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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翻译芬顿的英文《赵氏孤儿》之前，两位译者除了共识、理解和定调之外，最要紧的是审视剧本中“角色设定”的问题。
芬顿的创作是以纪君祥的元剧为蓝本的，叙述的是春秋时代发生在晋国的故事。纪所撰的《赵氏孤儿大报复》中，先后涉及两位晋国的国君，即晋灵公和晋悼公，当时的历史错综复杂，连现代中国人也未必清楚，更别说坐在劇院里欣赏的外国观众了。因此，作者就把两位国君合并为一，并称之为Emperor。反正这是个在久远年代遥远国度所发生的故事，观众只需悉心观看高潮迭起的剧情，其他也不必深究了。可是Emperor是“皇帝”，其角色自身的称谓、与他人的关系、言行举止的描述，甚至居所用具的称呼，都跟晋国公有所不同。
在动笔翻译之前，曾经询问过彭镜禧教授，有关角色定位，我们该如何处理？例如该把Emperor翻译成“皇帝”，还是还原为“晋国公”？彭教授是研究及翻译莎士比亚的专家，众所周知，莎翁所撰的剧本，有很多是历史剧或根据传说的改编剧，其中作出的剧情修改和文学处理比比皆是，而芬顿又跟英国的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息息相关，因此，彭教授认为既然原作者采用了Emperor，为了表示尊重，那译者就从善如流，翻译成“皇帝”吧！于是，我们当时乃根据“皇帝”的身份，翻译出角色所涉的言行举止。然而，毕竟这个剧的内容是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而剧本翻译完毕后，又要以音乐剧的形式在上海公演，因此，经过了不少转折，在初译完成时，再与导演协商研究，终于又把最初的“皇帝”还原为“晋国君”。如此一来，全剧就得仔细校对，从头再审了。
徐导演的团队非常专业，经他们悉心研究和考据，得出结论如是说：春秋时期，周天子称“王”（不称“帝”），诸侯国国君按分封等级（公、侯、伯）排，晋国国君称“公”……多处查阅，如以两字称呼符合现代阅读习惯，可能“国君”更为合适。既然改译为“晋国君”，那么，他的女婿该怎么称呼？原来“驸马”一词在春秋时代尚未使用，因此得改为“国婿”或“主婿”。同理，皇帝自称为“朕”，这称谓始于秦始皇，而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国君是以“寡人”自称的，因此也必须予以改正。剧中第6场，奸臣屠岸贾假借国君之名，传旨杀害赵氏孤儿之父，原剧中的orders of the Emperor，初译为“皇帝圣旨”，至此就必须改为“国君旨意”了。此外，周天子的儿子称为“王子”，晋国君的儿子，却只是“公子”;天子一家为“皇族”，晋国君一家则是“晋国公族”而已。原剧第20场，魏绛将军自边陲班师回朝，密会病危的晋国君，请国君交出royal seal，作为记号，以击杀奸佞屠岸贾，原本顺理成章译为“玉玺”，但是“玉玺”也始于秦始皇，春秋时期只称为“玺”或“宝玺”，所以定稿时，就必须改为“宝玺”。由此可见一个称谓之改，差别极大，真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原剧中谈到晋国君即将不久于人世，国君去世，该怎么翻译？根据《礼记·曲礼》：“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现在原文里的Emperor既然译为晋国君，那么，他的辞世，就得改“崩”为“薨”了。英文里一个简简单单的动词，翻译为中文时，可得根据所涉人物时代的古今、地位的贵贱，而“讲究”有余，“将就”不得啊！
