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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小提琴家丹尼尔·霍普，二十年来对新音乐的投入从未停歇。他将过往与当下作曲家的作品并置，随时迎接和制造新鲜挑战。自2007年成为DG旗下的独家签约艺术家，他获得过五次格莱美奖提名以及许多其他奖项。他可以用流利的英文和德文谈论古典音乐并著书立说，他是三本畅销书《家庭唱片》（Familienstücke： Eine Spurensuche）、《我何时可以鼓掌》（Wann darf ich klatschen？）、《厄运退散！》（Toi， toi， toi！）的作者。他还曾与奥斯卡金像奖得主克劳斯·马利亚·布朗道尔（Klaus Maria Brandauer）为共同合作的演出“战争和碎片”（War and Pieces）、“不插电的莫扎特！”（Mozart Unplugged！）和“迪特里希·潘霍华——有人得做点什么”（Dietrich Bonhoeffer – Someone Had to Do Something）编写台词……
然而，这位“音乐活动家”的思想疆界还远不止于此。最近，他挑战的是多年来一直令他心醉神迷的“天体音乐”概念。
2013年10月，丹尼尔·霍普发行了最新专辑《星穹》（Spheres），融合新巴洛克、极简主义、电影原声等等，以“天体音乐”探寻宇宙中的玄妙之音。曲目向长久以来的一个观念致敬，即相信行星在宇宙中的交错移动是彼岸世界的音乐产生的源头，并由此折射出太阳系的美丽、和谐与简单。在过去的2500年中，世间万物沧海桑田，又几乎完全没有改变。“几千年以来，那些阐释这种寰宇音乐理论的哲学家、数学家和音乐家对我有莫大的吸引力。最早是毕达哥拉斯，后来是一些相当杰出的德国思想家，比如约翰尼斯·开普勒，他坚信行星运行或者碰撞的时候会产生音乐，并且这种音乐有其数学基础，一种天文学上的和谐。”霍普的目标是做一张与这个超凡主题相关的专辑，同时探索当今作曲家在这一语境中思考后会创作出什么样的内容。
在新专辑中与霍普合作的是多次获得格莱美奖的柏林广播交响乐团、钢琴家贾克·阿蒙以及西蒙·哈尔西指挥的柏林德意志室内乐团。
“宇宙中到底有什么吗？我希望是有的……”2013年10月，我们在北京采访了携其新专辑《星穹》来到中国的英国小提琴家丹尼尔·霍普。
- 林旖 - 丹尼尔·霍普
您在童年仰望星空时究竟感受到了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现在对天空的感觉又是否有什么变化呢？
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除了音乐，最令我痴迷的就是夜空了。八岁时，我买了第一支望远镜，花上好几个小时观察月亮和星星。我还记得当时的念头：当人类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不过是浩瀚宇宙中的一粒微尘时，该是怎样的心情？当我还是个少年时，小提琴大师耶胡迪·梅纽因在写一本书——《人类的音乐》（The Music of Man），他介绍我认识了伟大的天文学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是萨根第一次打开我的眼界，让我认识到宇宙苍穹之浩瀚无边，尤其意识到了“天体音乐”的概念。萨根八十岁生日时，梅纽因专门邀约了一系列还在世的作曲家们为萨根谱写作品。
很多时候，当我在创作音乐时，我当年的想法才得以验证，我也需要花很多时间进行研究、了解。我一直对星空感到好奇，当我要验证之前的一些想法时，我可能需要对一些数学的问题有所了解，这是一个很难的探索，不仅像一个因果循环。有一天我在伦敦开车时，听到广播里两位数学家在谈论星穹音乐的观念是否存在，我恍然大悟并想起了我早年的想法。然后我去找卡尔·萨根询问，也读了很多开普勒所著的有关星穹的书籍，当然，我还需要不断探索和学习。我的专辑不仅要体现数学上的星穹音乐的概念，同时也要把音乐的东西结合。
英国是现代天文学的重要发源地，有着浓郁的科学气息和悠久的天文学历史，在音乐上曾有作曲家霍尔斯特创作《行星组曲》。您认为家乡的这些天文学传统对艺术领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英国在天文学、科学、艺术领域有着很强的传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环境。当海顿在写《创世记》时，他也对天空极为着迷。他曾向英国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请教，并透过赫歇尔的望远镜观看天空。十七世纪时，人类制造出第一台望远镜，用望远镜遥望星空，对后世研究产生很大影响。我们还有牛顿这样的伟大科学家，我很小的时候非常喜欢看BBC的一档天文节目《夜空》，主持人为观众解释很多现象，我作为小男孩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并且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把所学的知识通过专辑展现出来。
