现端倪。2013 年11 月29 日，上海新梅发布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并开始停牌。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前一天，公司公告称，11月27日接到上海开南通知，截至11月27日，上海开南通过上海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2231.9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0%，触发举牌“红线”。
当时，对于上海开南的举牌目的，上海新梅方面表示，上海开南从未与本公司就公司未来发展进行过沟通。经主动询问，上海开南表示其举牌为财务投资。对于上海开南的举牌动机和后续动向，上海新梅表示将持续关注。但是随后并无更多买入行为，一度引发市场诸多猜想。
上海开南举牌后出具了权益变动书，否认有一致行动人。不过上海新梅的董秘表示，当时也关注到股东名册里有几家新成立的公司，但上海开南说跟这些公司没有关联性。
种种迹象都在指向兰州鸿祥等一致行动人的形成时间或早于此次披露时间。
如果在上海开南举牌前，他们已经是一致行动人了，会被监管层认为超比例持股未履行信息披露规定。
兴盛实业作为原第一大股东却仅占股11.19%。为维持公司控制权，上海新梅在5 月31 日发布公告修改多项公司章程，意欲狙击六位股东提出临时议案。
6 月12 日公司发布一则补充公告，对此前披露的拟修改公司章程公告进行补充。其中最为明显的一条，便是在股东持股时间上增加限制，由“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 以上股份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前10 日提出临时提案”。
新增条件“必须连续12 个月持有股份”，从上海新梅定期报告中可知，前述六股东持股时间均不足一年。
同时，对于股东大会表决行使累计投票制的股东，上海新梅同样设置了连续12 个月持股的要求，并且股东提出书面申请后还需要董事会审议通过。另外，上海新梅严格限制了换届和非换届情形董事会更换的比例，分别为不超过全体董事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董事长当选的董事同意票比例从二分之一上调为三分之二。
很明显，上海新梅发布《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补充公告》，目的就是设置诸多限制条件反击兰州鸿祥等一致行动人。
这六个股东也不甘示弱，正式公布《权益变动报告书》，表示将通过一致行动扩大在上市公司的表决权和影响力，以股东身份推动上市公司做大做强，提升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维护股东自身合法权益。这标志着上海新梅“大股东”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权益变动报告书》中称“上海新梅这一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违反《公司法》规定，剥夺了《公司法》赋予中小股东的股东权利， 阻碍中小股东提出议案帮助上市公司摆脱现实困境的合理诉求”。
对于上海新梅5 月31 日修订章程的目的，上交所曾发函要求上海新梅说明四项章程修改的依据，核心是要求上海新梅出具修订章程中“必须连续12 个月持有股份”的依据。
上海新梅为回应上交所要求，只得再次修订《章程》，但于6 月12 日发布的补充公告中，前述“12 个月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 以上股份的股东”条件依旧在列。
根据《公司法》规定，上海新梅上述所有条款，需待股东大会投票后，方可决定去留，但是有股民反映，本次股东大会因上海新梅不提供网络投票，部分中小股民可能无缘此次表决。
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入，行政力量逐渐退居幕后，市场开始真正发挥作用，企业之间的兼并整合将成为常态，尤其是一些产能过剩的行业，迫切需要进行兼并重组，资本市场将在这波浪潮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中小投资者的重要性将逐渐显现出来。
小股东维权
过去二十多年的中国证券市场，要说小股东一点没有维权意识绝对是不客观的。但是，小股东的维权往往是事后的诉讼，动静大一点的就是集体找监管部门来申诉，以求政府来为自己当家做主。
其实，政府是当不了这个家，也做不了这个主的。证券投资是一种民事活动，买卖双方遵循意思自治、交易自由的原则。政府或者监管机构早就告诫股民“股市有风险，投资须谨慎”了。小股民在证券市场的投资损失或者是吃亏上当，按说是没理由找政府的。
当然，监管机构对规范市场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也是不可否认的。问题是监管机构的强势介入，也代替不了小股东的意思自治，代替不了上市公司的自我治理。这大概也是以戚梦捷为代表的小股东们逐步才感悟到的事情。
戚梦捷15 岁进入中国证券市场，十多年的体验并没有给他留下美好的回忆，他对记者称，“起初是期望股市可能会带来一夜暴富，随着时间推移和年龄增长，我改变了看法，只希望中国证券市场可以给予投资者合理的回报（戚2008-2013 平均年收益在9.5%）。但是，现在我觉得中国证券市场造假横行，大股东硬吃小股东已成常态，所以我建议大家远离股市，远离资本市场。”
2014 年4 月14 日，戚梦捷代表小股东对天健集团公司投资房地产以成本法计量而不是公允价值计量持有异议，递交临时提案。
戚梦捷给记者提供的资料显示，天健集团小股东原本所提议案共有五条：一是2013 年度分配预案由此前的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股利2.06 元，更改为10 转15 派2.06 元；二是罢免现任董事长辛杰，改由社会招聘有能人士；三是增补董事两名，其中一名由董秘高建柏担任，另一名由戚梦捷担任；四是授权董事会做出资产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五是对管理层进行股权激励。
4 月16 日，天健集团公告表示，股东代理人戚梦捷递交的临时提案，因提案所代表的股本只有2.18%，未达到公司章程所要求总股本3% 的底线，因此临时提案不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戚梦捷以临时提案为工具、为中小股东寻求话语权的举措失败了！
戚梦捷告诉记者，他征集中小股东提案的最终目的并不是给上市公司添堵，而是希望上市公司能够尊重中小股东的诉求，合理地反映公司的价值。 记者问到戚梦捷为何选择《委托书授权》的方式维权，戚梦捷称，“我们小股东维权没有其他方式了，只有通过《委托书授权》的方式达到《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要求总股本的3%才能提交临时提案。”谈起失败的原因，戚梦捷认为，“通过这次以提交方案的方式进行维权，我深刻感受到中国证监会对于保护中小投资者完全是流于形式，议案提交之所以会失败，与证监会的规定不无关系。而且，独立董事制度也不能起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作用。”
证监会关于信用账户提交议案规定，要股票托管证券公司总部的委托书，那需要10 天时间，但作为散户议案提交本来时间就很紧凑。戚梦捷称，4 月14号提交议案，而他最后一封委托书是在4 月12 日拿到的，然后坐车赶往深圳几乎没有多余时间。戚梦捷认为，现在深圳股票已直接记录在个人名下，证券公司总部委托书应该可以取消，直接有对账单和个人委托书即可。
再说到独立董事制度时，戚梦捷对记者称，他在提交议案前一个工作日致电天健集团董办，希望由董办联系独立董事，由我们向独立董事提出小股东建议，再由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上提交中小股东的建议。但是，独立董事在4 月14日提交议案最后一刻也没出现。在这里又不得不说，中国资本市场的独立董事制度就是一个摆设，更多的时候是上市公司大股东的花瓶，根本没有独立性，更不能做到帮助小股东建言献策。
戚梦捷对记者称，中国证券市场里有两种造假形式，一是虚增利润，如南纺股份（600250.SH）这类。还有一种就是天健集团这类隐藏实际资产的。面对失败，戚梦捷倒不显得沮丧。
自称19 岁获得中信石化营业部实盘操作第一，22 岁得过第一财经左安龙主持的周末赢家周冠军，自己没上过大学是一名职业炒股人，如今才30 岁的戚梦捷称，“我带领着一批愿意牺牲自己的中小股东，为改变中国证券市场的明天，我相信管理层会看见天健集团小股东所做出的努力，并且加快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制度建设。让中国证券市场的黎明快快到来。”
黎明，总归是会慢慢到来的。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就在以戚梦捷为代表的小股东直接向上市公司建言献策的时候，也有小股东却在向上市公司发出“黄牌”警告，警告管理层如果再不好好经营拿出成绩来，就赶紧让位。这一更为激烈的抗争发生在了国农科技身上。
