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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北部，新竹县尖石乡的高山上，是泰雅族原住民的家园，也是台湾水蜜桃的原乡。作为重要的农产，水蜜桃维系着族人的生活。2007年6月，一部由台湾财经杂志《商业周刊》委托制作的纪录片《水蜜桃阿嬷》，让泰岗部落的一个自杀遗孤家庭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并成功激发了面向全台的公益募款。
当募款如火如荼时，无党籍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质疑募款的“目的”和“流向”，指责《商业周刊》其实是在“消费”原住民的悲惨故事，“掏空社会的爱心”。
2007的夏天，咬一口甜蜜多汁的桃子，却品出以“经济自由、政治民主”自傲的当代台湾社会的酸涩和迷茫。
“你知道‘父母双亡’是什么吗?”
6岁的泰雅小女孩，有着聪慧好看的深轮廓、大眼睛，对着镜头，讲述她如何摇着姐姐的手追问“父母双亡”是什么意思——原来指的就是她们这样的小孩!
“早知道，还是不知道比较好。”低下眼帘，稚嫩的声音说出了苍凉的话。
2007年的夏天，在台湾，不管你是从电视上，还是网络上，看到这部只有40多分钟的纪录片《水蜜桃阿嬷》，相信，你不能不流泪!阿嬷和孙子
“水蜜桃阿嬷”江秋玲，泰雅族，1956年生人，生活在新竹县尖石乡的泰岗部落——海拔1350公尺的高山上。阿嬷成为纪录片的主角，不是因为从种植到售卖都充满风险、耗尽她心力的水蜜桃，而是因为两年来先后自杀的女婿、媳妇和儿子，以及他们留下的7个孩子。
“烧炭”(在密闭空间中燃烧木炭导致一氧化碳中毒，1999年以来“流行”于港台地区的自杀形式)、“喝巴拉松”(剧毒农药)——这些怵目惊心的词语，却时常出现在阿嬷和孩子们的对话里，那是媳妇和儿子离开的方式，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仍鲜活在日常生活中的记忆。
年迈的阿公阿嬷和两个女儿，在80度斜坡的农地上种植水蜜桃，艰辛抚养着6女1男7个孩子，从15岁到5岁。生活在继续，孩子要笑、要跑，要体验世界。他们唱歌、画画、过生日、读书、为母亲节演出……然而每一个欢乐的场景中，都可能隐藏着悲伤的陷落。
5岁的小豹，似乎一刻都不曾安静或畏怯。作为最小的、唯一的男孩，他顽皮、好动，知道自己受宠。阿嬷给他洗澡，他央着阿嬷叫妈妈，却又道：可是你太老了。
10岁的小洁，12岁的小蓝，两个要做“男生”的女生：我最讨厌哭了!我是男生哎!下一刻，在导演的追问下，小蓝露出躲藏的眼神和自嘲的笑容：哈哈，这么快被识破了……是的，因为爸爸不在了才想做男生的。保护她们啊!
这样的时刻，总看得人惊心动魄，为那些稚气、却似乎知道太多的眼睛。
而阿公阿嬷，还要背起抚育孙子的重任。阿嬷似乎无暇在悲伤中沉浸。即便面对日日堆得小山一样要洗的衣服；即便在一场台风后面对受“水伤”的幼苗叹气：要补苗，要钱，哪里有啊……
祖孙在地头玩起了游戏：以后阿嬷老了走不动了，谁来背我啊?于是，小豹就站在阿嬷身前，“背”起了她。
你不会忘记阿嬷的笑容。无数的操劳，对自杀离去的子女的思念与不解，对孩子们未来的忧心，缠绕着她。她也会说：我很烦呐!我累死了!我也会伤心呐!然而她总是绽开了那样质朴而爽朗的笑容……
阿嬷的勤劳、坚忍和孩子的天真、可爱，以及如此美好的人却不得不面对如此伤痛的人生——构成这部片子最让人动容的素质。
但是，如果你还记得阿嬷的喃喃自语：我的孩子们，他们为什么自杀……40万的卡债，不算很多啊……到底为什么……没人回答。逝者一再出现于孩子们翻看的相册中、阿嬷的手机屏幕上，以及她们看似早已平静的言语中——然而，只是“过去”留在今天的阴影，他们似乎不必再被迫问。
果真不必再问吗?
2005年，台湾有一部轰动的纪录片：反映后壁乡农民生活的《无米乐》。因为主角老农夫妇的勤苦、生趣与魅力，《无米乐》唤起了对农业时代和乡村田园的普遍怀恋。然而，被凸显和赞美的农人纯朴无奈的人生哲学“不要想太多”、“种稻如修行”，却冲淡和掩盖了台湾农业休耕问题的巨大伤痛——虽然导演宣称着自己的“阶级”意识，却无法改变这片子被当作一部怀旧与励志片广为接受的命运。
由此前例，看《水蜜桃阿嬷》，让人泪下的同时也不能不心存疑虑。“这是一部关于爱与原谅的故事”，导演和委托制作此片的《商业周刊》如是说——“原谅”暗示着自杀之为一种“罪”，纪录片将这“罪”作为背景，而映照、展现阿嬷和孩子的坚忍乐观，提炼着“人性的光明面”——这如同《无米乐》的结构，是否也回避了台湾社会中另一些难以直面的阴影?
