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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陕北汉画像石和陕北剪纸是在特定的历史时空条件下，为了满足某种社会需要而产生的艺术形式，由于共同的文化渊源和地理地域环境，二者表现出相同的早期生命认知观念、哲学观念，且在表现题材和内容、造型手法和艺术特征等方面有着极大的相同之处，呈现出浓厚的“两汉和边塞遗风”特征。
【关键词】陕北汉画像石 陕北剪纸 艺术特色 【中图分类号】J528.1 【文献标识码】A
陕北汉画像石的图画构成和造型形象具有十分强烈的地域特色，鲜明地显现出东汉中晚期陕北地区的社会现实与存在的思想观念。陕北地区亦存在着一种十分古老又极为普遍的民间美术——剪纸。剪纸是早期陕北地区人们生命观、信仰以及描述世俗生活的载体，承载着几千年文化史的历史记忆，被国内专家称为中华文明的“活化石”。许多人有这样的体验或经验——在欣赏陕北汉画像石时，就像是在观看一幅幅陕北剪纸作品，甚至会遇到完全相同的造型、形象、图案，因此，人们会不自觉地将二者联系起来。陕北汉画像石是在东汉特定的历史阶段所产生，陕北剪纸除了体现早期生命认知观念之外，更多的是对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两汉遗风”的表现。所以说剪纸观念与汉代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陕北汉画像石与陕北剪纸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从二者图样对比观察，在思想观念、世俗功能，表现题材、内容，形象塑造、造型手法、艺术特征等方面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陕北汉画像石与陕北剪纸在思想观念中的同一性
陕北汉画像石与陕北剪纸都是农耕文明的产物。中国古来“以农为本”，在农耕文化规制下，人们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宗教信仰和审美情趣是超乎寻常的一致。尽管陕北地区的艺术形式都有其独有的特征和独特的文化性格，多姿多彩，但是从根本上，它们具有普遍的、共同的性质。陕北自古为边疆之地，人们十分重视生命意识的本真。人们将生命延续、再生、永恒当作人生最为重要的事情，他们将死亡看作是再生的一种过程，并不断地发挥想象，描述人死后所去的异度世界。汉画像石与剪纸都十分明显地从不同角度和方面关照这一思想。无论是高度概括的造物形象、夸张的艺术手法，还是表达生殖崇拜对动物交配的直接刻画，以及对神异事物的描写，无不是陕北人对特定时空存在的“思想”的率真反映，构成了汉画像石和剪纸艺术最显著的“地域性”、“原生性”特征。
陕北汉画像石与陕北剪纸有着相同的世俗功能。民俗艺术是民间观念的物化，民俗艺术的诉求就是民众对生活的诉求。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民众生活的追求是十分朴素和功利的，那就是对生命延续和生命永恒的追求。人们将生与死看作轮回，因此追求人的生物性存在——出生与活着，要求不断地生儿育女，且健全长久地活着直到生命限期，又事死如事生，严肃地对待“死后的生活”。这种思想反映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对求生、趋利、避害的追求，并且以一种特有的艺术形式呈现。汉代是道家思想发达的时代，人们迷信死后升天成仙，死是生的延续，加之当时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为厚葬提供了基础，汉画像石便应运而生。汉代人为墓室配备了奢华的画像石装饰，画像石上描绘了异度世界，又表现了祈求墓主生命延续和永恒的愿景。而生命诉求是陕北剪纸重要的表现内容，人们对人生的各种祈盼，包括生殖健康、祈子延寿、驱邪治病等，构成了陕北剪纸艺术的“恒常主题”。
陕北汉画像石与陕北剪纸在表现题材和内容上的相似性