4 月30 日，国农科技持股仅3% 的小股东，用“三年十倍市值”的提案，以及所谓“心灵培训”的转型方向，挑起了一场由弱者发起的重组动议。而这看似“哗众取宠”的动议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诉求——围绕国农科技这一壳资源，背靠“资源”的小股东，或许已打算在必要时自行推进重组，当然这还取决于大股东的配合程度。
小股东不管是采取激烈的“逼宫”方式，还是温婉煽情的建言模式，最终都失败了。但从上市公司一股独大，到现在小股东联名要求公司治理结构的透明的种种努力中，我们已经看出了中小股东的觉醒。
举牌收购
天健集团和国农科技的小股东提案都是比较典型的积极参与上市公司治理，而这也是门槛最低的参与上市公司管理的方式。再深一步就是持股超过5% 需要举牌。而举牌比起小股东的《委托书授权》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更为普遍，近半年来比较密集的事件就是险资举牌，或者机构投资者力量开始浮出水面，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就是天津硅谷恒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下称“硅谷恒通”）举牌精伦电子（600355.SH）。
2014 年4 月12 日，举牌精伦电子，累计增持公司股份约1230.2 万股，合计持股比例达5%。
公开资料显示，硅谷恒通的主要股东为硅谷天堂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硅谷天堂”）和天津硅谷天堂股权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国内知名的私募股权投资及基金管理公司，硅谷天堂由于其与上市公司合作的诸多成功并购案例引发市场高度关注。举牌给市场带来了许多关于精伦电子的并购遐想。
2014 年3 月14 日开始， 硅谷恒通以6.0-6.25 元/ 股的价格从二级市场上买入90.87 万股股票，随后又分别在3月17 日-21 日、3 月27 日、3 月31 日等多个交易日增持精伦电子股份，合计持有精伦电子1201.54 万股，占股份总额的4.88%。4 月9 日，硅谷恒通再次增持28.66 万股，突破举牌线。晋身为公司第三大股东。
在诸多投资者看来，精伦电子在市场上的表现长期不令人满意。2013 年年报显示，精伦电子净利润亏损5702.00万元，同比下降了1776.09%。2012 年也仅实现340.02 万元的净利润。加上此前主营业务变换较多，财务指标长期未得到改善。在更多的投资者看来，股权极为分散、市值较低的精伦电子倒是一个不错的壳资源。
对于举牌的目的，精伦电子表示，硅谷天堂认可精伦电子的发展方向，并希望以自身专业能力，为提升公司价值与精伦电子在发展战略、业务拓展及资本运作上进行合作。同时，硅谷天堂也不排除在未来12 个月内继续增持精伦电子股份的可能。
硅谷天堂董事总经理兼华中大区总裁乐荣军在接受采访时曾公开表示，硅谷恒通举牌精伦电子是“善意的”，目前及未来都不会谋求控股权，暂时不打算向公司董事会提出派驻代表，只是想利用硅谷天堂的优势促成与精伦电子在战略、业务及资本层面的一些合作，而这并不是一个短期行为。
善意对善意往往能结出硕果，双赢的合作通常能带来多赢。硅谷天堂的新玩法，在资源整合的时代，像硅谷天堂这样的资产管理公司在二级市场通过善意的举牌，向上市公司发出合作的诉求，这种方式将开创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新模式。但是，未来不排除市场上会批量出现敌意举牌的现象。
与硅谷天堂举牌精伦电子的善意举牌相比，兰州鸿祥及其一致行动人对上海新梅的控股权之争，从目前来看很有可能是敌意收购。在中国证券史上，上世纪90 年代宝安企业收购延中实业的控股大战，以及大飞乐、小飞乐的收购案都是敌意收购的经典案例。 敌意收购可以通过更换不称职的管理层能够降低代理成本。公司在无效率的管理层支配下经营效率极低， 反映在公司股票价格上就是股票价格的持续走低， 这将会引起收购者的注意， 一旦实现了收购， 管理层将被代替和惩戒。
有时候，收购也未必就是经营者管理不善带来的后果， 经营良好的公司也可能遭到袭击。因此， 目标公司的管理层有可能不会有足够的压力来改善公司的经营业绩。由于敌意收购的成功往往意味着目标公司管理层的下台， 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 目标公司管理层往往会动用一切力量来抵制收购， 这种激烈的收购和反收购战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随着股改的完成后， 上市公司收购的大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敌意收购应运而生。
股改前，收购上市公司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能通过协议收购，实现价值退出的通道也是如此。这种低效率的流动显然是并购发生的严重阻碍。而在全流通的市场环境下， 交易各方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的选择来实现进退之战略， 这必将带来并购数量的增加以及并购手段的丰富。
另一方面， 配套法律制度的建设也将推动并购市场的繁荣。主要表现为《公司法》、《证券法》以及配套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系列规章制度， 对要约收购、股权支付等一系列重大制度做出调整或者安排， 为并购的发生提供了法律层面的支持和保障。
在中国， 敌意收购对于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而言未必是“洪水猛兽”， 相反有可能是促进公司治理结构完善、效率提升的有效手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目前中国资本市场， 应该更多的鼓励敌意收购的发生而不是限制。
大股东败德
不论是3% 的小股东发起以《委托书授权》形式提交临时议案，还是超过5% 的举牌线发起的善意或敌意收购，小股东的维权意识在增强。而在资本市场制度不完善的背景下，上市公司及其大股东、高管和中介机构串通合谋，侵害广大散户的利益，这其间当然有制度的不完善使他们有机可趁的问题，监管部门也是否需要检讨现行的发行制度呢？
2014 年IPO 开闸不到3 个月，首批挂牌的诸多企业在披露一季报时，就出现业绩变脸。经历过号称“史上最严财务核查风暴”的48 只次新股，已有17 家公司变脸，出现业绩预降或亏损，是谁造成这一奇特风景？是挂牌企业，保荐机构，还是监管部门？上市即“变脸”，这似乎成为中国股市一道独特的风景。
招股期间引发机构和散户的疯抢，但谁也没想到，上市没多久，近四成公司业绩下滑，甚至有公司出现亏损。次新股上市即变脸，究其根本原因，是核准制带来的高上市门槛。企业为了顺利上市，就会冒着造假的道德风险，编造一个美丽的业绩谎言。而保荐机构“只荐不保”，也难辞其咎。
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上市公司业绩波动其实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经济都有周期，更别说一个企业的经营”，这是金融界专业人士给出的观点。不过，作为普通中小投资人，他们感到困惑的是，上市之前本来是一家连续3 年业绩保持两位数增长的公司，为何上市之后不到三个月，业绩却出现了三位数的下滑？
四成次新股业绩变脸，投资者又将矛头指向了保荐机构。“上市之前，保荐机构将公司吹到天上去了，但一上市就被打回原形，保荐机构绝对需要问责。”很多股民都持有这样的看法。
为了避免粉饰业绩，证监会规定，发行人上市当年营业利润比上年下滑50% 以上或上市当年即亏损的，中国证监会将自确认之日起即暂不受理相关保荐机构推荐的发行申请，并移交稽查部门立案稽查。
对此次新股变脸的问题已经引起监管机构的关注。近日，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表示，监管部门已要求发行人和保荐机构对业绩下降原因、信息披露规定是否按要求严格执行进行核实，并要求对经营风险和业绩波动情况予以充分关注。他还表示，季报不能反映整体业绩，监管部门还将关注后续情况，待年报披露后进行综合判断。
有业内人士指出，从上市前后的业绩变化上来看出现了变脸，如果把资本市场上2500 多家公司全部统计一下，就会发现太多的公司业绩变脸，至少超过50% 变脸。这种业绩变脸的很大一部分因素是冲击IPO 时，财务资源和业务资源透支严重，导致上市之后问题全部暴露出来。
而专业人士却指出，这种上市即“变脸”在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是一种比较善良的现象，比较恶劣的则类似于汉王科技（002362.SZ）上市后的高管们集体精准减持。
2010 年3 月3 日， 汉王科技上市，大幅高开，开盘价为78 元。接下来，汉王科技更是一路上涨，到5 月24 日的最高价175 元，在不足3 个月的时间内，汉王科技股价上涨124%，相较于发行价更是翻了3 倍。
2011 年4 月20 日收盘价59.6 元，与2010 年5 月份创下的最高点175 元相比，累计大跌了近66%，与上市开盘价78 元相比，跌幅约为23.6%。
