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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后期，对傅作义的成功策反，是我党谍报史上的得意之笔，而这其中的关键人物是傅作义的秘书阎又文。在我党执政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包括家人在内，没有人知道阎又文的真实身份是我党秘密地下党员。
抗日烽火，辅佐傅作义“三战三捷”
阎又文，山西荣河县（今万荣县）人，1933年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日军大举入侵华北时，刚毕业不久的阎又文和众多热血青年一道毅然奔赴延安。此时，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连续举办过7期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阎又文是第二期学员。毕业后，中共中央西北局社会部安排他进入国民党西北军马鸿逵部队任职。
1938年年初，与中共关系甚好的傅作义派周北峰晋见毛泽东，请求委派政工人员，协助建立政治工作机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阎又文接受徐冰的建议，利用自己和傅作义同乡的身份，到晋军从事抗日工作。这年9月，经中共中央特派员潘纪文介绍，阎又文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此开始了他为党工作的“谍者”生涯。阎又文才华出众、文笔锋锐，很快得到傅作义的赏识并担任了他的私人秘书。工作岗位的特殊性，让阎又文与傅作义形影不离，辅助其处理所有的军务和政务，包括一些极为机密的军事工作。在整个抗战期间，傅作义一心一意地对日作战，阎又文也就一心一意地辅佐其抗战，他领会傅作义的意图到位，掌控局势的能力强。为此，有人甚至把阎又文称作“傅作义的影子”。傅作义曾对人说，“又文不仅和我的思想相通，就连语言也和我一样，他写出来的东西就是我想要说的话”。
1939年年底到1940年年初，傅作义部连续对日作战：奇袭包头、绥西会战和光复五原，取得三战三捷。阎又文自始至终陪伴在傅作义身边，帮助他筹划和指挥，而且经常随同傅作义一起，冒着生命危险，亲临作战第一线指挥部。阎又文曾在戰斗中负伤，身上一直留有日军的弹片。
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密电傅作义清共。傅作义回电说，这些共产党是我写信求毛泽东请来的，我得安全把人家送回去，不能做对不起朋友的事。不久，傅作义就将共产党“礼送出境”。据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回忆，由于事出紧急，“被破坏了的地下党组织来不及妥当安排，与阎又文失去了联系。不过，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阎又文依然执行着‘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这隐蔽战线的十六字方针”。整个抗战期间，阎又文的这一特殊身份一直没有暴露。
七年“失联”，信仰不改终回家
抗日战争胜利后，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秘密派王玉到绥远傅作义部队中，寻找一个叫“阎又文”的地下党。此时，党组织已经和阎又文失去联系近七年。临出发前，保安处领导提醒王玉，由于失去联系七年，阎又文有“变坏”的可能，但以党组织对他的了解，更大的可能是他仍然忠于信仰。
王玉此行的任务就是恢复党组织和阎又文的联系。可阎又文在哪里？他是否还在傅作义部队中任职？王玉一概不知。接受任务后，王玉化装成皮货商人，一路打听寻找，但都无功而返。1946年春节后，王玉再次化装来到包头。一天在饭馆里，王玉在与一个国民党军官闲聊时得知，阎又文是傅作义身边最为信任的秘书。王玉十分高兴，他终于得到了有价值的信息，他立即通过关系，想办法与阎又文接上头。经过多次试探与接触，王玉认定阎又文气节未变，丹心始终向着党。他将考察的结果向党组织汇报，在取得上级同意后，他向阎又文表明了身份，言明了党组织的意图。阎又文听后又惊又喜，七年“无家可归”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在启程寻找阎又文之前，保安处领导特意嘱咐王玉：只与阎又文建立单线联系，了解军事动态，掌握傅作义与蒋介石的关系，别的情报暂不需要，从而减轻其暴露身份的风险。遵照党组织的安排，在敌占区，阎又文只与王玉一人单线联系。而在解放区，知晓阎又文身份的人，也只有西北局社会部的少数高层领导。后来，阎又文的关系被转到中共中央社会部，这条情报线更被压缩到阎又文-王玉-罗青长（社会部一室主任）、李克农（中央社会部代理部长）这几个人，足见中央对这条情报线的重视和保护。这也是阎又文真实身份难以被世人知晓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王玉找到阎又文时，阎又文已是国民党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上校军衔。