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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西湖》杂志的“新锐”栏目发表作品我始料未及。这两个短篇算是我的小说处女作。虽然是小说界的新手，但我却是诗歌领域的旧人，诗歌写作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作为一个相对成熟的诗人，涉入小说写作，我会思考这两种文体的区别。如果存在一种称之为“诗性”的东西，那么一定也有“小说性”这种中心概念。正是这两者的各自存在，才让一个诗人的小说创作具有意义。
但在区分诗性和小说性之前，它们作为文学的共性也许同样值得关注。在我看来，所有的文学，包括其他的艺术形式，其现实的作用在于，它们有助于恢复我们对生命的感受。人类的情感和思想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既让我们能够开放地理解他人，同时也会在日常生活的重复中变得无动于衷。文艺作品的价值在于通过形式的变化更新我们的感受力。这并不是什么新颖的观点，当代文学理论普遍认为，写什么不重要，怎么写才是关键。罗兰·巴特甚至认为，把复杂的事物写得明白不重要，把一般的内容写得更加困难才有意义。所有的说法似乎指向了这样一种观念：由于感受力的更新是文学的目的，而形式的发明是提升感受力的途径，因此形式才是文学创作的目的。
这未尝不是一种牢靠的观点。但我依然认为，内容可能更加重要，对内容的质朴性还原，能够創作出一种具体性，一种在场状态，从而让我们恢复对生命理解的敏感。是的，故事的表达是重要的，但故事本身也是重要的。当修辞手段将田纳西州的一个坛子比喻为生命的象征时，它仍然借助了这个坛子在生活中的日常功能。
小说能够恢复我们对具体性的敏感，诗歌也可以。但正是在这一功能上，它们展现出了区别。对于小说而言，这种具体性的营造具有完整性，它几乎可以建构出有别于真实生活的另一重世界，从而整体地提供一个新的感受环境。而诗歌作为语言的精炼，其具体性是撷取式的，片段性的，通过隐喻系统的创造予以强化。
小说应该比诗歌更加完整，这种认识对我的写作形成了困难。在开始切入小说时，我清楚地感觉到了自己写作能力的瓶颈，但同时也体会到，对小说细节的构建，为我打开了新的想象方式，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对个人中心的放弃。这并不是说，在诗歌创作时，作者无法站在其叙述对象的角度进行思考，而是因为在小说写作中，细节化和完整性的相互要求，使人对世界的理解更加客观化。在我看来，小说家不但比诗人更加复杂，也比诗人更加冷静，而很可能，正是因为复杂，他才变得冷静。在小说的结构下，生活的逻辑被拿出来辩论，人的命运得到充分的推演，而不止步于命运的展示，因此，尽管它的戏剧性也许并不是以情感震惊的方式展开，却显得更加可靠。诗歌是对世界的提纯，而小说倾向于对世界进行重构。
就本人的这两篇小说来说，我必须承认它们都属于传统式的写作，在形式上并没有什么创新，但值得辩护的是，由于对具体性的营造，它们没有陷入任何形式上的套路里。换言之，具体性内在着对真实的要求，而真实的细微和变动总是会突破各种固定范式。两个短篇都是个人经验与虚构的混合，对于一个新手而言，个人经验常常是最重要的写作资源，但就本人来说，它同时具有了精神治疗的作用，是一种感情负债的偿还。是的，即使它们不乏大量的想象成分，但整个故事却像是在内心里完整地发生过，呼应着某种潜伏的期待。
在《告别》这篇小说里，我回忆了父亲病重后，来到县城中学看望我的往事。他并没有说过最后告别的那些话，但我坚定地认为，那次到访就是他和我的郑重告别。这是一篇关于疾病和死亡的小说，死亡作为生命的必然归宿熨平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包括父子之间的差别。而疾病可以打败一个人，摧毁他的社会角色，突显出人的脆弱。这篇小说不无哀悼，我希望动用对语言的敏感，让一场告别之旅显露出生命真相的蕴涵。通过回忆的重述，我发现了父亲的脆弱，同时也不无自怜，但正是这种对脆弱的怜悯，使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得以突破社会角色的约束，获得了一种本质化的理解。这是治愈，也是拯救。但获得拯救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完成了对死亡的超越，而是因为我们实现了对生命和人的新的认识，接受了人的普遍性脆弱。这是一篇悼文，充满了纪念的气息，但我希望它不止于怀念，而是一种对人世的慈悲。
《“笑对人生”》和《告别》有着相似的情感框架，既敏感也脆弱，并且同样是现实与虚构的混合。但这篇小说较后者描述了更强的时代背景，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和“表哥”的生命轨迹发生了逆转，而在这一逆转的过程中，我们都产生了不适。这是人的命运所具有的历史性。脆弱也许是人的本质特征之一，但敏感却是独特的体验和能力，通过对后者的强化，我试图让前者变得特殊一些。也就是说，我尝试着让脆弱成为“表哥”身上独特的印迹，或者说，是一种类型特征，从而浮现出他那个时代人的命运共性。从某种角度，这同样是时间作用在人之生命上的悲剧性。
