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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沈世良处在道成之际的广州，其诗蕴含着深沉雄厚的历史含量和苍凉沉郁的个人情感，最大可能地扩张诗歌所能表现的情感深度，具有诗歌革新意义。沈世良对“岭南诗派”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关键词：沈世良；审美特质；“缜密以栗”；岭南诗派；《小祗陀庵诗钞》
沈世良（1823—1860），字伯眉，先世浙江山阴人，居粤久，占籍广东番禺。尝从张维屏问学，一度用心于八股制艺，因兵火连天，乡试不第，以贡生终老。咸丰八年（1858）被举为学海堂学长。咸丰九年（1859）入赀为教官，选授韶州府学训导，未赴任即辞世，卒年38岁。沈世良生前有诗四卷，去世后遗稿经友人郑献甫选定后刊成《小祗陀庵诗钞》，存诗349首。另著有《楞华室词钞》二卷，辑有《倪高士年谱》、《粤东词钞》（与许玉彬合辑）。沈世良一生虽然只活了短短的38年，但博得岭南诗坛的极高赞誉。尽管诸家论及逝者，总是毫不吝惜溢美之词，但他们多为享誉岭南的学者，赞语背后往往独具慧眼。由此可见，沈世良是晚清岭南诗坛的佼佼者，有必要对其人其诗作深入分析。
一、“今古横胸供洒涕，干戈何地置浮生”
《小祗陀庵诗钞》所收诗作的创作时间大概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至咸丰九年（1859）间，记录了沈世良25岁至37岁的心路历程。而这12年，对于晚清中国是极为重要的一页，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接踵而至，正是清朝迅速走向衰亡的开始。19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的两广地区，天地会先后发动多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被统治者称为“群盗如毛”的“盗匪之都”。沈世良“病起捐纳校官，久不得选，家计日蹙，出而谋食”，“客游潮州、嘉应州、肇庆、东莞，登览名胜，皆有诗”，所到之处皆起义频发地区。客游归来后，沈世良过着平淡而清寒的日子。咸丰四年（1854）夏，广东各路起义军数十万，聚合船只数千，开始联合围攻广州城。咸丰四年（1854）二三月间沈世良携家避兵广州城外西郊。咸丰五年（1855）初，围攻广州的起义军逐渐解围，分头向西、向北转移。咸丰六年（1856）九月，英舰炮轰虎门，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接着，英军炮轰广州城，并一度攻入内城，沈世良移家至城外的西关。英军来势汹汹，咸丰七年（1857）沈家被迫再次挈家避地其师黎方流的老家顺德昌教乡。这种经历，使得沈世良成为晚清广东历史大事变的目击者和社会变迁的见证人。
沈世良身处国势衰微的晚清广东，备尝艰难潦倒之苦，再加上身世穷愁、体弱多病，使得心情极度抑塞、苦闷：“瘦怜山骨共嶙峋，斫地狂歌索酒频。花月未从愁里减，形骸差觉醉时亲”；“饱饭自怜空岁月，江湖挥涕问疮痍”；“无穷家国伤心泪，洒向梅花感二毛”。黯淡的前途决定了沈世良诗作哀伤低沉的基调，诗中弥漫着一种衰飒阴郁的气息。严峻的现实和艰难的处境促使沈世良不断反思历史，这时期沈世良作有多首咏史诗，如《读（南史）拟古乐府十首》、《读史三叠前韵》、《咏史》二首、《读史杂咏》四首，分别反映的是南朝、三国、秦末、东晋、中唐的史实，皆是国势江河日下，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衰世。如《读史杂咏》之一，借汉代的历史兴亡，感慨时势不可阻挡，表现了一个布衣穷居之士在战争面前的无能为力。
那么，在这种充满动荡、灾难、混乱的社会和时代，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呢？诗人不禁诘问：“今古横胸供洒涕，干戈何地置浮生？”这是沈世良心中最为迫切的问题。饱受病痛折磨与命运多舛让沈世良感到人生的无常、苦闷、灰心、失落，引致放旷无为的心态。他在《戏赠青皋》中说：
君本神仙许玉斧，我亦轻狂沈昭略。蟠桃未熟三千秋，汗漫且作人间游。债台便足供作达，娱老岂复营糟邱？寒山拾得两穷士，来牛去马千王侯。今日断肠草，昨日芙蓉花。东陵去种青门瓜，画楼曲柄弹筝琶。空堂过眼栖饥鸦，掉头万世俱抟沙。区区穷达勿芥蒂，变灭任化风中霞。