《星穹》的曲目从十七世纪到二十一世纪，其中有四首作品是世界首度录音，分别由背景迥异的作曲家亚历克斯·巴兰诺斯基（生于1983年）、贡德曼（生于1966年）、古典音乐骇客“伊古德斯曼和朱”（Igudesman & Joo）中的阿雷格西·伊古德斯曼（生于1973年）、加布里埃尔·普罗科菲耶夫（生于1975年）所作，他们的当代创造性在其富于想象力的世界中反射出来。四首世界首演、三首定制作品，对于专辑和演奏来说是否是非常重要的呢？
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演奏家和作曲家共同完成新作品的问世，可以与作曲家多交流，是在作品中共同成长的过程。我非常喜欢和作曲家直接接触，《星穹》选入的作曲家中，只要尚在世的，我与他们都有直接接触，主要通过电子邮件。在这张专辑中，我的想法是糅合音乐和时间两个主题，将来自不同时代的作曲家及其作品放在一起。他们或许并不总是处于同一“星系”之中，但这些作品却仍然被一个亘古未解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宇宙中到底有什么吗？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也是我想做一个当代宣言的原因。我会与全世界的音乐家多进行联络，在不同的音乐中找到共鸣。在出专辑之前，我有一个很长的音乐家名单，我希望能够邀请到他们来帮忙，因为时间的限制有些未能达成，但我很庆幸能邀请到如加布里埃尔·普罗科菲耶夫等这样的年轻当代音乐人，完成全新的作品。同时，在与他们的合作中，我也会加入一些自己的想法，从而使这些新作品更加完善。 有评论指出“在一个商业模式已相当成熟的行业里，丹尼尔·霍普抵制被类型化”。“天体音乐”是您童年至今的梦想，您用《星穹》实现了这个梦想。在梦想变成音乐的过程中，您本人是否需要考虑专辑在市场、商业上的影响，还是只需专注音乐，其他事情都由唱片公司来操心就可以了？
我不会去考虑商业上的影响。我很感谢我的唱片公司DG，我们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我常会和唱片公司讨论，也给他们提供很多想法，尽管有些想法会被很快地回绝掉。当我提出《星穹》这一录音计划时，唱片公司觉得这一计划非常不同寻常，虽然会有些风险，但是是值得尝试的风险。我的制作人克里斯蒂安·巴祖拉先生也和我花了很多个月的时间去研讨，联络更多的人。在专辑完成之前，我并不会考虑专辑的市场反响如何，只是单纯地希望把音乐本身做好。
新专辑的十八首作品中，除了巴赫、福雷和维斯特霍夫的三首作品，其他曲目都是新作品。这样的曲目安排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我希望尝试做这样一张专辑，“观照”当下的声音。我演奏古典作品，也会用一生来演奏当代作品，这张专辑中就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极端。世界上有大量的音乐，但我感兴趣的是下个世纪会发生什么，未来的音乐是怎样的。我的感受是，旋律是一种回归的感觉，我需要体验旋律。在这张专辑中，我希望年轻作曲家们有机会表达他们对音乐的感受，对星穹的感受，也希望他们的新作品能够支持这张专辑的戏剧语言。不同的作曲家平时所做的音乐是那么不同，但此刻他们有相似的感受，音乐把你带到各种其他地方，带出平常的每一天。而我选择的古典作品（巴赫、福雷），它们尽管很古老，但对于我来说，它们也是摩登的、现代的。我想展现的是尽管已经过去了三四百年，我们依然可以有和这些作曲家相同的音乐感受。
专辑中的曲目看似相互有所关联，您也说过曲目的顺序是特意编排的。
最终将曲目顺序确定下来是一个挑战，因为我相信，当你有这样一张唱片，最好的聆听方式是花一个小时坐下来完整聆听它。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很多时候我们听唱片可能只会挑其中一两首听，我对于这张专辑的听众的希望是完整听整张专辑，因为我们编排了每首作品的顺序，由此可以引领你从一种心情走入另一种心情。我们从三百年前的维斯特霍夫的巴洛克作品起始，然后是艾奥迪，之后到菲利普·格拉斯，再到福雷，你可以感觉到这些音乐之间和谐的关联，每首作品有不同的心情。我不想将太多感受强加给听众，我希望听众可以有机会在音乐中有自己的发现。
专辑中的同名作品《星穹》出自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提到这个名字，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著名的俄罗斯作曲家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而专辑中的普罗科菲耶夫是他的英国籍孙子加布里埃尔·普罗科菲耶夫（Gabriel Prokofiev）。可以介绍一下这位作曲家吗？
