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本文详述自己刚开始进行民族志研究的情况：当时我住在芝加哥黑人贫民区，撞进当地一家拳馆，那家拳馆便成了我田野研究的中心，我在那儿研究拳击手；那时我就打算写《身体与灵魂》一书，我在写作时运用皮埃尔·布迪厄的标志性概念——惯习，我既把这概念当成研究的方法，也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经验性地解释这一概念。惯习既是我研究的主题：《身体与灵魂》剖析了拳馆这个熔炉如何改变了人的肉体与精神，以铸造出我这个合格的拳击家；惯习也是我研究的工具：在技术手段风行的经验研究领域，我用这一概念工具洞察种种社会现象。当时我既是个刚入行的社会学家，也是个刚入行的拳手，这项经验研究按前者的方法展现了后者的经历；作为刚入行的社会学家，我想从我的拳手经历中挖掘出更多的东西，找到其内在的逻辑与隐秘的特性；我认为可以把惯习当做检测社会行为的工具，我用双重身份检验了这一工具，发现这工具确实顺手好用。如果能把惯习概念运用得当，不仅可以用于发现社会行动的内在逻辑，还可为深度考察和亲身实践打下独特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