更为有利的是，他是傅作义的机要秘书，深得傅作义的赏识和信任。傅作义主持的军事、政治会议，都由阎又文负责记录，傅作义的重要电报、文件及讲稿都由阎又文起草。这期间，阎又文与王玉先后交谈了多次，他把傅作义的军事实力、作战计划、师以上将领的情况以及傅和蒋的矛盾向王玉作了详细的汇报。阎又文还特别提到，傅作义已经被拉到了蒋介石的内战战车上，他的部队近期很可能会进攻绥东解放区。王玉意识到，这是一个至关重要且时间紧迫的情报，应马上送回陕北。但因返回延安的路途太遥远，王玉决定把情报就近汇报给我绥东部队。遗憾的是，当我部队某领导听到情报后，摇着头说：“这个信息对傅作义的军事力量估计得太高了。”此时，王玉既不能透露自己的情报来源，也无法说服这位领导……后来，王玉在向李克农汇报此事时，李克农说：“我们情报工作主要是为武装斗争服务的，有时一份情报可胜过千军万马。有水平的领导应该懂得这一点的。”果然，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之后绥东战役爆发，敌我双方损失都很惨重……后来，李克农曾语气沉重地总结说：“华北战场初期失利，败就败在我们对情报重视得不够。”若干年后，罗青长这样评价：“阎又文的情报对我华北野战军免受更大损失起了重要作用。”
起草“公开信”，语带双关真假难辨
1946年6月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 9月，绥东战役开战，傅作义部队半个月内占领了卓资山、集宁、丰镇……傅作义对此战果喜不自胜。他要阎又文为他起草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信，他要公开理论一下这场冲突的是与非，要“长自己的志气，灭共党的威风”。阎又文感到很为难：“自己身为中共地下党员，要骂自己的党，骂自己的领袖……”很快，此事经王玉向李克农作了汇报。周恩来得知后指示：“公开电要骂得狠些，要能够激起解放区军民的义愤，要能够导致傅作义狂妄自大的结果！”阎又文深得周恩来的意图，挥笔写就。9月20日，傅作义在他的机关报《奋斗日报》上发表了致毛泽东的公开信。第二天，南京的《中央日报》全文转载，通栏标题是：“傅长官作义致毛泽东先生，希接受教训，放下武器，参加政府，促进宪政”。公开信的措辞激烈尖锐，文中称傅作义部队取得的胜利“不是一个军事上的胜利，而必须称之为人民意志的胜利”。在这封信中，傅作义还指责毛泽东及中共发动内战，“你们大举进攻绥包，放出内战的第一枪”。公开信写得洋洋洒洒，言语犀利，态度强硬，毛泽东要求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当时因为解放军连败三城，全军上下感到很压抑，弥漫着各种情绪，朱德总司令说：“请将不如激将”，将此电文发华北解放区连以上干部，以激励将士一雪前耻。傅作义对阎又文的这篇文章很满意。他说，“只有又文写的东西才和我的思想最吻合，他所用的语言就像是我要说的话一样……”
围城期间，傅作义顾虑重重，摇摆在战与和之间，情绪极不稳定。傅作义有个习惯，在做出重大决定前，总要和他的亲信们商讨，他找的第一个人就是阎又文。阎又文多次向傅作义详细陈述他的意见，分析当前面临“战”“走”“和”三条路，指出“战”和“走”都是对历史、对人民、对部下不负责任的做法，只有“和”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阎又文建议傅作义尽早与中共开始谈判，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同时，他还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安排傅作义的老友以及社会名流前去做他的工作。阎又文希望，这支当年英勇抗击日寇的部队能走上一条光明大道。
12月17日，傅作义派出代表，在地下党员的陪同下，第一次出城与解放军谈判。但因双方分歧过大，没有任何结果。傅作义感到双方的目标和条件相去太远，曾一度灰心，准备放弃谈判，坚守北平。尤其是新保安战役35军被歼后，傅作义的情绪十分低落，北平和谈面临着谈崩的可能。在关键时刻，阎又文连续十几天不回家，和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我地下党员）日夜轮班守护在傅作义的身边，做开导工作，希望他决不能放弃谈判，放弃和平。
虽然，阎又文凭直觉判断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很可能是中共地下党员，但因为自己的特殊使命，不便确认。有一天，傅冬菊从傅作义住处离开时，阎又文发现有特务跟踪她。他对傅冬菊说，我搭你的车去办点事。但当车开到北京的一个城门时，阎又文说地点到了，车就在城门洞里停下来。傅冬菊心里奇怪，到城门里能去找谁呢？阎又文下了车，国民党特务的车也开了进来，他迅速迎上去训斥道：“傅长官大小姐的车你们也敢跟踪？”这时傅冬菊的车已经驶远，特务们即使想改道追赶，在城门洞里也调不了车头。阎又文非常机智地掩护了傅冬菊。