按市值计算，2010 年5 月24 日最高时股价达175 元，总市值为187.3 亿元；而按4 月20 日的收盘价59.6 元，3 月21日流通股减持后总股本1.05 亿股计算的话，总市值为62.58 亿元，11 个月间市值蒸发了近125 亿元。
在股价暴跌的同时，不但是机构在减持，汉王科技的公司高管也在减持。2011 年3 月4 日，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3187 万股解禁股“开闸”。公开资料显示，3 月21 日，汉王科技9 名时任高管集体减持手中股份，当天合计卖出120 万股，累计套现8710.67万元。
与汉王科技的高管及股东的精准减持相比，广大中小投资者却是茫然不知和措手不及。由于汉王科技的高管以及股东减持时间节点的敏感性，市场普遍质疑，汉王科技的高管可能是在提前知悉业绩大幅下滑这一重大利空的情况下提前进行了减持，这显然难逃内幕交易之嫌。
2011 年12 月22 日，汉王科技正式收到证监会《调查通知书》（ 稽查总队调查通字11380 号）（ 下称“《通知书》”）。《通知书》称，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稽查总队决定对公司立案稽查。2013 年12 月22 日，证监会对汉王科技做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汉王科技警告，并处以30 万元罚款；给予刘迎建和张学军警告，并分别处以5 万元罚款。 法律界人士指出，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在信息公开前不得买卖公司证券，或者泄露该内幕信息。如果汉王科技高管提前知道公司业绩预亏消息，在消息公开之前减持，就应当认定为内幕交易。
汉王科技当时给市场的感觉是会被退市，但汉王科技最终还是逃过一劫。汉王科技业绩上市之后大幅度下滑，亏损年报出来之前，高管集中减持套现，而且套现到了24.99%，主要因为法律规定上市公司股东减持不得超过25%。而汉王科技的股东则是把减持做到了最大化，就是这个行为引发了市场的一个非常热的争议。
上市公司高管利用不对称信息来规避投资损失，这是一种非常恶劣的一种行为，但监管机构最终的处罚结果又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就是A 股市场上市公司高管精准减持和涉嫌内幕交易的违法成本。
长期以来，“内幕交易”、“利益输送”、“操纵股价”更是中国资本市场的毒瘤，总在不经意间带给我们阵痛。严打内幕交易的口号喊这么多年，也打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不能根除？问题又出在哪里？
上市资源错配
现任证监会主席肖钢曾在“2014 财经年会”上表示，中国资本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尚不完善，这些扭曲的现象就造成了资源配置的乱配和错配。肖钢指出，资本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还不完善，市场价格依然扭曲，还不是由市场来决定的。比如，市场常说的“三高”的现象仍然比较突出，即高发行价、高市盈率、高超募资金。投资者在二级市场，炒新，炒小，炒差仍然比较普遍，这些扭曲的现象就造成了资源配置的乱配和错配。
中国证券市场自1990 年创立以来，早期的股票发行制度为行政审批制， 直到1999 年《证券法》颁布实施后，2000年3 月，证监会开始正式实施股票发行核准程序。由审批制转向核准制是中国证券市场的一场深刻变革。
与此同时，吴敬琏在接受采访时称，“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这里呢，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吴敬琏提出“股市赌场论”观点的时候，正值“中科事件”愈演愈烈的时候。在吴谈话发表几天后，证监会宣布对中科创业（000048.SZ，现为康达尔）和亿安科技（000008.SZ，现为宝利来）进行调查，深沪股市随即大幅下挫。
随后，随着其他学者和经济学家不断加入争论，由此掀起了一场中国股市何去何从的大争论。由于沪深股市随后创出新高，吴敬琏的“股市赌场论”也曾一度被市场嗤之以鼻。但吴敬琏的观点得到了另一位经济学家、时任中金公司研究部总经理许小年的支持。2001 年9 月，许小年执笔的中金公司研究报告中称，认为指数跌到较干净的程度——或许是1000 点，再引入做空机制等一系列重建手段，再塑一个健康、完美的市场。
这篇报告一出，在整个市场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媒体们纷纷以“许小年发‘中国股市推倒重来论’”，“许小年说‘中国股市要跌到1000 点’”为主题发表了新闻和评论，一时间，许小年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然而， 历史却开了不大不小的玩笑。在“千点论”抛出后，A股迎来了阴跌四年，到了2005年6月，上证指数遭到腰斩，跌破1000 点， 许小年的“千点论”一语成谶！
证监会前主席刘鸿儒对这场大论战有过很好的总结。他认为， 这场声势浩大的大讨论是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遇到困难的背景下发生的。当时， 中国证券市场经过近十年的发展， 一些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过程中的特殊问题越来越暴露出来， 阻碍了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在证券市场举步维艰的情况下，社会上产生了诸多质疑、批评和责难，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讨论。
而这场大讨论的核心是怎样看待证券市场规范和发展的关系，怎样看待证券市场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怎样看待证券市场的地位和作用，是要在前进中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还是要推倒重来。其实，证券市场建立二十多年来，不论各方观点如何，我们不得不承认吴敬琏的“股市赌场论”和许小年的“中国股市推倒重来”，这两个观点才是中国A 股市场的需要解决的顽症。
中国目前正常经营的公司数量多达1500 万家左右，每年净增加20 万家左右，而经过二十余年发展，上市公司数量仅2500 多家，且A 股市场的极限承受力为每年增加300 家。这也就是说，只有不到万分之二的公司有机会上市。这种公司基数与市场承受力的矛盾，是构造IPO 堰塞湖的本质动因。因此，即便IPO 注册制开闸，短期依然无法破解上市饥渴难题。
不言而喻，成为公众公司对企业在品牌提升、融资发展、规范运营乃至抵御制度歧视方面好处多多，这才有IPO门外排队企业如过江之鲫的景观。
但是，太长的IPO 等待期磨损乃至极大杀伤了许多优秀企业的生机与锐气。
一者，急功近利的中国PE 环境把接受了PE 投资的企业逼到华山一条路；二者，太多企业为了冲刺IPO 把财务和业务杠杆用到了极致。这种背景下，大量优秀企业如早年三大门户网站，近来如阿里、京东等新锐企业，选择境外上市，更多优秀企业倒在漫漫IPO 征程中，或在疲于应对财务压力中错失发展机遇。
另一方面，A股市场养活了一批“僵尸”上市公司。以宝利来为例，长达七年时间里，该公司营业收入不足千万元，利润不足百万元，主业是烟酒批发。该司每年都有重组故事，每年股价在4 元至15 元间上蹿下跳，长达20 年没有现金分红。根据目前的退市制度，该公司绝无退市之虞，与宝利来类似的A 股公司数量在百十家左右。甚至有的公司大股东不以经营公司回报小股东，而是以年年重组，炒作自己公司的股票获利。
这些上市公司尸位素餐，占据宝贵的上市资源，吞噬A 股市场活力，消耗了原本可以投入新兴企业和部门的资源、资本和劳动力。更有甚者，这些“僵尸”公司往往成为A 股市场内幕交易、操纵股价、利益输送的渊薮。 不论是前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时代的内幕交易“零容忍”，还是现任主席肖钢的“捕鼠”行动，这些都是一些事后处罚的监管，并不能弥补制度上的缺陷。本届中央政府旗帜鲜明地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就赋予了自下而上的公司治理活动以政治上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基金所持股份在推动目标公司改善治理的过程中，也将获得投资收益，由此必将吸引众多资金和机构投身于主动型公司治理活动，推动A股市场回归股东价值创造的正轨。治理是盘大棋“委托书收购的这个想法我酝酿了15 年了。”北京正谋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正谋”）董事总经理冀书鹏在接受《证券市场周刊》的记者采访时说。冀书鹏称，15 年之前在东方高盛时做的第一起事就是委托书收购新大洲（000997.SZ），但结果是胎死腹中。
1999 年，冀书鹏在华夏证券营业部撒宣传单，委托书收购新大洲，这一行为至今市场上根本没人知道这件事。在华夏证券营业部撒单子征集投票权时，在还没有人委托他们的时候，证监会发现这一情况后紧急叫停。