加布里埃尔·普罗科菲耶夫是一位非常年轻的英国作曲家、录音制作人和DJ，是伟大的俄罗斯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最小的孙子，而老普罗科菲耶夫在这个孙子出世的二十年前就已经去世了。这位年轻作曲家富有才华，有着自己独特而敏锐的感受，也有很多新奇的想法。前不久的英国逍遥音乐节上还有他的协奏曲新作品上演，我也即将演奏他新创作的一部小提琴协奏曲。这些年轻作曲家擅长利用当今的科技，比如创作数字音乐。
普罗科菲耶夫的作品是专辑中首先选定的曲目吗？
是的，我列了很长的作曲家名单，他在首位。我发了邮件给普罗科菲耶夫，说也许可以写些什么，他回复说，是的，当然要写，并且很快着手创作。当我快要完成这张专辑的录制时，他到录音棚找我，告诉我他想为我写一部小提琴协奏曲。我当然感到非常荣幸，我们将在2014年底合作这部协奏曲。这些计划都是从小处发端，却在之后产生巨大的效应。同样的，另一位作曲家巴兰诺斯基的音乐我也非常喜爱，这张专辑中有两首作品是他为我写的。
专辑的名字“星穹”和普罗科菲耶夫作品的名字“星穹”，哪一个产生在先？
专辑的名字产生得更早些。普罗科菲耶夫写完委约作品时并未给作品命名，只叫做“行板”（Andante），后来我们交谈时，我说我想称这部作品为“星穹”。当我们录制完它时，作曲家说他也想给这个作品命名为“星穹”了。很有意思的是，专辑的指挥西蒙·哈尔西对此也表示同意，他说这张专辑真正的挑战是各个曲目的风格迥异，《星穹》正是这张唱片的中心曲目，也表现了中心主题，于是其他元素都被构建在了这个主题的周围，最新的作品将支撑起整张专辑的戏剧构架。我不会要求作曲家创作的作品有怎样的音响，我只告诉他们创作关于“星穹”的作品，创作他们想作的。你能看到不同作曲家对于同一主题创作的巨大不同，这是他们的工作和权力。当我有技术上的问题时，我才会向他们提出建议。
可以谈谈您与意大利作曲家、钢琴家鲁多维科·艾奥迪（Ludovico Einaudi）的合作吗？
艾奥迪和我有一个共同的亲密好友已经很多年了，但直到录制《星穹》时我们才真正会面。他的音乐给人一种深层次的触动，也非常启发灵感，需要演奏者以高度的完整性和强度来演奏。有些人将他的音乐形容为不是一般的简单，是非常了不起的简单，他的大部分作品可能只是为钢琴而作的，包括我专辑中这首小提琴曲也是由他最初为钢琴所作的曲子改编而来的。当时我偶然听到了他的钢琴曲《日子》（I Giorni），这音乐让我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我联系了他，问他是否愿意参与我们的录制计划。他对这个项目非常高兴，《日子》也变成了专辑里我最喜爱的曲目之一。自此以后，艾奥迪和我成了好朋友，后来他还邀请我参与他的一张新专辑的制作。《星穹》专辑中他的另一首作品《转变》（Passagio）是一首美丽、质朴的民谣。他曾将曲子改编成单簧管和钢琴的版本，而我认为用小提琴来演奏也同样优美。最近，我和艾奥迪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Yellow Lounge音乐节上一起演奏过这首曲子，我喜爱它的色调和变幻出来的图景。 您为什么会选择卡斯滕·贡德曼（Karsten Gundermann）的《浮士德》第二幕的结束曲作为《星穹》专辑的最后一首作品？
《星穹》的最后一首曲目的作曲者贡德曼是年轻的德国作曲家。他的音乐兴趣非常宽泛，在学生时代他就成为了第一个写京剧的欧洲人。除了给电影、电视作曲以外，他还合作谱写了若干部交响作品。他的念白歌剧《浮士德II：重装上阵》曾引起小小轰动，是对著名故事《浮士德》的改写，魔鬼与上帝打赌，说能够诱惑上帝最宠爱的人类、孜孜于不断求知的浮士德，让他远离正道。故事的第二部分尤其保留了对科学与宗教、激情与诱惑的发人深省的隐喻。歌德使用诗歌的寓言，将科学与权力置于道德形而上学的语境中，这正与“星穹”的主题呼应。在贡德曼的新版本中，他在舞台上和后台使用了五百名学生。这里选取的是片段，小提琴发出的鸟鸣式的尖音，在美丽却暧昧不清的和谐的衬托下格外突出。这部作品非常神秘，在大小调之间游移，最后很圆满地结束在C大调上。在巴洛克时代，C大调被认为是纯洁、完美的。
小提琴是最适合诠释“天体音乐”的乐器吗？
我不确定，我想声音上可能比较接近，这也是我会在专辑的几首作品中使用了人声的原因，这些声音融合在一起很感人。小提琴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灵活性，从最柔软的到最坚硬的声音都可以表现。弦乐器在演奏“天体音乐”时令我喜爱，当行星交错运行时发出的声音，就好像弓毛摩擦琴弦时产生的音响。你获得了大量的周边音色，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类比，因为毕达哥拉斯相信——行星产生的声音是呈周边围绕的。当星球运动时，会产生一些旋律和音乐，而这种音乐是可以通过数学或一些公式来计算的。
