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与经济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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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着服务业的发展,中央制定了很多解决服务业发展制度性障碍的政策,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由上海率先试点的营业税改增值税。
  不同的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如何应对失衡,是我们目前非常关注的问题。如今,全球都说经济失衡,美国失衡,中国失衡,欧洲也失衡,失衡成为一个大家通用的术语。
  失衡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从总体来看,失衡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失衡,即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在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上失衡。实体经济创造的财富和实体经济分配的财富比例相差太大,而虚拟经济创造的财富少,分配得财富多,实体经济是创造的财富多,分配得财富少。比如说原来美国的衍生工具卖的一些金融衍生产品,杠杆率可以到五六十倍,但是中国的实体经济出口到美国的这些商品,人工却不能够完全反映劳动力成本。因为我们的社保制度不健全,资源价格低,不能反映资源价格,以及资源在市场上的稀缺性。中国的环境保护能力很弱,实际污染远远超过国家制定的标准。我们所创造的财富用了过高的成本,美国是在用它的这种杠杆率很高的金融产品来换取我们的实际财富。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能够印钞票,印钞票的成本只有1%左右,它可以用印的钞票来买我们的实体财富。最近欧洲也发生了欧债危机。希腊等国家发债,发债成本很低,人们可以享受用债务购买来的服务。全世界的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在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上的失衡,再加上不同国家间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比重不同,使用程度不同,这就构成了一个全世界经济失衡的孵化。
  美国的金融危机爆发,给我们一个警示:这样一种格局不能持续下去了,杠杆率五六十倍的金融产品卖不掉了,中国既有的模式也是不可持续的,我们不能再继续以污染环境,以牺牲我们的社保制度,以资源的低价格再来向全世界销售加工产品。事实证明,这样一种格局在经过了若干年之后,在那些虚拟经济占主体的国家,已经难以为继了,泡沫破裂了。同样我们以实体为主的经济体,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也亟待改变。希腊再靠发债、财政搞赤字,以发债来扩大消费,扩大公共服务也将不能持续下去。
  所以,所谓的经济再平衡,就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都需要做出调整。虚拟经济调整,就是要降低杠杆率,不管你主观上愿不愿意,都要降低杠杆率,以高的杠杆率赚很多钱的情况需要打破。同时,实体经济部门也要调整。中国要调整,美国也要调整。美国要扩大出口,因为虚拟经济分配的财富已经不能支撑整个美国的经济运行,所以它就要求助于实体经济发展起来,来弥补虚拟经济缩水的这样一个后果。所以,全球的再平衡,就是每一个经济体都在调整自己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式和虚拟经济的发展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于中国来说,首先我们要调整的是实体经济发展方式。我们要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要让国内就业人口能够把他们的劳动成本都补偿掉,要让资源的价格、资源税来体现资源的稀缺性。我们要加大环保的力度,不能再听任污染,这是实体经济需要调整的。同时我们还要大力发展中国的虚拟经济,因为在这个失衡里面,中国的虚拟经济非常弱小,并没有充分地发展实体经济来创造财富和获得财富。虽然现在虚拟经济杠杆率下降,但是虚拟经济仍然是在分配财富上要比实体经济占有更大的优势。去年,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也有所反映。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下降,虚拟经济的利润率并没有下降,甚至还有所上升。
  所以这两种经济体在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上,都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出调整,做出相应的战略决策。
  首先,中国要调整实体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发展方式,要增加科技含量,减少环境污染,要让资源价格能够充分的体现稀缺性,建立完善的社保制度等,这些都是实体经济转变发展方式的内容。而这样一种转变,依赖的就是科技进步,这是中国实体经济转化的内容,同时我们不能忘记还要大力发展虚拟经济。至少在一个现在可以看得见的未来,虚拟经济仍然是分配社会财富能力更强的一种经济。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它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其次,在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务必特别强调发展服务业。发展服务业这样一个方针,是“十一五”规划没有完成的任务。国家“十一五”规划指标里服务业这一项,还有节能减排,当时定的指标是没有完成的。那么,现在就要把服务业发展作为一个重点的产业政策,来解决它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解决发展的这种制度性障碍。如今,国家“十二五”规划里已经把发展服务业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之一;围绕着服务业的发展,中央也制定了很多解决服务业发展制度性障碍的政策,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由上海率先试点的营业税改增值税。服务业涉及的行业很多,前不久在上海设的试点一共涉及到10个小行业,包括港口、空港,这都是现代服务业的内容。目前大概有十个地方已经正式或者是非正式提出要求加入试点的行列。北京市税务机关已经正式启动了营业税改增值税的准备工作,很多城市也在准备。营业税改增值税,会使得参加试点的企业税负降低,不但参加试点的企业税务降低,还能够使和试点企业有大宗业务往来的企业降低税负。因为原来这些企业交营业税,以购买这些企业服务的它的营业税款是不能抵扣的,这些企业改增值税以后,购买服务的企业就获得了可以抵扣的增值税的税款。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广告公司,过去做广告,给人家100万,对方给它100万的发票。现在再做广告,它改成增值税了,它开一个发票,价税分离,其中的税款在增值税抵消的税款里面是可以抵扣的。
  因此改革涉及的企业不仅仅是进入试点范围的企业,还包括和进入试点范围有大宗业务往来的企业。对于一些大的企业集团,它的分支机构里面原来就有很多他交营业税,但是改革以后有一部分分支机构就要交增值税。这种变化,就给企业集团带来要考虑整个架构重新组合的问题。像投行、PE、VC这样的企业,就更得了解这个政策的内涵,因为它们要给人家做企业的兼并重组,做IPO方案,只要这个企业是进入试点范围的,或者它跟试点的企业有大宗业务往来的,它的分支机构有这两种特点的,那么在做方案的时候,都应该把这个政策因素考虑进去。
  我认为,这项改革在今后的三到五年之内,将是中国税制改革里面最重要的一项。它会影响到相当多的企业,随之企业的经营战略也会发生变化。(本文根据作者“中国经济50人论坛”演讲稿整理而成)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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