陕北汉画像石和剪纸十分“重世俗”，它大量描绘了当时的事物和现象，忠实地记录了社会现实。汉代陕北是一个民族杂居，农牧并举的时期。汉画像石表现陕北这种特殊地域环境特别多。如表现有官宦的狩猎、庄园主的野宴、农夫的耕种；行动如风的老虎、奔跑的野马、昂首远眺的牡鹿、腾跃的猴子、飞翔的锦鸡等。表现屯垦农业的有牛耕、翻地、播种、拾粪、锄草、收割等。在陕北剪纸中，表现这一题材的作品也十分丰富，一些造型和形象为陕北独有，如《艾虎》《鹿掀草》《太狮少狮》《鹰抓兔》《猴摘桃》等。老虎、鹿、狮子等动物在今天的陕北地区是不存在的，这些原始文化和原始图腾的符号性形象都是陕北人用烟熏成的“祖传”的“古花样”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的。今天的陕北农家妇女根本不知道汉画像石为何物，更不可能亲眼目睹画像石而得到参照，但是在处理同一题材的艺术造型不谋而合，画（剪）出的形象，几近相同。
在陕北剪纸中一些特殊的造型则是描写汉代生活和思想特有见证，如牛耕图、猴骑马。陕北婆姨创作的牛耕图与汉画像石中的牛耕图极为相似，可谓异曲同工。这两种不同媒介上的牛耕图都是对汉代农业生产状况的写实，是对当时农业生产的耕作方法、使用工具，农人的耕耘场面的忠实描写。而猴骑马形象则是对汉代产生的一种观念的表达。猴骑马的早期造型和意义并不是今天我们所见的“猴子骑在马背上”和所说的“马上封侯”。猴子骑马这一形象产生于草原地区，在文化交流中被中国北方地区接受，并逐渐扩展到中原和东方以及南方地区。“猴骑马”的造型实际上是陕北地区草原文化的遗存。草原文化中有“畜猴避马病”之说。汉代人认为猴子能预防马的疾病，所以给珍视的马配上了猴子。“猴骑”是这种“信仰”的一种形式，在“猴骑马”的剪纸中，猴子或腾挪上下，姿态丰富。在汉画像石中猴马同在的画面很多，猴子并不一定骑在马上，有时猴子在拴马的树上，有时在马与树间，亦有在马背上。
陕北汉画像石与陕北剪纸有着相同的造型手法和艺术特征
陕北汉画像石与陕北剪纸有着相同的造型手法。剪纸和画像石的图案造型都是以最为纯粹和简单的剪影方式展现，它最典型的特征便是阴阳互衬、主次分明。剪纸和画像石在二维特性的限制下，图像创作不能以三维的方式展开，而是在二维的空间中塑造三维世界的“体积、深度以及迎面而来的起伏”。画像石和剪纸采取的是中国传统散点透视法中的“全视角”方法。画面中的物象便没了体积、空间、远近距离，物象在作品中变成了不讲求“近大远小”的透视关系，深远的空间都被一股脑地压扁在眼前，贴在一个平面上，并相互腾挪，形成相互避让又互相关联的平面空间关系，构成在大小、内外、有无、虚实等“非逻辑”的、“超时空”的、“超现实”的布局样式。剪纸和画像石图案造型是以阴阳或黑白对比关系的方式呈现的，形象和造型更加强调或侧重轮廓的塑造，特别是对人物、走兽及许多物体的侧面轮廓的描绘，因为侧面轮廓最能表现事物的特征，最富表现力，所以在画像石和剪纸在轮廓线的表现中，侧面的剪影形象占据绝对优势。
陕北汉画像石与陕北剪纸有着相同的艺术特色。陕北为农耕文化与农耕游牧文化交汇之地，有着非常鲜明的农牧和边塞特征，这里的人有雄壮、激昂、高亢的精气神，粗犷、直爽的性情，大胆率性的作风，朴素的审美观，而这一切都体现在汉画像石和剪纸图像中。绥米是陕北地区东汉画像石出土最为丰富和陕北剪纸作盛行的地区，汉画像石和剪纸图像的造型艺术特色最为鲜明，最为相似。画像石中表现牛耕、嘉禾、家禽，以及表现狩猎、追逐、宴乐等场面，都以浅浮雕刻出情态动势的轮廓，删略了形体内在的一切细节，给人以深厚拙朴的美。剪纸中老虎、牧鹿、盘蛇、奔兔，以及放羊、杂耍、拾粪、闹秧歌等也是以外轮廓造型为主，中间较少镂空，形象古拙，动态鲜明，刻画出生动的富有动感的艺术形象。可见，二者都擅长侧影、动势等造型手法，都呈现出简练、概括、粗犷、质朴的高原边塞风格，透露着边关的遗风。
（作者单位：榆林学院）
【注：本文为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项目编号：14JZ069）和榆林市科技局项目（项目编号：sf13-26）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①杨雨佳：《陕北剪纸》，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