您的母亲曾担任梅纽因的秘书，后来又为大师做了二十五年的经理人，您因此曾在大师身边生活。您也曾与梅纽因合作了超过六十场音乐会，其中包括他在1999年的谢幕演出。
梅纽因在任何事情上都给了我巨大的启迪，最重要的是在音乐上的启迪和思考音乐的方式。他有一种很自然而然的能力将不同的事物关联在一起，并从与众不同的角度看问题，这些直到现在依然影响着我。
我生命中的前七八年是在梅纽因家里度过的，我在他的寓所里长大。很多音乐家如罗斯特罗波维奇、威廉·肯普夫、拉维·香卡等都是他家的常客。我那时并不了解这些音乐家，但那段时光对我来说很不寻常，任何时候，到处都是乐器，到处都有音乐。我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音乐，没有边界和束缚，只有音乐。我始终相信，不同种类的音乐没有贵贱之分，流行的、古典的、民间的、爵士的、蓝调的、印度的、弗拉明戈……梅纽因对于音乐的开放态度对年幼的我产生了极大影响，我们应该以开放的态度来听和接受音乐，这样也可以将不同的音乐建立关联。
《星穹》专辑中有一首菲利普·格拉斯的《回声》（Echorus），是向梅纽因的致敬之作。演奏这支曲子总是让我想起梅纽因，他把自己唤作我的音乐祖父。
您从何时起认定要以小提琴为事业？ 我四岁时就很确定地知道我想做这件事，十五岁左右真正知道我可以做这件事，在那一阶段，我发现自己真的很享受音乐。但在此之前我并没有很认真地学，当我十二三岁时，听到一些同龄甚至比我年纪还小的人的演奏比我好很多，我意识到我需要很努力。于是我花了大量时间练习，当我十四五岁时，我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那时起我便没有停下来过，直到今天。
您曾是美艺三重奏（Beaux Arts Trio）最年轻的成员，可以谈谈您在这个组合中的经历吗？
我在这个三重奏里度过了将近六年半的时间，直到这个组合2008年解散。我和钢琴家普莱斯勒（Menahem Pressler）、大提琴家梅内塞斯（Antonio Menenes）一起在世界各地演出了四百多场音乐会，对我来说这是最美好的时光，是难以置信的荣幸，与他们的合作是改变我人生的经历。当组合在2008年解散时，我们进行了一年的告别巡演，我至今仍和这两位同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您还在继续演奏室内乐吗？听说您还担任了几个音乐节的总监？
是的，我演奏很多室内乐。我从2003年开始担任美国萨凡纳音乐节（Savannah Music Festival）的副艺术总监，这个音乐节有很多的室内乐演出，我们每年演出二三十场音乐会，我在世界各地的音乐家朋友都会来和我一起演奏室内乐。我也在德国梅克伦堡艺术节（Festspiele Mecklenburg-Vorpommern）担任艺术总监，音乐节期间吸引超过七万名观众，举办一百二十多场音乐会。除了惯常的室内音乐会和交响音乐会之外，我们还在威尔士王子的支持下，安排了一个多元音乐会的特别单元，希望唤起人们对世界气候变化危机的注意。
您现在有固定的室内乐合作者吗？
是的，其中之一是德国钢琴家塞巴斯蒂安·柯纳尔（Sebastian Knauer），我们是在一起演奏了二十年的老朋友，合作过很多独奏会。我在中国也有一个很好的伙伴——大提琴家秦立巍，我们好像兄弟一样，他就像是我的灵魂伴侣，我们在伦敦的同一个寓所里成长，曾在伦敦一起演出，他也多次参加了我在德国的音乐节。
很多小提琴家在录制唱片时会偏爱炫技作品，您的唱片似乎没有太多炫技。您认为在这一点上您与他们的不同在哪里？
我今年四十岁，至今录制了二十张唱片，我不再将自己看作“青年小提琴家”了。年轻的小提琴家需要努力提高，可以演奏得很快、很响亮、很干净，这很好，但我最看重的首先是音乐，并且努力用音乐讲故事。在我十八九岁时，英国光晕唱片公司（Nimbus Records）给了我录制第一张唱片的机会，他们让我录柴科夫斯基、帕格尼尼，但我说不。我喜欢在舞台上演奏这些音乐，但唱片更像是一张“名片”，表达信息，告诉人们你是谁。所以我录唱片时常会选择施尼特凯、武满彻、库特·威尔等作曲家的作品，我为了写唱片介绍还分别对他们进行了采访。在出版了二十张唱片后，今天我能够自己选择我想录唱片的主题，将想法实现，并赋予这些作品生命，这对我来讲是最好的事情。我可以选择和我一起演奏的朋友，与作曲家沟通联系，来听我演奏这类作品的朋友对我的期待也不仅是演奏的速度有多快，他们需要的是音乐中的交流、信息。这虽不是音乐的唯一方式，但这是我的方式。
如果不做音乐家，您会选择从事什么职业呢？
电影导演。我对电影很着迷，尽管我只是个业余爱好者，我常会在笔记本电脑上将自己拍摄的视频剪辑之后发表在博客上。我对摄像机和电影剪辑很感兴趣，你也许可以拍出很棒的画面，但没有好的剪辑，你便不知道该怎样讲故事。
当今社会的年轻人深受流行文化影响，我们是否有必要鼓励他们接近古典音乐呢？