公益还是诈欺
《水蜜桃阿嬷》自有它的使命：作为《商业周刊》所策划的2007年“一个台湾·两个世界”关怀报道的一部分，委托曾获2006年金马奖的纪录片导演杨力州拍摄，历时4个多月。2007年6月15日开始，在台湾各大电视台和网络上密集播出。
同一天，《商业周刊》刊出副总主笔成章瑜写的“封面故事”《水蜜桃阿嬷》，文后公布“点亮孩子的未来”募款计划。每人3000元台币，认购一套“儿童生命教材”，捐给台湾自杀率前五名县市的366所小学。每套教材包含儿童生命剧DVD、《水蜜桃阿嬷》纪实片DVD、《水蜜桃阿嬷》绘本。
密集播出的纪录片引起了热烈反响，人们在网络和电话中告白着感动，捐款涌向《商业周刊》公布的募款账号。
7月4日，募款金额已达633万新台币。
就在这一天，《中国时报》刊出了台湾无党籍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的质疑：《商业周刊》用原住民家庭的悲惨遭遇募款，但募款却一毛钱也没有回馈到原住民家庭；募款账号由“城邦文化艺术基金会”申请，而认捐的“生命教材”，分别由“格林文化图书”、《商业周刊》、“城邦文化艺术基金会”发行，这三者，全属“城邦出版集团”——《商业周刊》如此募款，岂非“自肥”?
一时间，社会哗然。
7月4日夜晚，《商业周刊》在水蜜桃阿嬷部落格上发布声明：捐款不针对阿嬷家庭，而是买儿童生命教材，“希望以大爱帮助更多成长中的孩子”。并澄清：“纪实片DVD及儿童剧DVD虽为《商业周刊》发行，实乃为掌控制作之质量以示负责，且并未做商业公开销售，所以更无图利自身之用意。”
几天内，商业周刊工作人员和高金素梅团队展开激烈交锋。《商业周刊》成章瑜说，给阿嬷孙子的教育基金专户另有“牧爱生命协会”负责筹募，高金却避而不谈，动机可疑。更有人直指高金是为了选举利益；甚至说阿嬷的家人(弟弟)出面作证，是因为“眼红”捐款。
高金反击：这个募款账号为什么没有“顺便”公布在“水蜜桃阿嬷”的部落格上?“因为如果大家知道捐到‘牧爱’的钱是给阿嬷的、捐到《商业周刊》的钱是用来买《商业周刊》出版品做倡导的，当然不会捐给《商业周 刊》!”
7月6日晚上，在台湾中广的电视节目上，主持人向《商业周刊》品牌公关经理林秋宝发出质疑：儿童生命教材成本总共只需要115万，为什么要募款1000万?林无法给出明确答复。
7月7日凌晨，《商业周刊》网站紧急公布“生命教育教材制作费用预算表”与“生命教育教材募款所得应用明细”。原来募款广告上，三项生命教材与所有的人事、行政费用加起来才550万，此次临时加上第四项用途“儿童剧团巡回演出10场”，总计450万。
7月10日，高金素梅再发难：从6月15日到7月6日23天如火如荼的宣传、募款，为何没有列出这450万的巡回演出花费?
之后，高金素梅公布调查数据，以前后对照的图表，指证《商业周刊》的种种疑点。特别指出：募款尚未结束，捐赠尚未进行，而“生命教材”中的有价商品《水蜜桃阿嬷》手绘本已经在各大书店和网络上狂卖，用公益的广告。而且，一个“巧合”：募款单位“城邦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兼执行长，格林文化出版公司的发行人，水蜜桃阿嬷手绘本的作者，都是“郝广才”。
高金素梅赢了?
比数据和质疑更有力的，或者说，再度让观众动容但却是愤怒情绪的，是“水蜜桃阿嬷续集”的7分钟短片。
高金素梅团队的工作人员上山采访。
片中，问及阿嬷是否知道导演给她签的“授权同意书”的内容，阿嬷说，她不识字，是女儿代签的。再问有没有留一份授权书给她?阿嬷说没有。“我有叫导演留一份给我，可是他忘了。”阿嬷低头挠脚丫，顺口补充。
原来，他们并不知道拍这个片子是拿去募款。一直告诉他们的，是拍了电视，就会帮助她家和整个部落的水蜜桃的销售。
“如果有一天发现被欺骗，发现他们拿我们悲伤的事情去募款，做别的，却没有帮我们，你会怎么想?”拍摄者问。
这个片子里，阿嬷没有了纪录片《水蜜桃阿嬷》里常常捕捉到的爽朗的笑容，她有些不解，有些不安，带着一种无意追问“发生了什么”的质朴的茫然。想—了。一秒不到，说：没有就算啦，我不会去追究。
影像再度发挥了它的力量，这个短片，从情感上瓦解了《商业周刊》的自我辩护。阿嬷的善良单纯，曾使得《商业周刊》成为爱心大使，也是阿嬷的善良单纯，映照了爱心的空洞。
“没有就算了。”阿嬷说。但高金素梅问，台湾社会可以“算了”、可以认可这种“伪善的公益事业”吗?
7月12日，台湾各大媒体纷纷报道：《商业周刊》道歉了!《商业周刊》总编辑王文静和发行人金惟纯出面，向社会大众及高金素梅道歉，声称：《商业周刊》虽立意良善，但在执行过程中“确有瑕疵”。为平息争议，《商业周刊》将捐200万(台币)，作为阿嬷七个孙子的教育基金。
王文静称“百口莫辩”，几度哽咽：“从来没有那么痛，被深深误会的痛。”
发行人金惟纯直接承认“三个瑕疵”：
一、水蜜桃阿嬷的自杀防治专题，是首度以《商业周刊》内部的城邦集团执行募款，虽立意良善，“但不够周全，容易引起误解”。
二、《商业周刊》报道个案，关注的却是个案当事人背后的社会现象，以致忽略当事人所需要的即时爱心协助，引发当事人心理期待及社会观感落差。
三、同事为了维护公司形象，在第一时间做出的不当言论，说阿嬷家人“眼红”、高金只是为了选举利益，金惟纯说：这样的错误，不可以被原谅。
高金素梅表示了对《商业周刊》勇于认错的肯定。阿嬷的孙子们有了一笔教育基金。看起来，一场“风波”要完美落幕。
7月12日晚上，在屏东县的高金素梅服务处，我见到刚从台北下来的“祖灵之邦”部落工作队的助理，询问他：《商业周刊》明似道歉，暗里对于他们的批评质疑，可说样样都未接受，不是吗?一切不过是“瑕疵”，“误会”。甚而，“忽略当事人心理期待”的言语，隐含着对水蜜桃阿嬷一家的轻忽傲慢。
他笑了：是的，这是“咬牙切齿的道歉”，没有承认，但它的信誉已经破产了。我想他是说，对于这样一个商业杂志，是无法期待它做出真正的、诚恳的反省的。
如此，信誉的损失，已是惩罚。但是，高金素梅和“祖灵之邦”又岂是“赢者”?