这实际上是悲愤却故作旷达之辞，比直抒悲愤更感强烈。沈世良还借禅关求得解脱，陈澧称其“病中烦冤怫郁，则逃于禅以自宽”，故诗中常营造一种超凡境界来抚慰心灵，这在他的纪游诗中最为典型，如《过能仁寺访慧上人不过》：
梵放出深林，卓午客初至。意行忘远近，踏叶雨声脆，主僧出未还，佛火半龛闭。坐久闻鸟喧，檐空落山翠。万花开祖庭，一鹤梦初地。城中苦秋热，暑触不可避。抽筇倘归来，跏趺听松吹。
沈世良最喜游览清幽空寂的寺庙古迹，也是苦闷之中追求精神解脱的一种表现；诗中生动地描绘出清幽静谧的情趣，仿佛使人看到了诗人超尘脱俗、清高淡泊的隐士形象。穷途毕现的黑暗政治让沈世良绝望，大大增强了其独立性与疏离感：“诗书炯前鉴，出处征道力。世无九方歅，良马老冀北。愿安苏门啸，不假侍中帻。脱身党锢中，山人独衣白。”甘心穷卧，坚守操守，是沈世良不断与历史对话所获得的一种对悲剧人生的体悟。
处在国运极度衰落之时，想置身度外是不可能的，这种处境极大激发了沈世良——一个深受传统儒学影响的下层文人的家国情怀。所以，面对干戈遍地、满目疮痍的现实，沈世良虽难免有时对政治采取逃避的态度，但更多的是触处忧虞，奋笔疾书，指陈剀切，内心蕴积着强烈的愤慨。太平天国爆发以来，沈世良密切关注战争形势，以满腔悲愤连做《癸丑感事十首》，诗中全面回顾和分析了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以来的国家形势，认为清军节节败退的关键原因是将懦兵怯，反应迟钝，调度混乱，并以贾谊自喻，寓有怀才不遇的悲愤，感慨万千。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沈世良避乱居顺德昌教乡，以著述遣闷，但对广州城的安危念念不忘。《感事》云：
鳄雾蛟涎十载余，连鸡势合骤难除。狂花尚雨修罗仗，贝叶空酬赞普书。白马清流忧正大（大吏多驻围城中）。黄龙尊酒誓终虚。千秋报国聊城矢，肯学王尼载露车？
沈世良一方面对英法联军既仇恨又蔑视，另一方面对国难当头，自己却埋头书斋深感惭愧，希望像鲁仲连一样，一箭书信解聊城之围，而不愿狼狈地四处流浪。这些诗作蕴含着诗人虽为一介布衣，但未敢忘怀国政之忧的担当精神。 沈世良或颓废消沉，或超脱尘累，或慷慨悲歌的生命形态，造成其诗歌中哀伤缠绵、旷达超脱与沉痛激越三种风貌并行。对此沈世良有所体认，其称：“忽然旷达忽缠绵，语到伤心忍问天。”谭莹亦曾指出：“香界耽禅悦，骚坛痛鬼雄。”表面上三者存在着很大差异，但深刻表现了沈世良人生的复杂性，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而沈世良诗歌的审美特质，就是三者的互渗、互溶、互补，如《清明后一日北郭外作》：
绿断冈分樵径开，刺桐红过尉陀台。依然战地耕春犊，莫信江山出霸才。新火行厨烧笋去，乱泉通骑拗花回。云凉坏碣深霾久，空袖毡椎访古来。
这首诗描写诗人目睹国家残破而无法施展抱负，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访残碑坏碣，发思古之幽情的过程。诗作运以冷静凝重之笔，却包含着巨大的苦痛。其中荒冷奇峭，独立苍茫的意境，便是这位道咸衰世布衣诗人的精神投影。诗人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历史兴衰紧密结合在一起，自觉追求一种文化意识与哲学意识，使诗作蕴含了深沉雄厚的历史含量和苍凉沉郁的个人情感，因而具有时代背景、社会身份的特定深刻意义。另一方面，“踪迹几处，不出里中”的诗人还没察觉到历史大变局的到来，仍在中国传统思想里打圈子，诗作抒发的多是身世家国之变，新意无多，可见当时文学风气尚未大开，故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
二、“诗缜密以栗”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称沈世良：“诗缜密以栗。”意在说明沈世良诗歌精细严谨，周密坚实的艺术特色，可谓切中肯綮。“缜密以栗”是沈世良诗歌关联方式、体制、意象和辞采的共同特征，下面将做逐一分析。
