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是何物？就是古代军旅中使用的号角。因最初都是用兽角做成，故以“角”来命名。有关它的记载，不见于汉以前的文献，从东汉末起，典籍中屡见不鲜。最早提及者是公孙瓒的《告子读书》，内有“袁氏之攻，状若鬼神，梯冲舞台楼上，鼓角鸣于地中”（《后汉书》本传）数语。其次是《三国志》，其中《陆逊传》《吴贺齐传》《虞翻传》诸篇，均说到它。由此便知，中原地区始用此物，当在东汉。
　　“角”源自何处？晋代徐广《车服仪制》说：“角，前世书记所不载。或云出自胡羌，吹以惊中国马;或云本出自吴越。”（《宋书·乐志》所载与此略同）前一“或云”，是指许慎之说，《说文》：“，羌人所吹角曰屠，惊马也，从角，声。”许慎认为“角”乃西北羌人所创，原名“屠”。后一“或云”，则指马融所言。唐代杜佑《通典》说：“角，书记所不载，马融又云出吴越。”马融在哪里说过这句话，杜佑未作说明。后世多从“许说”，如《晋书》和唐代的《管弦记》，就都提到“角”又别称“胡角”。而羌为游牧民族，如果用兽角做吹奏乐器确为他们首创，倒也合乎情理。但“马说”也未必就不对，因为直至近代，在南方某些少数民族和边远山区的汉族中还存有吹兽角之遗风。联系到“角”不见于汉以前文献的事实，也许可作如此推论：华夏南北兄弟民族早就有這种乐器并都在东汉时传向中原。“角”乃源出边地民族而非中原旧有之物。
　　“角”传入中原后，由于它发声高亢凌厉，很快就用于军中。在战阵上，用于发号施令或振气壮威。《北史·齐安德王延宗传》就有“周武帝乃驻马，鸣角收兵”之例，唐明皇《平胡》诗也写过“鼓角雄山野，龙蛇入战场”的图景。在军营中，则是用于昏晓报时和戒严警众。据宋代陈《乐书》中的引述，《律书乐图》就列举了军中几种用于“马上严警”的“角”声。杜佑《通典》引《卫公兵法》云：“军城及野营行军在外，日没时挝鼓千槌，三百三十三槌为一通。鼓音止，角音动，吹十二声为一迭。三角三鼓而昏明毕也。”《文献通考·乐考十一》引这段话时，把它置于“警角”条下，据此可知它又被称为“警角”。唐代杜甫《阁夜》诗也写过它的报时警众作用：“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后来，“角”的用处又扩大到“卤簿”，即帝王、后妃、太子、王公、大臣等外出时的仪仗，而且在使用时还有不同的规格。陈《乐书》说，北齐时就有了分等级的“赤角”“青角”“黑角”等。《隋书·音乐志》则记隋代定制云：“诸州镇戍，各给鼓吹，……诸王为州，皆给赤鼓赤角。……上州刺史，皆给青鼓青角;中州已下及诸镇戍，皆给黑鼓黑角。乐器皆有衣，并同鼓色。”可见，“角”也成了封建等级制的标志之一。
　　随着“角”被广泛使用，人们对它的需求量增大，而适用之兽角又不易多得，后来就改用了较易得到的材料来制作。唐代段成式《篥格》曾提到：“革角，长五尺，形如竹筒，卤簿、军中皆用之，或竹木，或皮。”制作材料改用了竹木、皮革。这又导致了它外形的变异，陈《乐书》画北齐时的各类“角”，外形皆作略带圆锥状的直筒式。不过，兽角状的“角”也并未因而绝迹。辽宁集安县高句丽古墓壁画中的“角”，就仍保持着弯曲形的旧制。另外，唐时也还有传自西戎之“铜角”和传自南方的“螺角”。《旧唐书》有云：“西戎有吹金者，铜角是也，长二尺，形如牛角;贝，蠡也，容可数升，并吹之以节乐，亦出南蛮。”“贝”，指“螺贝”，用作吹器，就是“螺角”。大约竹木、皮革的直筒角主要为汉人和官府所用，而少数民族所用之“角”，则仍沿旧制。
