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新常态时期，代表着知识、技术等内容的无形资产在企业中地位不断提升，无形资产决策的影响因素成为时下关注的重点问题；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与企业发展的关键要素，但近些年出现的环境恶化与资源枯竭，使得企业正在面临不同程度的资源约束。笔者主要考察资源约束对企业无形资产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受到资源约束的企业会被迫进行创新活动，表现为资源丰裕度同企业技术型无形资产投资负相关，且上述影响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国企的受迫性创新动机不强；资源充裕的企业有圈地倾向，表现为无形资产中土地使用权的比重增加，且国企表现得更为明显；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提高了企业自主创新的动机和效果，弱化了资源对企业技术投入的逼迫性以及圈地行为的诱惑性。
关键词：资源约束；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无形资产；无形资产投资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1.资源与创新的关系
资源包括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等，自然资源在经济学上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有必要对“资源”加以界定。笔者研究的“资源”主要指自然资源，如土地、煤、石油、天然气等。早期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命题上，以19世纪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为代表，古典经济学强调自然资源最终会制约经济增长；而以马歇尔和索罗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则认为外生技术进步使得自然资源“不再那么重要”；随着《超越极限》的出现，自然资源又重新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被人类关注。在20世纪中期以前，研究者普遍认为自然资源特别是矿产资源对于各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直到“资源诅咒”学说的提出。近些年，Borge等和Biorvatn等对“资源诅咒”现象进行了验证。在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层次研究的过程中。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到自然资源同创新之间的关系。
sachs和Warner最早提出丰裕的自然资源伴随的高资源租对促进经济增长的行为有挤出效应，如对技术创新行为等和资源富足地区缺乏对人力资本投入的额外补偿，使人们受教育的意愿缺失，难以形成创新能力；Glaeser等指出，资源富足易形成资源依赖，大量的开采活动会降低创新的边际效益，长此以往会导致企业家精神的丧失。我国学者的研究发现当政府对资源富足地区缺乏长期性战略眼光时，资源过度开采会对区域技术进步产生消极影响；此外，在我国的制度背景下。自然资源受政府控制使企业产生了寻租行为。从而降低企业内部经营和创新活动的精力；同时丰裕的自然资源会影响产业结构，对资源产业的过度发展会抑制创新和对外开放等活动。不难发现。当前研究大多集中于资源对国家和区域创新能力的效用，宏观层面成果相对成熟，而以企业为对象的研究尚有不足，这为自然资源与企业创新决策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可能。
2.创新同无形资产的关系
企业创新与无形资产的关系密不可分。连接二者的关键价值链条是研发投入与专利产出，汪海粟和方中秀认为，无形资产中专利权和非专利技术的质量直接受到技术创新的影响，企业研发通过形成相应无形资产才能实现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专利作为资源与技术的有效产出，能更好地体现创新效率，且专利大多用于商业化，体现了创新活动的价值，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不断完善，更多企业倾向于以专利形式稳固其创新成果；研究与开发是企业创新活动的起点，从国内外当前实证研究中对创新指标的度量可以发现，R&D支出出现的频次最高。然而，无论专利數量还是R&D支出仅反映了创新活动的一部分，人力资本开发、新技术引进、消化和吸收的过程难以完全展现，包含专利和R&D支出的无形资产则能反映创新方面更为全面的信息。我国当前会计制度将土地使用权和特许权等非技术类使用权纳人无形资产核算范畴，使得无形资产整体“含金量”偏低，马德林等通过数据证实了土地使用权在无形资产中的比重确实过高。基于此，相关学者提出将无形资产按照技术型和非技术型进行划分，其中技术型无形资产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和著作权等。非技术型无形资产主要包括特许权和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看出技术型无形资产能更好地诠释企业的创新能力。
当自然资源对企业的创新决策产生作用时，企业内部资产结构会发生相应变化，因而资源丰裕度可能对企业无形资产投资决策产生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资源约束与技术型无形资产投资