冀书鹏撒宣传单的第三天就被证监会叫去问话了，当时证监会叫停的原因是制度环境不完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很粗糙，漏洞非常多，对于这委托书收购的模式，证监会不知道该如何批示和监管，而叫停后的几年内，证监会再未遇到这个难题。
直到2005 年，颁布了现行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冀书鹏曾参与过2008 年《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修订，修订后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已经弥补了很多的漏洞，但对于委托书收购至今还是一个空白。
过去一年来，A 股中小股东发声频率远超以往，仅举牌案例就超过了50 起。这显示A 股市场投资结构在发生深刻变化，机构投资者在崛起为一股重要的公司治理力量，中小股东维权意识高涨；更重要的是，这次锋头乍现的治理浪潮能否铺开，甚至会影响到中国资本市场乃至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大局。
把中国企业家中的两种极端类型进行对比，会发现一种是锐意进取、拼命三郎式的类型，他们身上也有很多缺点，甚至有打法律擦边球的侥幸心态，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忠心耿耿对他开创的事业；还有一种类型，或者已经功成名就，或者躺在前辈福荫里，或者就是命好，他们开豪车、捧明星、澳门豪赌，到迪拜开公司，进军影视业，都美其名曰产业多元化。前者你会从新三板公司或拟上市的公司中发现他们的身影，后者往往出现在已经上市的公司里。
而这就是真实的上市资源错配！若把上市融资的钱给到前一类人手里，他们或许会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全部投到他的事业里去；而后者或许是拿钱去澳门豪赌了一场。就资金使用效率而言，前者会是后者的一百倍。由此带来的税收、就业等社会效益差别自不待言。
对于这一现象，冀书鹏对记者称，“我们做了研究，A 股市场有近400 家上市公司属于后者，如果假设1 家上市公司应该产生10 亿营业收入，这400 家公司加在一起闲置了超过1% 的GDP 贡献能力，而GDP 增长1% 可以消化150 万新增就业。更重要的是，那些站在IPO 门口外的企业，绝大多数是近两年来新兴产业的龙头，正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生力军。各地都在讲‘腾笼换鸟’，如果完成了这400 家公司的‘腾换’，将对实体经济做出巨大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市场主体意识觉醒催生的治理浪潮将功德无量。由此，2014 年堪称A 股市场公司治理元年。
治理运动的灵魂
过去20 年来，自上而下、运动式的治理运动靡费公帑，但收效甚微，让很多小股东失望至极。
冀书鹏对记者称，“我不相信任何青史留名的说法，这些行为背后无疑都有经济利益驱动。说得更直白些，就是有人希望这些行为拉升股价。我们统计了最近50 起举牌案例，被举牌公司前后一周的股价涨幅都在30% 以上。”
资本的逐利性才是公司治理运动的灵魂，何必掩饰自己的利益动机呢？自由市场的教父就是资本的逐利性，就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能够出清的最根本力量。而就像当年王海先生带动数以万计的职业打假人群一样，如果治理行为本身能带来财务收益，必然鼓励众多机构和个人投身公司治理运动，让星星之火燎原。
试想，如果有100 家专业机构从事攻击、改善提升A 股公司的治理活动，市场哪里有这么多尸位素餐的垃圾公司。
冀书鹏对记者称，“上市公司治理是高大上的活动。”经济学家吴敬琏和茅于轼曾发声鼓励王海这种“带着私利”打假的群众运动，但王海最终未逃脱被“疯”的结局，职业打假运动也随之匿迹。归根到底，王海所面对的既得利益群体力量太大，而王海没能抓住时机把游击队建成正规军，最终被绞杀。
冀书鹏称，“做正规军就是要三有：有主义、有章法、有部队。”
有主义。在优化A股上市资源配置的活动中赚钱，就是主义。进而言之，这种活动本身就是本届政府提出的“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实践。
可以看到，这轮治理运动的主角不乏险资、PE 基金以及阳光私募的身影，他们本身就是社会主流群体，而那些垃圾公司大股东自身江河日下，已经失去地方政府、社会群众、广大股民乃至监管层的支持与信任，这与王海打假的态势已经攻守易位。
有章法。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就是章法。股票市场是流动性最强的大众化投资领域之一，因此，价格波动牵涉千家万户，其游戏规则也越来越完备和复杂。举牌、征集投票、控制权争夺更是集资本市场复杂性之大成，必然万众瞩目，导致相关股价剧烈波动，其中不乏浑水摸鱼的兴风作浪者。因此，透彻理解A 股市场法律和法规，是做主动型治理活动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制定和执行系统、严谨的操作策略，才能少走弯路，否则会演化成一场闹剧。
有部队。再高明的决策如果没有精兵强将来执行，也是枉然。因此，从事主动公司治理活动必须要构建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从选择和分析目标公司开始，建仓到发起攻击，再到股东会议案表决，再到后续上市公司改造和再造，需要包括行业专家、财务专家、管理专家、资本运营专家以及法务专家等等一个庞大的专业团队支撑。
冀书鹏对记者称，“北京正谋正在协助筹建一只上市公司治理基金，据我所知，这也是国内首只治理基金。”当记者问道，北京正谋现在是否有选中的目标公司呢？冀书鹏吸着手中的烟神秘地答道：“股权相对分散、效率低下从而导致价值被低估的上市公司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盘中之餐。”
我们冀望监管层和社会，能有经济学家吴敬琏和茅于轼一样的胸怀，包容这种正义的“利己利他”行动中可能存在的瑕疵。毕竟，这是创新。
进入2014 年，怀揣不安的小股民肯定看到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波涛汹涌。一方面，监管机构的监管力度空前强大，打击内幕交易不断祭出重拳；据说效用非凡的大数据分析手段，已经开始发挥作用，能够让躲在幕后的老鼠仓纷纷现形。另一方面，在经历“史上最严IPO财务核查”及长达一年多时间的酝酿开闸后，大多数次新股并没有通过上市后首季的业绩考验，“变脸”面积接近四成。
这显然不是小股东们所期望的事情！对小股东们来讲，再强大的监管和一个又一个的“零容忍”，如果不能让上市公司给投资者带来收益，那也是没有多少意义的。
就在戚梦捷演绎梦想抑或是追逐理想的同一时期，另外一个颇有想法的小股东的“大动作”也闪亮登场了。国农科技（000004.SZ）持股仅3% 的小股东，用“三年十倍市值”的提案，以及所谓“心灵培训”的转型方向，挑起了另一场由弱者发起的重组动议。
“这种从小股东意思表达方面实施的法律行动，似乎真正触及了中国证券市场的神经。”北京市中兆律师事务所主任李江律师就此认为，“证券市场，说到底是投资者按照市场规则出牌的地方，一个健康成熟的市场，其实并不取决于监管机构的杀伐能力，而在于市场上的各种力量能否实现真正的意思自治，能否维持一种均势。公平交易固然需要有警察站岗，但更需要市场交易的各种力量具有均衡的能力。长期以来，小股东话语权以及意思表示的弱化，某种意义上既是证券市场丧失公平的结果，更是市场公平沦陷的原因。其实，再强大的监管终究也代替不了市场主体的自我拯救。”但一个积极的信号也许会在中国股市画上重重的一笔。A 股市场终于迎来了首只公司治理基金。
与传统意义上基金不同的是，这一基金选择股权相对分散、效率低下从而导致价值被低估的上市公司作为目标，以“持股+ 征集投票权”的组合方式推动目标公司建立以独立董事为主的董事会结构。在能够代表和关照全体股东利益的新董事会决策制度下，重塑目标公司的财务结构、管理结构乃至业务边界。如果新董事会认为公司非资产重组不足以整治沉疴，则建议以公开征集重组方的方式完成目标公司的涅重生。可以说，这是进入2014 年中国股市的一个新动向！
6 月3 日，遭遇“门口的野蛮人”的万科A（000002.SZ） 的管理层再次出手增持。20 年前，“君万之争”差点让万科管理层卷了铺盖。20 年后，万科股价处于历史低点之时，“野蛮人”的敲门声再次响起。
6 月6 日，“门口的野蛮人”也叩开了上海新梅（600732.SH） 的大门。一场控制权易主的“政变”陡然袭击上海新梅。上海新梅中小股东联合抗争给中国资本市场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谁是幕后黑手
2014 年6 月9 日，上海新梅晚间公告称，当日公司接到兰州鸿祥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下称“兰州鸿祥”）的通知，称该公司于2014年6月6日签署的《一致行动人协议》及持股情况。由于兰州鸿祥及其一致行动人尚未履行完毕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股票将自10 日起停牌，直至其履行完毕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后复牌。