中文里是有尊称谦称之别的，对人则扬，待己则抑，如“令郎”与“犬子”。但有时因为地位、场合、性格与背景的差别，同一对象的称谓又有不同的演绎。假如碰到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他对你自称“老子”或“老朽”，你说，哪一个较有文化内涵呢？又比如你遇见一位长者，称呼他“老爷子”或“老头儿”，哪一个比较有礼呢？英文里可都是old man，并没有如此细分。原剧第12场中，程婴的妻子，见到公孙杵臼俯伏在地，哀求她委曲求全，答应牺牲自我，以儿换儿，乃对老者说，“Get back on your feet， old man.”，此处old man该怎么翻译呢？“老人、老叟、老汉、老头”都不适合，最后选用了“老丈”，以示敬重。原剧第13场“舍身就义”，屠岸贾派兵包围太平庄，搜捕赵氏孤儿，下令首先捉拿窝藏婴儿的公孙杵臼，“Bring over the old man here.”，由于言者气焰极盛，语带不屑，此处就得翻译成“拿过那个老匹夫来。”了。接着，公孙杵臼自我分辩说，“I am an old man.”，因此岂有熊心豹子胆来窝藏孤儿？这里就得按照语境的不同而翻译成自谦的“我是个老汉”了。
电视上有位学习汉语的洋妞说，中文真难，尤其是对人的称呼，不能直呼其名，而必须加个头衔什么的，叫人摸不着头脑。事实的确如此，在春秋时代，官员之间不会互称姓名，而以官衔互称。但是，毕竟芬顿的《赵氏孤儿》是一个经过改编的历史剧，加以内容在许多地方都是以洋人视角采取富有诗意的现代英语来表述的，而我们的翻译策略是要尽量贴近原文，并不是要把原文无分巨细全部还原为春秋时代的用语（如此做法，并不适合舞台演出）。因此，如第3场“桃园屠杀”中，公孙杵臼（中大夫）、魏绛（将军）、赵盾（上卿）三人同为朝中忠臣，意气相投，相约下乡劝农，原剧中，公孙杵臼对其他二人说，“Come， Wei Jiang， Zhao Dun， let us go…”，翻译成中文时既不能直呼其名，又不能列出各自官衔，因为原剧中的官衔根本含糊其辞，从未明述，唯有在“魏绛、赵盾”后加上“二位大人”。尽管严格来说，在春秋时代“大人”二字尚未作此用途，但是为了适合现代剧场的演出，只好作此微调而已。
将英文《赵氏孤儿》译为中文，涉及的称谓不计其数，每一个都得仔细推敲、悉心斟酌。除了前述的古今之别、中西之分外，同一个称谓在同一个国家里，还有南北地区的差异，例如开始第一场“客栈老板儿子之歌”，作者笔下的“Father of mine， father of mine”最初译为“阿爸啊，阿爸”，但是有鉴于此剧将会在上海公演，而华东地区通常称呼父亲为“爹”而非“爸”，所以得改译为“我爹啊，我爹”。
翻译为一项思前想后、顾左盼右的细致功夫，仅仅是称谓的翻译已经使人殚精竭虑、推敲再三，更遑论其他了。
芬顿的创作是以纪君祥的元剧为蓝本的，叙述的是春秋时代发生在晋国的故事。纪所撰的《赵氏孤儿大报复》中，先后涉及两位晋国的国君，即晋灵公和晋悼公，当时的历史错综复杂，连现代中国人也未必清楚，更别说坐在劇院里欣赏的外国观众了。因此，作者就把两位国君合并为一，并称之为Emperor。反正这是个在久远年代遥远国度所发生的故事，观众只需悉心观看高潮迭起的剧情，其他也不必深究了。可是Emperor是“皇帝”，其角色自身的称谓、与他人的关系、言行举止的描述，甚至居所用具的称呼，都跟晋国公有所不同。
在动笔翻译之前，曾经询问过彭镜禧教授，有关角色定位，我们该如何处理？例如该把Emperor翻译成“皇帝”，还是还原为“晋国公”？彭教授是研究及翻译莎士比亚的专家，众所周知，莎翁所撰的剧本，有很多是历史剧或根据传说的改编剧，其中作出的剧情修改和文学处理比比皆是，而芬顿又跟英国的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息息相关，因此，彭教授认为既然原作者采用了Emperor，为了表示尊重，那译者就从善如流，翻译成“皇帝”吧！于是，我们当时乃根据“皇帝”的身份，翻译出角色所涉的言行举止。然而，毕竟这个剧的内容是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而剧本翻译完毕后，又要以音乐剧的形式在上海公演，因此，经过了不少转折，在初译完成时，再与导演协商研究，终于又把最初的“皇帝”还原为“晋国君”。如此一来，全剧就得仔细校对，从头再审了。