由Heckscher和Ohlin提出的资源禀赋理论（H-O模型），认为要素丰裕度使各国生产相同产品时会存在成本差异。工业生产以资源消耗为条件，自然资源对生产过程所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作为产品的原材料，如森林、石油、煤炭等；二是为生产活动提供环境和条件。如土地、水、燃烧热能以及工业发电等，这些作用表明自然资源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在企业层面不同自然资源禀赋会带来生产要素使用量的差别，而生产要素与企业竞争优势存在本源关系。由于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作为企业优势源泉的劳动生产率必然受到生产要素使用量的影响，因而丰裕的自然资源本身对于企业发展具有积极效应。近年来，随着各国经济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变，创新能力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企业是否受到自然资源约束，其创新行为会有不同表现。
当企业自然资源充裕时。其对创新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资源产品所具有的短期高收益性会引导资源部门迅速发展，其初级产品特性会降低企业创新活力；二是富足的资源会使创新活动机会成本过高，削弱企业创新动力；三是资源丰富的地区更易发生腐败和寻租行为。进而分散企业的创新精力；四是资源型区域的创新平台与氛围相对匮乏，使得人才培养不足，限制了企业创新能力。不难发现，自然资源过于丰裕时会抑制企业的创新。
当自然资源较为匮乏时，企业对原材料的开采、运输、仓储等成本将会提升；不同地区的资源储备量差异会使企业在生产用水、工业用电等条件要素使用价格上有所不同，同时企业可能受到要素使用量的约束（如限电），停产和间断性生产所引起的生产便利度下降最终也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当企业面临在追求当期利润和未来发展投入间做出权衡时，资源约束引起的成本差异会使企业被迫放弃部分当期利润而选择着眼于未来发展，即受到资源约束的企业会被迫进行创新活动。由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1：受到资源约束的企业会被迫进行技术创新投资，表现为资源丰裕度与企业技术型无形资产负相关。
2.资源约束与土地使用权无形资产投资
土地作为重要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经济学家配第提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马克思也曾指出土地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生产产品的重要要素；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认为土地是生产力，且土地和劳动是两种原始的生产要素。对于企业而言，土地在提供场地等生产条件的同时，也是生产过程中重要的原始要素，企业获取土地的难易度，在一定程度上会通过价格影响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此外。土地还扮演着重要的再融资角色，即企业可以通过抵押土地来获取更多贷款。因而企业对于土地有着天然的需求和好感。在我国，土地对应的一级市场由政府掌控，其买卖只集中于二级市场中的土地使用权，企业获取土地使用权的途径包括出让、划拨和转让。对地方政府而言，土地出让金是极为重要的地方财政收入来源，因而各地方政府具有控制土地供给价格的动机。此时，土地使用权作为二级市场的“商品”，具备商品的基本属性，其价格会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土地的价格主要受到位置、空间以及稀缺性的影响。其中稀缺性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当某地区的自然资源充裕时，其土地供给量会相对充足，此时土地的转让价格则会相对偏低；与之相反，对于自然资源稀缺的地区，土地供应量严重不足。则政府的土地出让金也会相对高昂。当企业所处地区的自然资源丰裕时，其获取土地转让的价格会具有一定优势，因此，企业受到的资源约束程度会影响其土地资源投资决策。由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2：资源约束较弱的企业具有圈地倾向，表现为资源丰裕度与企业土地使用权无形资产正相关。
3.创新驱动战略与企业技术投资及圈地效应
创新驱动的概念最早由熊比特提出。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是波特，他系统地阐述了创新驱动的阶段性产业特征。创新驱动对于我国经济转型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由于传统要素驱动和出口拉动增长的方式日趋艰难，以创新作为全新动力能有效缓解经济难以持续增长的问题。我国“十八大”正式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明确要求将科技创新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首位。创新驱动战略是经济转型背景下涵盖范围最广、影响程度最深和实施力度最大的全国性政策，自实施以来对于产业政策制定、经济发展模式均起到重要作用。其对微观层面的企业投资决策会产生两方面影响：一是随着创新引導政策的出台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不断完善，企业会主动进行研发投入并走上自主创新的道路；二是为缓解产能而对传统要素进行制约，迫使企业进行转型和创新。创新驱动战略是否有效提升了企业创新活动的自发性和主动性，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一方面，由于资源约束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具有潜在的“逼迫性”，那么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能否使资源匮乏的企业主动进行创新活动从而弱化这一“受迫性”影响；另一方面，创新驱动战略能否使资源丰裕的企业逐渐放弃资源攫取带来的短期利润转向自主创新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即降低资源对企业圈地行为的诱惑性。