沈世良诗中的联章组诗共239首，占诗歌总数近七成，使诗歌表达得淋漓尽致、深邃丰富，更富有艺术的感染力。道咸年间乃多事之秋，沈世良使用联章组诗记录时代风云，如《癸丑感事十首》，十首蝉联，结构严谨，波澜壮阔，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一幅幅社会凋弊、人民辛酸的历史画卷。沈世良诗众体皆备，尤长于七绝、七律。沈世良的七绝，以简驭繁，取小显大，前后呼应，包蕴更加丰富；七律则结构多变，手法多样，表情达意的空间更广阔。沈世良诗歌的独到之处更在于，整首诗或者通过面面俱到、重叠层积的描绘，表现一种事物或情绪；或者不断渲染具有相同、相近性质、主题的材料，前后吻合，遥相呼应，突出一种艺术氛围，体现出一种一唱三叹、异常深沉的艺术魅力。前者如《题画》四首：
采药青溪策短筇，藤萝暝色赴诸峰。山深忘却来时路，白鹿前头一笑逢。
霜后园林绿渐稀，淮南招隐素心违。桂花一斗堆黄雪，寒透西风旧葛衣。
渔椿尺五系轻艖，水暖蒲茸拨桨牙。不信东风闲不得，桃花吹了又杨花。
草市萧条戴日收，鵁鶄鸂鶒戏晴洲。衔鱼镇日船头立，只有鸬鹚不自由。
诗作由画面内容展开，移步换景，历历如画，整体意象统一协调，并将感情抒发同景物描绘融为一体。后者如《秋感》之四：
散发吟商意惘然，不妨安石柘枝颠。梦抛杨柳仍千尺，人老芙蓉又十年。棋屋灯昏虫絮夜，玉河霜紧雁横天。陂塘八月菱花雨，赊与鵁鶄取次眠。
这首诗围绕主题反复抒发，环环相扣，达到缜密典丽、意蕴浑成的艺术效果；其意象间留出必要的空白，给人以无限遐想，深得虚实相间之妙。值得注意的是，在起承之后，已到“转”笔之时，诗歌很少转到主题和情调的对立方向去，而是沿着原来基调不断铺陈、渲染，反复回旋，使得主题表达得集中显豁。以《题画》四首和《秋感》之四为例，作关捩时或者经过画面内容的触发，进而抒发诗人的所思所感，把诗歌的意境更推深一层；或者前面铺垫蓄势已足，接着作深一层描写，这也是情感的进一步抒发。
沈世良精于意象的调遣和安置，意象绵密，咫尺千里，增添了意味深长的情感内涵。除了写法上，意象本身也体现了密栗的特点。诗人笔下的意象往往具体真切，典雅蕴藉，如《癸丑感事十首》之四、六：
巴陵望极传车驰，拔剑难教治乱丝。卷甲夏侯追敌日，射樽王霸闭营时。都无下意湘东奕，倍觉伤心岘首碑。坐拥上游空岁月。黄金掷牝总虚縻。
刍粟东南困挽飞，嗷鸿西北惧輖饥。敖仓顿塞蜚狐口，镶道难通钜鹿围。蒜岭旌旗愁外接，瓜州灯火望中稀。临江强弩思虞诩，衔尾千艘达近畿。
诗中极写国家形势危急，自己忧心如焚的情状。诗人选择熔铸着深厚时代情绪的个性化意象，反复渲染，使得密集的意象群扑面而来，造成厚重的体量感。诗歌用字遣词极为精当，无一虚设，特别是大量使用历史典故借代比喻，把若干意象压缩在一句诗中，使诗的意境扩大，也加深了诗的表现深度，在时空的交错组合中有一种肃穆、凝重之气。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沈世良“诗缜密以栗”的特征与其“重复一渲染”的运思方式是紧密相关的。在他的诗中，从宏观的诗歌关联方式、中观的诗歌体制，到微观的诗歌意象和辞采，重复无处不在。沈世良集国难家患于一身，其诗的主题旋律就是倾吐长期郁积于心头的苦闷，不断的重复渲染最能表达诗人的自我诉求。沈世良围绕一以贯之的主题，最大限度地增强诗歌篇章、诗句、意象的密度和力度，对近体诗自身的格律限制造成冲击，最大可能地扩张诗歌所能表现的情感深度。从这个角度来说，沈世良诗歌具有革新的意义。另一方面，尽管沈世良诗歌不乏佳构，但不少诗作存在着意象过密、意境重复、主题单调的弊病，让人有局促滞著之感。当然，这反映了沈世良生活范围狭窄而导致精神局限于狭小封闭世界的状况。咸丰十年（1860）正月初一，沈世良走完了他痛苦而短暂的一生，《小祗陀庵诗钞》也成了诗人耗尽心血而凝成的生命符号。
三、“衍派于曲江，导源于太白”
谭莹的《小祗陀庵诗钞序》是评价沈世良诗歌风格最为全面的一篇文章。谭序称沈世良诗歌：
间沿宋格，实具唐音。殆衍派于曲江，仍导源于太白。振奇俪乎石鼎（二樵），撷艳等于梅村。霜辛露酸，风恬月淡。元裕之得幽并之闲气，并冕中州；高季迪还初盛之旧观，针砭北地。例以国初诸老，殆宋荔裳、查初白之继声；律以岭外词人，亦孙西庵、黎瑶石之嗣响，洵可传矣。 谭莹指出沈世良诗歌间或学宋，实为唐音，源自张九龄、李白一派；既有黎简的错综骈俪，又有吴梅村的绮丽缠绵；或感时念亲，或抒发闲情，有元好问的苍莽雄阔，而隽逸清丽堪比高启，有初盛唐之风；又称沈世良为诗师法清初的宋琬、查慎行，还有岭南的孙黄、黎民表，并认为其诗可以传世。其中，谭莹提到的沈世良所属之诗派，便是已绵延六百年的“岭南诗派”。