当然！我想中国在这方面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因为在中国有很多人对演奏乐器感兴趣，这很重要。你给一个孩子创造学习音乐的机会，引导他学习乐器，并不意味着他一定要成为一个职业音乐家，如果最终成了当然很好，但更重要的是人格的塑造和培养。音乐和古典音乐给小孩提供了探究不同情感的可能性，帮助他们大脑的成长，锻炼他们与人交流的能力。当然，流行文化的影响很大，但古典音乐能给人流行文化不能给予的东西，训练大脑的不同部分，给人亲近感，令人有所思考。我相信，如果我们能让年轻人更加信服，让他们更多地与古典音乐进行接触，我们将会为未来世界塑造出更好的人。
然而，这位“音乐活动家”的思想疆界还远不止于此。最近，他挑战的是多年来一直令他心醉神迷的“天体音乐”概念。
2013年10月，丹尼尔·霍普发行了最新专辑《星穹》（Spheres），融合新巴洛克、极简主义、电影原声等等，以“天体音乐”探寻宇宙中的玄妙之音。曲目向长久以来的一个观念致敬，即相信行星在宇宙中的交错移动是彼岸世界的音乐产生的源头，并由此折射出太阳系的美丽、和谐与简单。在过去的2500年中，世间万物沧海桑田，又几乎完全没有改变。“几千年以来，那些阐释这种寰宇音乐理论的哲学家、数学家和音乐家对我有莫大的吸引力。最早是毕达哥拉斯，后来是一些相当杰出的德国思想家，比如约翰尼斯·开普勒，他坚信行星运行或者碰撞的时候会产生音乐，并且这种音乐有其数学基础，一种天文学上的和谐。”霍普的目标是做一张与这个超凡主题相关的专辑，同时探索当今作曲家在这一语境中思考后会创作出什么样的内容。
在新专辑中与霍普合作的是多次获得格莱美奖的柏林广播交响乐团、钢琴家贾克·阿蒙以及西蒙·哈尔西指挥的柏林德意志室内乐团。
“宇宙中到底有什么吗？我希望是有的……”2013年10月，我们在北京采访了携其新专辑《星穹》来到中国的英国小提琴家丹尼尔·霍普。
- 林旖 - 丹尼尔·霍普
您在童年仰望星空时究竟感受到了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现在对天空的感觉又是否有什么变化呢？
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除了音乐，最令我痴迷的就是夜空了。八岁时，我买了第一支望远镜，花上好几个小时观察月亮和星星。我还记得当时的念头：当人类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不过是浩瀚宇宙中的一粒微尘时，该是怎样的心情？当我还是个少年时，小提琴大师耶胡迪·梅纽因在写一本书——《人类的音乐》（The Music of Man），他介绍我认识了伟大的天文学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是萨根第一次打开我的眼界，让我认识到宇宙苍穹之浩瀚无边，尤其意识到了“天体音乐”的概念。萨根八十岁生日时，梅纽因专门邀约了一系列还在世的作曲家们为萨根谱写作品。
很多时候，当我在创作音乐时，我当年的想法才得以验证，我也需要花很多时间进行研究、了解。我一直对星空感到好奇，当我要验证之前的一些想法时，我可能需要对一些数学的问题有所了解，这是一个很难的探索，不仅像一个因果循环。有一天我在伦敦开车时，听到广播里两位数学家在谈论星穹音乐的观念是否存在，我恍然大悟并想起了我早年的想法。然后我去找卡尔·萨根询问，也读了很多开普勒所著的有关星穹的书籍，当然，我还需要不断探索和学习。我的专辑不仅要体现数学上的星穹音乐的概念，同时也要把音乐的东西结合。
英国是现代天文学的重要发源地，有着浓郁的科学气息和悠久的天文学历史，在音乐上曾有作曲家霍尔斯特创作《行星组曲》。您认为家乡的这些天文学传统对艺术领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英国在天文学、科学、艺术领域有着很强的传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环境。当海顿在写《创世记》时，他也对天空极为着迷。他曾向英国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请教，并透过赫歇尔的望远镜观看天空。十七世纪时，人类制造出第一台望远镜，用望远镜遥望星空，对后世研究产生很大影响。我们还有牛顿这样的伟大科学家，我很小的时候非常喜欢看BBC的一档天文节目《夜空》，主持人为观众解释很多现象，我作为小男孩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并且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把所学的知识通过专辑展现出来。
《星穹》的曲目从十七世纪到二十一世纪，其中有四首作品是世界首度录音，分别由背景迥异的作曲家亚历克斯·巴兰诺斯基（生于1983年）、贡德曼（生于1966年）、古典音乐骇客“伊古德斯曼和朱”（Igudesman & Joo）中的阿雷格西·伊古德斯曼（生于1973年）、加布里埃尔·普罗科菲耶夫（生于1975年）所作，他们的当代创造性在其富于想象力的世界中反射出来。四首世界首演、三首定制作品，对于专辑和演奏来说是否是非常重要的呢？