在这场被媒体报道为“高金抬《商业周刊》”、“谁在消费‘水蜜桃阿嬷’”的风波里，即便人们为之愤怒，对高金素梅本人，却仍难免因“政治人物”身份而轻易地将她与“选举作秀”联系起来，从而忽略、甚至漠视她所代表的，从原住民立场出发的对于台湾社会的结构性不平等，以及社会心理盲区的尖锐批判——不仅是涉嫌“诈欺”的《商业周刊》，也是一整个被感动被募款的白领阶级，和其后的社会运转。
一场蕴含着深刻的社会议题的事件，被简约为一个商业杂志与一个政治人物的“抬杠”，媒体在这—对抗看点消失之际，立刻偃旗息鼓。“水蜜桃阿嬷”对社会的冲击和反思能量，随着“道歉、捐款”，无形消散了。爱心支出3000块
风波初起时，“祖灵之邦”的网站上，便登出《一个台湾，两个世界——从原住民角度看<水蜜桃阿嬷>记录片》(7月1日)的文章，批评正在热播的记录片，及其背后所反映的“商业周刊逻辑”。
高金素梅在电视、报纸上针对“募款疑云”唇枪舌剑，“祖灵之邦”则深入社会心理：现实生活里难以置信的悲惨故事，搬上银幕，被熟练的拍摄者简约为“要快乐就不要想太多”的乐观哲学，感动激励了无数心灵匮乏的白领上班族。
“被阿嬷纪录片感动的观众，在刷卡捐3000元的刹那间，空虚的心灵得到瞬间的满足，明天，精神抖擞地上班去，有意无意地让同事知道‘我捐款给水蜜桃阿嬷了’，我!是个具有社会关怀的中产阶级。”
这个批判如此尖刻，莫说《商业周刊》，有几个人愿意承认、能够反思自己的捐款行为，是否果真包含着这样的因素?
但对大众心理的如此评估，并非刻薄的想象。在水蜜桃阿嬷网站上，数不清的留言表白着这样的感动：阿嬷，你的遭遇何等凄惨，而你又是何等坚强、乐观!比起你和孩子们，我们真的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如此，“捐款”达成了“我!是个有社会关怀的中产阶级”的自我肯定，很多人忘记，或根本无意追问捐款的流向，更遑论思考《商业周刊》募款的逻辑：自杀是靠“生命教育”来“预防”的吗?
肤浅的关怀，反而成了对他人悲惨故事的“消费”；公益募款，仿佛发行“赎罪券”，上面写着：爱心支出，3000块。
而这是由《商业周刊》和读者大众共同完成的。
“祖灵之邦”报讯上有两张对照的照片：一张是纪录片首映式，导演接受献花，灯火明媚，喜乐洋洋；另一张，“水蜜桃阿嬷”江秋玲在整理、包装刚采摘的水蜜桃，简陋的院子，忙于生计的人。这才是真正的“一台两世”(一个台湾，两个世界)。 “一台两世”是《商业周刊》近几年推出的专案，做过外籍新娘子女、隔代教育、儿童疾病早期治疗等专题，一方面赢得了“关怀弱势群体”的赞誉，一方面，其一贯简化问题的方式，也被有识者批评。以一个商业的、中产阶级的杂志的视角，将“一个台湾”分成“贫”和“富”这“两个世界”，关心一下那个贫的世界，已经是良心和社会和谐的证明。
《水蜜桃阿嬷》纪录片和募捐活动，更清楚地透露了：“弱势专案”不过是种名誉行销，是在商业逻辑下，心安理得甚而带了某种道德自许地宣布：我们不仅服务富裕阶层，我们也关心弱势群体。
但对于这么一个“中产阶级”社会心理已然成熟的社会，如上逻辑怕已经被相当广泛、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人们被纪录片感动，捐出善款，认可《商业周刊》的“良善”，同时，也认可了自身是一个有余裕，也有心关怀贫者的人。
“祖灵之邦”却要打破这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在那看似刻薄的言语下面，其实隐含着对台湾社会无知与麻木的痛感。也许在捐款的人中，有种种精神困扰，而集体性地借“阿嬷”的故事得到拯救。但是，真的被拯救了吗?