“岭南诗派”肇自唐宋，成熟于明清，至近代而更新发展，表现出独特的艺术品格，代表人物有张九龄、南园五子、邝露、屈大均、黎遂球、黎简、康有为等。“岭南诗派”的概念由明代诗学家胡应麟所提出，其内涵为历代诗评家所论及，影响最广者当属汪辟疆的《近代诗人述评》，文中称：“此派诗家，大抵怵于世变，思以经世之学易天下，及余事为诗，亦多咏叹今古，指陈得失。或直溯杜公，得其沉郁之境；或旁参白傅，效其讽喻之体。故比辞属事，非学养者不至，言情托物，亦诗人之本怀。其体以雄浑为归，其用以开济为鹄，此其从同者。”比照此标准，不难看出沈世良诗歌与其有多方面的相似性，他可算是当之无愧的“岭南诗派”中人。特别是沈世良的诗风与“岭南诗派”雄直的审美特质相一致。诸多论家认为沈诗气势雄健，如蕴磷称沈世良诗“粗豪轻北地”，郑献甫称沈世良：“其诗远仿孙南园而稍敛之，近仿陈元孝而稍纵之。”孙黄、陈恭尹为诗标举唐音，皆以气势见长，郑献甫认为沈诗气势较孙黄稍敛，较陈恭尹稍纵。然而通过考察就会发现，风格“雄健”其实是沈世良特定时期生存形态的反映。谭莹认为早期的沈世良诗颇类李商隐，诗风凄清，意韵深微，“生平实类邹阳，精采颇同宋玉”，沈世良骨子里是一种缠绵凄恻的气质；而“迨咸丰甲寅冬，叠鼓厌闻，高轩忽过，似刘琨之伤乱”，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沈世良的诗歌为之一变，诗风日趋沉挚苍凉，悲慨深沉。道咸年间诚谓“危急存亡之秋也”，沈世良身处社会冲突最前沿，耳濡目染，很容易将悲壮慷慨的时代氛围带人诗中，但这并非他的本色。实际上，沈世良诗歌自始自终体现的是“岭南诗派”的“直”。沈世良作诗皆是以气运笔，将一种无可遏止的真气贯注其中，反复抒写，将内心的忧思写得情真意切、溢于言表，其个性风采表露无遗。
沈世良诗中多典故，多禅语，讲究对偶句的锤炼，包蕴致密，章法谨严，声调拗折，并自陈：“异代论师事，苏黄昔梦之。”诗有《和东坡（白水佛迹岩）五古原韵》、《秋日杂咏效山谷体》、《用东坡（岐亭）韵作寄三弟》、《秋夜读山谷（次苏子瞻和李太白浔阳紫极宫感秋诗韵，追怀太白、子瞻之作），慨然续和追怀山谷》、《用山谷和刘景文韵赠柳岳云》，可见沈世良对苏轼、黄庭坚推崇备至。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特点正和“岭南诗派”标举唐音的诗风倾向相异。如《秋夜读山谷（次苏子瞻和李太白浔阳紫极宫感秋诗韵，追怀太白、子瞻之作），慨然续和追怀山谷》，颇堪玩味：
我爱涪翁诗，胸次贮全竹。仙人饷朝餐，松花拾盈掬。稍胜老拾遗，忍饥剧黄独。前身金粟影，世味空桑宿。谪居意洒然，安用詹尹卜？秋风落叶里，疑有古魂复。旧梦如残棋，明灭一灯覆。散帙怅怀人，茶声鼎中熟。
首先，该诗对黄庭坚诗歌成就作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其陶冶万物，但更重要的是，沈世良对黄庭坚“谪居意洒然”的情怀十分倾倒。可以说，沈世良诗学苏黄多着眼于他们远韵清操、高情逸趣，体现的是一种人格追求。沈世良不专宗苏黄，还取法汉魏乐府、盛中晚唐诸家，故诗歌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如张维屏称：“伯眉诗比秋月，丽侔春葩。缠绵之绪，具体玉溪；俊迈之情，追踪玉局。盖性灵、书卷熔为一炉。”所以，沈世良为诗并不强分唐宋轩轾，而是从自己的意识气质和审美趣味出发，注重主体性情在创作中的关键作用。从这个角度说，沈世良强调性情，强调气韵，与宋诗重视刻画事理、气力收敛的诗法是不同的，更趋近唐人风调，故时人称沈世良“间沿宋格，实具唐音”、“诗人如李长吉”、“鬓丝禅榻畔，凄绝杜樊川”。沈世良为诗以抒发个人性情为主导，兼采唐宋，对于各种诗歌风格持包容的态度，为略显单调的“岭南诗派”增添了新的内涵。
乾嘉以来，“岭南诗派”先贤就已表现出唐宋兼采的倾向，如黎简、冯敏昌、张维屏、宋湘、李黼平、朱次琦等，在诗歌创作方面取得卓越的成就，这很大程度上缘于与中原诗坛的密切沟通。尽管之后诗坛宗宋诗风甚盛，而“岭南诗派”诗人不囿于门户之见，出入唐宋，于传统的基础上不断突破和创新，由此带来“岭南诗派”诗风的转变，使之沿着唐宋兼采的路子前行，至维新变法时期“岭南诗派”名家辈出，如黄遵宪、康有为、丘逢甲、梁启超等，享誉国内。前后两批“岭南诗派”诗人的大放异彩，多少遮蔽了道咸之际岭南诗人的不俗表现，而沈世良便是其中的典型。沈世良代表了道咸时期岭南诗人的一流水平，他把对动荡时局和个体生命的感伤交融在一起时，感情沉痛，笔力跌宕，其作品往往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准，对认识晚清广州文人的生存空间、心态特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是，他身处于社会文化新旧交替的初始阶段，不仅对“岭南诗派”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还对整个中国近代文学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责任编辑 王宏林】
