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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闻一多被国民党枪杀，成为长久盘旋在人们心中的疑问。这样一位著名诗人、学者，似乎对政治不甚关心的人，缘何走上了抗争道路，牺牲于政治？
“何妨一下楼主人”
闻一多，1899年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县。1912年，13岁的闻一多以湖北省初试和复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留美预备学校。1922年，闻一多被公派留美，入芝加哥美术学院、科罗拉多大学艺术学院深造，但未能拿到学位。
闻一多在清华读书10年，奠定了古代文学、戏剧、诗歌等方面深厚的学术基础。不过，闻一多绝非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而是一个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反抗意识强烈的青年。
1919年，五四運动爆发。清华大学远在城外，当晚才获得消息。闻一多热血沸腾，当即在校园贴了一张大字报《满江红》，呼吁同学们勿忘国耻。其后，闻一多积极参加学生抗议活动，与一百多名清华学生在北京城内宣传外抗强权、内惩国贼，并做好了坐牢的准备。他还与罗隆基等4人作为清华学生代表前往上海，参加全国学联的成立大会，可谓当年学生运动的风云人物。
闻一多的政治观念比较朴素，基本停留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认知阶段。也正因为他的本质是一名学者而非政客，他只能做一些外围的摇旗呐喊工作，而且不适合参加实际的政治活动。
闻一多内心有一个参与政治的准则，那就是生逢乱世，知识分子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一旦由乱返治，知识分子还是应回归书斋，做学术的本职工作。因此，国民党建政以后，闻一多任教于中央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最后以清华为归宿。由于他潜心学术，足不出户，获得了“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无论是“一二·九”运动还是西安事变，他都坚定地选择站在国民政府一边。
知识分子应该“出塔”
抗战爆发后，清华内迁，在昆明与北大、南开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从北平步行前往长沙、昆明，共三千余里，目睹了底层民众的疾苦。从北平到昆明，可谓从天上到地下的落差。为了生计，他甚至业余靠刻印卖字为生。相对于经济贫困，更使知识分子对政府不满的是政治的倒退。
闻一多是一个浪漫派诗人。他埋头于学术，实际心中有一团火。世道由治转乱，“贫穷的更加贫穷，富贵的更加富贵”，使他已经觉得，研究学术并非当务之急。由此，他加入新成立的民盟，积极投身于民盟云南支部的活动之中。他的名字，出现在各种呼吁民主的演讲大会、宣言、通电之中。他发表文章，声讨国民党。
闻一多对过去自己自命清高的姿态，表示一种强烈的负罪感。他认为，如果知识分子再不出来主持正义，便是无耻、自私。正是因为过去自命清高的学者教授太多，不问世事，才使中国沦落到如此田地，人民才过得这样困苦。他过去鄙视鲁迅，看不起鲁迅骂国民党。如今则公开宣布承认鲁迅先生伟大，对鲁迅表示忏悔。
闻一多这样政治观念朴素、声望地位均有的大学教授，也正是中共地下工作的发展对象。在华岗、吴晗等人的介绍下，他接触到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之类的小册子。从这些读物中，他看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制度和貌似理想的世界。他甚至希望加入中共。闻一多认为“延安是白，重庆是黑”，甚至多次要求去延安看看，不过，他的要求最终都被中共劝阻，认为他“留在国统区斗争”更能发挥作用。
因此，这一时期的闻一多，实际是以民盟骨干身份为表，以中共的同路人为里。不过，闻一多仍然非常单纯，他想的是，将来“革命成功”了，他便功成身退，继续回大学做一个学者，重新研究他的中国文学史。这是典型的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心态。
谁杀害了闻一多？
闻一多不懂柔弱与妥协之术，过于相信自己背靠着组织，有广大民众的支持，选择与国民党直接对抗。他参与政治活动的高峰，是担任“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抗议重庆二一〇惨案、坚持严惩一二·一惨案祸首大会”主席。这是一场有着一万多人参加的大会。闻一多在大会上高呼：“特务哪里去了？他们是学乖了？还是泄气了？为什么他们不敢动？因为我们团结，有组织！”在类似的群众运动中，闻一多重新获得了青年时代的参政激情。
闻一多积极参加昆明的民主运动，早已引起国民党情治机构的重视。相关情况，多次被杜聿明、何应钦、邱清泉、关麟征、朱家骅等上报到最高领袖的案头。1946年3月2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气愤地记载道：“对西南联大团员训以不法教师侮辱党国甘为共匪奴属之张奚若、闻一多等应加以还击之意。”不过，蒋介石政治经验丰富，对这些著名教授也只是口头上骂骂，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其所谓“还击”或“打击”，未必意在真正使用极端手段。
然而，直接与闻一多等民运教授交锋的国民党地方党部、军部徒众们却怒不可遏。他们想建立奇功，就像当年蒋介石替孙中山暗杀陶成章一样，做领袖不敢做之事，替领袖出气。
1946年5月，云南警备司令部总司令霍揆彰，命手下收集李公朴、闻一多、楚图南、艾思奇、吴晗等50余人的材料。6月，霍揆彰亲赴南京向陈诚汇报，将黑名单呈上希望蒋介石圈定。
对于如此大事，无论蒋介石还是陈诚，态度都相当含糊，最后只由国防部发下一个“便宜处置”的密令。如此含糊的指示，便给了地方军警自主权限。从以往蒋介石对地方军警特务制造惨案的处理来看，蒋介石一方面严厉训斥禁止军警蛮干，内心却赞扬这些下属的“忠勇”。领袖的心理被这些鹰犬早已猜透。于是，7月11日，李公朴被特务暗杀。7月15日，闻一多遇害。