由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3：资源对企业技术投人的“逼迫性”以及圈地的诱惑性在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前更为显著，在实施后减弱了上述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笔者选取2007-2014年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的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剔除数据残缺、极端异常值和ST企业后，最终得到的有效样本包括985家公司，4 124个观测值。各地区资源生产与消费的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公布的2008-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为了科学地描述企业自然资源禀赋，通过登录上市公司门户网站对各企业在全国的生产基地分布地区情况进行了手工搜集，其他上市公司数据取自WIND、CSMAR和RESSET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
1.资源约束：资源丰裕度（RESOURCE、RESOURCE）
笔者研究的资源约束程度通过资源丰裕度表示，二者是反向关系，即资源丰裕度越高，资源约束程度越低。资源丰裕度是主要考察的解释变量，其测度方法往往出现在宏观经济研究中。由于矿产资源对土地、环境等具有很高的依赖性，矿产资源充足的地区其他相关自然资源通常也较为丰富，因此，笔者选择矿产资源作为资源丰裕度的测算依据。借鉴徐康宁和韩剑构建的资源充裕度指数（RAI），以各省煤炭、石油、天然气三种矿产资源基础存量占全国比重来反映各地区资源禀赋，并依据一次能源生产消费比对三种资源设置权重。笔者研究周期为2007--2014年，通过对各年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的比重进行加权，得到的三种资源权重为：煤炭73%、石油13%、天然气4.20%。各地区资源丰裕度测度为：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是对模型中相关变量的描述陛统计。在制造业企业中技术类约占无形资产比重的12%，反映出我国上市公司整体创新能力偏弱，技术型资产账面价值与战略意义存在严重的非均衡性，表明由于会计制度环境、知识产权评估等问题对技术型无形资产确认和计量带来的困难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无形资产缺失的问题，且极值显示具有严重的两极分化。从0-99%意味着企业之间创新能力存有巨大差异：土地平均占到无形资产的82%，表明制造业的无形资产含金量偏低，当前的无形资产整体难以体现出创新水平；资源丰裕度均值为0.25，最优达到3.72，最为匮乏则为O，反映出企业受到的资源约束程度和生产环境参差不齐。均值为17%的销售增长率、46%的资产负债水平和6%的总资产收益率等指标表明大多数企业生产经营处于正常状态，但从极值来看企业之间有较大差异。
（二）回归结果分析
笔者分别以模型（2）中的RESOURCE和RESOURCE、作为解释变量，当被解释变量为TECH时，对全样本考察资源约束对技术型无形资产投资的影响，a1显著为负时H1得以验证；被解释变量为LAND时，考察资源约束对土地使用权投资的影响，a2显著为正时H2得以验证；创新驱动战略于“十八大”正式提出并实施，因此，将样本按照2007-2012年和2013-2014年划分为两个时间组，分别进行对比检验以验证H3。下文所有实证过程均对行业、年份和区域进行控制，并采用Robust调整标准误差。 1.资源约束与技术型无形资产投资
表3中的（1）和（2）分别显示企业本期享有的资源禀赋同技术型无形资产比重在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且系数为0.01，而上期资源丰裕度同技术投入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系数为0.04。表明资源丰裕和生产环境良好的企业技术投入相对薄弱，受到资源约束则会迫使企业进行创新活动并增加技术型无形资产投资。H1得到验证。控制变量上，企业债务水平和技术投入在10%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大量的债务融资并没有流向技术投资，过高的杠杆会对技术型无形资产投资产生影响：市场价值与技术投入显著正相关，意味着在我国资本市场中大企业所具有的品牌效应和差异化竞争优势有利于其进入更多的领域和获得更大的开发项目，从而对技术投入有很强的促进作用，而相对较小的企业可能在自主创新过程中受到诸多限制而影响到投资决策；股权集中度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权力过于集中对企业发展和技术投入会产生不利影响。
2.资源约束与土地使用权无形资产投资
表3中的（3）和（4）分别为本期和上期资源丰裕度对企业土地使用权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二者均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经过小数保留后系数均为0.02，一方面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无形资产中技术占比和影响依然有限：另一方面反映出资源富足的企业对圈地情有独钟。H2得到验证。控制变量债务水平、股权集中度和资产流动性均对土地使用权资产的投资起到正向作用。表明权力集中以及流动性较好会促使企业对土地使用权的追逐；而市场价值、企业规模以及获得的政府补助同土地无形资产投资有负相关关系，表明大企业进行创新的条件和渠道更为成熟从而弱化了对土地的索取。且政府补助更利于研发活动，能有效缓解企业圈地的热情。
3.创新驱动战略与企业技术投资及圈地效应
为了更好地探究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在时间上是否会引起企业内部的实质性差异。先对企业技术型无形资产投资、土地无形资产投资以及资源约束程度三个主要变量进行了组间差异检验。结果显示。三个变量的均值在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前后均表现出5%水平上的显著差异。其中，技术型无形资产比重由11%增长到13%，土地使用权无形资产比重由84%下降到82%，资源丰裕度则由0.26下降到0.23。