关键词：沈世良；审美特质；“缜密以栗”；岭南诗派；《小祗陀庵诗钞》
沈世良（1823—1860），字伯眉，先世浙江山阴人，居粤久，占籍广东番禺。尝从张维屏问学，一度用心于八股制艺，因兵火连天，乡试不第，以贡生终老。咸丰八年（1858）被举为学海堂学长。咸丰九年（1859）入赀为教官，选授韶州府学训导，未赴任即辞世，卒年38岁。沈世良生前有诗四卷，去世后遗稿经友人郑献甫选定后刊成《小祗陀庵诗钞》，存诗349首。另著有《楞华室词钞》二卷，辑有《倪高士年谱》、《粤东词钞》（与许玉彬合辑）。沈世良一生虽然只活了短短的38年，但博得岭南诗坛的极高赞誉。尽管诸家论及逝者，总是毫不吝惜溢美之词，但他们多为享誉岭南的学者，赞语背后往往独具慧眼。由此可见，沈世良是晚清岭南诗坛的佼佼者，有必要对其人其诗作深入分析。
一、“今古横胸供洒涕，干戈何地置浮生”
《小祗陀庵诗钞》所收诗作的创作时间大概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至咸丰九年（1859）间，记录了沈世良25岁至37岁的心路历程。而这12年，对于晚清中国是极为重要的一页，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接踵而至，正是清朝迅速走向衰亡的开始。19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的两广地区，天地会先后发动多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被统治者称为“群盗如毛”的“盗匪之都”。沈世良“病起捐纳校官，久不得选，家计日蹙，出而谋食”，“客游潮州、嘉应州、肇庆、东莞，登览名胜，皆有诗”，所到之处皆起义频发地区。客游归来后，沈世良过着平淡而清寒的日子。咸丰四年（1854）夏，广东各路起义军数十万，聚合船只数千，开始联合围攻广州城。咸丰四年（1854）二三月间沈世良携家避兵广州城外西郊。咸丰五年（1855）初，围攻广州的起义军逐渐解围，分头向西、向北转移。咸丰六年（1856）九月，英舰炮轰虎门，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接着，英军炮轰广州城，并一度攻入内城，沈世良移家至城外的西关。英军来势汹汹，咸丰七年（1857）沈家被迫再次挈家避地其师黎方流的老家顺德昌教乡。这种经历，使得沈世良成为晚清广东历史大事变的目击者和社会变迁的见证人。
沈世良身处国势衰微的晚清广东，备尝艰难潦倒之苦，再加上身世穷愁、体弱多病，使得心情极度抑塞、苦闷：“瘦怜山骨共嶙峋，斫地狂歌索酒频。花月未从愁里减，形骸差觉醉时亲”；“饱饭自怜空岁月，江湖挥涕问疮痍”；“无穷家国伤心泪，洒向梅花感二毛”。黯淡的前途决定了沈世良诗作哀伤低沉的基调，诗中弥漫着一种衰飒阴郁的气息。严峻的现实和艰难的处境促使沈世良不断反思历史，这时期沈世良作有多首咏史诗，如《读（南史）拟古乐府十首》、《读史三叠前韵》、《咏史》二首、《读史杂咏》四首，分别反映的是南朝、三国、秦末、东晋、中唐的史实，皆是国势江河日下，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衰世。如《读史杂咏》之一，借汉代的历史兴亡，感慨时势不可阻挡，表现了一个布衣穷居之士在战争面前的无能为力。
那么，在这种充满动荡、灾难、混乱的社会和时代，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呢？诗人不禁诘问：“今古横胸供洒涕，干戈何地置浮生？”这是沈世良心中最为迫切的问题。饱受病痛折磨与命运多舛让沈世良感到人生的无常、苦闷、灰心、失落，引致放旷无为的心态。他在《戏赠青皋》中说：
君本神仙许玉斧，我亦轻狂沈昭略。蟠桃未熟三千秋，汗漫且作人间游。债台便足供作达，娱老岂复营糟邱？寒山拾得两穷士，来牛去马千王侯。今日断肠草，昨日芙蓉花。东陵去种青门瓜，画楼曲柄弹筝琶。空堂过眼栖饥鸦，掉头万世俱抟沙。区区穷达勿芥蒂，变灭任化风中霞。
这实际上是悲愤却故作旷达之辞，比直抒悲愤更感强烈。沈世良还借禅关求得解脱，陈澧称其“病中烦冤怫郁，则逃于禅以自宽”，故诗中常营造一种超凡境界来抚慰心灵，这在他的纪游诗中最为典型，如《过能仁寺访慧上人不过》：