罗青长在回忆录中曾说，阎又文曾向傅作义建议，派“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出城去找叶剑英，以便进一步摸清共产党的态度。傅作义接受了这一建议，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团长是邓宝珊，还有何思源等人。这一次，傅作义特别派阎又文一同去。叶剑英接见了他们，长谈了两个多小时，阎又文遵照傅作义的嘱托做了详细记录，回来向傅作义做了详细的汇报。最终，傅作义同意接受中共的和平条件。1949年1月22日，阎又文在中山公园水榭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代表傅作义宣读了《北平和平协议》。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无名英雄，死后31年身份得解密
阎又文可称得上迄今中共历史上潜伏最久的特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包括其家人在内，没有人知道阎又文的真实身份是党的秘密党员，以为他不过是追随傅作义的起义者而已。阎又文深藏不露，即使在党执政后，仍然没有暴露其身份，在隐蔽战线继续为党工作。阎又文逝世后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仍无人知晓这个秘密。要不是王玉和罗青长揭开谜底，阎又文就真的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无名英雄”了。 1962年9月25日，时任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的阎又文英年早逝，时年48岁。他的碑文颇令人费解：既为中共党员，又立了碑，理应写明他参加革命的时间和入党时间，但碑文中绝口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阎又文的历任职务清清楚楚，但成立前的部分却语焉不详，甚至模糊其词：“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因此，在他去世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他的身份一直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谜。特别是到了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因父亲“不清楚的历史及身份”，儿女们厄运连连。在他们人生紧要关口——参军、入党、提干等问题上几经坎坷，受尽牵累，付出了几乎终生的代价。直到1993年，阎家的苦苦求索才出现了拐点。曾是北平和平解放前的一位老地下黨员的北京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刘光人，担任阎又文二女儿阎绥兰的领导。刘光人对阎又文并不陌生，他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时，公开身份是《平明日报》记者，而阎又文曾兼任过华北“剿总”新闻处处长一职，两人多有接触，但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在公安系统一个春节联谊会上，刘光人遇到了曾经的同事、外交学院副院长王玉。聊天中，他谈及阎又文和其家人。没想到王玉的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刘光人回忆：王玉先是长叹一声，然后对他说：“已经40多年了，阎又文应该而且可以解密了。你一定要帮我找到阎又文的子女。”王玉揭开的谜底证实了刘光人的猜测：阎又文是中共隐蔽战线的地下党员、统战工作的秘密使者。而王玉，就是当年中央派出与阎又文单线联系的人。在王玉的带领下，阎家子女见到了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罗对阎又文的子女说：“什么是精干，就是阎又文这样的战士，那么多年‘白皮红心’，他是隐蔽战线的典范。”1993年，农业部分别向阎家6个子女的工作单位发去公函，证明“阎又文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傅作义部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在此期间，他利用担任秘书的有利条件，为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关键时刻起到了重大作用，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突出贡献”。
1997年7月10日，《北京日报》在第三版以醒目的标题刊发了罗青长同志的《丹心一片照后人——怀念战友阎又文同志》一文，再次为阎又文公开正名。罗青长在文章中写道：“我的战友阎又文同志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一位杰出战士，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真正做到了‘白皮红心’。”文章结尾，罗青长满怀深情地引用毛泽东诗词《咏梅》中的诗句赞美阎又文，“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摘自《党史纵横》2017年第7期）