表4是创新驱动战略按照实施时间的分组检验。从表4中的（1）和（2）可以看出在创新驱动战略实施之前资源丰裕度同企业技术型无形资产投资在10%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且系数为0.01，而在政策实施后二者不再显著且相关系数有所减小，表明创新驱动战略对于企业自主创新的“自发性”有所提升，战略实施后大量创新引导政策的出台使资源约束对企业技术投入的“逼迫性”有所缓解。表4中的（3）和（4）列示了战略实施前资源禀赋对企业土地使用权的获取具有5%水平的显著正向影响且系数为0.02，而在政策实施后这一影响不再存在。体现出企业在宏观战略的作用下正逐渐放弃资源带来的短期利益，圈地行为有了明显的减缓。
（三）内生性问题
由于资源约束与企业投資决策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笔者做如下两点解释：一方面，通过各企业生产基地所在地的资源禀赋来计算企业享有的资源丰裕度。该方法利用的是省份宏观层面的数据，其对企业内部资产结构和投资决策等微观行为的冲击更具外生性，此外，地区层面的资源禀赋主要受历史、环境、制度等因素影响，可以有效避免与企业行为之间产生逆向性；另一方面，笔者借鉴Lewbel的做法，以资源丰裕度离差的三次方作为工具变量。其特点是无须借助外部变量就可以构建出有效的Ⅳ。通过运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得到的实证结果报告如表5所示。在第一阶段回归中，工具变量同本期和上期资源丰裕度之间高度正相关，F值分别达到227.15和135.11，远高于Stock和Staiger提出的10，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通过列示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资源丰裕度与技术型无形资产比重依然显著负相关，而与土地无形资产投资显著正相关，说明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实证结果依然稳定。
四、进一步研究与稳健性检验
（一）产权性质的影响
上述分析显示资源约束对企业技术投入的影响暗含“逼迫性”，即大多数资源匮乏的企业在现有经营模式下难以获取竞争优势而被迫进行创新：土地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其获取成本在不同区域企业中相差甚远。从产权性质来看，国企和民营企业在资源约束对企业无形资产投资的作用路径上会存在三点差异：首先，转型时期我国市场经济法制基础尚未健全，政府和各级官员在资源配置上具有较大自由裁量权，国企由于存在政治关联在资源获取上具有天然优势，民营企业则需通过寻租行为获得这一政治资本，致使二者在缓解资源约束上并非平等。其次，一些国企特别是央企主导着我国部分垄断性资源，其企业规模和掌控的资本远非民营企业所及，加之地方政府为了维护地区经济发展和保证自身业绩，也会设法保证区域内国企的正常生产经营，因此，国企在面临资源性生产条件功能影响时，比民营企业更易产生应对措施。最后，国企在我国承担着地方就业、稳定物价等社会责任，其产品售价往往低于市场价格难以弥补生产成本，因此，政府会为其提供一定的补贴和政策性贷款，即国企面临着预算软约束。另外，在我国当前制度背景下，政府往往要为国企的经营失败承担相关的责任。政府官员为了避免自身政治业绩的负面影响，会给予相关救济帮助企业扭亏为盈，从而使得国企在面临资源约束时无须承担同民营企业相同的经营压力。由此，笔者认为资源约束对技术型无形资产投资的“逼迫性”作用在民营企业更强；而资源对企业圈地的诱惑性则在国企更强。
表6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资源丰裕度与企业技术投入在民营企业中呈5%水平负相关，而在国企中并不显著，说明国企在受到资源约束时的创新动力不强；资源禀赋同土地使用权的投资只在国企中较为显著，即国企在获取土地等自然资源上相对民营企业的确具有优势，民营企业即使身处富足的环境中也难以较低的代价获取相应资源，其圈地行为受到限制。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实证结果稳定可靠，笔者进行了以下稳健性检验。
第一，资源约束是笔者主要考察的解释变量，且现有研究对企业层面资源禀赋进行界定的相关文献并不多见，而该变量度量的准确与否对实证结果存在重要影响，因此，以更换资源丰裕度度量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考虑到工业供电大多源自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因此，选取各省份年度工业供电量数据对上文的地区资源丰裕度指数进行替换，同样以各企业生产基地所在地进行加权，从而得到企业享有的资源禀赋。通过多元回归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得到结论与前文保持一致。
第二，由于技术型无形资产比重和土地无形资产比重可能存在累积效应受到惯性影响，笔者在模型中分别加人了两个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使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发现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均显著为正，同时资源丰裕度与技术型无形资产比重在10%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土地无形资产比重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AR（2）的p值分别为0.81和0.81，表示不能拒绝“扰动项无自相关”假设。此外SAR-GAN结果分别为0.43和0.16均通过检验。表明在考虑到技术投入和资产结构惯性因素后，本文结果依然稳健。
五、结语