梵放出深林，卓午客初至。意行忘远近，踏叶雨声脆，主僧出未还，佛火半龛闭。坐久闻鸟喧，檐空落山翠。万花开祖庭，一鹤梦初地。城中苦秋热，暑触不可避。抽筇倘归来，跏趺听松吹。
沈世良最喜游览清幽空寂的寺庙古迹，也是苦闷之中追求精神解脱的一种表现；诗中生动地描绘出清幽静谧的情趣，仿佛使人看到了诗人超尘脱俗、清高淡泊的隐士形象。穷途毕现的黑暗政治让沈世良绝望，大大增强了其独立性与疏离感：“诗书炯前鉴，出处征道力。世无九方歅，良马老冀北。愿安苏门啸，不假侍中帻。脱身党锢中，山人独衣白。”甘心穷卧，坚守操守，是沈世良不断与历史对话所获得的一种对悲剧人生的体悟。
处在国运极度衰落之时，想置身度外是不可能的，这种处境极大激发了沈世良——一个深受传统儒学影响的下层文人的家国情怀。所以，面对干戈遍地、满目疮痍的现实，沈世良虽难免有时对政治采取逃避的态度，但更多的是触处忧虞，奋笔疾书，指陈剀切，内心蕴积着强烈的愤慨。太平天国爆发以来，沈世良密切关注战争形势，以满腔悲愤连做《癸丑感事十首》，诗中全面回顾和分析了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以来的国家形势，认为清军节节败退的关键原因是将懦兵怯，反应迟钝，调度混乱，并以贾谊自喻，寓有怀才不遇的悲愤，感慨万千。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沈世良避乱居顺德昌教乡，以著述遣闷，但对广州城的安危念念不忘。《感事》云：
鳄雾蛟涎十载余，连鸡势合骤难除。狂花尚雨修罗仗，贝叶空酬赞普书。白马清流忧正大（大吏多驻围城中）。黄龙尊酒誓终虚。千秋报国聊城矢，肯学王尼载露车？
沈世良一方面对英法联军既仇恨又蔑视，另一方面对国难当头，自己却埋头书斋深感惭愧，希望像鲁仲连一样，一箭书信解聊城之围，而不愿狼狈地四处流浪。这些诗作蕴含着诗人虽为一介布衣，但未敢忘怀国政之忧的担当精神。 沈世良或颓废消沉，或超脱尘累，或慷慨悲歌的生命形态，造成其诗歌中哀伤缠绵、旷达超脱与沉痛激越三种风貌并行。对此沈世良有所体认，其称：“忽然旷达忽缠绵，语到伤心忍问天。”谭莹亦曾指出：“香界耽禅悦，骚坛痛鬼雄。”表面上三者存在着很大差异，但深刻表现了沈世良人生的复杂性，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而沈世良诗歌的审美特质，就是三者的互渗、互溶、互补，如《清明后一日北郭外作》：
绿断冈分樵径开，刺桐红过尉陀台。依然战地耕春犊，莫信江山出霸才。新火行厨烧笋去，乱泉通骑拗花回。云凉坏碣深霾久，空袖毡椎访古来。
这首诗描写诗人目睹国家残破而无法施展抱负，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访残碑坏碣，发思古之幽情的过程。诗作运以冷静凝重之笔，却包含着巨大的苦痛。其中荒冷奇峭，独立苍茫的意境，便是这位道咸衰世布衣诗人的精神投影。诗人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历史兴衰紧密结合在一起，自觉追求一种文化意识与哲学意识，使诗作蕴含了深沉雄厚的历史含量和苍凉沉郁的个人情感，因而具有时代背景、社会身份的特定深刻意义。另一方面，“踪迹几处，不出里中”的诗人还没察觉到历史大变局的到来，仍在中国传统思想里打圈子，诗作抒发的多是身世家国之变，新意无多，可见当时文学风气尚未大开，故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
二、“诗缜密以栗”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称沈世良：“诗缜密以栗。”意在说明沈世良诗歌精细严谨，周密坚实的艺术特色，可谓切中肯綮。“缜密以栗”是沈世良诗歌关联方式、体制、意象和辞采的共同特征，下面将做逐一分析。
沈世良诗中的联章组诗共239首，占诗歌总数近七成，使诗歌表达得淋漓尽致、深邃丰富，更富有艺术的感染力。道咸年间乃多事之秋，沈世良使用联章组诗记录时代风云，如《癸丑感事十首》，十首蝉联，结构严谨，波澜壮阔，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一幅幅社会凋弊、人民辛酸的历史画卷。沈世良诗众体皆备，尤长于七绝、七律。沈世良的七绝，以简驭繁，取小显大，前后呼应，包蕴更加丰富；七律则结构多变，手法多样，表情达意的空间更广阔。沈世良诗歌的独到之处更在于，整首诗或者通过面面俱到、重叠层积的描绘，表现一种事物或情绪；或者不断渲染具有相同、相近性质、主题的材料，前后吻合，遥相呼应，突出一种艺术氛围，体现出一种一唱三叹、异常深沉的艺术魅力。前者如《题画》四首：
