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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山西省长治县琚寨村在苟佩芳的带领下农业生产搞得红红火火，名噪一时。1957年 6月，国家教育部授予琚寨村“全国无盲村”的称号。1957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把琚寨的故事拍成了纪录片，在全国宣传。195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大会（即全国群英会）上，琚寨村又荣获周恩来总理亲笔签名的奖状。这引起了作家赵树理的兴趣，于是他来到琚寨村蹲点调研，寻找创作素材和灵感，从而和苟佩芳交往颇密。
苟佩芳和琚寨村出名
从投身革命开始，赵树理就在太行山活动。他用自己手中的笔，记录下了这块土地上的人和事。他对农村的一切怀有深厚的感情。据原长治县委副书记王阳和回忆，1951年长治地委试办10个老社时，赵树理刚从北京回到长治。那时王阳和是南天河村试办组组长。每隔一段时间，地委都要召集各个试办组的人开会，了解情况。赵树理当时是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在《说说唱唱》编辑部编文艺作品。按说农村的这种会他不参加也行。可他这人对农民的事很热心,每次试办组开会他都参加。地委书记贾俊、专员赵军看见赵树理来了,就把主席的位置让出来请他坐。可赵树理不肯,他找个角落坐下来，仰躺在椅子上，眯缝着眼听汇报。会议中间休息时，他拍打着椅子唱上党梆子，也不管其他人愿不愿意听。
琚寨和苟佩芳事迹的宣传，引起了赵树理的注意，他正在寻找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赵树理初来琚寨的时间大概是1952年或1953年。据苟佩芳的闺女苟菊则回忆，在她十五六岁的时候，有天家里来了位客人，大高个子，瘦长的脸，穿着一身灰衣服。父亲对她说，这个人就是写《小二黑结婚》的赵树理。赵树理起得很早，她那时每天早早起来上学，一推开门就见赵树理拿着笤帚在扫地。有时放了学，赵树理就逗她玩，问她今天上的是什么课，还在地上写个字让她认。苟菊则说赵树理显得沧桑，那时头上已有了白头发。
当年苟发兴互助组16户组员之一的琚顺则回忆说，有年夏天赵树理来了，戴着礼帽，穿着长衫，很像戏台上的说书先生。他说赵树理能抽烟，可点着火吸上几口就扔了，吸半截扔半截。有天夜里在苟发兴家开会，赵树理进来了。苟佩芳请他讲话。他操着一口南路口音（这里的人称阳城、沁水一带为南路）就讲，挺能说的。
有次赵树理来到琚寨，住在杨小凤家里。杨小凤说赵树理进进出出，胳肢窝下总夹个笔记本，听见老百姓说什么好听的话或讲有趣的事，他就记在本子上。她家院子里长着一棵桃树，秋天桃子熟了，她娘就让她端上一碗给赵树理送去，可赵树理非要给她3毛钱。
当年琚寨村的电影放映员李持勤回忆说，大概是1957年，赵树理和马烽来到琚寨，合写苟佩芳的稿子。两个人住在“玉皇观”里，赵树理能说，马烽话不多。同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来了十几个人，拍摄纪录片《模范复转军人苟佩芳》，摄影师是寇纪文。后来他在村里放映这部影片时，全村人都来看，赵树理和马烽也来看了。
在琚寨，一提起过去的事情，上了年纪的老人都说：“赵树理呀！那时候他经常来。”当年来琚寨下乡的干部也有回忆。吴向周在《赵树理与墨遗萍》一文中说：“1955年11月下旬，赵树理和剧作家张万一在潞安县琚寨乡琚寨村苟佩芳领导的农业社深入生活。他们和村里的群众一起步行到10里以外的西池村，看了屯留绛河剧团演出的神话戏《柳毅传书》后，在回村的路上，对此剧大发议论。赵树理说柳毅该入党了，戏名也该叫‘柳毅入党’了!也可以称‘柳毅同志’了!”还说：“《柳毅传书》是个优美的神话故事，硬塞进阶级斗争的内容，这叫‘强奸神话故事’。”