　　《晋书》还载有乐广任河南府尹时的一段掌故：“乐广尝有亲客，久阙不复来，广问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赐酒，方欲饮，见杯中有蛇，意甚恶之，既饮而疾。’于时河南听事壁上有角、弓，漆画作蛇，广意杯中蛇即角影也。复置酒于前处，谓客曰：‘酒中复有所见不？’答曰：‘所见如初。’广乃告其所以，客豁然而解，沉疴顿愈。”此即“杯弓蛇影”之出典。东汉应劭《风俗通义·怪神》亦载有类似故事，但记为应彬请杜宣饮酒，杯中影则为墙上所悬赤弩之影。比《风俗通义》后出的《晋书》说是乐广事，这也许是张冠李戴，却也表明晋代之“角”已有彩着“蛇”者。据陈《乐书》及《宋书》等书所载，当时之“角”，多为画龙。或许乐广之“角”上画的“蛇”也就是龙。何以“角”上之彩绘多为龙？这大约同黄帝吹“角”做龙鸣之声以退蚩尤的传说有关。长筒式的“角”，体型短小者，其声属高音区;体型愈长大，发声则愈低。人们即用此原理，制成长短大小有别的几种型号的“角”，以适应不同的需要。其中有所谓“双角”，乃由一大一小两“角”组成。《晋书》说：“胡角者，本以应胡笳之声，后渐用之《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隋书》称“双角”为“长鸣”与“中鸣”，分别用于大、小横吹部;又称为“长鸣色角”与“中鸣色角”，用于鼓部。唐代的《管弦记》也说：“胡角，即今画角，后用之《横吹》，有大横吹部、小横吹部。”所谓《横吹》，即《鼓角横吹曲》。至于长、中鸣两角之分的起源，《通礼义纂》说中鸣是由长鸣缩短而来，并说是“魏武帝征乌丸，军士思归，乃减角为中鸣，其声尤悲，以应胡笳”。《晋书》亦采此说。此事扯上曹操，也许是附会。不过，说两角之分与北方游牧民族乌桓有关，倒也并非没有可能。
　　隋唐时，长、中鸣之外还有一种“大角”。《隋书·音乐志》载有其吹曲序列：“大角，第一曲起提马，第二曲被马，第三曲骑马，第四曲行，第五曲入阵，第六曲牧军，第七曲下营，皆以三通为一曲，其辞并本之鲜卑。”《新唐书·礼乐志》也提到：“金吾掌有大角，即魏‘簸逻回’;工人谓之‘角手’，以备鼓吹。”说明这种“大角”乃传自鲜卑后魏，鲜卑语呼为“簸逻回”，在隋唐时用于行军作战或演习，也用于仪仗。敦煌壁画有一幅据说是归义军节度使张义潮夫妇出行图，中有骑马鼓吹者八人（打鼓、吹角各四）。所吹者为一种特大型之角，长度约合吹者身长的五分之四，可能即是所谓“大角”。这种“大角”，《辽史·乐志》和《宋史·仪卫志》也都提到，看来辽、宋也是仿袭隋唐之制的。
　　“角”没有吹奏音阶的指孔，所以不能奏出旋律，只能吹出几个高低清浊不同的自然音。吹奏时除技巧高超者外，一般只能吹出低、中、高三个音。有人曾以“铜角”试验，大致为高音比低音高八度，中音比低音高五度。古人对这几个音是用比喻来说明的，如《新唐书·仪卫志》：“长鸣一曲三声：一、龙吟声;二、彪吼声;三、河声。中鸣一曲三声：一、荡声;二、牙声;三、送声”。（陈《乐书》引《律书乐图》所载与此略同，但多了句“马上严警用之”的说明，而中鸣则只有“一曲二声”，少“送声”）
　　“角”在长吹时，其声给人以凄厉、悲壮之感，因而尤宜用于报时警众或显势扬威，也使它在那些反映苦寒边地军旅生活的古诗中，成了戍边人生活特征的典型事物。如李益的《听晓角》：“边霜昨夜堕关榆，吹角当城汉月孤。”高骈的《边城听角》：“三会五更欲吹尽，不知凡白几人头。”李咸的《边城听角》：“戍楼鸣画角，寒露滴金枪。”方千的《晓角》：“画角吹残月，寒声发戍楼。”在这类诗中，“角”声几乎成了苍凉、凄清、悲壮等情调的同义语。
　　竹木、皮革制作的长筒角，隋、唐至宋，其形制和使用甚至已被规格化和制度化了。但到了元明时代，它们却又销声匿迹。这并非因为那时军旅和仪仗有了什么消减，而是由于各种“铜角”相继勃兴取代了它们。清末，“新军”创建，洋式军号盛行，大小“铜角”不得不默然退出历史舞台。于是，“角”也就从此纯然成为历史名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