采药青溪策短筇，藤萝暝色赴诸峰。山深忘却来时路，白鹿前头一笑逢。
霜后园林绿渐稀，淮南招隐素心违。桂花一斗堆黄雪，寒透西风旧葛衣。
渔椿尺五系轻艖，水暖蒲茸拨桨牙。不信东风闲不得，桃花吹了又杨花。
草市萧条戴日收，鵁鶄鸂鶒戏晴洲。衔鱼镇日船头立，只有鸬鹚不自由。
诗作由画面内容展开，移步换景，历历如画，整体意象统一协调，并将感情抒发同景物描绘融为一体。后者如《秋感》之四：
散发吟商意惘然，不妨安石柘枝颠。梦抛杨柳仍千尺，人老芙蓉又十年。棋屋灯昏虫絮夜，玉河霜紧雁横天。陂塘八月菱花雨，赊与鵁鶄取次眠。
这首诗围绕主题反复抒发，环环相扣，达到缜密典丽、意蕴浑成的艺术效果；其意象间留出必要的空白，给人以无限遐想，深得虚实相间之妙。值得注意的是，在起承之后，已到“转”笔之时，诗歌很少转到主题和情调的对立方向去，而是沿着原来基调不断铺陈、渲染，反复回旋，使得主题表达得集中显豁。以《题画》四首和《秋感》之四为例，作关捩时或者经过画面内容的触发，进而抒发诗人的所思所感，把诗歌的意境更推深一层；或者前面铺垫蓄势已足，接着作深一层描写，这也是情感的进一步抒发。
沈世良精于意象的调遣和安置，意象绵密，咫尺千里，增添了意味深长的情感内涵。除了写法上，意象本身也体现了密栗的特点。诗人笔下的意象往往具体真切，典雅蕴藉，如《癸丑感事十首》之四、六：
巴陵望极传车驰，拔剑难教治乱丝。卷甲夏侯追敌日，射樽王霸闭营时。都无下意湘东奕，倍觉伤心岘首碑。坐拥上游空岁月。黄金掷牝总虚縻。
刍粟东南困挽飞，嗷鸿西北惧輖饥。敖仓顿塞蜚狐口，镶道难通钜鹿围。蒜岭旌旗愁外接，瓜州灯火望中稀。临江强弩思虞诩，衔尾千艘达近畿。
诗中极写国家形势危急，自己忧心如焚的情状。诗人选择熔铸着深厚时代情绪的个性化意象，反复渲染，使得密集的意象群扑面而来，造成厚重的体量感。诗歌用字遣词极为精当，无一虚设，特别是大量使用历史典故借代比喻，把若干意象压缩在一句诗中，使诗的意境扩大，也加深了诗的表现深度，在时空的交错组合中有一种肃穆、凝重之气。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沈世良“诗缜密以栗”的特征与其“重复一渲染”的运思方式是紧密相关的。在他的诗中，从宏观的诗歌关联方式、中观的诗歌体制，到微观的诗歌意象和辞采，重复无处不在。沈世良集国难家患于一身，其诗的主题旋律就是倾吐长期郁积于心头的苦闷，不断的重复渲染最能表达诗人的自我诉求。沈世良围绕一以贯之的主题，最大限度地增强诗歌篇章、诗句、意象的密度和力度，对近体诗自身的格律限制造成冲击，最大可能地扩张诗歌所能表现的情感深度。从这个角度来说，沈世良诗歌具有革新的意义。另一方面，尽管沈世良诗歌不乏佳构，但不少诗作存在着意象过密、意境重复、主题单调的弊病，让人有局促滞著之感。当然，这反映了沈世良生活范围狭窄而导致精神局限于狭小封闭世界的状况。咸丰十年（1860）正月初一，沈世良走完了他痛苦而短暂的一生，《小祗陀庵诗钞》也成了诗人耗尽心血而凝成的生命符号。
三、“衍派于曲江，导源于太白”
谭莹的《小祗陀庵诗钞序》是评价沈世良诗歌风格最为全面的一篇文章。谭序称沈世良诗歌：
间沿宋格，实具唐音。殆衍派于曲江，仍导源于太白。振奇俪乎石鼎（二樵），撷艳等于梅村。霜辛露酸，风恬月淡。元裕之得幽并之闲气，并冕中州；高季迪还初盛之旧观，针砭北地。例以国初诸老，殆宋荔裳、查初白之继声；律以岭外词人，亦孙西庵、黎瑶石之嗣响，洵可传矣。 谭莹指出沈世良诗歌间或学宋，实为唐音，源自张九龄、李白一派；既有黎简的错综骈俪，又有吴梅村的绮丽缠绵；或感时念亲，或抒发闲情，有元好问的苍莽雄阔，而隽逸清丽堪比高启，有初盛唐之风；又称沈世良为诗师法清初的宋琬、查慎行，还有岭南的孙黄、黎民表，并认为其诗可以传世。其中，谭莹提到的沈世良所属之诗派，便是已绵延六百年的“岭南诗派”。
“岭南诗派”肇自唐宋，成熟于明清，至近代而更新发展，表现出独特的艺术品格，代表人物有张九龄、南园五子、邝露、屈大均、黎遂球、黎简、康有为等。“岭南诗派”的概念由明代诗学家胡应麟所提出，其内涵为历代诗评家所论及，影响最广者当属汪辟疆的《近代诗人述评》，文中称：“此派诗家，大抵怵于世变，思以经世之学易天下，及余事为诗，亦多咏叹今古，指陈得失。或直溯杜公，得其沉郁之境；或旁参白傅，效其讽喻之体。故比辞属事，非学养者不至，言情托物，亦诗人之本怀。其体以雄浑为归，其用以开济为鹄，此其从同者。”比照此标准，不难看出沈世良诗歌与其有多方面的相似性，他可算是当之无愧的“岭南诗派”中人。特别是沈世良的诗风与“岭南诗派”雄直的审美特质相一致。