②李贵龙：《石头上的历史：陕北汉画像石考察》，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③王子今：《“猿骑”考——借助汉代画像石资料的探索》，《文物》，2014年第5期。
责编/张蕾 美编/杨玲玲
【关键词】陕北汉画像石 陕北剪纸 艺术特色 【中图分类号】J528.1 【文献标识码】A
陕北汉画像石的图画构成和造型形象具有十分强烈的地域特色，鲜明地显现出东汉中晚期陕北地区的社会现实与存在的思想观念。陕北地区亦存在着一种十分古老又极为普遍的民间美术——剪纸。剪纸是早期陕北地区人们生命观、信仰以及描述世俗生活的载体，承载着几千年文化史的历史记忆，被国内专家称为中华文明的“活化石”。许多人有这样的体验或经验——在欣赏陕北汉画像石时，就像是在观看一幅幅陕北剪纸作品，甚至会遇到完全相同的造型、形象、图案，因此，人们会不自觉地将二者联系起来。陕北汉画像石是在东汉特定的历史阶段所产生，陕北剪纸除了体现早期生命认知观念之外，更多的是对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两汉遗风”的表现。所以说剪纸观念与汉代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陕北汉画像石与陕北剪纸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从二者图样对比观察，在思想观念、世俗功能，表现题材、内容，形象塑造、造型手法、艺术特征等方面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陕北汉画像石与陕北剪纸在思想观念中的同一性
陕北汉画像石与陕北剪纸都是农耕文明的产物。中国古来“以农为本”，在农耕文化规制下，人们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宗教信仰和审美情趣是超乎寻常的一致。尽管陕北地区的艺术形式都有其独有的特征和独特的文化性格，多姿多彩，但是从根本上，它们具有普遍的、共同的性质。陕北自古为边疆之地，人们十分重视生命意识的本真。人们将生命延续、再生、永恒当作人生最为重要的事情，他们将死亡看作是再生的一种过程，并不断地发挥想象，描述人死后所去的异度世界。汉画像石与剪纸都十分明显地从不同角度和方面关照这一思想。无论是高度概括的造物形象、夸张的艺术手法，还是表达生殖崇拜对动物交配的直接刻画，以及对神异事物的描写，无不是陕北人对特定时空存在的“思想”的率真反映，构成了汉画像石和剪纸艺术最显著的“地域性”、“原生性”特征。
陕北汉画像石与陕北剪纸有着相同的世俗功能。民俗艺术是民间观念的物化，民俗艺术的诉求就是民众对生活的诉求。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民众生活的追求是十分朴素和功利的，那就是对生命延续和生命永恒的追求。人们将生与死看作轮回，因此追求人的生物性存在——出生与活着，要求不断地生儿育女，且健全长久地活着直到生命限期，又事死如事生，严肃地对待“死后的生活”。这种思想反映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对求生、趋利、避害的追求，并且以一种特有的艺术形式呈现。汉代是道家思想发达的时代，人们迷信死后升天成仙，死是生的延续，加之当时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为厚葬提供了基础，汉画像石便应运而生。汉代人为墓室配备了奢华的画像石装饰，画像石上描绘了异度世界，又表现了祈求墓主生命延续和永恒的愿景。而生命诉求是陕北剪纸重要的表现内容，人们对人生的各种祈盼，包括生殖健康、祈子延寿、驱邪治病等，构成了陕北剪纸艺术的“恒常主题”。
陕北汉画像石与陕北剪纸在表现题材和内容上的相似性