有梦最美，烧炭相随
在纪录片和《商业周刊》的“封面故事”讲述中，都刻意回避了阿嬷的女婿、媳妇和儿子先后自杀的原因。自杀问题在台湾日趋严重，阿嬷媳妇“烧炭自杀”，是近年来“流行”，被认为是简便而不会殃及他者的自杀方式。诸如“一家三口烧炭自杀”的新闻频频出现在媒体电视，陈水扁“有梦最美，希望相随”的竞选口号，便被抗议民众改成了“烧炭相随”。
无可置疑，自杀问题与台湾的经济、政治问题有密切的关系，但在大众媒体呈现的讨论里，“自杀”总是无可避免地成为党派辩论和竞选的工具。诸如“解严20年，台湾民主了?人民穷死了……三口之家，集体自杀，没钱医病，没钱下葬——蓝绿谁之过?”之类的辩论节目，最后总是夹缠在“蓝”与“绿”的相互攻击中，成为政治选战的口水。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自杀”问题既不能从社会学角度得到深入追究，“自杀”问题尤其严重的原住民社区，更无法从生存资源、社会结构的角度上得到认识。
在《商业周刊》的报道中，将自杀者归于“边缘人格”、精神偏执等个体性因素，并以孩子们的故事，自然而然过渡到“生命教育”之必要，也即“商业周刊”募款以购买生命教材的必要。在纪录片里，村口的大树上用白粉刷着3个大字：“不乱死”，触目惊心，然而片子并没有给这个“乱死”的村庄再多一个镜头。
台湾原住民在不断“正名”的历史过程中，如今有了十三族，虽然不同族群有各自的语言和传统，在这个商品社会中，他们又有着共同的文化和经济困境。
“祖灵之邦”部落工作队以其5年来走遍台湾30个山地乡的800多个原住民部落的经验，疾呼“水蜜桃阿嬷”的遭遇、自杀的儿女、隔代抚育和教养的孙辈、在农业政策限制和菜农剥削下难以为继的农业生产——并非个案，而是原住民部落的“整体结构性问题”。
2007年夏天，我走进了台湾泰雅族、排湾族的部落，一路，我尝到了美味的传统食物，看到了美丽的手工编织、竹木雕刻、载歌载舞的丰收节……然而，每一个欢乐的场景后都可能藏着生存的苦恼和无奈。
从部落到都市谋生的原住民，绝大多数从事条件最差、最粗重的体力工作，而近年来台湾开放跨国劳工以获取更廉价劳动力，使得他们连这样一个生存空间也被挤压掉，很多青年不得不回到部落，加重了原本因文化失据和生存困境而滋生的酗酒、自杀问题。阿嬷的儿子、女婿都是从都市“败退”回部落的，儿子也曾感叹：还是回来比较好。然而，为车子、房子背负的欠款，却让他们再次逃离，永不再回。
高利贷、卡债，在经济低迷的台湾，也是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是自杀的一个重要诱因。在原住民世界，甚而很多人为并不大的欠债数额自杀。屏东服务处的小儒告诉我，原住民对法律因不懂而畏惧，一张法院传票，可能就要了他的命。
Yihui，一个嫁给泰雅人的阿美族女孩，来自新竹县尖石乡另一个泰雅部落、以集体经营观光和山产而闻名的“社会主义天堂”——司马库斯，则说：法律是保护懂的人的，谁来告诉我们原住民?
内部的殖民
2000年，陈水扁与台湾原住民签订《新伙伴关系》，2004年，民进党通过“族群多元国家一体”政策白皮书。原住民、客家人、福佬人和外省人，被共同列为台湾“四大族群”。
借用“族群多元”的概念，原住民成了台湾“四大族群”之一，掩盖了它和其他汉族群体事实存在的不平等地位，在社会地位、就业、教育、医疗种种生存资源上，那是一种现实的阶级差别，而非“文化差异”。“多元文化”概念中的原住民，仅只体现在歌舞祭典等已经与实际生存脱离的“风俗”之中。
原住民的实际生存状态，整体上处于台湾社会的底层，并且依旧背负从“落后”向“文明”无限靠近的命运。与此同时，少数精英分子为进人主流社会而努力，从上面丢下来的若干位置和利益，分化着原住民族群的凝聚力量，持续造成其内部的矛盾和裂隙。这一切，表明除了获得“原住民”这个称号，被殖民的状况没有改变。
在“台湾光复”半个多世纪之后，在这个自称“后殖民”的社会里，不能不正视：原住民，是台湾内部的殖民地。最严重的流失问题，是文化。最根本的现实问题，是土地。
将原住民称作“山地同胞”的国民党政府，没有归还被日本殖民者以“无主地即国有地”的“文明”手段掠夺的土地，与原住民签署“新伙伴关系”的民进党政府也没有，反而在“多元文化主义”的花环下，将原住民变成点缀民主社会的装饰、建构“台湾主体性”的符号。
在普通的汉人社会中，对原住民的认识，—方面明白这是“政治正确”，要尊重之、同情之，但了解限于媒体所提供的“歌舞文化”和“祭典文化”。另一方面，在媒体关于原住民“酗酒、自杀”的报道里，树立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理：他们落后，源于他们懒惰，爱滋事，是社会不稳定因素。类于集体无意识的心理，使得“水蜜桃阿嬷”事件这一正视原住民结构性困境的契机，难以产生持续性的作用。
8月底，卖完了水蜜桃的阿嬷，由牧爱生命协会录制了一分钟的短片放在网络上：感谢社会大众的协助。阿嬷的笑容依然明朗，没有沧桑。
10月，在只保留了少量留言跟帖的《商业周刊》“水蜜桃阿嬷”网站上，“儿童生命剧巡回公演”的海报贴出了——这曾被质疑“刻意隐瞒”才公布的募款内容，也是最后的内容，对《商业周刊》来说，必然要庄重地落实、完成。
“儿童生命剧”《神啊!再给我多一点时间!》，将继续忠实地传达，因脱离了社会结构反思而变得虚无缥缈、却依然为这个社会所需的“爱与生命”的教育。
有大陆同胞留言：可惜大陆看不到!我要为阿嬷加油!
