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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是很多人的梦想，但实现，似乎又很困难：时间，金钱，体力，都是挑战。“间隔年”的生活方式推行后。一切。又都有了新的可能。
在很多欧美国家里，青年人升学或参加工作之前，都会做一次长期的旅行。期间，他们会做一些与专业相关的工作或志愿者工作。以一种“间隔”当前生活的方式，更好地融入未来社会。2009年出版的《迟到的问隔年》，首次把“间隔年”的概念引入中国。此后，豆瓣网友自发建立间隔年旅行网，希望中国青年能在行走中不断完善自己。
迟到不要紧，出发就行
一本《迟到的间隔年》让很多中国青年热血沸腾，发源于西方大学毕业生工作之前一年远足的“间隔年”传统开始在磨房等旅行论坛被热烈地讨论，而这本书的作者孙东纯却是在工作两年之后才开始“间隔年”的，所以“迟到”。
第一次完全接触到间隔年这个概念，是孙东纯的一位伊朗朋友从泰国曼谷来中国时带给他的一本《Lonely Planet》。2006年12月，孙东纯揣着一张仅有两万多元人民币的国际银行卡和这本《Lonely Planet》离开广州，开始长达一年半的旅程，这个超长间隔年的缘起只是一个三个月假期的远足——两个月在印度做义工，一个月到西藏旅行。不过，同行朋友的退出和银行卡出问题无法取现的原因，使得他不得不拉长了假期。在来到目的地印度之前，假期已用去大半。原定计划被打乱，考虑再三，孙东纯给老板写了辞职信。小时候生活在农村的孙东纯，够资格骑单车的时候，曾一口气踩着单车经过三个陌生的村庄，来到那条“偌大”的市级公路，站在路边发愣，看着车从路的一端出现，消失在路的另一端，心里想着，这路从哪里来，又通往哪里去。这种感受他现在再一次深刻地体验了。
从缅甸到印度，在加尔各答的一个名为“垂死之家”的慈善组织里他似乎找到了开启疑惑之路的门。
“垂死之家”每天都上演着死亡，那里住着的都是不久于人世的穷苦病人。孙东纯没有收入，住在当地朋友家，每天早上8点钟开始工作，扫地，做饭、洗衣服，陪病人聊天，给他们按摩、喂他们吃饭，然后抬着他们的尸体悲伤。在“垂死之家”有一个双手和左腿肌肉萎缩的病人，孙东纯的工作是每天帮助他运动，走楼梯，而这位病人烟瘾极大，可是抽烟又得不到医生和修女的许可。于是，每次孙东纯推着轮椅把病人送到外面晒太阳的时候，总有一些义工走过来偷偷往老人嘴上放上一支印度烟，这时病人便会开心地大笑，讲一些含糊的印度话，“我想，那可能是‘谢谢’的意思吧。”有时候推轮椅出去晒太阳时没有义工给他烟抽，他就会不断地推孙东纯的手让孙东纯看他，然后把自己那只已经完全变形的手放到嘴边做吸烟状。即便看起来并不是十分符合医学逻辑，拿烟给这位病人抽的义工私下里都有一个共识：出于“爱”的举动，对于临死的人，能够让他活得开心一点的事情，多多少少都可以接受吧。
“在那里，我每天都会思考死亡的问题，生命的意义。”在恒河边上，这个曾经怀疑自己的间隔年是否有意义的年轻人终于肯定了最初的决定没有错。“用一年的时间去远足，世界没变，我变了。”
“只要我们足够勇敢，世界就真的很大”
“也就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第一架飞机飞上天空的101年之后，许多人依然怀着那颗蠢蠢欲动的心，徘徊在十字路口，不是去不了，而是放不下。做人可能就是有很多的无奈，远足需要考虑到家庭，需要时间，需要金钱，更需要勇气。”出发前的孙东纯这样给自己打气。和孙东纯是“驴友”的作家吴苏媚在给《迟到的间隔年》的推荐文章的末尾写道：“世界很大，只要我们足够勇敢，世界就真的很大。”
当初考大学报志愿的时候，来自潮汕农村的孙东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广州，“那时只是觉得，广州是国际大都市，我想要透过这个国际舞台，了解外面的世界。”而大学时期的一次旅行，使纯朴的孙东纯开始“蠢蠢欲动”。“那是春节期间，自己一个人在拥挤的广州火车站排队买了站票，站了24个小时去了上海，游历了长三角之后，又从南京坐了36个小时火车回广州。之后去了云南，发现很多国外的青年背包客其实并不富有，于是觉得自己也有机会跟他们一样，到国外背包旅行。”
工作之后的第一年春节，孙东纯开始第一次的国外旅行，目的地是泰国。在曼谷的考山路，世界背包客在东南亚的集中，让孙东纯接触到了很多“世界级”的旅行者，大大拓展了视野，也开始对国外背包旅行痴迷。后来是越南、柬埔寨，在柬埔寨做旅行义工时，孙东纯遇到一个英国女孩，女孩在首都金边一家收养小孩的非政府组织里面工作，后来孙东纯也跟着去了，虽然只待了一天，但亲自体验了什么是义工，再后来才是那本二手《Lonely Planet》和13个月的间隔年。
“有些人生在一个地方，活在这个地方，也死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说他乐于平淡；有些人生在一个地方，活在另一个地方，死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可以说他不安天命。每个人从诞生开始就是一个不同的个体，直到生命的结束都是如此。”