六家一致行动人分别是：兰州鸿祥、兰州瑞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兰州瑞邦”）、上海开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开南”）、上海升创建筑装饰设计工程中心（下称“上海升创”）、上海腾京投资管理咨询中心（下称“上海腾京”）、甘肃力行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下称“甘肃力行”）。详见表1。
从注册资本来看，六家一致行动人里，资质相对较好的是上海开南。上海开南成立于2013 年10 月11 日，为新近成立的公司，注册资本1 亿元，实收资本5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庄友才。与另外五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股份6352.35 万股，占总股本的14.23%，超越公司控股股东兴盛实业的11.19%。
数据显示，上海开南投资持股的成本为4.91元/股，动用资金10958.73万元，已经超过了上海开南投资的注册资本。
上海开南背靠上海瑞南集团，实力在六家企业之中最为雄厚。上海开南的法人代表与上海瑞南的法人代表同为庄友才，此人系上海瑞南集团的董事长兼总裁。根据上述信息判断，此次公司控制权争夺的主导者很可能在实质上是上海开南，或者更进一步，是上海瑞南。
毕竟只有上海瑞南才最有实力也最有可能对上海新梅进行重组，而兰州鸿祥很可能只是在表面上的发起方，用于吸收此事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详见表2。
6 月10 日，六家一致行动人收到上交所信息披露问询函，要求继续补充披露相关信息；同日，因涉嫌超比例持股未按照规定履行报告、披露义务等违法违规事项，证监会对六家一致行动人实施立案调查。
6 月13 日，上海新梅公告了《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用了大篇幅来描述了这次权益变动目的，似有“叫板”上海新梅控股股东兴盛实业的意味。
上海开南等六股东认为，自兴盛实业取得上海新梅的控制权以来，在长达11 年间，公司主营业务和盈利能力并未得到提升。同时，兴盛实业还不断借助新材料、白酒、文化传媒等热点题材高位减持巨额套现，2013 年，公司更是亏损2672.85 万元。上述种种举动表明其已经对上市公司转型失去信心，或没有能力继续推动上市公司实现转型。
基于上述原因，上海开南等六位股东结盟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旨在期望通过一致行动以扩大在上市公司的表决权和影响力。
六位结盟股东进一步称，不排除在未来12 个月内对公司或其子公司进行重组。同时，未来12 个月内有意向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股权斗争白热化
实际上这场股权“拉锯战”早已出现端倪。2013 年11 月29 日，上海新梅发布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并开始停牌。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前一天，公司公告称，11月27日接到上海开南通知，截至11月27日，上海开南通过上海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2231.9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0%，触发举牌“红线”。
当时，对于上海开南的举牌目的，上海新梅方面表示，上海开南从未与本公司就公司未来发展进行过沟通。经主动询问，上海开南表示其举牌为财务投资。对于上海开南的举牌动机和后续动向，上海新梅表示将持续关注。但是随后并无更多买入行为，一度引发市场诸多猜想。
上海开南举牌后出具了权益变动书，否认有一致行动人。不过上海新梅的董秘表示，当时也关注到股东名册里有几家新成立的公司，但上海开南说跟这些公司没有关联性。
种种迹象都在指向兰州鸿祥等一致行动人的形成时间或早于此次披露时间。
如果在上海开南举牌前，他们已经是一致行动人了，会被监管层认为超比例持股未履行信息披露规定。
兴盛实业作为原第一大股东却仅占股11.19%。为维持公司控制权，上海新梅在5 月31 日发布公告修改多项公司章程，意欲狙击六位股东提出临时议案。
6 月12 日公司发布一则补充公告，对此前披露的拟修改公司章程公告进行补充。其中最为明显的一条，便是在股东持股时间上增加限制，由“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 以上股份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前10 日提出临时提案”。
新增条件“必须连续12 个月持有股份”，从上海新梅定期报告中可知，前述六股东持股时间均不足一年。
同时，对于股东大会表决行使累计投票制的股东，上海新梅同样设置了连续12 个月持股的要求，并且股东提出书面申请后还需要董事会审议通过。另外，上海新梅严格限制了换届和非换届情形董事会更换的比例，分别为不超过全体董事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董事长当选的董事同意票比例从二分之一上调为三分之二。
很明显，上海新梅发布《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补充公告》，目的就是设置诸多限制条件反击兰州鸿祥等一致行动人。
这六个股东也不甘示弱，正式公布《权益变动报告书》，表示将通过一致行动扩大在上市公司的表决权和影响力，以股东身份推动上市公司做大做强，提升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维护股东自身合法权益。这标志着上海新梅“大股东”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权益变动报告书》中称“上海新梅这一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违反《公司法》规定，剥夺了《公司法》赋予中小股东的股东权利， 阻碍中小股东提出议案帮助上市公司摆脱现实困境的合理诉求”。
对于上海新梅5 月31 日修订章程的目的，上交所曾发函要求上海新梅说明四项章程修改的依据，核心是要求上海新梅出具修订章程中“必须连续12 个月持有股份”的依据。
上海新梅为回应上交所要求，只得再次修订《章程》，但于6 月12 日发布的补充公告中，前述“12 个月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 以上股份的股东”条件依旧在列。
根据《公司法》规定，上海新梅上述所有条款，需待股东大会投票后，方可决定去留，但是有股民反映，本次股东大会因上海新梅不提供网络投票，部分中小股民可能无缘此次表决。
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入，行政力量逐渐退居幕后，市场开始真正发挥作用，企业之间的兼并整合将成为常态，尤其是一些产能过剩的行业，迫切需要进行兼并重组，资本市场将在这波浪潮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中小投资者的重要性将逐渐显现出来。
小股东维权
过去二十多年的中国证券市场，要说小股东一点没有维权意识绝对是不客观的。但是，小股东的维权往往是事后的诉讼，动静大一点的就是集体找监管部门来申诉，以求政府来为自己当家做主。
其实，政府是当不了这个家，也做不了这个主的。证券投资是一种民事活动，买卖双方遵循意思自治、交易自由的原则。政府或者监管机构早就告诫股民“股市有风险，投资须谨慎”了。小股民在证券市场的投资损失或者是吃亏上当，按说是没理由找政府的。
当然，监管机构对规范市场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也是不可否认的。问题是监管机构的强势介入，也代替不了小股东的意思自治，代替不了上市公司的自我治理。这大概也是以戚梦捷为代表的小股东们逐步才感悟到的事情。
戚梦捷15 岁进入中国证券市场，十多年的体验并没有给他留下美好的回忆，他对记者称，“起初是期望股市可能会带来一夜暴富，随着时间推移和年龄增长，我改变了看法，只希望中国证券市场可以给予投资者合理的回报（戚2008-2013 平均年收益在9.5%）。但是，现在我觉得中国证券市场造假横行，大股东硬吃小股东已成常态，所以我建议大家远离股市，远离资本市场。”
2014 年4 月14 日，戚梦捷代表小股东对天健集团公司投资房地产以成本法计量而不是公允价值计量持有异议，递交临时提案。
戚梦捷给记者提供的资料显示，天健集团小股东原本所提议案共有五条：一是2013 年度分配预案由此前的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股利2.06 元，更改为10 转15 派2.06 元；二是罢免现任董事长辛杰，改由社会招聘有能人士；三是增补董事两名，其中一名由董秘高建柏担任，另一名由戚梦捷担任；四是授权董事会做出资产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五是对管理层进行股权激励。