这样一个收尾，似乎是一个似曾相识的开头。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而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健忘。
“台湾就是这么一个健忘的社会，也不知道为什么呢!”Yihui感叹着，自我解嘲般地说：“还好，有了知名度，至少阿嬷部落今年的水蜜桃卖得不错啦。”
当募款如火如荼时，无党籍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质疑募款的“目的”和“流向”，指责《商业周刊》其实是在“消费”原住民的悲惨故事，“掏空社会的爱心”。
2007的夏天，咬一口甜蜜多汁的桃子，却品出以“经济自由、政治民主”自傲的当代台湾社会的酸涩和迷茫。
“你知道‘父母双亡’是什么吗?”
6岁的泰雅小女孩，有着聪慧好看的深轮廓、大眼睛，对着镜头，讲述她如何摇着姐姐的手追问“父母双亡”是什么意思——原来指的就是她们这样的小孩!
“早知道，还是不知道比较好。”低下眼帘，稚嫩的声音说出了苍凉的话。
2007年的夏天，在台湾，不管你是从电视上，还是网络上，看到这部只有40多分钟的纪录片《水蜜桃阿嬷》，相信，你不能不流泪!阿嬷和孙子
“水蜜桃阿嬷”江秋玲，泰雅族，1956年生人，生活在新竹县尖石乡的泰岗部落——海拔1350公尺的高山上。阿嬷成为纪录片的主角，不是因为从种植到售卖都充满风险、耗尽她心力的水蜜桃，而是因为两年来先后自杀的女婿、媳妇和儿子，以及他们留下的7个孩子。
“烧炭”(在密闭空间中燃烧木炭导致一氧化碳中毒，1999年以来“流行”于港台地区的自杀形式)、“喝巴拉松”(剧毒农药)——这些怵目惊心的词语，却时常出现在阿嬷和孩子们的对话里，那是媳妇和儿子离开的方式，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仍鲜活在日常生活中的记忆。
年迈的阿公阿嬷和两个女儿，在80度斜坡的农地上种植水蜜桃，艰辛抚养着6女1男7个孩子，从15岁到5岁。生活在继续，孩子要笑、要跑，要体验世界。他们唱歌、画画、过生日、读书、为母亲节演出……然而每一个欢乐的场景中，都可能隐藏着悲伤的陷落。
5岁的小豹，似乎一刻都不曾安静或畏怯。作为最小的、唯一的男孩，他顽皮、好动，知道自己受宠。阿嬷给他洗澡，他央着阿嬷叫妈妈，却又道：可是你太老了。
10岁的小洁，12岁的小蓝，两个要做“男生”的女生：我最讨厌哭了!我是男生哎!下一刻，在导演的追问下，小蓝露出躲藏的眼神和自嘲的笑容：哈哈，这么快被识破了……是的，因为爸爸不在了才想做男生的。保护她们啊!
这样的时刻，总看得人惊心动魄，为那些稚气、却似乎知道太多的眼睛。
而阿公阿嬷，还要背起抚育孙子的重任。阿嬷似乎无暇在悲伤中沉浸。即便面对日日堆得小山一样要洗的衣服；即便在一场台风后面对受“水伤”的幼苗叹气：要补苗，要钱，哪里有啊……
祖孙在地头玩起了游戏：以后阿嬷老了走不动了，谁来背我啊?于是，小豹就站在阿嬷身前，“背”起了她。
你不会忘记阿嬷的笑容。无数的操劳，对自杀离去的子女的思念与不解，对孩子们未来的忧心，缠绕着她。她也会说：我很烦呐!我累死了!我也会伤心呐!然而她总是绽开了那样质朴而爽朗的笑容……
阿嬷的勤劳、坚忍和孩子的天真、可爱，以及如此美好的人却不得不面对如此伤痛的人生——构成这部片子最让人动容的素质。
但是，如果你还记得阿嬷的喃喃自语：我的孩子们，他们为什么自杀……40万的卡债，不算很多啊……到底为什么……没人回答。逝者一再出现于孩子们翻看的相册中、阿嬷的手机屏幕上，以及她们看似早已平静的言语中——然而，只是“过去”留在今天的阴影，他们似乎不必再被迫问。
果真不必再问吗?
2005年，台湾有一部轰动的纪录片：反映后壁乡农民生活的《无米乐》。因为主角老农夫妇的勤苦、生趣与魅力，《无米乐》唤起了对农业时代和乡村田园的普遍怀恋。然而，被凸显和赞美的农人纯朴无奈的人生哲学“不要想太多”、“种稻如修行”，却冲淡和掩盖了台湾农业休耕问题的巨大伤痛——虽然导演宣称着自己的“阶级”意识，却无法改变这片子被当作一部怀旧与励志片广为接受的命运。
由此前例，看《水蜜桃阿嬷》，让人泪下的同时也不能不心存疑虑。“这是一部关于爱与原谅的故事”，导演和委托制作此片的《商业周刊》如是说——“原谅”暗示着自杀之为一种“罪”，纪录片将这“罪”作为背景，而映照、展现阿嬷和孩子的坚忍乐观，提炼着“人性的光明面”——这如同《无米乐》的结构，是否也回避了台湾社会中另一些难以直面的阴影?