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演奏家和作曲家共同完成新作品的问世，可以与作曲家多交流，是在作品中共同成长的过程。我非常喜欢和作曲家直接接触，《星穹》选入的作曲家中，只要尚在世的，我与他们都有直接接触，主要通过电子邮件。在这张专辑中，我的想法是糅合音乐和时间两个主题，将来自不同时代的作曲家及其作品放在一起。他们或许并不总是处于同一“星系”之中，但这些作品却仍然被一个亘古未解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宇宙中到底有什么吗？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也是我想做一个当代宣言的原因。我会与全世界的音乐家多进行联络，在不同的音乐中找到共鸣。在出专辑之前，我有一个很长的音乐家名单，我希望能够邀请到他们来帮忙，因为时间的限制有些未能达成，但我很庆幸能邀请到如加布里埃尔·普罗科菲耶夫等这样的年轻当代音乐人，完成全新的作品。同时，在与他们的合作中，我也会加入一些自己的想法，从而使这些新作品更加完善。 有评论指出“在一个商业模式已相当成熟的行业里，丹尼尔·霍普抵制被类型化”。“天体音乐”是您童年至今的梦想，您用《星穹》实现了这个梦想。在梦想变成音乐的过程中，您本人是否需要考虑专辑在市场、商业上的影响，还是只需专注音乐，其他事情都由唱片公司来操心就可以了？
我不会去考虑商业上的影响。我很感谢我的唱片公司DG，我们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我常会和唱片公司讨论，也给他们提供很多想法，尽管有些想法会被很快地回绝掉。当我提出《星穹》这一录音计划时，唱片公司觉得这一计划非常不同寻常，虽然会有些风险，但是是值得尝试的风险。我的制作人克里斯蒂安·巴祖拉先生也和我花了很多个月的时间去研讨，联络更多的人。在专辑完成之前，我并不会考虑专辑的市场反响如何，只是单纯地希望把音乐本身做好。
新专辑的十八首作品中，除了巴赫、福雷和维斯特霍夫的三首作品，其他曲目都是新作品。这样的曲目安排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我希望尝试做这样一张专辑，“观照”当下的声音。我演奏古典作品，也会用一生来演奏当代作品，这张专辑中就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极端。世界上有大量的音乐，但我感兴趣的是下个世纪会发生什么，未来的音乐是怎样的。我的感受是，旋律是一种回归的感觉，我需要体验旋律。在这张专辑中，我希望年轻作曲家们有机会表达他们对音乐的感受，对星穹的感受，也希望他们的新作品能够支持这张专辑的戏剧语言。不同的作曲家平时所做的音乐是那么不同，但此刻他们有相似的感受，音乐把你带到各种其他地方，带出平常的每一天。而我选择的古典作品（巴赫、福雷），它们尽管很古老，但对于我来说，它们也是摩登的、现代的。我想展现的是尽管已经过去了三四百年，我们依然可以有和这些作曲家相同的音乐感受。
专辑中的曲目看似相互有所关联，您也说过曲目的顺序是特意编排的。
最终将曲目顺序确定下来是一个挑战，因为我相信，当你有这样一张唱片，最好的聆听方式是花一个小时坐下来完整聆听它。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很多时候我们听唱片可能只会挑其中一两首听，我对于这张专辑的听众的希望是完整听整张专辑，因为我们编排了每首作品的顺序，由此可以引领你从一种心情走入另一种心情。我们从三百年前的维斯特霍夫的巴洛克作品起始，然后是艾奥迪，之后到菲利普·格拉斯，再到福雷，你可以感觉到这些音乐之间和谐的关联，每首作品有不同的心情。我不想将太多感受强加给听众，我希望听众可以有机会在音乐中有自己的发现。
专辑中的同名作品《星穹》出自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提到这个名字，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著名的俄罗斯作曲家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而专辑中的普罗科菲耶夫是他的英国籍孙子加布里埃尔·普罗科菲耶夫（Gabriel Prokofiev）。可以介绍一下这位作曲家吗？
加布里埃尔·普罗科菲耶夫是一位非常年轻的英国作曲家、录音制作人和DJ，是伟大的俄罗斯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最小的孙子，而老普罗科菲耶夫在这个孙子出世的二十年前就已经去世了。这位年轻作曲家富有才华，有着自己独特而敏锐的感受，也有很多新奇的想法。前不久的英国逍遥音乐节上还有他的协奏曲新作品上演，我也即将演奏他新创作的一部小提琴协奏曲。这些年轻作曲家擅长利用当今的科技，比如创作数字音乐。