孙东纯在间隔年旅行中做义工认识了一位日本女孩沙弥香，并结为夫妻。
“远足”的梦想和现实
孙东纯在博客和论坛上给自己起的网名叫“远足”。孙东纯远足的念头也由来已久，他在广州的公寓里面几乎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语言，一来二去，听着听着，就把自己给融进去，出不来了。“我看不走这么一趟间隔年，他一辈子也不安心。”孙东纯远足的唯一支持者姐姐这样说。在清迈的一个早晨，一个长期旅行的德国女孩对孙东纯说：“if you really want to，you can。(如果你确实想去，你可以。)”
彼时的孙东纯已经在广州谋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每天对着电脑上班，工作强度不算大，上司为人很好，收入尚佳，在单位得到重用，周末跟朋友兜风爬山吃饭唱K，回家弹吉他听音乐看碟上网……”自小有着浪漫情怀的孙东纯虽然表面生活上看来一切正常，但自己对自己的人生感到彷徨，想通过某种东西来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和对生活的态度。
孙东纯的结局接近完美，没有回到广州谋生，写了一本书，去了日本静冈县的一个海滨小城，跟在“垂死之家”认识的一个日本义工女孩沙弥香结婚一起生活，偶尔为国内旅游杂志写写稿子。孙东纯只是一个典型，所以成为标本，但现实却并不都是如此美好。孙东纯在博客上的日记记录着住的是廉价旅馆不大干净的多人间，吃的是便宜的街头小吃，志愿者工作干的是不拿工资的辛苦活儿，徒步比坐车的时间长，头发蓬松凌乱，满脸胡须长在老早晒得黑不溜秋的脸上。这样的游记就经常把他妈妈看得心痛流泪：这孩子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啊!和孙东纯相熟的有十几年经验的日本老“驴友”Norriko也曾经跟孙东纯探讨过旅行对于人生的意义旅行是寻找不到答案的，它只会让你多了选择，甚至更加迷茫，但完全值得。
在西方，间隔年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而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还很陌生。理解和接受需要时间，另外，我们的实际情况也和西方存在差异。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考量，比如说家人的意见，自己的兴趣，费用来源等等。
编辑 赵萍
在很多欧美国家里，青年人升学或参加工作之前，都会做一次长期的旅行。期间，他们会做一些与专业相关的工作或志愿者工作。以一种“间隔”当前生活的方式，更好地融入未来社会。2009年出版的《迟到的问隔年》，首次把“间隔年”的概念引入中国。此后，豆瓣网友自发建立间隔年旅行网，希望中国青年能在行走中不断完善自己。
迟到不要紧，出发就行
一本《迟到的间隔年》让很多中国青年热血沸腾，发源于西方大学毕业生工作之前一年远足的“间隔年”传统开始在磨房等旅行论坛被热烈地讨论，而这本书的作者孙东纯却是在工作两年之后才开始“间隔年”的，所以“迟到”。
第一次完全接触到间隔年这个概念，是孙东纯的一位伊朗朋友从泰国曼谷来中国时带给他的一本《Lonely Planet》。2006年12月，孙东纯揣着一张仅有两万多元人民币的国际银行卡和这本《Lonely Planet》离开广州，开始长达一年半的旅程，这个超长间隔年的缘起只是一个三个月假期的远足——两个月在印度做义工，一个月到西藏旅行。不过，同行朋友的退出和银行卡出问题无法取现的原因，使得他不得不拉长了假期。在来到目的地印度之前，假期已用去大半。原定计划被打乱，考虑再三，孙东纯给老板写了辞职信。小时候生活在农村的孙东纯，够资格骑单车的时候，曾一口气踩着单车经过三个陌生的村庄，来到那条“偌大”的市级公路，站在路边发愣，看着车从路的一端出现，消失在路的另一端，心里想着，这路从哪里来，又通往哪里去。这种感受他现在再一次深刻地体验了。
从缅甸到印度，在加尔各答的一个名为“垂死之家”的慈善组织里他似乎找到了开启疑惑之路的门。
“垂死之家”每天都上演着死亡，那里住着的都是不久于人世的穷苦病人。孙东纯没有收入，住在当地朋友家，每天早上8点钟开始工作，扫地，做饭、洗衣服，陪病人聊天，给他们按摩、喂他们吃饭，然后抬着他们的尸体悲伤。在“垂死之家”有一个双手和左腿肌肉萎缩的病人，孙东纯的工作是每天帮助他运动，走楼梯，而这位病人烟瘾极大，可是抽烟又得不到医生和修女的许可。于是，每次孙东纯推着轮椅把病人送到外面晒太阳的时候，总有一些义工走过来偷偷往老人嘴上放上一支印度烟，这时病人便会开心地大笑，讲一些含糊的印度话，“我想，那可能是‘谢谢’的意思吧。”有时候推轮椅出去晒太阳时没有义工给他烟抽，他就会不断地推孙东纯的手让孙东纯看他，然后把自己那只已经完全变形的手放到嘴边做吸烟状。即便看起来并不是十分符合医学逻辑，拿烟给这位病人抽的义工私下里都有一个共识：出于“爱”的举动，对于临死的人，能够让他活得开心一点的事情，多多少少都可以接受吧。