公益还是诈欺
《水蜜桃阿嬷》自有它的使命：作为《商业周刊》所策划的2007年“一个台湾·两个世界”关怀报道的一部分，委托曾获2006年金马奖的纪录片导演杨力州拍摄，历时4个多月。2007年6月15日开始，在台湾各大电视台和网络上密集播出。
同一天，《商业周刊》刊出副总主笔成章瑜写的“封面故事”《水蜜桃阿嬷》，文后公布“点亮孩子的未来”募款计划。每人3000元台币，认购一套“儿童生命教材”，捐给台湾自杀率前五名县市的366所小学。每套教材包含儿童生命剧DVD、《水蜜桃阿嬷》纪实片DVD、《水蜜桃阿嬷》绘本。
密集播出的纪录片引起了热烈反响，人们在网络和电话中告白着感动，捐款涌向《商业周刊》公布的募款账号。
7月4日，募款金额已达633万新台币。
就在这一天，《中国时报》刊出了台湾无党籍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的质疑：《商业周刊》用原住民家庭的悲惨遭遇募款，但募款却一毛钱也没有回馈到原住民家庭；募款账号由“城邦文化艺术基金会”申请，而认捐的“生命教材”，分别由“格林文化图书”、《商业周刊》、“城邦文化艺术基金会”发行，这三者，全属“城邦出版集团”——《商业周刊》如此募款，岂非“自肥”?
一时间，社会哗然。
7月4日夜晚，《商业周刊》在水蜜桃阿嬷部落格上发布声明：捐款不针对阿嬷家庭，而是买儿童生命教材，“希望以大爱帮助更多成长中的孩子”。并澄清：“纪实片DVD及儿童剧DVD虽为《商业周刊》发行，实乃为掌控制作之质量以示负责，且并未做商业公开销售，所以更无图利自身之用意。”
几天内，商业周刊工作人员和高金素梅团队展开激烈交锋。《商业周刊》成章瑜说，给阿嬷孙子的教育基金专户另有“牧爱生命协会”负责筹募，高金却避而不谈，动机可疑。更有人直指高金是为了选举利益；甚至说阿嬷的家人(弟弟)出面作证，是因为“眼红”捐款。
高金反击：这个募款账号为什么没有“顺便”公布在“水蜜桃阿嬷”的部落格上?“因为如果大家知道捐到‘牧爱’的钱是给阿嬷的、捐到《商业周刊》的钱是用来买《商业周刊》出版品做倡导的，当然不会捐给《商业周 刊》!”
7月6日晚上，在台湾中广的电视节目上，主持人向《商业周刊》品牌公关经理林秋宝发出质疑：儿童生命教材成本总共只需要115万，为什么要募款1000万?林无法给出明确答复。
7月7日凌晨，《商业周刊》网站紧急公布“生命教育教材制作费用预算表”与“生命教育教材募款所得应用明细”。原来募款广告上，三项生命教材与所有的人事、行政费用加起来才550万，此次临时加上第四项用途“儿童剧团巡回演出10场”，总计450万。
7月10日，高金素梅再发难：从6月15日到7月6日23天如火如荼的宣传、募款，为何没有列出这450万的巡回演出花费?
之后，高金素梅公布调查数据，以前后对照的图表，指证《商业周刊》的种种疑点。特别指出：募款尚未结束，捐赠尚未进行，而“生命教材”中的有价商品《水蜜桃阿嬷》手绘本已经在各大书店和网络上狂卖，用公益的广告。而且，一个“巧合”：募款单位“城邦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兼执行长，格林文化出版公司的发行人，水蜜桃阿嬷手绘本的作者，都是“郝广才”。
高金素梅赢了?
比数据和质疑更有力的，或者说，再度让观众动容但却是愤怒情绪的，是“水蜜桃阿嬷续集”的7分钟短片。
高金素梅团队的工作人员上山采访。
片中，问及阿嬷是否知道导演给她签的“授权同意书”的内容，阿嬷说，她不识字，是女儿代签的。再问有没有留一份授权书给她?阿嬷说没有。“我有叫导演留一份给我，可是他忘了。”阿嬷低头挠脚丫，顺口补充。
原来，他们并不知道拍这个片子是拿去募款。一直告诉他们的，是拍了电视，就会帮助她家和整个部落的水蜜桃的销售。
“如果有一天发现被欺骗，发现他们拿我们悲伤的事情去募款，做别的，却没有帮我们，你会怎么想?”拍摄者问。
这个片子里，阿嬷没有了纪录片《水蜜桃阿嬷》里常常捕捉到的爽朗的笑容，她有些不解，有些不安，带着一种无意追问“发生了什么”的质朴的茫然。想—了。一秒不到，说：没有就算啦，我不会去追究。
影像再度发挥了它的力量，这个短片，从情感上瓦解了《商业周刊》的自我辩护。阿嬷的善良单纯，曾使得《商业周刊》成为爱心大使，也是阿嬷的善良单纯，映照了爱心的空洞。
“没有就算了。”阿嬷说。但高金素梅问，台湾社会可以“算了”、可以认可这种“伪善的公益事业”吗?
7月12日，台湾各大媒体纷纷报道：《商业周刊》道歉了!《商业周刊》总编辑王文静和发行人金惟纯出面，向社会大众及高金素梅道歉，声称：《商业周刊》虽立意良善，但在执行过程中“确有瑕疵”。为平息争议，《商业周刊》将捐200万(台币)，作为阿嬷七个孙子的教育基金。
王文静称“百口莫辩”，几度哽咽：“从来没有那么痛，被深深误会的痛。”
发行人金惟纯直接承认“三个瑕疵”：
一、水蜜桃阿嬷的自杀防治专题，是首度以《商业周刊》内部的城邦集团执行募款，虽立意良善，“但不够周全，容易引起误解”。
二、《商业周刊》报道个案，关注的却是个案当事人背后的社会现象，以致忽略当事人所需要的即时爱心协助，引发当事人心理期待及社会观感落差。
三、同事为了维护公司形象，在第一时间做出的不当言论，说阿嬷家人“眼红”、高金只是为了选举利益，金惟纯说：这样的错误，不可以被原谅。
高金素梅表示了对《商业周刊》勇于认错的肯定。阿嬷的孙子们有了一笔教育基金。看起来，一场“风波”要完美落幕。
7月12日晚上，在屏东县的高金素梅服务处，我见到刚从台北下来的“祖灵之邦”部落工作队的助理，询问他：《商业周刊》明似道歉，暗里对于他们的批评质疑，可说样样都未接受，不是吗?一切不过是“瑕疵”，“误会”。甚而，“忽略当事人心理期待”的言语，隐含着对水蜜桃阿嬷一家的轻忽傲慢。
他笑了：是的，这是“咬牙切齿的道歉”，没有承认，但它的信誉已经破产了。我想他是说，对于这样一个商业杂志，是无法期待它做出真正的、诚恳的反省的。
如此，信誉的损失，已是惩罚。但是，高金素梅和“祖灵之邦”又岂是“赢者”?