在终极意义上，文学是一种对命运的思考，但除了文学本身在形式上不断发展以外，人的命运也在持续变化，这种变化可能就是“文学的空间”。这两篇小说是一次开始，它也许暗示了我个人的文学偏好，我相信，不论作为诗人还是小说作者，以更加理性的方式去看待人的感性，可能都是种巨大的趋势，我需要适应这种趋势。
但在区分诗性和小说性之前，它们作为文学的共性也许同样值得关注。在我看来，所有的文学，包括其他的艺术形式，其现实的作用在于，它们有助于恢复我们对生命的感受。人类的情感和思想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既让我们能够开放地理解他人，同时也会在日常生活的重复中变得无动于衷。文艺作品的价值在于通过形式的变化更新我们的感受力。这并不是什么新颖的观点，当代文学理论普遍认为，写什么不重要，怎么写才是关键。罗兰·巴特甚至认为，把复杂的事物写得明白不重要，把一般的内容写得更加困难才有意义。所有的说法似乎指向了这样一种观念：由于感受力的更新是文学的目的，而形式的发明是提升感受力的途径，因此形式才是文学创作的目的。
这未尝不是一种牢靠的观点。但我依然认为，内容可能更加重要，对内容的质朴性还原，能够創作出一种具体性，一种在场状态，从而让我们恢复对生命理解的敏感。是的，故事的表达是重要的，但故事本身也是重要的。当修辞手段将田纳西州的一个坛子比喻为生命的象征时，它仍然借助了这个坛子在生活中的日常功能。
小说能够恢复我们对具体性的敏感，诗歌也可以。但正是在这一功能上，它们展现出了区别。对于小说而言，这种具体性的营造具有完整性，它几乎可以建构出有别于真实生活的另一重世界，从而整体地提供一个新的感受环境。而诗歌作为语言的精炼，其具体性是撷取式的，片段性的，通过隐喻系统的创造予以强化。
小说应该比诗歌更加完整，这种认识对我的写作形成了困难。在开始切入小说时，我清楚地感觉到了自己写作能力的瓶颈，但同时也体会到，对小说细节的构建，为我打开了新的想象方式，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对个人中心的放弃。这并不是说，在诗歌创作时，作者无法站在其叙述对象的角度进行思考，而是因为在小说写作中，细节化和完整性的相互要求，使人对世界的理解更加客观化。在我看来，小说家不但比诗人更加复杂，也比诗人更加冷静，而很可能，正是因为复杂，他才变得冷静。在小说的结构下，生活的逻辑被拿出来辩论，人的命运得到充分的推演，而不止步于命运的展示，因此，尽管它的戏剧性也许并不是以情感震惊的方式展开，却显得更加可靠。诗歌是对世界的提纯，而小说倾向于对世界进行重构。
就本人的这两篇小说来说，我必须承认它们都属于传统式的写作，在形式上并没有什么创新，但值得辩护的是，由于对具体性的营造，它们没有陷入任何形式上的套路里。换言之，具体性内在着对真实的要求，而真实的细微和变动总是会突破各种固定范式。两个短篇都是个人经验与虚构的混合，对于一个新手而言，个人经验常常是最重要的写作资源，但就本人来说，它同时具有了精神治疗的作用，是一种感情负债的偿还。是的，即使它们不乏大量的想象成分，但整个故事却像是在内心里完整地发生过，呼应着某种潜伏的期待。
在《告别》这篇小说里，我回忆了父亲病重后，来到县城中学看望我的往事。他并没有说过最后告别的那些话，但我坚定地认为，那次到访就是他和我的郑重告别。这是一篇关于疾病和死亡的小说，死亡作为生命的必然归宿熨平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包括父子之间的差别。而疾病可以打败一个人，摧毁他的社会角色，突显出人的脆弱。这篇小说不无哀悼，我希望动用对语言的敏感，让一场告别之旅显露出生命真相的蕴涵。通过回忆的重述，我发现了父亲的脆弱，同时也不无自怜，但正是这种对脆弱的怜悯，使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得以突破社会角色的约束，获得了一种本质化的理解。这是治愈，也是拯救。但获得拯救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完成了对死亡的超越，而是因为我们实现了对生命和人的新的认识，接受了人的普遍性脆弱。这是一篇悼文，充满了纪念的气息，但我希望它不止于怀念，而是一种对人世的慈悲。
《“笑对人生”》和《告别》有着相似的情感框架，既敏感也脆弱，并且同样是现实与虚构的混合。但这篇小说较后者描述了更强的时代背景，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和“表哥”的生命轨迹发生了逆转，而在这一逆转的过程中，我们都产生了不适。这是人的命运所具有的历史性。脆弱也许是人的本质特征之一，但敏感却是独特的体验和能力，通过对后者的强化，我试图让前者变得特殊一些。也就是说，我尝试着让脆弱成为“表哥”身上独特的印迹，或者说，是一种类型特征，从而浮现出他那个时代人的命运共性。从某种角度，这同样是时间作用在人之生命上的悲剧性。
在终极意义上，文学是一种对命运的思考，但除了文学本身在形式上不断发展以外，人的命运也在持续变化，这种变化可能就是“文学的空间”。这两篇小说是一次开始，它也许暗示了我个人的文学偏好，我相信，不论作为诗人还是小说作者，以更加理性的方式去看待人的感性，可能都是种巨大的趋势，我需要适应这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