从1952年到1960年左右这段时间里，赵树理每年都要来琚寨好几次。他来了走，走了来，有时住三五天，有时住几个月，他成了琚寨的常客，琚寨成了他了解农村、了解农民的一个窗口。他每天就是夹着个笔记本，东家进，西家出，这儿走走，那儿转转，刨根问底打听稀奇事。村里有座明朝建筑“玉皇观”，观外砌着1米多高的砖花墙，墙内长着棵老槐树。没事的时候，赵树理就坐在观墙上，靠着老槐树，看忙忙碌碌的社员和进进出出、前来参观学习的人们。
赵树理和苟佩芳的投缘和分歧
赵树理比苟佩芳大6岁，他叫苟佩芳“老苟”，苟佩芳喊他“老赵”。两个人这样融洽、投缘，除了工作上的关系外，志趣、禀性相似也是他们越走越近的一个原因。
苟发兴的老伴回忆说：“‘老赵’一来就上东楼俺哥（苟佩芳）家了。他喜欢吃狗肉，看见他来了，俺哥就给他杀只狗。”苟佩芳把狗肉烹调好，再去小商店里买一碗酒，叫苟发兴一起，三个人就边吃狗肉边说话。苟佩芳问赵树理最近写了些什么东西？赵树理问苟佩芳村里又出了什么新鲜事？苟佩芳就把他见到的、听到的事情讲给赵树理听。苟菊则回忆说：“赵树理和我爸能说到一处，他俩都好吸烟。有时半夜我醒了，看见屋子里烟雾腾腾的，两个人坐在那里不知道说些什么。”
赵树理爱写快板，苟佩芳好说“顺口溜”，俏皮话、笑话脱口而出。赵树理很欣赏苟佩芳这种妙语连珠的本事，有时苟佩芳一连串诙谐的话，把赵树理都说笑了。那时宣传要实现共产主义，琚寨人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苟佩芳就说：“早起蒸馍和尚头（因其馍状如和尚圪脑，故名），晌午拉面半斤肉。到了太阳落了山，滚上二碗决片汤。”长治专区号召学习西沟村植树造林时，村里的好多社员不愿意上山种树，苟佩芳就吆喝：“七月枣，八月梨，九月柿子红了皮。桃三杏四梨五年，枣树当年就还钱。”范仁卿回忆说，大概是1956年秋天，时任长治县县委书记的他去琚寨蹲点，住在县里干部琚琪贵家。正好那段时间赵树理也在琚寨，住在苟佩芳家。赵树理当过长治乡村师范的老师，范仁卿做过这个学校的学生，所以称赵树理为“赵老师”。两个人就一块儿在村里调研。有天夜里开社员大会，他们吃完晚饭就去了。正赶上苟佩芳在讲话，赵树理就一声不响地听。苟佩芳讲完了，赵树理对他说：“老苟，你的讲话一字不差地抄在纸上，再加上标点符号，就是一篇好文章。”范仁卿还说赵树理这个人坐不住，还和他翻过山去荆圪道村，看了这个村的山区梯田。那时来琚寨参观学习的人很多，听说赵树理在这里，有的人就来找他问这问那。赵树理就指着苟佩芳说：“你们问他吧!他能说会写，还捎带着当支书。我可不如他。”
苟佩芳从琚寨说到公社，从公社说到县里，从县里说到专区。整个地区的人都知道长治有个苟佩芳。公社在“荫城戏院”开会时会场上乱糟糟的，公社领导就让苟佩芳先上台。他一出面，整个会场就静下来了。范仁卿回忆说，他讲得真好啊!生动风趣，有群众语言。在潞安县召开的经验交流大会上，连做饭的、烧火的师傅都跑来听。甚至在长治专区召开的劳模大会上，当地委书记、专员发言后，会议主持人请代表发言时，各县的劳模也都嚷：“让老苟说说，让老苟说说。”苟佩芳就笑着走上台。好像他不说上两句，这个会就开得不精彩、不圆满。他也不怯场，也不管其他劳模都还在台上坐着。
苟佩芳不但会说，还会写。赵树理是作家挣有稿费，苟佩芳这个农民也有一大笔稿费收入。那时正是农业合作化时期，各级报刊不惜版面，对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大加论述。苟佩芳找到了用武之地。他是最基层的村党支部书记，是山西有名的复转军人，又是劳模，他写的稿子就最具说服力。于是一篇篇文章在《山西日报》、《山西农民报》、《长治市报》刊登出来，于是一张张稿费单给他寄过来。琚寨人说：“这东西真精，在会上说了还嫌不过瘾，跑到报纸上说开了。”1956年他还被《山西日报》评为“模范通讯员”。村里的总结报告、上级要的书面汇报也都是他自己写。他成为劳模后，县里、区里给他准备的发言材料他不用，他嫌写得不好，也是自己写。苟菊则说，1958年她从琚寨完小毕业，想去西火学校教书，每月能挣12元。苟佩芳不同意，说：“在家做饭洗锅吧！我多写上一份稿子就替你挣回来了。”她成家时没钱办喜事，苟佩芳就趴在桌子上写了篇稿子，没过几天报社就给邮来98.5元钱。苟佩芳当干部每月挣9元钱，还有稿费收入，国家发给他的伤残军人救济金（每半年68元）他就不要了，说：“支援国家建设吧！”村里谁家有了困难，他也经常接济。