“何妨一下楼主人”
闻一多，1899年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县。1912年，13岁的闻一多以湖北省初试和复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留美预备学校。1922年，闻一多被公派留美，入芝加哥美术学院、科罗拉多大学艺术学院深造，但未能拿到学位。
闻一多在清华读书10年，奠定了古代文学、戏剧、诗歌等方面深厚的学术基础。不过，闻一多绝非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而是一个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反抗意识强烈的青年。
1919年，五四運动爆发。清华大学远在城外，当晚才获得消息。闻一多热血沸腾，当即在校园贴了一张大字报《满江红》，呼吁同学们勿忘国耻。其后，闻一多积极参加学生抗议活动，与一百多名清华学生在北京城内宣传外抗强权、内惩国贼，并做好了坐牢的准备。他还与罗隆基等4人作为清华学生代表前往上海，参加全国学联的成立大会，可谓当年学生运动的风云人物。
闻一多的政治观念比较朴素，基本停留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认知阶段。也正因为他的本质是一名学者而非政客，他只能做一些外围的摇旗呐喊工作，而且不适合参加实际的政治活动。
闻一多内心有一个参与政治的准则，那就是生逢乱世，知识分子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一旦由乱返治，知识分子还是应回归书斋，做学术的本职工作。因此，国民党建政以后，闻一多任教于中央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最后以清华为归宿。由于他潜心学术，足不出户，获得了“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无论是“一二·九”运动还是西安事变，他都坚定地选择站在国民政府一边。
知识分子应该“出塔”
抗战爆发后，清华内迁，在昆明与北大、南开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从北平步行前往长沙、昆明，共三千余里，目睹了底层民众的疾苦。从北平到昆明，可谓从天上到地下的落差。为了生计，他甚至业余靠刻印卖字为生。相对于经济贫困，更使知识分子对政府不满的是政治的倒退。
闻一多是一个浪漫派诗人。他埋头于学术，实际心中有一团火。世道由治转乱，“贫穷的更加贫穷，富贵的更加富贵”，使他已经觉得，研究学术并非当务之急。由此，他加入新成立的民盟，积极投身于民盟云南支部的活动之中。他的名字，出现在各种呼吁民主的演讲大会、宣言、通电之中。他发表文章，声讨国民党。
闻一多对过去自己自命清高的姿态，表示一种强烈的负罪感。他认为，如果知识分子再不出来主持正义，便是无耻、自私。正是因为过去自命清高的学者教授太多，不问世事，才使中国沦落到如此田地，人民才过得这样困苦。他过去鄙视鲁迅，看不起鲁迅骂国民党。如今则公开宣布承认鲁迅先生伟大，对鲁迅表示忏悔。
闻一多这样政治观念朴素、声望地位均有的大学教授，也正是中共地下工作的发展对象。在华岗、吴晗等人的介绍下，他接触到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之类的小册子。从这些读物中，他看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制度和貌似理想的世界。他甚至希望加入中共。闻一多认为“延安是白，重庆是黑”，甚至多次要求去延安看看，不过，他的要求最终都被中共劝阻，认为他“留在国统区斗争”更能发挥作用。
因此，这一时期的闻一多，实际是以民盟骨干身份为表，以中共的同路人为里。不过，闻一多仍然非常单纯，他想的是，将来“革命成功”了，他便功成身退，继续回大学做一个学者，重新研究他的中国文学史。这是典型的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心态。
谁杀害了闻一多？
闻一多不懂柔弱与妥协之术，过于相信自己背靠着组织，有广大民众的支持，选择与国民党直接对抗。他参与政治活动的高峰，是担任“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抗议重庆二一〇惨案、坚持严惩一二·一惨案祸首大会”主席。这是一场有着一万多人参加的大会。闻一多在大会上高呼：“特务哪里去了？他们是学乖了？还是泄气了？为什么他们不敢动？因为我们团结，有组织！”在类似的群众运动中，闻一多重新获得了青年时代的参政激情。
闻一多积极参加昆明的民主运动，早已引起国民党情治机构的重视。相关情况，多次被杜聿明、何应钦、邱清泉、关麟征、朱家骅等上报到最高领袖的案头。1946年3月2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气愤地记载道：“对西南联大团员训以不法教师侮辱党国甘为共匪奴属之张奚若、闻一多等应加以还击之意。”不过，蒋介石政治经验丰富，对这些著名教授也只是口头上骂骂，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其所谓“还击”或“打击”，未必意在真正使用极端手段。
然而，直接与闻一多等民运教授交锋的国民党地方党部、军部徒众们却怒不可遏。他们想建立奇功，就像当年蒋介石替孙中山暗杀陶成章一样，做领袖不敢做之事，替领袖出气。
1946年5月，云南警备司令部总司令霍揆彰，命手下收集李公朴、闻一多、楚图南、艾思奇、吴晗等50余人的材料。6月，霍揆彰亲赴南京向陈诚汇报，将黑名单呈上希望蒋介石圈定。
对于如此大事，无论蒋介石还是陈诚，态度都相当含糊，最后只由国防部发下一个“便宜处置”的密令。如此含糊的指示，便给了地方军警自主权限。从以往蒋介石对地方军警特务制造惨案的处理来看，蒋介石一方面严厉训斥禁止军警蛮干，内心却赞扬这些下属的“忠勇”。领袖的心理被这些鹰犬早已猜透。于是，7月11日，李公朴被特务暗杀。7月15日，闻一多遇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