诸多论家认为沈诗气势雄健，如蕴磷称沈世良诗“粗豪轻北地”，郑献甫称沈世良：“其诗远仿孙南园而稍敛之，近仿陈元孝而稍纵之。”孙黄、陈恭尹为诗标举唐音，皆以气势见长，郑献甫认为沈诗气势较孙黄稍敛，较陈恭尹稍纵。然而通过考察就会发现，风格“雄健”其实是沈世良特定时期生存形态的反映。谭莹认为早期的沈世良诗颇类李商隐，诗风凄清，意韵深微，“生平实类邹阳，精采颇同宋玉”，沈世良骨子里是一种缠绵凄恻的气质；而“迨咸丰甲寅冬，叠鼓厌闻，高轩忽过，似刘琨之伤乱”，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沈世良的诗歌为之一变，诗风日趋沉挚苍凉，悲慨深沉。道咸年间诚谓“危急存亡之秋也”，沈世良身处社会冲突最前沿，耳濡目染，很容易将悲壮慷慨的时代氛围带人诗中，但这并非他的本色。实际上，沈世良诗歌自始自终体现的是“岭南诗派”的“直”。沈世良作诗皆是以气运笔，将一种无可遏止的真气贯注其中，反复抒写，将内心的忧思写得情真意切、溢于言表，其个性风采表露无遗。
沈世良诗中多典故，多禅语，讲究对偶句的锤炼，包蕴致密，章法谨严，声调拗折，并自陈：“异代论师事，苏黄昔梦之。”诗有《和东坡（白水佛迹岩）五古原韵》、《秋日杂咏效山谷体》、《用东坡（岐亭）韵作寄三弟》、《秋夜读山谷（次苏子瞻和李太白浔阳紫极宫感秋诗韵，追怀太白、子瞻之作），慨然续和追怀山谷》、《用山谷和刘景文韵赠柳岳云》，可见沈世良对苏轼、黄庭坚推崇备至。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特点正和“岭南诗派”标举唐音的诗风倾向相异。如《秋夜读山谷（次苏子瞻和李太白浔阳紫极宫感秋诗韵，追怀太白、子瞻之作），慨然续和追怀山谷》，颇堪玩味：
我爱涪翁诗，胸次贮全竹。仙人饷朝餐，松花拾盈掬。稍胜老拾遗，忍饥剧黄独。前身金粟影，世味空桑宿。谪居意洒然，安用詹尹卜？秋风落叶里，疑有古魂复。旧梦如残棋，明灭一灯覆。散帙怅怀人，茶声鼎中熟。
首先，该诗对黄庭坚诗歌成就作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其陶冶万物，但更重要的是，沈世良对黄庭坚“谪居意洒然”的情怀十分倾倒。可以说，沈世良诗学苏黄多着眼于他们远韵清操、高情逸趣，体现的是一种人格追求。沈世良不专宗苏黄，还取法汉魏乐府、盛中晚唐诸家，故诗歌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如张维屏称：“伯眉诗比秋月，丽侔春葩。缠绵之绪，具体玉溪；俊迈之情，追踪玉局。盖性灵、书卷熔为一炉。”所以，沈世良为诗并不强分唐宋轩轾，而是从自己的意识气质和审美趣味出发，注重主体性情在创作中的关键作用。从这个角度说，沈世良强调性情，强调气韵，与宋诗重视刻画事理、气力收敛的诗法是不同的，更趋近唐人风调，故时人称沈世良“间沿宋格，实具唐音”、“诗人如李长吉”、“鬓丝禅榻畔，凄绝杜樊川”。沈世良为诗以抒发个人性情为主导，兼采唐宋，对于各种诗歌风格持包容的态度，为略显单调的“岭南诗派”增添了新的内涵。
乾嘉以来，“岭南诗派”先贤就已表现出唐宋兼采的倾向，如黎简、冯敏昌、张维屏、宋湘、李黼平、朱次琦等，在诗歌创作方面取得卓越的成就，这很大程度上缘于与中原诗坛的密切沟通。尽管之后诗坛宗宋诗风甚盛，而“岭南诗派”诗人不囿于门户之见，出入唐宋，于传统的基础上不断突破和创新，由此带来“岭南诗派”诗风的转变，使之沿着唐宋兼采的路子前行，至维新变法时期“岭南诗派”名家辈出，如黄遵宪、康有为、丘逢甲、梁启超等，享誉国内。前后两批“岭南诗派”诗人的大放异彩，多少遮蔽了道咸之际岭南诗人的不俗表现，而沈世良便是其中的典型。沈世良代表了道咸时期岭南诗人的一流水平，他把对动荡时局和个体生命的感伤交融在一起时，感情沉痛，笔力跌宕，其作品往往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准，对认识晚清广州文人的生存空间、心态特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是，他身处于社会文化新旧交替的初始阶段，不仅对“岭南诗派”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还对整个中国近代文学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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