4 月16 日，天健集团公告表示，股东代理人戚梦捷递交的临时提案，因提案所代表的股本只有2.18%，未达到公司章程所要求总股本3% 的底线，因此临时提案不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戚梦捷以临时提案为工具、为中小股东寻求话语权的举措失败了！
戚梦捷告诉记者，他征集中小股东提案的最终目的并不是给上市公司添堵，而是希望上市公司能够尊重中小股东的诉求，合理地反映公司的价值。 记者问到戚梦捷为何选择《委托书授权》的方式维权，戚梦捷称，“我们小股东维权没有其他方式了，只有通过《委托书授权》的方式达到《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要求总股本的3%才能提交临时提案。”谈起失败的原因，戚梦捷认为，“通过这次以提交方案的方式进行维权，我深刻感受到中国证监会对于保护中小投资者完全是流于形式，议案提交之所以会失败，与证监会的规定不无关系。而且，独立董事制度也不能起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作用。”
证监会关于信用账户提交议案规定，要股票托管证券公司总部的委托书，那需要10 天时间，但作为散户议案提交本来时间就很紧凑。戚梦捷称，4 月14号提交议案，而他最后一封委托书是在4 月12 日拿到的，然后坐车赶往深圳几乎没有多余时间。戚梦捷认为，现在深圳股票已直接记录在个人名下，证券公司总部委托书应该可以取消，直接有对账单和个人委托书即可。
再说到独立董事制度时，戚梦捷对记者称，他在提交议案前一个工作日致电天健集团董办，希望由董办联系独立董事，由我们向独立董事提出小股东建议，再由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上提交中小股东的建议。但是，独立董事在4 月14日提交议案最后一刻也没出现。在这里又不得不说，中国资本市场的独立董事制度就是一个摆设，更多的时候是上市公司大股东的花瓶，根本没有独立性，更不能做到帮助小股东建言献策。
戚梦捷对记者称，中国证券市场里有两种造假形式，一是虚增利润，如南纺股份（600250.SH）这类。还有一种就是天健集团这类隐藏实际资产的。面对失败，戚梦捷倒不显得沮丧。
自称19 岁获得中信石化营业部实盘操作第一，22 岁得过第一财经左安龙主持的周末赢家周冠军，自己没上过大学是一名职业炒股人，如今才30 岁的戚梦捷称，“我带领着一批愿意牺牲自己的中小股东，为改变中国证券市场的明天，我相信管理层会看见天健集团小股东所做出的努力，并且加快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制度建设。让中国证券市场的黎明快快到来。”
黎明，总归是会慢慢到来的。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就在以戚梦捷为代表的小股东直接向上市公司建言献策的时候，也有小股东却在向上市公司发出“黄牌”警告，警告管理层如果再不好好经营拿出成绩来，就赶紧让位。这一更为激烈的抗争发生在了国农科技身上。
4 月30 日，国农科技持股仅3% 的小股东，用“三年十倍市值”的提案，以及所谓“心灵培训”的转型方向，挑起了一场由弱者发起的重组动议。而这看似“哗众取宠”的动议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诉求——围绕国农科技这一壳资源，背靠“资源”的小股东，或许已打算在必要时自行推进重组，当然这还取决于大股东的配合程度。
小股东不管是采取激烈的“逼宫”方式，还是温婉煽情的建言模式，最终都失败了。但从上市公司一股独大，到现在小股东联名要求公司治理结构的透明的种种努力中，我们已经看出了中小股东的觉醒。
举牌收购
天健集团和国农科技的小股东提案都是比较典型的积极参与上市公司治理，而这也是门槛最低的参与上市公司管理的方式。再深一步就是持股超过5% 需要举牌。而举牌比起小股东的《委托书授权》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更为普遍，近半年来比较密集的事件就是险资举牌，或者机构投资者力量开始浮出水面，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就是天津硅谷恒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下称“硅谷恒通”）举牌精伦电子（600355.SH）。
2014 年4 月12 日，举牌精伦电子，累计增持公司股份约1230.2 万股，合计持股比例达5%。
公开资料显示，硅谷恒通的主要股东为硅谷天堂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硅谷天堂”）和天津硅谷天堂股权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国内知名的私募股权投资及基金管理公司，硅谷天堂由于其与上市公司合作的诸多成功并购案例引发市场高度关注。举牌给市场带来了许多关于精伦电子的并购遐想。
2014 年3 月14 日开始， 硅谷恒通以6.0-6.25 元/ 股的价格从二级市场上买入90.87 万股股票，随后又分别在3月17 日-21 日、3 月27 日、3 月31 日等多个交易日增持精伦电子股份，合计持有精伦电子1201.54 万股，占股份总额的4.88%。4 月9 日，硅谷恒通再次增持28.66 万股，突破举牌线。晋身为公司第三大股东。
在诸多投资者看来，精伦电子在市场上的表现长期不令人满意。2013 年年报显示，精伦电子净利润亏损5702.00万元，同比下降了1776.09%。2012 年也仅实现340.02 万元的净利润。加上此前主营业务变换较多，财务指标长期未得到改善。在更多的投资者看来，股权极为分散、市值较低的精伦电子倒是一个不错的壳资源。
对于举牌的目的，精伦电子表示，硅谷天堂认可精伦电子的发展方向，并希望以自身专业能力，为提升公司价值与精伦电子在发展战略、业务拓展及资本运作上进行合作。同时，硅谷天堂也不排除在未来12 个月内继续增持精伦电子股份的可能。
硅谷天堂董事总经理兼华中大区总裁乐荣军在接受采访时曾公开表示，硅谷恒通举牌精伦电子是“善意的”，目前及未来都不会谋求控股权，暂时不打算向公司董事会提出派驻代表，只是想利用硅谷天堂的优势促成与精伦电子在战略、业务及资本层面的一些合作，而这并不是一个短期行为。
善意对善意往往能结出硕果，双赢的合作通常能带来多赢。硅谷天堂的新玩法，在资源整合的时代，像硅谷天堂这样的资产管理公司在二级市场通过善意的举牌，向上市公司发出合作的诉求，这种方式将开创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新模式。但是，未来不排除市场上会批量出现敌意举牌的现象。
与硅谷天堂举牌精伦电子的善意举牌相比，兰州鸿祥及其一致行动人对上海新梅的控股权之争，从目前来看很有可能是敌意收购。在中国证券史上，上世纪90 年代宝安企业收购延中实业的控股大战，以及大飞乐、小飞乐的收购案都是敌意收购的经典案例。 敌意收购可以通过更换不称职的管理层能够降低代理成本。公司在无效率的管理层支配下经营效率极低， 反映在公司股票价格上就是股票价格的持续走低， 这将会引起收购者的注意， 一旦实现了收购， 管理层将被代替和惩戒。
有时候，收购也未必就是经营者管理不善带来的后果， 经营良好的公司也可能遭到袭击。因此， 目标公司的管理层有可能不会有足够的压力来改善公司的经营业绩。由于敌意收购的成功往往意味着目标公司管理层的下台， 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 目标公司管理层往往会动用一切力量来抵制收购， 这种激烈的收购和反收购战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随着股改的完成后， 上市公司收购的大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敌意收购应运而生。
股改前，收购上市公司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能通过协议收购，实现价值退出的通道也是如此。这种低效率的流动显然是并购发生的严重阻碍。而在全流通的市场环境下， 交易各方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的选择来实现进退之战略， 这必将带来并购数量的增加以及并购手段的丰富。
另一方面， 配套法律制度的建设也将推动并购市场的繁荣。主要表现为《公司法》、《证券法》以及配套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系列规章制度， 对要约收购、股权支付等一系列重大制度做出调整或者安排， 为并购的发生提供了法律层面的支持和保障。
在中国， 敌意收购对于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而言未必是“洪水猛兽”， 相反有可能是促进公司治理结构完善、效率提升的有效手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目前中国资本市场， 应该更多的鼓励敌意收购的发生而不是限制。
大股东败德
不论是3% 的小股东发起以《委托书授权》形式提交临时议案，还是超过5% 的举牌线发起的善意或敌意收购，小股东的维权意识在增强。而在资本市场制度不完善的背景下，上市公司及其大股东、高管和中介机构串通合谋，侵害广大散户的利益，这其间当然有制度的不完善使他们有机可趁的问题，监管部门也是否需要检讨现行的发行制度呢？