普罗科菲耶夫的作品是专辑中首先选定的曲目吗？
是的，我列了很长的作曲家名单，他在首位。我发了邮件给普罗科菲耶夫，说也许可以写些什么，他回复说，是的，当然要写，并且很快着手创作。当我快要完成这张专辑的录制时，他到录音棚找我，告诉我他想为我写一部小提琴协奏曲。我当然感到非常荣幸，我们将在2014年底合作这部协奏曲。这些计划都是从小处发端，却在之后产生巨大的效应。同样的，另一位作曲家巴兰诺斯基的音乐我也非常喜爱，这张专辑中有两首作品是他为我写的。
专辑的名字“星穹”和普罗科菲耶夫作品的名字“星穹”，哪一个产生在先？
专辑的名字产生得更早些。普罗科菲耶夫写完委约作品时并未给作品命名，只叫做“行板”（Andante），后来我们交谈时，我说我想称这部作品为“星穹”。当我们录制完它时，作曲家说他也想给这个作品命名为“星穹”了。很有意思的是，专辑的指挥西蒙·哈尔西对此也表示同意，他说这张专辑真正的挑战是各个曲目的风格迥异，《星穹》正是这张唱片的中心曲目，也表现了中心主题，于是其他元素都被构建在了这个主题的周围，最新的作品将支撑起整张专辑的戏剧构架。我不会要求作曲家创作的作品有怎样的音响，我只告诉他们创作关于“星穹”的作品，创作他们想作的。你能看到不同作曲家对于同一主题创作的巨大不同，这是他们的工作和权力。当我有技术上的问题时，我才会向他们提出建议。
可以谈谈您与意大利作曲家、钢琴家鲁多维科·艾奥迪（Ludovico Einaudi）的合作吗？
艾奥迪和我有一个共同的亲密好友已经很多年了，但直到录制《星穹》时我们才真正会面。他的音乐给人一种深层次的触动，也非常启发灵感，需要演奏者以高度的完整性和强度来演奏。有些人将他的音乐形容为不是一般的简单，是非常了不起的简单，他的大部分作品可能只是为钢琴而作的，包括我专辑中这首小提琴曲也是由他最初为钢琴所作的曲子改编而来的。当时我偶然听到了他的钢琴曲《日子》（I Giorni），这音乐让我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我联系了他，问他是否愿意参与我们的录制计划。他对这个项目非常高兴，《日子》也变成了专辑里我最喜爱的曲目之一。自此以后，艾奥迪和我成了好朋友，后来他还邀请我参与他的一张新专辑的制作。《星穹》专辑中他的另一首作品《转变》（Passagio）是一首美丽、质朴的民谣。他曾将曲子改编成单簧管和钢琴的版本，而我认为用小提琴来演奏也同样优美。最近，我和艾奥迪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Yellow Lounge音乐节上一起演奏过这首曲子，我喜爱它的色调和变幻出来的图景。 您为什么会选择卡斯滕·贡德曼（Karsten Gundermann）的《浮士德》第二幕的结束曲作为《星穹》专辑的最后一首作品？
《星穹》的最后一首曲目的作曲者贡德曼是年轻的德国作曲家。他的音乐兴趣非常宽泛，在学生时代他就成为了第一个写京剧的欧洲人。除了给电影、电视作曲以外，他还合作谱写了若干部交响作品。他的念白歌剧《浮士德II：重装上阵》曾引起小小轰动，是对著名故事《浮士德》的改写，魔鬼与上帝打赌，说能够诱惑上帝最宠爱的人类、孜孜于不断求知的浮士德，让他远离正道。故事的第二部分尤其保留了对科学与宗教、激情与诱惑的发人深省的隐喻。歌德使用诗歌的寓言，将科学与权力置于道德形而上学的语境中，这正与“星穹”的主题呼应。在贡德曼的新版本中，他在舞台上和后台使用了五百名学生。这里选取的是片段，小提琴发出的鸟鸣式的尖音，在美丽却暧昧不清的和谐的衬托下格外突出。这部作品非常神秘，在大小调之间游移，最后很圆满地结束在C大调上。在巴洛克时代，C大调被认为是纯洁、完美的。
小提琴是最适合诠释“天体音乐”的乐器吗？
我不确定，我想声音上可能比较接近，这也是我会在专辑的几首作品中使用了人声的原因，这些声音融合在一起很感人。小提琴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灵活性，从最柔软的到最坚硬的声音都可以表现。弦乐器在演奏“天体音乐”时令我喜爱，当行星交错运行时发出的声音，就好像弓毛摩擦琴弦时产生的音响。你获得了大量的周边音色，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类比，因为毕达哥拉斯相信——行星产生的声音是呈周边围绕的。当星球运动时，会产生一些旋律和音乐，而这种音乐是可以通过数学或一些公式来计算的。
您的母亲曾担任梅纽因的秘书，后来又为大师做了二十五年的经理人，您因此曾在大师身边生活。您也曾与梅纽因合作了超过六十场音乐会，其中包括他在1999年的谢幕演出。
梅纽因在任何事情上都给了我巨大的启迪，最重要的是在音乐上的启迪和思考音乐的方式。他有一种很自然而然的能力将不同的事物关联在一起，并从与众不同的角度看问题，这些直到现在依然影响着我。