在这场被媒体报道为“高金抬《商业周刊》”、“谁在消费‘水蜜桃阿嬷’”的风波里，即便人们为之愤怒，对高金素梅本人，却仍难免因“政治人物”身份而轻易地将她与“选举作秀”联系起来，从而忽略、甚至漠视她所代表的，从原住民立场出发的对于台湾社会的结构性不平等，以及社会心理盲区的尖锐批判——不仅是涉嫌“诈欺”的《商业周刊》，也是一整个被感动被募款的白领阶级，和其后的社会运转。
一场蕴含着深刻的社会议题的事件，被简约为一个商业杂志与一个政治人物的“抬杠”，媒体在这—对抗看点消失之际，立刻偃旗息鼓。“水蜜桃阿嬷”对社会的冲击和反思能量，随着“道歉、捐款”，无形消散了。爱心支出3000块
风波初起时，“祖灵之邦”的网站上，便登出《一个台湾，两个世界——从原住民角度看<水蜜桃阿嬷>记录片》(7月1日)的文章，批评正在热播的记录片，及其背后所反映的“商业周刊逻辑”。
高金素梅在电视、报纸上针对“募款疑云”唇枪舌剑，“祖灵之邦”则深入社会心理：现实生活里难以置信的悲惨故事，搬上银幕，被熟练的拍摄者简约为“要快乐就不要想太多”的乐观哲学，感动激励了无数心灵匮乏的白领上班族。
“被阿嬷纪录片感动的观众，在刷卡捐3000元的刹那间，空虚的心灵得到瞬间的满足，明天，精神抖擞地上班去，有意无意地让同事知道‘我捐款给水蜜桃阿嬷了’，我!是个具有社会关怀的中产阶级。”
这个批判如此尖刻，莫说《商业周刊》，有几个人愿意承认、能够反思自己的捐款行为，是否果真包含着这样的因素?
但对大众心理的如此评估，并非刻薄的想象。在水蜜桃阿嬷网站上，数不清的留言表白着这样的感动：阿嬷，你的遭遇何等凄惨，而你又是何等坚强、乐观!比起你和孩子们，我们真的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如此，“捐款”达成了“我!是个有社会关怀的中产阶级”的自我肯定，很多人忘记，或根本无意追问捐款的流向，更遑论思考《商业周刊》募款的逻辑：自杀是靠“生命教育”来“预防”的吗?
肤浅的关怀，反而成了对他人悲惨故事的“消费”；公益募款，仿佛发行“赎罪券”，上面写着：爱心支出，3000块。
而这是由《商业周刊》和读者大众共同完成的。
“祖灵之邦”报讯上有两张对照的照片：一张是纪录片首映式，导演接受献花，灯火明媚，喜乐洋洋；另一张，“水蜜桃阿嬷”江秋玲在整理、包装刚采摘的水蜜桃，简陋的院子，忙于生计的人。这才是真正的“一台两世”(一个台湾，两个世界)。 “一台两世”是《商业周刊》近几年推出的专案，做过外籍新娘子女、隔代教育、儿童疾病早期治疗等专题，一方面赢得了“关怀弱势群体”的赞誉，一方面，其一贯简化问题的方式，也被有识者批评。以一个商业的、中产阶级的杂志的视角，将“一个台湾”分成“贫”和“富”这“两个世界”，关心一下那个贫的世界，已经是良心和社会和谐的证明。
《水蜜桃阿嬷》纪录片和募捐活动，更清楚地透露了：“弱势专案”不过是种名誉行销，是在商业逻辑下，心安理得甚而带了某种道德自许地宣布：我们不仅服务富裕阶层，我们也关心弱势群体。
但对于这么一个“中产阶级”社会心理已然成熟的社会，如上逻辑怕已经被相当广泛、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人们被纪录片感动，捐出善款，认可《商业周刊》的“良善”，同时，也认可了自身是一个有余裕，也有心关怀贫者的人。
“祖灵之邦”却要打破这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在那看似刻薄的言语下面，其实隐含着对台湾社会无知与麻木的痛感。也许在捐款的人中，有种种精神困扰，而集体性地借“阿嬷”的故事得到拯救。但是，真的被拯救了吗?