通过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笔者得出资源约束同企业无形资产投资结构的关系，以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主要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受到资源约束的企业更倾向于创新投入，并体现在增加技术型无形资产的比重，且这一作用在民营企业更为显著；二是我国企业技术型无形资产比重整体过低，创新行为难以体现在内部资产结构中，土地使用权在无形资产中占比过高，资源丰裕的企业有圈地倾向，且国企圈地行为更为突出；三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使企业整体创新意识和技术投入有所提升，削弱了企业受资源约束而进行创新的“受迫性”，同时降低了资源丰裕企业的圈地行为。
（责任编辑：于振荣）
关键词：资源约束；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无形资产；无形资产投资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1.资源与创新的关系
资源包括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等，自然资源在经济学上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有必要对“资源”加以界定。笔者研究的“资源”主要指自然资源，如土地、煤、石油、天然气等。早期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命题上，以19世纪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为代表，古典经济学强调自然资源最终会制约经济增长；而以马歇尔和索罗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则认为外生技术进步使得自然资源“不再那么重要”；随着《超越极限》的出现，自然资源又重新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被人类关注。在20世纪中期以前，研究者普遍认为自然资源特别是矿产资源对于各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直到“资源诅咒”学说的提出。近些年，Borge等和Biorvatn等对“资源诅咒”现象进行了验证。在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层次研究的过程中。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到自然资源同创新之间的关系。
sachs和Warner最早提出丰裕的自然资源伴随的高资源租对促进经济增长的行为有挤出效应，如对技术创新行为等和资源富足地区缺乏对人力资本投入的额外补偿，使人们受教育的意愿缺失，难以形成创新能力；Glaeser等指出，资源富足易形成资源依赖，大量的开采活动会降低创新的边际效益，长此以往会导致企业家精神的丧失。我国学者的研究发现当政府对资源富足地区缺乏长期性战略眼光时，资源过度开采会对区域技术进步产生消极影响；此外，在我国的制度背景下。自然资源受政府控制使企业产生了寻租行为。从而降低企业内部经营和创新活动的精力；同时丰裕的自然资源会影响产业结构，对资源产业的过度发展会抑制创新和对外开放等活动。不难发现。当前研究大多集中于资源对国家和区域创新能力的效用，宏观层面成果相对成熟，而以企业为对象的研究尚有不足，这为自然资源与企业创新决策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可能。
2.创新同无形资产的关系
企业创新与无形资产的关系密不可分。连接二者的关键价值链条是研发投入与专利产出，汪海粟和方中秀认为，无形资产中专利权和非专利技术的质量直接受到技术创新的影响，企业研发通过形成相应无形资产才能实现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专利作为资源与技术的有效产出，能更好地体现创新效率，且专利大多用于商业化，体现了创新活动的价值，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不断完善，更多企业倾向于以专利形式稳固其创新成果；研究与开发是企业创新活动的起点，从国内外当前实证研究中对创新指标的度量可以发现，R&D支出出现的频次最高。然而，无论专利數量还是R&D支出仅反映了创新活动的一部分，人力资本开发、新技术引进、消化和吸收的过程难以完全展现，包含专利和R&D支出的无形资产则能反映创新方面更为全面的信息。我国当前会计制度将土地使用权和特许权等非技术类使用权纳人无形资产核算范畴，使得无形资产整体“含金量”偏低，马德林等通过数据证实了土地使用权在无形资产中的比重确实过高。基于此，相关学者提出将无形资产按照技术型和非技术型进行划分，其中技术型无形资产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和著作权等。非技术型无形资产主要包括特许权和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看出技术型无形资产能更好地诠释企业的创新能力。
当自然资源对企业的创新决策产生作用时，企业内部资产结构会发生相应变化，因而资源丰裕度可能对企业无形资产投资决策产生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资源约束与技术型无形资产投资
由Heckscher和Ohlin提出的资源禀赋理论（H-O模型），认为要素丰裕度使各国生产相同产品时会存在成本差异。工业生产以资源消耗为条件，自然资源对生产过程所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作为产品的原材料，如森林、石油、煤炭等；二是为生产活动提供环境和条件。如土地、水、燃烧热能以及工业发电等，这些作用表明自然资源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在企业层面不同自然资源禀赋会带来生产要素使用量的差别，而生产要素与企业竞争优势存在本源关系。由于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作为企业优势源泉的劳动生产率必然受到生产要素使用量的影响，因而丰裕的自然资源本身对于企业发展具有积极效应。近年来，随着各国经济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变，创新能力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企业是否受到自然资源约束，其创新行为会有不同表现。