我生命中的前七八年是在梅纽因家里度过的，我在他的寓所里长大。很多音乐家如罗斯特罗波维奇、威廉·肯普夫、拉维·香卡等都是他家的常客。我那时并不了解这些音乐家，但那段时光对我来说很不寻常，任何时候，到处都是乐器，到处都有音乐。我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音乐，没有边界和束缚，只有音乐。我始终相信，不同种类的音乐没有贵贱之分，流行的、古典的、民间的、爵士的、蓝调的、印度的、弗拉明戈……梅纽因对于音乐的开放态度对年幼的我产生了极大影响，我们应该以开放的态度来听和接受音乐，这样也可以将不同的音乐建立关联。
《星穹》专辑中有一首菲利普·格拉斯的《回声》（Echorus），是向梅纽因的致敬之作。演奏这支曲子总是让我想起梅纽因，他把自己唤作我的音乐祖父。
您从何时起认定要以小提琴为事业？ 我四岁时就很确定地知道我想做这件事，十五岁左右真正知道我可以做这件事，在那一阶段，我发现自己真的很享受音乐。但在此之前我并没有很认真地学，当我十二三岁时，听到一些同龄甚至比我年纪还小的人的演奏比我好很多，我意识到我需要很努力。于是我花了大量时间练习，当我十四五岁时，我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那时起我便没有停下来过，直到今天。
您曾是美艺三重奏（Beaux Arts Trio）最年轻的成员，可以谈谈您在这个组合中的经历吗？
我在这个三重奏里度过了将近六年半的时间，直到这个组合2008年解散。我和钢琴家普莱斯勒（Menahem Pressler）、大提琴家梅内塞斯（Antonio Menenes）一起在世界各地演出了四百多场音乐会，对我来说这是最美好的时光，是难以置信的荣幸，与他们的合作是改变我人生的经历。当组合在2008年解散时，我们进行了一年的告别巡演，我至今仍和这两位同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您还在继续演奏室内乐吗？听说您还担任了几个音乐节的总监？
是的，我演奏很多室内乐。我从2003年开始担任美国萨凡纳音乐节（Savannah Music Festival）的副艺术总监，这个音乐节有很多的室内乐演出，我们每年演出二三十场音乐会，我在世界各地的音乐家朋友都会来和我一起演奏室内乐。我也在德国梅克伦堡艺术节（Festspiele Mecklenburg-Vorpommern）担任艺术总监，音乐节期间吸引超过七万名观众，举办一百二十多场音乐会。除了惯常的室内音乐会和交响音乐会之外，我们还在威尔士王子的支持下，安排了一个多元音乐会的特别单元，希望唤起人们对世界气候变化危机的注意。
您现在有固定的室内乐合作者吗？
是的，其中之一是德国钢琴家塞巴斯蒂安·柯纳尔（Sebastian Knauer），我们是在一起演奏了二十年的老朋友，合作过很多独奏会。我在中国也有一个很好的伙伴——大提琴家秦立巍，我们好像兄弟一样，他就像是我的灵魂伴侣，我们在伦敦的同一个寓所里成长，曾在伦敦一起演出，他也多次参加了我在德国的音乐节。
很多小提琴家在录制唱片时会偏爱炫技作品，您的唱片似乎没有太多炫技。您认为在这一点上您与他们的不同在哪里？
我今年四十岁，至今录制了二十张唱片，我不再将自己看作“青年小提琴家”了。年轻的小提琴家需要努力提高，可以演奏得很快、很响亮、很干净，这很好，但我最看重的首先是音乐，并且努力用音乐讲故事。在我十八九岁时，英国光晕唱片公司（Nimbus Records）给了我录制第一张唱片的机会，他们让我录柴科夫斯基、帕格尼尼，但我说不。我喜欢在舞台上演奏这些音乐，但唱片更像是一张“名片”，表达信息，告诉人们你是谁。所以我录唱片时常会选择施尼特凯、武满彻、库特·威尔等作曲家的作品，我为了写唱片介绍还分别对他们进行了采访。在出版了二十张唱片后，今天我能够自己选择我想录唱片的主题，将想法实现，并赋予这些作品生命，这对我来讲是最好的事情。我可以选择和我一起演奏的朋友，与作曲家沟通联系，来听我演奏这类作品的朋友对我的期待也不仅是演奏的速度有多快，他们需要的是音乐中的交流、信息。这虽不是音乐的唯一方式，但这是我的方式。
如果不做音乐家，您会选择从事什么职业呢？
电影导演。我对电影很着迷，尽管我只是个业余爱好者，我常会在笔记本电脑上将自己拍摄的视频剪辑之后发表在博客上。我对摄像机和电影剪辑很感兴趣，你也许可以拍出很棒的画面，但没有好的剪辑，你便不知道该怎样讲故事。
当今社会的年轻人深受流行文化影响，我们是否有必要鼓励他们接近古典音乐呢？
当然！我想中国在这方面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因为在中国有很多人对演奏乐器感兴趣，这很重要。你给一个孩子创造学习音乐的机会，引导他学习乐器，并不意味着他一定要成为一个职业音乐家，如果最终成了当然很好，但更重要的是人格的塑造和培养。音乐和古典音乐给小孩提供了探究不同情感的可能性，帮助他们大脑的成长，锻炼他们与人交流的能力。当然，流行文化的影响很大，但古典音乐能给人流行文化不能给予的东西，训练大脑的不同部分，给人亲近感，令人有所思考。我相信，如果我们能让年轻人更加信服，让他们更多地与古典音乐进行接触，我们将会为未来世界塑造出更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