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初，上海的甲肝大暴发震惊全国。那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来自上海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北京“享受”了点特殊待遇：食宿都和其他地区的代表委员分开，近乎“隔离”。
　　一些同志感到自己受到了很多限制，被视为不受欢迎者，情绪比较大，回到上海后就责怪卫生部门怎么不把关，任由甲肝暴发。
　　当时我作为分管卫生工作的上海市副市长，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把矛头指向了我，甚至一些老同志也发了话：谢丽娟是不是应该作个检讨或者引咎辞职？
　　这时我担任上海市副市长才两年多，确实感到了很大的压力，但我当时根本没有想过“引咎辞职”这回事儿。我要给那么多的病人安排病房，做事情还来不及，根本没有时间去想其他的。

早有预感

　　对于1988年1月开始的上海“肝炎大暴发”，我其实早就有预感。
　　在1982年和1983年，上海也曾经有过一次规模较小的疾病暴发，致病源就是江苏启东的毛蚶。启东的毛蚶多含甲肝病毒，但是江苏省的商业部门说，当地的毛蚶储存量很大，不用起来很可惜。而当地毛蚶主要就是销往上海。其实启东得甲肝的人也多，但是得多了之后，他们大多有抗体了。
　　卫生部门认为疾病暴发和毛蚶有关，商务部门则希望对方提出充分的证据。最终没有对毛蚶进行检测。
　　这次甲肝暴发后，上海出台了规定，禁止销售启东来的毛蚶，但还是不能完全抵挡住来势汹汹的毛蚶。原因在于，当时动物性的蛋白质比较少、比较贵，而毛蚶只要六毛钱到八毛钱一斤，是很受市民欢迎的美食，不忍舍弃。

　　那时我还在上海市卢湾区中心医院做医生，身在一线对于情况有着直观的了解。1984年，我由卢湾区中心医院副院长升任卢湾区副区长，一年之后又出任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1987年12月中旬，时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王道民告诉我，他们接到报告，最近很多医院都收治了不少腹泻的病人，请我一起去看看。我们到了医院看到，确实腹泻病人大增，经过询问之后发现，这些病人共同的特殊饮食史就是吃了毛蚶。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可以判断腹泻病人的骤增与毛蚶有关。腹泻病人的粪便里检测出了痢疾杆菌，毛蚶之中也检测到了——它们所在的河道受到了粪便的污染。痢疾的潜伏时间很短，少则几个小时，多则两天，就开始发病。
　　看到大量腹泻病人，我和王道民局长已经意识到，如果这些痢疾都是由毛蚶引起的，那甲肝很可能再次暴发。

禁售毛蚶

　　面对极有可能到来的肝炎暴发，如何未雨绸缪？首先要获得证据。虽然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也可以作为副证，但还不够有说服力。医务人员在毛蚶身上检测到了甲肝病毒，这就拿到了直接的证据。
　　我立即和另一位分管财贸的副市长通了电话，提出准备禁止毛蚶销售，对方当即表示同意。于是，上海市政府迅速出台了紧急规定，禁止运输、销售毛蚶，已进入菜场的统统作为污染物填埋，有些则直接被倒进垃圾箱。
　　当时官方宣布的禁销理由是食用毛蚶会引发腹泻，还没有提到会传染甲肝。一些市民对问题的严重程度不了解，也对禁售的举措不甚理解。有人依然在偷偷贩卖毛蚶，甚至还有人到垃圾箱里捡拾被倾倒的毛蚶，带回家吃。但大部分市民还是遵守政府的相关规定的。
　　同时，还有一项更隐秘的举措在悄然执行——腾出床位准备接收甲肝病人。当时上海所有医院的床位加在一起只有5.5万张，肯定不够。为了把床位腾出来，医院被要求，能不收的病人就不收了，可以出院的病人就请他们出院。我们还制订了报告制度，要求医院对于甲肝病人的出现进行传染病报告。
　　1987年12月中旬起，甲肝病例陆续上报。甲肝的潜伏期是2至6个星期，平均是一个月。1988年1月之后，病人开始集中出现。
　　最初每天发现的甲肝病人有两三百，再往后数量越来越大，每天都是上千人，其症状无外乎发热、乏力、胃口不好、腹痛、呕吐，约70%的甲肝病人都有黄疸。