有梦最美，烧炭相随
在纪录片和《商业周刊》的“封面故事”讲述中，都刻意回避了阿嬷的女婿、媳妇和儿子先后自杀的原因。自杀问题在台湾日趋严重，阿嬷媳妇“烧炭自杀”，是近年来“流行”，被认为是简便而不会殃及他者的自杀方式。诸如“一家三口烧炭自杀”的新闻频频出现在媒体电视，陈水扁“有梦最美，希望相随”的竞选口号，便被抗议民众改成了“烧炭相随”。
无可置疑，自杀问题与台湾的经济、政治问题有密切的关系，但在大众媒体呈现的讨论里，“自杀”总是无可避免地成为党派辩论和竞选的工具。诸如“解严20年，台湾民主了?人民穷死了……三口之家，集体自杀，没钱医病，没钱下葬——蓝绿谁之过?”之类的辩论节目，最后总是夹缠在“蓝”与“绿”的相互攻击中，成为政治选战的口水。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自杀”问题既不能从社会学角度得到深入追究，“自杀”问题尤其严重的原住民社区，更无法从生存资源、社会结构的角度上得到认识。
在《商业周刊》的报道中，将自杀者归于“边缘人格”、精神偏执等个体性因素，并以孩子们的故事，自然而然过渡到“生命教育”之必要，也即“商业周刊”募款以购买生命教材的必要。在纪录片里，村口的大树上用白粉刷着3个大字：“不乱死”，触目惊心，然而片子并没有给这个“乱死”的村庄再多一个镜头。
台湾原住民在不断“正名”的历史过程中，如今有了十三族，虽然不同族群有各自的语言和传统，在这个商品社会中，他们又有着共同的文化和经济困境。
“祖灵之邦”部落工作队以其5年来走遍台湾30个山地乡的800多个原住民部落的经验，疾呼“水蜜桃阿嬷”的遭遇、自杀的儿女、隔代抚育和教养的孙辈、在农业政策限制和菜农剥削下难以为继的农业生产——并非个案，而是原住民部落的“整体结构性问题”。
2007年夏天，我走进了台湾泰雅族、排湾族的部落，一路，我尝到了美味的传统食物，看到了美丽的手工编织、竹木雕刻、载歌载舞的丰收节……然而，每一个欢乐的场景后都可能藏着生存的苦恼和无奈。
从部落到都市谋生的原住民，绝大多数从事条件最差、最粗重的体力工作，而近年来台湾开放跨国劳工以获取更廉价劳动力，使得他们连这样一个生存空间也被挤压掉，很多青年不得不回到部落，加重了原本因文化失据和生存困境而滋生的酗酒、自杀问题。阿嬷的儿子、女婿都是从都市“败退”回部落的，儿子也曾感叹：还是回来比较好。然而，为车子、房子背负的欠款，却让他们再次逃离，永不再回。
高利贷、卡债，在经济低迷的台湾，也是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是自杀的一个重要诱因。在原住民世界，甚而很多人为并不大的欠债数额自杀。屏东服务处的小儒告诉我，原住民对法律因不懂而畏惧，一张法院传票，可能就要了他的命。
Yihui，一个嫁给泰雅人的阿美族女孩，来自新竹县尖石乡另一个泰雅部落、以集体经营观光和山产而闻名的“社会主义天堂”——司马库斯，则说：法律是保护懂的人的，谁来告诉我们原住民?
内部的殖民
2000年，陈水扁与台湾原住民签订《新伙伴关系》，2004年，民进党通过“族群多元国家一体”政策白皮书。原住民、客家人、福佬人和外省人，被共同列为台湾“四大族群”。
借用“族群多元”的概念，原住民成了台湾“四大族群”之一，掩盖了它和其他汉族群体事实存在的不平等地位，在社会地位、就业、教育、医疗种种生存资源上，那是一种现实的阶级差别，而非“文化差异”。“多元文化”概念中的原住民，仅只体现在歌舞祭典等已经与实际生存脱离的“风俗”之中。
原住民的实际生存状态，整体上处于台湾社会的底层，并且依旧背负从“落后”向“文明”无限靠近的命运。与此同时，少数精英分子为进人主流社会而努力，从上面丢下来的若干位置和利益，分化着原住民族群的凝聚力量，持续造成其内部的矛盾和裂隙。这一切，表明除了获得“原住民”这个称号，被殖民的状况没有改变。
在“台湾光复”半个多世纪之后，在这个自称“后殖民”的社会里，不能不正视：原住民，是台湾内部的殖民地。最严重的流失问题，是文化。最根本的现实问题，是土地。
将原住民称作“山地同胞”的国民党政府，没有归还被日本殖民者以“无主地即国有地”的“文明”手段掠夺的土地，与原住民签署“新伙伴关系”的民进党政府也没有，反而在“多元文化主义”的花环下，将原住民变成点缀民主社会的装饰、建构“台湾主体性”的符号。
在普通的汉人社会中，对原住民的认识，—方面明白这是“政治正确”，要尊重之、同情之，但了解限于媒体所提供的“歌舞文化”和“祭典文化”。另一方面，在媒体关于原住民“酗酒、自杀”的报道里，树立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理：他们落后，源于他们懒惰，爱滋事，是社会不稳定因素。类于集体无意识的心理，使得“水蜜桃阿嬷”事件这一正视原住民结构性困境的契机，难以产生持续性的作用。
8月底，卖完了水蜜桃的阿嬷，由牧爱生命协会录制了一分钟的短片放在网络上：感谢社会大众的协助。阿嬷的笑容依然明朗，没有沧桑。
10月，在只保留了少量留言跟帖的《商业周刊》“水蜜桃阿嬷”网站上，“儿童生命剧巡回公演”的海报贴出了——这曾被质疑“刻意隐瞒”才公布的募款内容，也是最后的内容，对《商业周刊》来说，必然要庄重地落实、完成。
“儿童生命剧”《神啊!再给我多一点时间!》，将继续忠实地传达，因脱离了社会结构反思而变得虚无缥缈、却依然为这个社会所需的“爱与生命”的教育。
有大陆同胞留言：可惜大陆看不到!我要为阿嬷加油!
这样一个收尾，似乎是一个似曾相识的开头。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而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健忘。
“台湾就是这么一个健忘的社会，也不知道为什么呢!”Yihui感叹着，自我解嘲般地说：“还好，有了知名度，至少阿嬷部落今年的水蜜桃卖得不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