当企业自然资源充裕时。其对创新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资源产品所具有的短期高收益性会引导资源部门迅速发展，其初级产品特性会降低企业创新活力；二是富足的资源会使创新活动机会成本过高，削弱企业创新动力；三是资源丰富的地区更易发生腐败和寻租行为。进而分散企业的创新精力；四是资源型区域的创新平台与氛围相对匮乏，使得人才培养不足，限制了企业创新能力。不难发现，自然资源过于丰裕时会抑制企业的创新。
当自然资源较为匮乏时，企业对原材料的开采、运输、仓储等成本将会提升；不同地区的资源储备量差异会使企业在生产用水、工业用电等条件要素使用价格上有所不同，同时企业可能受到要素使用量的约束（如限电），停产和间断性生产所引起的生产便利度下降最终也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当企业面临在追求当期利润和未来发展投入间做出权衡时，资源约束引起的成本差异会使企业被迫放弃部分当期利润而选择着眼于未来发展，即受到资源约束的企业会被迫进行创新活动。由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1：受到资源约束的企业会被迫进行技术创新投资，表现为资源丰裕度与企业技术型无形资产负相关。
2.资源约束与土地使用权无形资产投资
土地作为重要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经济学家配第提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马克思也曾指出土地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生产产品的重要要素；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认为土地是生产力，且土地和劳动是两种原始的生产要素。对于企业而言，土地在提供场地等生产条件的同时，也是生产过程中重要的原始要素，企业获取土地的难易度，在一定程度上会通过价格影响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此外。土地还扮演着重要的再融资角色，即企业可以通过抵押土地来获取更多贷款。因而企业对于土地有着天然的需求和好感。在我国，土地对应的一级市场由政府掌控，其买卖只集中于二级市场中的土地使用权，企业获取土地使用权的途径包括出让、划拨和转让。对地方政府而言，土地出让金是极为重要的地方财政收入来源，因而各地方政府具有控制土地供给价格的动机。此时，土地使用权作为二级市场的“商品”，具备商品的基本属性，其价格会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土地的价格主要受到位置、空间以及稀缺性的影响。其中稀缺性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当某地区的自然资源充裕时，其土地供给量会相对充足，此时土地的转让价格则会相对偏低；与之相反，对于自然资源稀缺的地区，土地供应量严重不足。则政府的土地出让金也会相对高昂。当企业所处地区的自然资源丰裕时，其获取土地转让的价格会具有一定优势，因此，企业受到的资源约束程度会影响其土地资源投资决策。由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2：资源约束较弱的企业具有圈地倾向，表现为资源丰裕度与企业土地使用权无形资产正相关。
3.创新驱动战略与企业技术投资及圈地效应
创新驱动的概念最早由熊比特提出。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是波特，他系统地阐述了创新驱动的阶段性产业特征。创新驱动对于我国经济转型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由于传统要素驱动和出口拉动增长的方式日趋艰难，以创新作为全新动力能有效缓解经济难以持续增长的问题。我国“十八大”正式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明确要求将科技创新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首位。创新驱动战略是经济转型背景下涵盖范围最广、影响程度最深和实施力度最大的全国性政策，自实施以来对于产业政策制定、经济发展模式均起到重要作用。其对微观层面的企业投资决策会产生两方面影响：一是随着创新引導政策的出台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不断完善，企业会主动进行研发投入并走上自主创新的道路；二是为缓解产能而对传统要素进行制约，迫使企业进行转型和创新。创新驱动战略是否有效提升了企业创新活动的自发性和主动性，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一方面，由于资源约束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具有潜在的“逼迫性”，那么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能否使资源匮乏的企业主动进行创新活动从而弱化这一“受迫性”影响；另一方面，创新驱动战略能否使资源丰裕的企业逐渐放弃资源攫取带来的短期利润转向自主创新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即降低资源对企业圈地行为的诱惑性。由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3：资源对企业技术投人的“逼迫性”以及圈地的诱惑性在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前更为显著，在实施后减弱了上述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笔者选取2007-2014年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的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剔除数据残缺、极端异常值和ST企业后，最终得到的有效样本包括985家公司，4 124个观测值。各地区资源生产与消费的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公布的2008-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为了科学地描述企业自然资源禀赋，通过登录上市公司门户网站对各企业在全国的生产基地分布地区情况进行了手工搜集，其他上市公司数据取自WIND、CSMAR和RESSET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