陕北汉画像石和剪纸十分“重世俗”，它大量描绘了当时的事物和现象，忠实地记录了社会现实。汉代陕北是一个民族杂居，农牧并举的时期。汉画像石表现陕北这种特殊地域环境特别多。如表现有官宦的狩猎、庄园主的野宴、农夫的耕种；行动如风的老虎、奔跑的野马、昂首远眺的牡鹿、腾跃的猴子、飞翔的锦鸡等。表现屯垦农业的有牛耕、翻地、播种、拾粪、锄草、收割等。在陕北剪纸中，表现这一题材的作品也十分丰富，一些造型和形象为陕北独有，如《艾虎》《鹿掀草》《太狮少狮》《鹰抓兔》《猴摘桃》等。老虎、鹿、狮子等动物在今天的陕北地区是不存在的，这些原始文化和原始图腾的符号性形象都是陕北人用烟熏成的“祖传”的“古花样”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的。今天的陕北农家妇女根本不知道汉画像石为何物，更不可能亲眼目睹画像石而得到参照，但是在处理同一题材的艺术造型不谋而合，画（剪）出的形象，几近相同。
在陕北剪纸中一些特殊的造型则是描写汉代生活和思想特有见证，如牛耕图、猴骑马。陕北婆姨创作的牛耕图与汉画像石中的牛耕图极为相似，可谓异曲同工。这两种不同媒介上的牛耕图都是对汉代农业生产状况的写实，是对当时农业生产的耕作方法、使用工具，农人的耕耘场面的忠实描写。而猴骑马形象则是对汉代产生的一种观念的表达。猴骑马的早期造型和意义并不是今天我们所见的“猴子骑在马背上”和所说的“马上封侯”。猴子骑马这一形象产生于草原地区，在文化交流中被中国北方地区接受，并逐渐扩展到中原和东方以及南方地区。“猴骑马”的造型实际上是陕北地区草原文化的遗存。草原文化中有“畜猴避马病”之说。汉代人认为猴子能预防马的疾病，所以给珍视的马配上了猴子。“猴骑”是这种“信仰”的一种形式，在“猴骑马”的剪纸中，猴子或腾挪上下，姿态丰富。在汉画像石中猴马同在的画面很多，猴子并不一定骑在马上，有时猴子在拴马的树上，有时在马与树间，亦有在马背上。
陕北汉画像石与陕北剪纸有着相同的造型手法和艺术特征
陕北汉画像石与陕北剪纸有着相同的造型手法。剪纸和画像石的图案造型都是以最为纯粹和简单的剪影方式展现，它最典型的特征便是阴阳互衬、主次分明。剪纸和画像石在二维特性的限制下，图像创作不能以三维的方式展开，而是在二维的空间中塑造三维世界的“体积、深度以及迎面而来的起伏”。画像石和剪纸采取的是中国传统散点透视法中的“全视角”方法。画面中的物象便没了体积、空间、远近距离，物象在作品中变成了不讲求“近大远小”的透视关系，深远的空间都被一股脑地压扁在眼前，贴在一个平面上，并相互腾挪，形成相互避让又互相关联的平面空间关系，构成在大小、内外、有无、虚实等“非逻辑”的、“超时空”的、“超现实”的布局样式。剪纸和画像石图案造型是以阴阳或黑白对比关系的方式呈现的，形象和造型更加强调或侧重轮廓的塑造，特别是对人物、走兽及许多物体的侧面轮廓的描绘，因为侧面轮廓最能表现事物的特征，最富表现力，所以在画像石和剪纸在轮廓线的表现中，侧面的剪影形象占据绝对优势。
陕北汉画像石与陕北剪纸有着相同的艺术特色。陕北为农耕文化与农耕游牧文化交汇之地，有着非常鲜明的农牧和边塞特征，这里的人有雄壮、激昂、高亢的精气神，粗犷、直爽的性情，大胆率性的作风，朴素的审美观，而这一切都体现在汉画像石和剪纸图像中。绥米是陕北地区东汉画像石出土最为丰富和陕北剪纸作盛行的地区，汉画像石和剪纸图像的造型艺术特色最为鲜明，最为相似。画像石中表现牛耕、嘉禾、家禽，以及表现狩猎、追逐、宴乐等场面，都以浅浮雕刻出情态动势的轮廓，删略了形体内在的一切细节，给人以深厚拙朴的美。剪纸中老虎、牧鹿、盘蛇、奔兔，以及放羊、杂耍、拾粪、闹秧歌等也是以外轮廓造型为主，中间较少镂空，形象古拙，动态鲜明，刻画出生动的富有动感的艺术形象。可见，二者都擅长侧影、动势等造型手法，都呈现出简练、概括、粗犷、质朴的高原边塞风格，透露着边关的遗风。
（作者单位：榆林学院）
【注：本文为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项目编号：14JZ069）和榆林市科技局项目（项目编号：sf13-26）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①杨雨佳：《陕北剪纸》，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
②李贵龙：《石头上的历史：陕北汉画像石考察》，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③王子今：《“猿骑”考——借助汉代画像石资料的探索》，《文物》，2014年第5期。
责编/张蕾 美编/杨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