抗日烽火，辅佐傅作义“三战三捷”
阎又文，山西荣河县（今万荣县）人，1933年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日军大举入侵华北时，刚毕业不久的阎又文和众多热血青年一道毅然奔赴延安。此时，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连续举办过7期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阎又文是第二期学员。毕业后，中共中央西北局社会部安排他进入国民党西北军马鸿逵部队任职。
1938年年初，与中共关系甚好的傅作义派周北峰晋见毛泽东，请求委派政工人员，协助建立政治工作机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阎又文接受徐冰的建议，利用自己和傅作义同乡的身份，到晋军从事抗日工作。这年9月，经中共中央特派员潘纪文介绍，阎又文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此开始了他为党工作的“谍者”生涯。阎又文才华出众、文笔锋锐，很快得到傅作义的赏识并担任了他的私人秘书。工作岗位的特殊性，让阎又文与傅作义形影不离，辅助其处理所有的军务和政务，包括一些极为机密的军事工作。在整个抗战期间，傅作义一心一意地对日作战，阎又文也就一心一意地辅佐其抗战，他领会傅作义的意图到位，掌控局势的能力强。为此，有人甚至把阎又文称作“傅作义的影子”。傅作义曾对人说，“又文不仅和我的思想相通，就连语言也和我一样，他写出来的东西就是我想要说的话”。
1939年年底到1940年年初，傅作义部连续对日作战：奇袭包头、绥西会战和光复五原，取得三战三捷。阎又文自始至终陪伴在傅作义身边，帮助他筹划和指挥，而且经常随同傅作义一起，冒着生命危险，亲临作战第一线指挥部。阎又文曾在戰斗中负伤，身上一直留有日军的弹片。
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密电傅作义清共。傅作义回电说，这些共产党是我写信求毛泽东请来的，我得安全把人家送回去，不能做对不起朋友的事。不久，傅作义就将共产党“礼送出境”。据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回忆，由于事出紧急，“被破坏了的地下党组织来不及妥当安排，与阎又文失去了联系。不过，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阎又文依然执行着‘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这隐蔽战线的十六字方针”。整个抗战期间，阎又文的这一特殊身份一直没有暴露。
七年“失联”，信仰不改终回家
抗日战争胜利后，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秘密派王玉到绥远傅作义部队中，寻找一个叫“阎又文”的地下党。此时，党组织已经和阎又文失去联系近七年。临出发前，保安处领导提醒王玉，由于失去联系七年，阎又文有“变坏”的可能，但以党组织对他的了解，更大的可能是他仍然忠于信仰。
王玉此行的任务就是恢复党组织和阎又文的联系。可阎又文在哪里？他是否还在傅作义部队中任职？王玉一概不知。接受任务后，王玉化装成皮货商人，一路打听寻找，但都无功而返。1946年春节后，王玉再次化装来到包头。一天在饭馆里，王玉在与一个国民党军官闲聊时得知，阎又文是傅作义身边最为信任的秘书。王玉十分高兴，他终于得到了有价值的信息，他立即通过关系，想办法与阎又文接上头。经过多次试探与接触，王玉认定阎又文气节未变，丹心始终向着党。他将考察的结果向党组织汇报，在取得上级同意后，他向阎又文表明了身份，言明了党组织的意图。阎又文听后又惊又喜，七年“无家可归”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在启程寻找阎又文之前，保安处领导特意嘱咐王玉：只与阎又文建立单线联系，了解军事动态，掌握傅作义与蒋介石的关系，别的情报暂不需要，从而减轻其暴露身份的风险。遵照党组织的安排，在敌占区，阎又文只与王玉一人单线联系。而在解放区，知晓阎又文身份的人，也只有西北局社会部的少数高层领导。后来，阎又文的关系被转到中共中央社会部，这条情报线更被压缩到阎又文-王玉-罗青长（社会部一室主任）、李克农（中央社会部代理部长）这几个人，足见中央对这条情报线的重视和保护。这也是阎又文真实身份难以被世人知晓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王玉找到阎又文时，阎又文已是国民党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上校军衔。更为有利的是，他是傅作义的机要秘书，深得傅作义的赏识和信任。傅作义主持的军事、政治会议，都由阎又文负责记录，傅作义的重要电报、文件及讲稿都由阎又文起草。