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醉驾”入刑以来,行为人构成该罪是否应一律追究刑事责任,在实践中一直存在争议.2017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中明确了醉驾可以出罪的立场,但最高审判机关的背书并不能对司法实践的分歧做到一锤定音的解决.刑法在治理醉驾问题过程中既不能一味从严,也不能无原则地从宽.厘清对“醉驾”的认识误区,有必要对醉驾行为入罪的正当性和出罪的合理性进行论证.醉驾入刑是基于保护法益之现实需要,而司法过程中对“醉驾”出罪则是为了合理控制犯罪圈的需要,两者并不冲突,可以相得益彰.基于对S省
【机 构】
：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100088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醉驾”入刑以来,行为人构成该罪是否应一律追究刑事责任,在实践中一直存在争议.2017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中明确了醉驾可以出罪的立场,但最高审判机关的背书并不能对司法实践的分歧做到一锤定音的解决.刑法在治理醉驾问题过程中既不能一味从严,也不能无原则地从宽.厘清对“醉驾”的认识误区,有必要对醉驾行为入罪的正当性和出罪的合理性进行论证.醉驾入刑是基于保护法益之现实需要,而司法过程中对“醉驾”出罪则是为了合理控制犯罪圈的需要,两者并不冲突,可以相得益彰.基于对S省Y市358份“醉驾”案件相对不起诉决定书的考察,我们可以从检察院不起诉权的视角探寻规范醉驾出罪的具体路径.
其他文献
以韶关某冶炼厂为冶炼行业典型工业区,对冶炼厂区内土壤中的Cd、Pb、Hg、Sb、As、Zn、Cu、Cr和Ni等9种重金属元素的总量和有效态含量进行了测定,利用ArcGIS 10.2进行了冶炼厂地土壤中重金属空间分布的插值分析,采用的污染状况评价方法有单因子污染指数法、富集因子法和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重金属来源分析方法有相关性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研究区土壤的重金属污染状况及来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Cd和As的单因子指数为1.50和2.13,分别属于轻微污染和轻度污染;Pb的单因子指数为5.58,属于重度
土壤团聚体重金属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危害不容忽视.为考察农作物与土壤团聚体重金属之间的相关性及可能产生的风险,以贵州都匀马坡铅锌矿段菜园河铅锌矿区农作物为例,研究土壤团聚体重金属的分布状况和农作物对土壤团聚体重金属的富集特征.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农作物与耕地土壤不同粒径团聚体重金属之间的关系,同时分别采用生态危害指数(RI)法和危险商值(HQ)法研究不同粒径土壤团聚体重金属污染物的生态风险和农作物重金属对人群的健康风险.结果表明:①土壤团聚体Cd含量随粒径减小而逐渐增加,而Pb和Zn含量在不同粒径团聚
为评估雄安新区企业密集区工业生产经营活动对其周边农田土壤和农作物中重金属污染风险的影响程度,系统分析企业周边农田区小麦籽实及其根系土壤重金属含量特征与超标情况,利用地累积指数(Igeo)和潜在生态风险指数(RI),采用主成分分析和相关分析等统计方法开展重金属污染风险评估和源解析.结果表明,根系土壤96.67％的样品存在1种以上重金属含量超出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GB 15618-2018),小麦籽实96.67％的样品Pb含量和16.67％的样品Cd含量超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GB 2762-2017).