苟佩芳虽然是个农民，但思想先进。琚寨有块地叫“十亩地”。这块地长出的谷穗很长，亩产能达400多斤（那时候这就是高产了）。苟佩芳对“十亩地”很着迷，经常系着白手巾来到这里，选出优种再往别处种。他在村里专门成立了 “示范组”，就是划出一块地来，种上玉茭、黏米等农作物，秋天看看收成如何，产量高了再在全村推广。赵树理虽是个作家，可他的心思却在引水上山、作物倒茬、农具革新上。县里在琚寨设立了一个“农业技术推广站”，做人工授粉、改良土壤之类的工作。赵树理就喜欢来这里向技术员请教。他和苟佩芳两个人坐下来，谈的也多是如何发挥土地潜在力，提高单位亩产多打粮食的事。两个人有共同的话题。
赵树理和苟佩芳两个人也有诸多不同和分歧。
赵树理来琚寨只是走走看看，顶多是把听到的群众语言记在笔记本上，并不见他每日写小说。苟佩芳就问：“老赵，你是个作家，怎不见你写呢？”赵树理说：“哪那么容易呢！不考虑好怎敢轻易下笔！”苟佩芳则不然，他没有这般耐性。据原琚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杨银堂回忆，1957年村里准备建个养猪场，支部才刚刚开会研究这件事，苟佩芳就铺开纸写上了。说这个猪场有多少头猪，有多少个饲养员，每天能给城里供应多少肉，村里的社员自己还能吃上多少等等。杨银堂问：“猪场还没建起来，你怎到吃上猪肉了？”苟佩芳说：“等猪场盖起来再写就误了，咱一边写一边盖。外地参观的人来学习咱经验的时候，猪场也就盖成了。”杨银堂说有好几件事，这边还在做，那边报纸上就登出来了。苟佩芳常说：“非在报纸上登不行，咱在家里做得再好，谁知道？”他就是个吹吹打打的人，脑子好使，点上小煤油灯，一会儿就是一篇稿子。
苟佩芳的有些话骗其他人还行，可骗不了赵树理。赵树理多次告诫他，说话办事要实在些，可他依然故我。
赵树理深入群众，遇见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人，他都要站住和他们说说话。在琚寨吃派饭，不管走到谁家，他都说：“不要给我另外做，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他从不嫌贫爱富。1957年苏联专家好几次来琚寨参观，为了欢迎他们，苟佩芳请上好厨师，做上好饭菜招待。但苏联人不正眼看一眼，掉转车头就回长治城里吃去了。琚寨的社员们还没见过有这么好的东西不吃的，就当做稀罕事来说。每当赵树理在社员家吃派饭听到这事时，他总是喝上一口菜饭（用玉米圪糁加瓜菜熬成的稀粥），再就上酸菜，仰起头来回味一番后，才慢吞吞地说：“他不吃咱吃。”因为赵树理是有名的作家，刚开始时琚寨社员还对他敬畏有加，后来熟悉了，就觉得赵树理是个“扯淡人”（农村指没有心计，很随和的那种人），就什么话也敢和他说了。“文化大革命”中，长治市的一伙“红卫兵”曾来到琚寨，收集调查赵树理的“反党言论”。琚寨人说：“赵树理是个‘扯淡人’，他哪有那个本事。”
而苟佩芳随着地位上升和名气变大，脾气就变得愈来愈坏了。只要稍不如意，苟佩芳就站在大街上横眉竖眼地骂人。苟佩芳、苟发兴兄弟俩把琚寨村治得“服服帖帖”的，老百姓就在他们背后戏谑：“琚寨离了二条狗，社会主义不能走。”
苟佩芳不但骂社员，就是上级领导来了，也得由着他的性子来。赵树理也算是从中央来到地方的大干部了，可他在生活上不讲究，端起碗来吃什么都行，随便找个地方就能睡觉。苟佩芳把他安排到谁家也行。但并非所有的下乡干部都如赵树理一样，有的人来到村里，就是想吃好一点，生活上舒适一点。可遇上苟佩芳不高兴时，他就安排他们到最差的人家。时间长了，下乡干部就对他有意见了。
赵树理把苟佩芳写进书里
赵树理去琚寨一般住在“玉皇观”里，琚寨小学也在“玉皇观”里。小学教师李持勤回忆，苟佩芳经常来找赵树理。一天，苟佩芳对他说：“持勤，老赵写了本小说，你给他誊誊吧。”赵树理给了李持勤厚厚一沓草稿，封页上写着《三里湾》几个字，又给了他几本信纸，说：“每天夜里誊上两个钟头，不要误了第二天上课。”《三里湾》的初稿写得很潦草，李持勤有不认识的字就跑到西屋去请教赵树理。
李持勤抄《三里湾》的事在琚寨传开了，于是村里就有了一种说法，说《三里湾》写的就是琚寨的人和事。杨银堂说，《三里湾》中的“铁算盘”是指琚寨村一个姓贾的会计，“扳不动”指的就是苟佩芳。