这期间，阎又文与王玉先后交谈了多次，他把傅作义的军事实力、作战计划、师以上将领的情况以及傅和蒋的矛盾向王玉作了详细的汇报。阎又文还特别提到，傅作义已经被拉到了蒋介石的内战战车上，他的部队近期很可能会进攻绥东解放区。王玉意识到，这是一个至关重要且时间紧迫的情报，应马上送回陕北。但因返回延安的路途太遥远，王玉决定把情报就近汇报给我绥东部队。遗憾的是，当我部队某领导听到情报后，摇着头说：“这个信息对傅作义的军事力量估计得太高了。”此时，王玉既不能透露自己的情报来源，也无法说服这位领导……后来，王玉在向李克农汇报此事时，李克农说：“我们情报工作主要是为武装斗争服务的，有时一份情报可胜过千军万马。有水平的领导应该懂得这一点的。”果然，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之后绥东战役爆发，敌我双方损失都很惨重……后来，李克农曾语气沉重地总结说：“华北战场初期失利，败就败在我们对情报重视得不够。”若干年后，罗青长这样评价：“阎又文的情报对我华北野战军免受更大损失起了重要作用。”
起草“公开信”，语带双关真假难辨
1946年6月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 9月，绥东战役开战，傅作义部队半个月内占领了卓资山、集宁、丰镇……傅作义对此战果喜不自胜。他要阎又文为他起草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信，他要公开理论一下这场冲突的是与非，要“长自己的志气，灭共党的威风”。阎又文感到很为难：“自己身为中共地下党员，要骂自己的党，骂自己的领袖……”很快，此事经王玉向李克农作了汇报。周恩来得知后指示：“公开电要骂得狠些，要能够激起解放区军民的义愤，要能够导致傅作义狂妄自大的结果！”阎又文深得周恩来的意图，挥笔写就。9月20日，傅作义在他的机关报《奋斗日报》上发表了致毛泽东的公开信。第二天，南京的《中央日报》全文转载，通栏标题是：“傅长官作义致毛泽东先生，希接受教训，放下武器，参加政府，促进宪政”。公开信的措辞激烈尖锐，文中称傅作义部队取得的胜利“不是一个军事上的胜利，而必须称之为人民意志的胜利”。在这封信中，傅作义还指责毛泽东及中共发动内战，“你们大举进攻绥包，放出内战的第一枪”。公开信写得洋洋洒洒，言语犀利，态度强硬，毛泽东要求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当时因为解放军连败三城，全军上下感到很压抑，弥漫着各种情绪，朱德总司令说：“请将不如激将”，将此电文发华北解放区连以上干部，以激励将士一雪前耻。傅作义对阎又文的这篇文章很满意。他说，“只有又文写的东西才和我的思想最吻合，他所用的语言就像是我要说的话一样……”
围城期间，傅作义顾虑重重，摇摆在战与和之间，情绪极不稳定。傅作义有个习惯，在做出重大决定前，总要和他的亲信们商讨，他找的第一个人就是阎又文。阎又文多次向傅作义详细陈述他的意见，分析当前面临“战”“走”“和”三条路，指出“战”和“走”都是对历史、对人民、对部下不负责任的做法，只有“和”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阎又文建议傅作义尽早与中共开始谈判，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同时，他还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安排傅作义的老友以及社会名流前去做他的工作。阎又文希望，这支当年英勇抗击日寇的部队能走上一条光明大道。
12月17日，傅作义派出代表，在地下党员的陪同下，第一次出城与解放军谈判。但因双方分歧过大，没有任何结果。傅作义感到双方的目标和条件相去太远，曾一度灰心，准备放弃谈判，坚守北平。尤其是新保安战役35军被歼后，傅作义的情绪十分低落，北平和谈面临着谈崩的可能。在关键时刻，阎又文连续十几天不回家，和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我地下党员）日夜轮班守护在傅作义的身边，做开导工作，希望他决不能放弃谈判，放弃和平。
虽然，阎又文凭直觉判断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很可能是中共地下党员，但因为自己的特殊使命，不便确认。有一天，傅冬菊从傅作义住处离开时，阎又文发现有特务跟踪她。他对傅冬菊说，我搭你的车去办点事。但当车开到北京的一个城门时，阎又文说地点到了，车就在城门洞里停下来。傅冬菊心里奇怪，到城门里能去找谁呢？阎又文下了车，国民党特务的车也开了进来，他迅速迎上去训斥道：“傅长官大小姐的车你们也敢跟踪？”这时傅冬菊的车已经驶远，特务们即使想改道追赶，在城门洞里也调不了车头。阎又文非常机智地掩护了傅冬菊。
罗青长在回忆录中曾说，阎又文曾向傅作义建议，派“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出城去找叶剑英，以便进一步摸清共产党的态度。傅作义接受了这一建议，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团长是邓宝珊，还有何思源等人。这一次，傅作义特别派阎又文一同去。叶剑英接见了他们，长谈了两个多小时，阎又文遵照傅作义的嘱托做了详细记录，回来向傅作义做了详细的汇报。最终，傅作义同意接受中共的和平条件。1949年1月22日，阎又文在中山公园水榭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代表傅作义宣读了《北平和平协议》。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无名英雄，死后31年身份得解密
