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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德起源论方面，梁启超比较多地接受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伦理学说和社会学说的影响，认为道德是人类社会的特有的现象，是人类社会经济利益的产物；章太炎则主要从中国传统的“性恶论”出发，认为人的自然属性是人类道德观念产生的本源。在对社会道德现状的评估方面，梁启超对整个社会道德状况的堕落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并将发明新道德的希望寄托在新式知识分子身上；章太炎则认为道德状况受社会职业的影响，认为道德水平的高低与知识水平、政治地位的高低成反比，并特别认为知识分子“率多无行”。梁启超认为道德随着社会关系和社会文明的发展而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