焦化是我国的重工行业,其生产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影响不容忽视.通过收集我国各个地区焦化行业场地的最新污染数据,试图从全国范围展开分析,反映我国焦化行业场地土壤的污染状况.运用质量基准法和毒性当量法对焦化土壤16种多环芳烃的生态风险进行了评价分析,运用地累积指数法和潜在生态风险评价法对8种重金属进行评价分析.结果表明,质量基准法计算我国各地区焦化场地土壤的M-ERM-Q值都大于1.51,为高生态风险,其中北方地区风险等级最高.根据荷兰土壤质量标准,毒性当量法表明,10种多环芳烃的总毒性当量均大于荷兰标
随着农业氮肥大量施用,大量碳氮营养物质以淋溶或径流形式进入周边灌溉水体,使其成为甲烷(CH4)和氧化亚氮(N2O)的重要排放源.以我国东南部地区典型稻田灌溉河流为研究对象,于2014年9月至2016年9月连续两年原位观测表层水体CH4和N2O溶存浓度及其排放通量,旨在明确稻田灌溉河流CH4和N2O的排放特征、排放强度及其主要驱动因子.结果表明,观测期内c(CH4溶存)的年平均值为(390.57±43.95)nmol·L-1(92.80～1 577.54 nmol·L-1),c(N2O溶存)的年平均值为(4
以砷(As)污染红壤为研究对象,通过静态培养试验,探讨了铈锰改性生物炭(cerium-manganese modified biochar,MBC)在干湿交替老化条件下对红壤中As的固定效应.结果表明,与常规培养比较,干湿交替条件下MBC的施用显著降低了红壤中水溶态As(WSAs)含量(P＜0.05)和pH值,且随着材料用量的增加和培养时间的延长而持续降低,试验结束时,土壤pH值比常规条件下降低了 0.08～0.16个单位.与此同时,干湿交替条件下添加MBC后的土壤WSAs显著下降,当培养至30 d时,W
调查采用三阶段概率比例抽样(PPS)方法抽取社区和个人样本,样本涵盖中国大陆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回收18-64周岁中国籍男女公民个人有效问卷30000份,城镇和农村社区问卷各1000份.调查内容包括教育、经济、社会保障、参政、婚姻家庭、健康、生活方式、法律认知与人权、性别观念与态度等领域.主要数据分析结果表明,随着我国促进男女平等与妇女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进一步优化,女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半边天”力量进一步彰显;女性在家庭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平等和谐是家庭生活主流;女性教育和健康
盗赃物权属规则旨在盗贼缺位时分配因无权处分行为所造成的产权不确定风险,涉及国家关于“静的财产安全”与“动的交易安全”两种正当性利益之间的价值权衡,而传统上“占有委托物与占有脱离物”的理论区分难以作为划定善意取得适用范围的有效依据.如果将历史上界定盗赃物权属所形成的“原所有人规则”与“善意买受人规则”两类规则体系视为光谱的两端,那么各国多样化的盗赃物权属规则可视为光谱上的制度均衡点位移.在信息科技的影响下,线上网络交易环境正在冲击基于线下传统物理环境所制定的善意取得认定标准,而网络交易平台基于规范和技术所构
“修辞开题”作为修辞学的经典范畴,在当代法律修辞学研究中备受重视.为了使“修辞开题”从模糊的抽象概念发展为一种可操作的具体概念,我们有必要将争点论、论题学、决疑术等经典开题术以及法教义学整合纳入法律修辞的开题操作,从而建构一套从问题性思维向体系性思维不断展开的法律修辞开题程序.在方法论的具体操作上,法律修辞开题程序涵盖三种具体作业:一是综合争点论和争点整理程序对案件争点进行体系归类和特定化;二是围绕所固定的案件争点,分别运用论题学和决疑术寻找“论点论题”和“案例论题”;三是为了将获取的论题转变为恰当的裁判
现代科技的蓬勃发展,推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社会.它不但导致了人际关系的深刻变化,而且创造了新的社会关系——“人机关系”.人类赋能于机器,机器也因此获得一定的权利(权力),不但如此,而且由于机器的智能程度远胜于芸芸众生,致使人们不得不依赖机器,从而破坏近代以来的主体性框架,导致主体性的黄昏,产生“人权例外”,令既有的人权理念如意思自治、行为自主、尊严保障等都大受影响.对此,虽然可以藉由法律予以救济,但人类赋能机器智慧的无限性、不定性和开放性,与日常法律救济机器权利和人权冲突的当下性、确定性及封闭性相较,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