阎又文可称得上迄今中共历史上潜伏最久的特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包括其家人在内，没有人知道阎又文的真实身份是党的秘密党员，以为他不过是追随傅作义的起义者而已。阎又文深藏不露，即使在党执政后，仍然没有暴露其身份，在隐蔽战线继续为党工作。阎又文逝世后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仍无人知晓这个秘密。要不是王玉和罗青长揭开谜底，阎又文就真的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无名英雄”了。 1962年9月25日，时任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的阎又文英年早逝，时年48岁。他的碑文颇令人费解：既为中共党员，又立了碑，理应写明他参加革命的时间和入党时间，但碑文中绝口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阎又文的历任职务清清楚楚，但成立前的部分却语焉不详，甚至模糊其词：“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因此，在他去世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他的身份一直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谜。特别是到了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因父亲“不清楚的历史及身份”，儿女们厄运连连。在他们人生紧要关口——参军、入党、提干等问题上几经坎坷，受尽牵累，付出了几乎终生的代价。直到1993年，阎家的苦苦求索才出现了拐点。曾是北平和平解放前的一位老地下黨员的北京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刘光人，担任阎又文二女儿阎绥兰的领导。刘光人对阎又文并不陌生，他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时，公开身份是《平明日报》记者，而阎又文曾兼任过华北“剿总”新闻处处长一职，两人多有接触，但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在公安系统一个春节联谊会上，刘光人遇到了曾经的同事、外交学院副院长王玉。聊天中，他谈及阎又文和其家人。没想到王玉的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刘光人回忆：王玉先是长叹一声，然后对他说：“已经40多年了，阎又文应该而且可以解密了。你一定要帮我找到阎又文的子女。”王玉揭开的谜底证实了刘光人的猜测：阎又文是中共隐蔽战线的地下党员、统战工作的秘密使者。而王玉，就是当年中央派出与阎又文单线联系的人。在王玉的带领下，阎家子女见到了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罗对阎又文的子女说：“什么是精干，就是阎又文这样的战士，那么多年‘白皮红心’，他是隐蔽战线的典范。”1993年，农业部分别向阎家6个子女的工作单位发去公函，证明“阎又文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傅作义部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在此期间，他利用担任秘书的有利条件，为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关键时刻起到了重大作用，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突出贡献”。
1997年7月10日，《北京日报》在第三版以醒目的标题刊发了罗青长同志的《丹心一片照后人——怀念战友阎又文同志》一文，再次为阎又文公开正名。罗青长在文章中写道：“我的战友阎又文同志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一位杰出战士，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真正做到了‘白皮红心’。”文章结尾，罗青长满怀深情地引用毛泽东诗词《咏梅》中的诗句赞美阎又文，“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摘自《党史纵横》201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