徐导演的团队非常专业，经他们悉心研究和考据，得出结论如是说：春秋时期，周天子称“王”（不称“帝”），诸侯国国君按分封等级（公、侯、伯）排，晋国国君称“公”……多处查阅，如以两字称呼符合现代阅读习惯，可能“国君”更为合适。既然改译为“晋国君”，那么，他的女婿该怎么称呼？原来“驸马”一词在春秋时代尚未使用，因此得改为“国婿”或“主婿”。同理，皇帝自称为“朕”，这称谓始于秦始皇，而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国君是以“寡人”自称的，因此也必须予以改正。剧中第6场，奸臣屠岸贾假借国君之名，传旨杀害赵氏孤儿之父，原剧中的orders of the Emperor，初译为“皇帝圣旨”，至此就必须改为“国君旨意”了。此外，周天子的儿子称为“王子”，晋国君的儿子，却只是“公子”;天子一家为“皇族”，晋国君一家则是“晋国公族”而已。原剧第20场，魏绛将军自边陲班师回朝，密会病危的晋国君，请国君交出royal seal，作为记号，以击杀奸佞屠岸贾，原本顺理成章译为“玉玺”，但是“玉玺”也始于秦始皇，春秋时期只称为“玺”或“宝玺”，所以定稿时，就必须改为“宝玺”。由此可见一个称谓之改，差别极大，真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原剧中谈到晋国君即将不久于人世，国君去世，该怎么翻译？根据《礼记·曲礼》：“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现在原文里的Emperor既然译为晋国君，那么，他的辞世，就得改“崩”为“薨”了。英文里一个简简单单的动词，翻译为中文时，可得根据所涉人物时代的古今、地位的贵贱，而“讲究”有余，“将就”不得啊！
中文里是有尊称谦称之别的，对人则扬，待己则抑，如“令郎”与“犬子”。但有时因为地位、场合、性格与背景的差别，同一对象的称谓又有不同的演绎。假如碰到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他对你自称“老子”或“老朽”，你说，哪一个较有文化内涵呢？又比如你遇见一位长者，称呼他“老爷子”或“老头儿”，哪一个比较有礼呢？英文里可都是old man，并没有如此细分。原剧第12场中，程婴的妻子，见到公孙杵臼俯伏在地，哀求她委曲求全，答应牺牲自我，以儿换儿，乃对老者说，“Get back on your feet， old man.”，此处old man该怎么翻译呢？“老人、老叟、老汉、老头”都不适合，最后选用了“老丈”，以示敬重。原剧第13场“舍身就义”，屠岸贾派兵包围太平庄，搜捕赵氏孤儿，下令首先捉拿窝藏婴儿的公孙杵臼，“Bring over the old man here.”，由于言者气焰极盛，语带不屑，此处就得翻译成“拿过那个老匹夫来。”了。接着，公孙杵臼自我分辩说，“I am an old man.”，因此岂有熊心豹子胆来窝藏孤儿？这里就得按照语境的不同而翻译成自谦的“我是个老汉”了。
电视上有位学习汉语的洋妞说，中文真难，尤其是对人的称呼，不能直呼其名，而必须加个头衔什么的，叫人摸不着头脑。事实的确如此，在春秋时代，官员之间不会互称姓名，而以官衔互称。但是，毕竟芬顿的《赵氏孤儿》是一个经过改编的历史剧，加以内容在许多地方都是以洋人视角采取富有诗意的现代英语来表述的，而我们的翻译策略是要尽量贴近原文，并不是要把原文无分巨细全部还原为春秋时代的用语（如此做法，并不适合舞台演出）。因此，如第3场“桃园屠杀”中，公孙杵臼（中大夫）、魏绛（将军）、赵盾（上卿）三人同为朝中忠臣，意气相投，相约下乡劝农，原剧中，公孙杵臼对其他二人说，“Come， Wei Jiang， Zhao Dun， let us go…”，翻译成中文时既不能直呼其名，又不能列出各自官衔，因为原剧中的官衔根本含糊其辞，从未明述，唯有在“魏绛、赵盾”后加上“二位大人”。尽管严格来说，在春秋时代“大人”二字尚未作此用途，但是为了适合现代剧场的演出，只好作此微调而已。
将英文《赵氏孤儿》译为中文，涉及的称谓不计其数，每一个都得仔细推敲、悉心斟酌。除了前述的古今之别、中西之分外，同一个称谓在同一个国家里，还有南北地区的差异，例如开始第一场“客栈老板儿子之歌”，作者笔下的“Father of mine， father of mine”最初译为“阿爸啊，阿爸”，但是有鉴于此剧将会在上海公演，而华东地区通常称呼父亲为“爹”而非“爸”，所以得改译为“我爹啊，我爹”。
翻译为一项思前想后、顾左盼右的细致功夫，仅仅是称谓的翻译已经使人殚精竭虑、推敲再三，更遑论其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