2014 年IPO 开闸不到3 个月，首批挂牌的诸多企业在披露一季报时，就出现业绩变脸。经历过号称“史上最严财务核查风暴”的48 只次新股，已有17 家公司变脸，出现业绩预降或亏损，是谁造成这一奇特风景？是挂牌企业，保荐机构，还是监管部门？上市即“变脸”，这似乎成为中国股市一道独特的风景。
招股期间引发机构和散户的疯抢，但谁也没想到，上市没多久，近四成公司业绩下滑，甚至有公司出现亏损。次新股上市即变脸，究其根本原因，是核准制带来的高上市门槛。企业为了顺利上市，就会冒着造假的道德风险，编造一个美丽的业绩谎言。而保荐机构“只荐不保”，也难辞其咎。
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上市公司业绩波动其实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经济都有周期，更别说一个企业的经营”，这是金融界专业人士给出的观点。不过，作为普通中小投资人，他们感到困惑的是，上市之前本来是一家连续3 年业绩保持两位数增长的公司，为何上市之后不到三个月，业绩却出现了三位数的下滑？
四成次新股业绩变脸，投资者又将矛头指向了保荐机构。“上市之前，保荐机构将公司吹到天上去了，但一上市就被打回原形，保荐机构绝对需要问责。”很多股民都持有这样的看法。
为了避免粉饰业绩，证监会规定，发行人上市当年营业利润比上年下滑50% 以上或上市当年即亏损的，中国证监会将自确认之日起即暂不受理相关保荐机构推荐的发行申请，并移交稽查部门立案稽查。
对此次新股变脸的问题已经引起监管机构的关注。近日，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表示，监管部门已要求发行人和保荐机构对业绩下降原因、信息披露规定是否按要求严格执行进行核实，并要求对经营风险和业绩波动情况予以充分关注。他还表示，季报不能反映整体业绩，监管部门还将关注后续情况，待年报披露后进行综合判断。
有业内人士指出，从上市前后的业绩变化上来看出现了变脸，如果把资本市场上2500 多家公司全部统计一下，就会发现太多的公司业绩变脸，至少超过50% 变脸。这种业绩变脸的很大一部分因素是冲击IPO 时，财务资源和业务资源透支严重，导致上市之后问题全部暴露出来。
而专业人士却指出，这种上市即“变脸”在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是一种比较善良的现象，比较恶劣的则类似于汉王科技（002362.SZ）上市后的高管们集体精准减持。
2010 年3 月3 日， 汉王科技上市，大幅高开，开盘价为78 元。接下来，汉王科技更是一路上涨，到5 月24 日的最高价175 元，在不足3 个月的时间内，汉王科技股价上涨124%，相较于发行价更是翻了3 倍。
2011 年4 月20 日收盘价59.6 元，与2010 年5 月份创下的最高点175 元相比，累计大跌了近66%，与上市开盘价78 元相比，跌幅约为23.6%。
按市值计算，2010 年5 月24 日最高时股价达175 元，总市值为187.3 亿元；而按4 月20 日的收盘价59.6 元，3 月21日流通股减持后总股本1.05 亿股计算的话，总市值为62.58 亿元，11 个月间市值蒸发了近125 亿元。
在股价暴跌的同时，不但是机构在减持，汉王科技的公司高管也在减持。2011 年3 月4 日，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3187 万股解禁股“开闸”。公开资料显示，3 月21 日，汉王科技9 名时任高管集体减持手中股份，当天合计卖出120 万股，累计套现8710.67万元。
与汉王科技的高管及股东的精准减持相比，广大中小投资者却是茫然不知和措手不及。由于汉王科技的高管以及股东减持时间节点的敏感性，市场普遍质疑，汉王科技的高管可能是在提前知悉业绩大幅下滑这一重大利空的情况下提前进行了减持，这显然难逃内幕交易之嫌。
2011 年12 月22 日，汉王科技正式收到证监会《调查通知书》（ 稽查总队调查通字11380 号）（ 下称“《通知书》”）。《通知书》称，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稽查总队决定对公司立案稽查。2013 年12 月22 日，证监会对汉王科技做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汉王科技警告，并处以30 万元罚款；给予刘迎建和张学军警告，并分别处以5 万元罚款。 法律界人士指出，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在信息公开前不得买卖公司证券，或者泄露该内幕信息。如果汉王科技高管提前知道公司业绩预亏消息，在消息公开之前减持，就应当认定为内幕交易。
汉王科技当时给市场的感觉是会被退市，但汉王科技最终还是逃过一劫。汉王科技业绩上市之后大幅度下滑，亏损年报出来之前，高管集中减持套现，而且套现到了24.99%，主要因为法律规定上市公司股东减持不得超过25%。而汉王科技的股东则是把减持做到了最大化，就是这个行为引发了市场的一个非常热的争议。
上市公司高管利用不对称信息来规避投资损失，这是一种非常恶劣的一种行为，但监管机构最终的处罚结果又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就是A 股市场上市公司高管精准减持和涉嫌内幕交易的违法成本。
长期以来，“内幕交易”、“利益输送”、“操纵股价”更是中国资本市场的毒瘤，总在不经意间带给我们阵痛。严打内幕交易的口号喊这么多年，也打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不能根除？问题又出在哪里？
上市资源错配
现任证监会主席肖钢曾在“2014 财经年会”上表示，中国资本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尚不完善，这些扭曲的现象就造成了资源配置的乱配和错配。肖钢指出，资本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还不完善，市场价格依然扭曲，还不是由市场来决定的。比如，市场常说的“三高”的现象仍然比较突出，即高发行价、高市盈率、高超募资金。投资者在二级市场，炒新，炒小，炒差仍然比较普遍，这些扭曲的现象就造成了资源配置的乱配和错配。
中国证券市场自1990 年创立以来，早期的股票发行制度为行政审批制， 直到1999 年《证券法》颁布实施后，2000年3 月，证监会开始正式实施股票发行核准程序。由审批制转向核准制是中国证券市场的一场深刻变革。
与此同时，吴敬琏在接受采访时称，“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这里呢，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吴敬琏提出“股市赌场论”观点的时候，正值“中科事件”愈演愈烈的时候。在吴谈话发表几天后，证监会宣布对中科创业（000048.SZ，现为康达尔）和亿安科技（000008.SZ，现为宝利来）进行调查，深沪股市随即大幅下挫。
随后，随着其他学者和经济学家不断加入争论，由此掀起了一场中国股市何去何从的大争论。由于沪深股市随后创出新高，吴敬琏的“股市赌场论”也曾一度被市场嗤之以鼻。但吴敬琏的观点得到了另一位经济学家、时任中金公司研究部总经理许小年的支持。2001 年9 月，许小年执笔的中金公司研究报告中称，认为指数跌到较干净的程度——或许是1000 点，再引入做空机制等一系列重建手段，再塑一个健康、完美的市场。
这篇报告一出，在整个市场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媒体们纷纷以“许小年发‘中国股市推倒重来论’”，“许小年说‘中国股市要跌到1000 点’”为主题发表了新闻和评论，一时间，许小年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然而， 历史却开了不大不小的玩笑。在“千点论”抛出后，A股迎来了阴跌四年，到了2005年6月，上证指数遭到腰斩，跌破1000 点， 许小年的“千点论”一语成谶！
证监会前主席刘鸿儒对这场大论战有过很好的总结。他认为， 这场声势浩大的大讨论是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遇到困难的背景下发生的。当时， 中国证券市场经过近十年的发展， 一些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过程中的特殊问题越来越暴露出来， 阻碍了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在证券市场举步维艰的情况下，社会上产生了诸多质疑、批评和责难，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讨论。
而这场大讨论的核心是怎样看待证券市场规范和发展的关系，怎样看待证券市场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怎样看待证券市场的地位和作用，是要在前进中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还是要推倒重来。其实，证券市场建立二十多年来，不论各方观点如何，我们不得不承认吴敬琏的“股市赌场论”和许小年的“中国股市推倒重来”，这两个观点才是中国A 股市场的需要解决的顽症。