　　当时大部分人不清楚甲肝的传染途径，人们陷入了恐慌，有的走路都不敢扶楼梯扶手。
　　甲肝病毒的主要传播渠道是粪便等排泄物。甲肝患者的粪便如果处理得不好，其他人用餐前手没有洗干净、沾了厕所的门把等，都有可能“病从口入”。所以很重要的就是粪便的处理，此外就是强调餐前洗手，提倡餐桌上分食，那时候大家吃饭都用公筷了。
　　但问题在于，当时上海居住条件非常紧张，人均居住面积只有几平方米，很难在患者家中对病人进行有效的隔離。
　　一个办法就是尽可能把病人收住入院，实在收不进的病人，由防疫站到其家中进行消毒。聪明的上海市民也会想点子，比如在公用自来水龙头上绑一根木条，开关水龙头时不用手，而是用胳膊肘去推。

争取床位

　　到了发病高峰的1988年1月18日、19日两天，上海每天新增病例竟然高达1.8万人。
　　病人和家属拥进医院，排队办入院手续，后来干脆不排队了，看到有空床位就直接抢，以致于一些医院不得不请警察来维持秩序。
　　对于每天动辄上万的病人来说，全市仅有的5.5万张床位实在杯水车薪，只能开设“临时医院”。作为分管卫生的副市长，当时我最大的压力就是尽一切努力让病人能够得到隔离和治疗。 　　2月17日是春节。这一年，邓小平又一次来到上海过春节。那几年他都是到上海来过春节的，当时市里也做了考慮，劝老人家是不是今年就不来了，最后小平同志表态还是要来。
　　小平同志来过春节，当时影响蛮大的。市里要求，为他提供的餐饮要特别注意。此外，他每年到上海都会参加一些群众性的活动，看完演出之后会和演员握手，那这一次握手就免了，这个老人家也同意了。但是他的到来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告诉人们，上海不是一座“瘟城”。

回避不了的话题

　　早在1983年，国家和上海市层面都曾出台过相关条例和规定，但当时还没有形成合力来禁止毛蚶销售、防治疫情。1988年甲肝暴发期间，我们制定了食品卫生联席会议制度，让各个部门都尽好自己的责任。因为这不是卫生部门一家的事情——其实卫生系统不是肇事者，而是救火队。这个联席机制一直延续至今。如果我们能再早一点建立这个机制，大家统一认识，恐怕也不会有这么多的毛蚶进来。

　　经历过那次甲肝大暴发，上海市民在饮食习惯上也吸取了教训。山东人也吃毛蚶，但他们是捣碎了包在饺子里，由于甲肝病毒在摄氏100度的水中待5分钟就无法存活，所以山东的甲肝发病率就很低。而上海人习惯用开水对毛蚶简单地泡烫一下就鲜血淋淋地吃。这看起来很新鲜，而且味道好，但其实是一种非常不好的饮食习惯。
　　中国人吃饭不习惯用公筷，不采用分餐制，这也是一种不良卫生习惯。现在很多人知道幽门螺旋杆菌，它可能引起胃炎、溃疡甚至胃癌。螺旋杆菌从哪里来？其实也是病从口入，相互传染。不能老是靠吃药解决，我们还是要以预防为主，从改变不良卫生习惯做起。
　　回顾上海三十多年前那场甲肝暴发，还有一个回避不了的话题——保守的观念。
　　当时由于各种原因，政府的信息透明度还无法做到位。虽然1987年12月有关方面已经预计到了甲肝可能会大规模暴发，但却没能广泛宣传其预防措施，而是被要求“保密”。
　　要求保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因为上海人在外面感觉受到了歧视，到了外地都垂头丧气，甚至有的旅馆竟然真的不收住上海来的人。其次，当时的人脑子里还有一种“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传染病更是特别要保密。还因为，“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建设备受重视，大家担心一个地方有了传染病，人家都不来跟你做生意了，外贸出口的货物人家也不要了。
　　因为有这样的顾虑，导致卫生系统连具体情况都不能写出来。虽然很多情况事先都预计到了，但是一些群众性预防的积极措施还是受到了影响，不能执行得很到位。
　　而当15年后的2003年，“非典”暴发，国人再一次面对一场来势汹汹的流行性疾病，就采取了公开透明得多的态度，靠着全社会的合力，有效遏制了疾病的发展，最终战胜了疾病。这就是时代的进步。
　　这样的进步步伐是不应该停歇的，这也是我们回顾当年那场甲肝大暴发的现实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