1.资源约束：资源丰裕度（RESOURCE、RESOURCE）
笔者研究的资源约束程度通过资源丰裕度表示，二者是反向关系，即资源丰裕度越高，资源约束程度越低。资源丰裕度是主要考察的解释变量，其测度方法往往出现在宏观经济研究中。由于矿产资源对土地、环境等具有很高的依赖性，矿产资源充足的地区其他相关自然资源通常也较为丰富，因此，笔者选择矿产资源作为资源丰裕度的测算依据。借鉴徐康宁和韩剑构建的资源充裕度指数（RAI），以各省煤炭、石油、天然气三种矿产资源基础存量占全国比重来反映各地区资源禀赋，并依据一次能源生产消费比对三种资源设置权重。笔者研究周期为2007--2014年，通过对各年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的比重进行加权，得到的三种资源权重为：煤炭73%、石油13%、天然气4.20%。各地区资源丰裕度测度为：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是对模型中相关变量的描述陛统计。在制造业企业中技术类约占无形资产比重的12%，反映出我国上市公司整体创新能力偏弱，技术型资产账面价值与战略意义存在严重的非均衡性，表明由于会计制度环境、知识产权评估等问题对技术型无形资产确认和计量带来的困难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无形资产缺失的问题，且极值显示具有严重的两极分化。从0-99%意味着企业之间创新能力存有巨大差异：土地平均占到无形资产的82%，表明制造业的无形资产含金量偏低，当前的无形资产整体难以体现出创新水平；资源丰裕度均值为0.25，最优达到3.72，最为匮乏则为O，反映出企业受到的资源约束程度和生产环境参差不齐。均值为17%的销售增长率、46%的资产负债水平和6%的总资产收益率等指标表明大多数企业生产经营处于正常状态，但从极值来看企业之间有较大差异。
（二）回归结果分析
笔者分别以模型（2）中的RESOURCE和RESOURCE、作为解释变量，当被解释变量为TECH时，对全样本考察资源约束对技术型无形资产投资的影响，a1显著为负时H1得以验证；被解释变量为LAND时，考察资源约束对土地使用权投资的影响，a2显著为正时H2得以验证；创新驱动战略于“十八大”正式提出并实施，因此，将样本按照2007-2012年和2013-2014年划分为两个时间组，分别进行对比检验以验证H3。下文所有实证过程均对行业、年份和区域进行控制，并采用Robust调整标准误差。 1.资源约束与技术型无形资产投资
表3中的（1）和（2）分别显示企业本期享有的资源禀赋同技术型无形资产比重在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且系数为0.01，而上期资源丰裕度同技术投入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系数为0.04。表明资源丰裕和生产环境良好的企业技术投入相对薄弱，受到资源约束则会迫使企业进行创新活动并增加技术型无形资产投资。H1得到验证。控制变量上，企业债务水平和技术投入在10%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大量的债务融资并没有流向技术投资，过高的杠杆会对技术型无形资产投资产生影响：市场价值与技术投入显著正相关，意味着在我国资本市场中大企业所具有的品牌效应和差异化竞争优势有利于其进入更多的领域和获得更大的开发项目，从而对技术投入有很强的促进作用，而相对较小的企业可能在自主创新过程中受到诸多限制而影响到投资决策；股权集中度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权力过于集中对企业发展和技术投入会产生不利影响。
2.资源约束与土地使用权无形资产投资
表3中的（3）和（4）分别为本期和上期资源丰裕度对企业土地使用权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二者均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经过小数保留后系数均为0.02，一方面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无形资产中技术占比和影响依然有限：另一方面反映出资源富足的企业对圈地情有独钟。H2得到验证。控制变量债务水平、股权集中度和资产流动性均对土地使用权资产的投资起到正向作用。表明权力集中以及流动性较好会促使企业对土地使用权的追逐；而市场价值、企业规模以及获得的政府补助同土地无形资产投资有负相关关系，表明大企业进行创新的条件和渠道更为成熟从而弱化了对土地的索取。且政府补助更利于研发活动，能有效缓解企业圈地的热情。
3.创新驱动战略与企业技术投资及圈地效应
为了更好地探究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在时间上是否会引起企业内部的实质性差异。先对企业技术型无形资产投资、土地无形资产投资以及资源约束程度三个主要变量进行了组间差异检验。结果显示。三个变量的均值在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前后均表现出5%水平上的显著差异。其中，技术型无形资产比重由11%增长到13%，土地使用权无形资产比重由84%下降到82%，资源丰裕度则由0.26下降到0.23。
表4是创新驱动战略按照实施时间的分组检验。从表4中的（1）和（2）可以看出在创新驱动战略实施之前资源丰裕度同企业技术型无形资产投资在10%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且系数为0.01，而在政策实施后二者不再显著且相关系数有所减小，表明创新驱动战略对于企业自主创新的“自发性”有所提升，战略实施后大量创新引导政策的出台使资源约束对企业技术投入的“逼迫性”有所缓解。表4中的（3）和（4）列示了战略实施前资源禀赋对企业土地使用权的获取具有5%水平的显著正向影响且系数为0.02，而在政策实施后这一影响不再存在。体现出企业在宏观战略的作用下正逐渐放弃资源带来的短期利益，圈地行为有了明显的减缓。