中国目前正常经营的公司数量多达1500 万家左右，每年净增加20 万家左右，而经过二十余年发展，上市公司数量仅2500 多家，且A 股市场的极限承受力为每年增加300 家。这也就是说，只有不到万分之二的公司有机会上市。这种公司基数与市场承受力的矛盾，是构造IPO 堰塞湖的本质动因。因此，即便IPO 注册制开闸，短期依然无法破解上市饥渴难题。
不言而喻，成为公众公司对企业在品牌提升、融资发展、规范运营乃至抵御制度歧视方面好处多多，这才有IPO门外排队企业如过江之鲫的景观。
但是，太长的IPO 等待期磨损乃至极大杀伤了许多优秀企业的生机与锐气。
一者，急功近利的中国PE 环境把接受了PE 投资的企业逼到华山一条路；二者，太多企业为了冲刺IPO 把财务和业务杠杆用到了极致。这种背景下，大量优秀企业如早年三大门户网站，近来如阿里、京东等新锐企业，选择境外上市，更多优秀企业倒在漫漫IPO 征程中，或在疲于应对财务压力中错失发展机遇。
另一方面，A股市场养活了一批“僵尸”上市公司。以宝利来为例，长达七年时间里，该公司营业收入不足千万元，利润不足百万元，主业是烟酒批发。该司每年都有重组故事，每年股价在4 元至15 元间上蹿下跳，长达20 年没有现金分红。根据目前的退市制度，该公司绝无退市之虞，与宝利来类似的A 股公司数量在百十家左右。甚至有的公司大股东不以经营公司回报小股东，而是以年年重组，炒作自己公司的股票获利。
这些上市公司尸位素餐，占据宝贵的上市资源，吞噬A 股市场活力，消耗了原本可以投入新兴企业和部门的资源、资本和劳动力。更有甚者，这些“僵尸”公司往往成为A 股市场内幕交易、操纵股价、利益输送的渊薮。 不论是前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时代的内幕交易“零容忍”，还是现任主席肖钢的“捕鼠”行动，这些都是一些事后处罚的监管，并不能弥补制度上的缺陷。本届中央政府旗帜鲜明地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就赋予了自下而上的公司治理活动以政治上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基金所持股份在推动目标公司改善治理的过程中，也将获得投资收益，由此必将吸引众多资金和机构投身于主动型公司治理活动，推动A股市场回归股东价值创造的正轨。治理是盘大棋“委托书收购的这个想法我酝酿了15 年了。”北京正谋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正谋”）董事总经理冀书鹏在接受《证券市场周刊》的记者采访时说。冀书鹏称，15 年之前在东方高盛时做的第一起事就是委托书收购新大洲（000997.SZ），但结果是胎死腹中。
1999 年，冀书鹏在华夏证券营业部撒宣传单，委托书收购新大洲，这一行为至今市场上根本没人知道这件事。在华夏证券营业部撒单子征集投票权时，在还没有人委托他们的时候，证监会发现这一情况后紧急叫停。
冀书鹏撒宣传单的第三天就被证监会叫去问话了，当时证监会叫停的原因是制度环境不完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很粗糙，漏洞非常多，对于这委托书收购的模式，证监会不知道该如何批示和监管，而叫停后的几年内，证监会再未遇到这个难题。
直到2005 年，颁布了现行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冀书鹏曾参与过2008 年《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修订，修订后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已经弥补了很多的漏洞，但对于委托书收购至今还是一个空白。
过去一年来，A 股中小股东发声频率远超以往，仅举牌案例就超过了50 起。这显示A 股市场投资结构在发生深刻变化，机构投资者在崛起为一股重要的公司治理力量，中小股东维权意识高涨；更重要的是，这次锋头乍现的治理浪潮能否铺开，甚至会影响到中国资本市场乃至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大局。
把中国企业家中的两种极端类型进行对比，会发现一种是锐意进取、拼命三郎式的类型，他们身上也有很多缺点，甚至有打法律擦边球的侥幸心态，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忠心耿耿对他开创的事业；还有一种类型，或者已经功成名就，或者躺在前辈福荫里，或者就是命好，他们开豪车、捧明星、澳门豪赌，到迪拜开公司，进军影视业，都美其名曰产业多元化。前者你会从新三板公司或拟上市的公司中发现他们的身影，后者往往出现在已经上市的公司里。
而这就是真实的上市资源错配！若把上市融资的钱给到前一类人手里，他们或许会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全部投到他的事业里去；而后者或许是拿钱去澳门豪赌了一场。就资金使用效率而言，前者会是后者的一百倍。由此带来的税收、就业等社会效益差别自不待言。
对于这一现象，冀书鹏对记者称，“我们做了研究，A 股市场有近400 家上市公司属于后者，如果假设1 家上市公司应该产生10 亿营业收入，这400 家公司加在一起闲置了超过1% 的GDP 贡献能力，而GDP 增长1% 可以消化150 万新增就业。更重要的是，那些站在IPO 门口外的企业，绝大多数是近两年来新兴产业的龙头，正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生力军。各地都在讲‘腾笼换鸟’，如果完成了这400 家公司的‘腾换’，将对实体经济做出巨大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市场主体意识觉醒催生的治理浪潮将功德无量。由此，2014 年堪称A 股市场公司治理元年。
治理运动的灵魂
过去20 年来，自上而下、运动式的治理运动靡费公帑，但收效甚微，让很多小股东失望至极。
冀书鹏对记者称，“我不相信任何青史留名的说法，这些行为背后无疑都有经济利益驱动。说得更直白些，就是有人希望这些行为拉升股价。我们统计了最近50 起举牌案例，被举牌公司前后一周的股价涨幅都在30% 以上。”
资本的逐利性才是公司治理运动的灵魂，何必掩饰自己的利益动机呢？自由市场的教父就是资本的逐利性，就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能够出清的最根本力量。而就像当年王海先生带动数以万计的职业打假人群一样，如果治理行为本身能带来财务收益，必然鼓励众多机构和个人投身公司治理运动，让星星之火燎原。
试想，如果有100 家专业机构从事攻击、改善提升A 股公司的治理活动，市场哪里有这么多尸位素餐的垃圾公司。
冀书鹏对记者称，“上市公司治理是高大上的活动。”经济学家吴敬琏和茅于轼曾发声鼓励王海这种“带着私利”打假的群众运动，但王海最终未逃脱被“疯”的结局，职业打假运动也随之匿迹。归根到底，王海所面对的既得利益群体力量太大，而王海没能抓住时机把游击队建成正规军，最终被绞杀。
冀书鹏称，“做正规军就是要三有：有主义、有章法、有部队。”
有主义。在优化A股上市资源配置的活动中赚钱，就是主义。进而言之，这种活动本身就是本届政府提出的“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实践。
可以看到，这轮治理运动的主角不乏险资、PE 基金以及阳光私募的身影，他们本身就是社会主流群体，而那些垃圾公司大股东自身江河日下，已经失去地方政府、社会群众、广大股民乃至监管层的支持与信任，这与王海打假的态势已经攻守易位。
有章法。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就是章法。股票市场是流动性最强的大众化投资领域之一，因此，价格波动牵涉千家万户，其游戏规则也越来越完备和复杂。举牌、征集投票、控制权争夺更是集资本市场复杂性之大成，必然万众瞩目，导致相关股价剧烈波动，其中不乏浑水摸鱼的兴风作浪者。因此，透彻理解A 股市场法律和法规，是做主动型治理活动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制定和执行系统、严谨的操作策略，才能少走弯路，否则会演化成一场闹剧。
有部队。再高明的决策如果没有精兵强将来执行，也是枉然。因此，从事主动公司治理活动必须要构建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从选择和分析目标公司开始，建仓到发起攻击，再到股东会议案表决，再到后续上市公司改造和再造，需要包括行业专家、财务专家、管理专家、资本运营专家以及法务专家等等一个庞大的专业团队支撑。
冀书鹏对记者称，“北京正谋正在协助筹建一只上市公司治理基金，据我所知，这也是国内首只治理基金。”当记者问道，北京正谋现在是否有选中的目标公司呢？冀书鹏吸着手中的烟神秘地答道：“股权相对分散、效率低下从而导致价值被低估的上市公司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盘中之餐。”
我们冀望监管层和社会，能有经济学家吴敬琏和茅于轼一样的胸怀，包容这种正义的“利己利他”行动中可能存在的瑕疵。毕竟，这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