“在那里，我每天都会思考死亡的问题，生命的意义。”在恒河边上，这个曾经怀疑自己的间隔年是否有意义的年轻人终于肯定了最初的决定没有错。“用一年的时间去远足，世界没变，我变了。”
“只要我们足够勇敢，世界就真的很大”
“也就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第一架飞机飞上天空的101年之后，许多人依然怀着那颗蠢蠢欲动的心，徘徊在十字路口，不是去不了，而是放不下。做人可能就是有很多的无奈，远足需要考虑到家庭，需要时间，需要金钱，更需要勇气。”出发前的孙东纯这样给自己打气。和孙东纯是“驴友”的作家吴苏媚在给《迟到的间隔年》的推荐文章的末尾写道：“世界很大，只要我们足够勇敢，世界就真的很大。”
当初考大学报志愿的时候，来自潮汕农村的孙东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广州，“那时只是觉得，广州是国际大都市，我想要透过这个国际舞台，了解外面的世界。”而大学时期的一次旅行，使纯朴的孙东纯开始“蠢蠢欲动”。“那是春节期间，自己一个人在拥挤的广州火车站排队买了站票，站了24个小时去了上海，游历了长三角之后，又从南京坐了36个小时火车回广州。之后去了云南，发现很多国外的青年背包客其实并不富有，于是觉得自己也有机会跟他们一样，到国外背包旅行。”
工作之后的第一年春节，孙东纯开始第一次的国外旅行，目的地是泰国。在曼谷的考山路，世界背包客在东南亚的集中，让孙东纯接触到了很多“世界级”的旅行者，大大拓展了视野，也开始对国外背包旅行痴迷。后来是越南、柬埔寨，在柬埔寨做旅行义工时，孙东纯遇到一个英国女孩，女孩在首都金边一家收养小孩的非政府组织里面工作，后来孙东纯也跟着去了，虽然只待了一天，但亲自体验了什么是义工，再后来才是那本二手《Lonely Planet》和13个月的间隔年。
“有些人生在一个地方，活在这个地方，也死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说他乐于平淡；有些人生在一个地方，活在另一个地方，死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可以说他不安天命。每个人从诞生开始就是一个不同的个体，直到生命的结束都是如此。”
孙东纯在间隔年旅行中做义工认识了一位日本女孩沙弥香，并结为夫妻。
“远足”的梦想和现实
孙东纯在博客和论坛上给自己起的网名叫“远足”。孙东纯远足的念头也由来已久，他在广州的公寓里面几乎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语言，一来二去，听着听着，就把自己给融进去，出不来了。“我看不走这么一趟间隔年，他一辈子也不安心。”孙东纯远足的唯一支持者姐姐这样说。在清迈的一个早晨，一个长期旅行的德国女孩对孙东纯说：“if you really want to，you can。(如果你确实想去，你可以。)”
彼时的孙东纯已经在广州谋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每天对着电脑上班，工作强度不算大，上司为人很好，收入尚佳，在单位得到重用，周末跟朋友兜风爬山吃饭唱K，回家弹吉他听音乐看碟上网……”自小有着浪漫情怀的孙东纯虽然表面生活上看来一切正常，但自己对自己的人生感到彷徨，想通过某种东西来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和对生活的态度。
孙东纯的结局接近完美，没有回到广州谋生，写了一本书，去了日本静冈县的一个海滨小城，跟在“垂死之家”认识的一个日本义工女孩沙弥香结婚一起生活，偶尔为国内旅游杂志写写稿子。孙东纯只是一个典型，所以成为标本，但现实却并不都是如此美好。孙东纯在博客上的日记记录着住的是廉价旅馆不大干净的多人间，吃的是便宜的街头小吃，志愿者工作干的是不拿工资的辛苦活儿，徒步比坐车的时间长，头发蓬松凌乱，满脸胡须长在老早晒得黑不溜秋的脸上。这样的游记就经常把他妈妈看得心痛流泪：这孩子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啊!和孙东纯相熟的有十几年经验的日本老“驴友”Norriko也曾经跟孙东纯探讨过旅行对于人生的意义旅行是寻找不到答案的，它只会让你多了选择，甚至更加迷茫，但完全值得。
在西方，间隔年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而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还很陌生。理解和接受需要时间，另外，我们的实际情况也和西方存在差异。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考量，比如说家人的意见，自己的兴趣，费用来源等等。
编辑 赵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