（三）内生性问题
由于资源约束与企业投資决策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笔者做如下两点解释：一方面，通过各企业生产基地所在地的资源禀赋来计算企业享有的资源丰裕度。该方法利用的是省份宏观层面的数据，其对企业内部资产结构和投资决策等微观行为的冲击更具外生性，此外，地区层面的资源禀赋主要受历史、环境、制度等因素影响，可以有效避免与企业行为之间产生逆向性；另一方面，笔者借鉴Lewbel的做法，以资源丰裕度离差的三次方作为工具变量。其特点是无须借助外部变量就可以构建出有效的Ⅳ。通过运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得到的实证结果报告如表5所示。在第一阶段回归中，工具变量同本期和上期资源丰裕度之间高度正相关，F值分别达到227.15和135.11，远高于Stock和Staiger提出的10，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通过列示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资源丰裕度与技术型无形资产比重依然显著负相关，而与土地无形资产投资显著正相关，说明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实证结果依然稳定。
四、进一步研究与稳健性检验
（一）产权性质的影响
上述分析显示资源约束对企业技术投入的影响暗含“逼迫性”，即大多数资源匮乏的企业在现有经营模式下难以获取竞争优势而被迫进行创新：土地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其获取成本在不同区域企业中相差甚远。从产权性质来看，国企和民营企业在资源约束对企业无形资产投资的作用路径上会存在三点差异：首先，转型时期我国市场经济法制基础尚未健全，政府和各级官员在资源配置上具有较大自由裁量权，国企由于存在政治关联在资源获取上具有天然优势，民营企业则需通过寻租行为获得这一政治资本，致使二者在缓解资源约束上并非平等。其次，一些国企特别是央企主导着我国部分垄断性资源，其企业规模和掌控的资本远非民营企业所及，加之地方政府为了维护地区经济发展和保证自身业绩，也会设法保证区域内国企的正常生产经营，因此，国企在面临资源性生产条件功能影响时，比民营企业更易产生应对措施。最后，国企在我国承担着地方就业、稳定物价等社会责任，其产品售价往往低于市场价格难以弥补生产成本，因此，政府会为其提供一定的补贴和政策性贷款，即国企面临着预算软约束。另外，在我国当前制度背景下，政府往往要为国企的经营失败承担相关的责任。政府官员为了避免自身政治业绩的负面影响，会给予相关救济帮助企业扭亏为盈，从而使得国企在面临资源约束时无须承担同民营企业相同的经营压力。由此，笔者认为资源约束对技术型无形资产投资的“逼迫性”作用在民营企业更强；而资源对企业圈地的诱惑性则在国企更强。
表6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资源丰裕度与企业技术投入在民营企业中呈5%水平负相关，而在国企中并不显著，说明国企在受到资源约束时的创新动力不强；资源禀赋同土地使用权的投资只在国企中较为显著，即国企在获取土地等自然资源上相对民营企业的确具有优势，民营企业即使身处富足的环境中也难以较低的代价获取相应资源，其圈地行为受到限制。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实证结果稳定可靠，笔者进行了以下稳健性检验。
第一，资源约束是笔者主要考察的解释变量，且现有研究对企业层面资源禀赋进行界定的相关文献并不多见，而该变量度量的准确与否对实证结果存在重要影响，因此，以更换资源丰裕度度量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考虑到工业供电大多源自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因此，选取各省份年度工业供电量数据对上文的地区资源丰裕度指数进行替换，同样以各企业生产基地所在地进行加权，从而得到企业享有的资源禀赋。通过多元回归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得到结论与前文保持一致。
第二，由于技术型无形资产比重和土地无形资产比重可能存在累积效应受到惯性影响，笔者在模型中分别加人了两个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使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发现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均显著为正，同时资源丰裕度与技术型无形资产比重在10%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土地无形资产比重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AR（2）的p值分别为0.81和0.81，表示不能拒绝“扰动项无自相关”假设。此外SAR-GAN结果分别为0.43和0.16均通过检验。表明在考虑到技术投入和资产结构惯性因素后，本文结果依然稳健。
五、结语
通过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笔者得出资源约束同企业无形资产投资结构的关系，以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主要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受到资源约束的企业更倾向于创新投入，并体现在增加技术型无形资产的比重，且这一作用在民营企业更为显著；二是我国企业技术型无形资产比重整体过低，创新行为难以体现在内部资产结构中，土地使用权在无形资产中占比过高，资源丰裕的企业有圈地倾向，且国企圈地行为更为突出；三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使企业整体创新意识和技术投入有所提升，削弱了企业受资源约束而进行创新的“受迫性”，同时降低了资源丰裕企业的圈地行为。
（责任编辑：于振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