《三里湾》写的是不是琚寨的人和事，因为赵树理的谢世，已经变得不可考证。但可以说，《三里湾》里应该有琚寨的影子。赵树理自己在《〈三里湾〉写作前后》一文中也说：“1953年冬天开始动笔写，中间又因事打断好几次，并且又参观了一些别处的社，到今年春天才写成《三里湾》这本书。”
李持勤说赵树理在“玉皇观”的西厢房还写过一篇小说，小说的名字他忘了。这是哪一篇小说呢？
山西省长治市赵树理文学研究会会长常福江在《延安讲话与赵树理大众化文艺》一文中说，赵树理“以长治县琚寨发生的故事，写成小说《锻炼锻炼》”。副会长张文君回忆说，当年曾有人问起《锻炼锻炼》这篇小说，赵树理说小说里的一些故事情节就取材于长治县琚寨村。
《锻炼锻炼》写于1958年，它通过“吃不饱”和“小腿疼”两位农村妇女好吃懒做、自私自利的行为，批评了乡村干部中的一些老好人思想。仔细研读小说后会发现，《锻炼锻炼》里的故事情节和琚寨村当年的一些事很相似。小说里“争先”农业社的党支书叫王镇海，主任叫王聚海，是亲兄弟两个。而琚寨村“五星”农业合作社的党支书是苟佩芳，社长是苟发兴，也是亲兄弟两个。小说里写“吃不饱”在自己的男人上了地后在家里煮面条吃，男人回来后给熬两碗糊糊粥喝。这种事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琚寨村也存在。小说的第一句话是“‘争先’农业社，地多劳力少”，而琚寨1958年前后只有320户人家，1741口人，全村仅有男女全、半劳力520个，却种2041亩地。就连半劳力算上，平均每个劳力也种着４亩地，也是地多劳力少。小说里写社员们去地里摘棉花、拔花秆，而苟佩芳当支书时琚寨村也种过棉花，只是因气温低，棉桃炸不开，后来不种了。小说里有句话“有说四百二，她还吃不饱”，是说“争先”农业社每年分给社员420斤口粮，有个叫李宝珠的女社员就说粮食分得少，不够吃。而琚寨村1956年分给社员的口粮也是420斤。小说里的一些语言地方味也很浓，如“挺挺挺挺就跑到社房里去找杨小四”、“一定得说个过来过去”、“你的兴就还没有败透？人家什么地方屈说了你？”、“你把你的上级架子扎得硬硬的”等，这些都是长治人经常说的口语。
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讲，《锻炼锻炼》这篇小说里有琚寨的影子，有苟佩芳、苟发兴兄弟俩的影子。赵树理把苟佩芳写进了他的书里。
听说苟佩芳辞世后赵树理一声长叹
苟佩芳越来越变得蛮横不讲理了，他目中无人，他的一句话就能代表党的政策。琚寨村本来有5户地主、9户富农，可1956年苟佩芳认为地主没地了，富农不富了，阶级差别已经消灭了，就宣布全村既没有地主，也没有贫农，每一个人都是“新中农”。“新中农”是个什么概念？除了苟佩芳，谁也不知道。1955年他看了《人民日报》上刊登的肃清胡风等“反革命分子”的报道后，说：“国家有胡风，琚寨有没有胡风？”对他有意见的几个干部就差点成了“胡风分子”。他走在大街上，后面有社员不停叫“支书”、“支书”，他吭也不吭一声。1958年山西省委组织工作现场会在潞安县召开，省委组织部部长出席了会议。因为琚寨是“模范支部”，当然要来看一看。但苟佩芳却嫌省委第一书记没有来，满脸的不高兴。一个小村支部书记对省委的领导竟是这种态度。
苟佩芳的“犯上”引起了当地干部的强烈不满，每年整风时，就利用他工作中的一些错误或过失对他指责，查过来查过去，说他浮夸，说他瞒产，说他反对“三面红旗”，甚至连他给年轻人讲过《五女兴唐传》也成了大问题，说是在和党争夺下一代。最后，他们集中攻击苟佩芳的生活作风问题，1962年冬，长治县人民法院以“破坏军婚罪”将苟佩芳逮捕。
1964年，苟佩芳刑满释放，车春兰也和他离了婚，他大势已去，小孩子们也追在他身后喊“狗腿帮”。苟佩芳到处申诉，终无果而返，1965年郁郁病死，年仅54岁。据说，当赵树理听说苟佩芳辞世的消息后，一声长叹，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责任编辑刘荣刚 文世芳）
苟佩芳和琚寨村出名
从投身革命开始，赵树理就在太行山活动。他用自己手中的笔，记录下了这块土地上的人和事。他对农村的一切怀有深厚的感情。据原长治县委副书记王阳和回忆，1951年长治地委试办10个老社时，赵树理刚从北京回到长治。那时王阳和是南天河村试办组组长。每隔一段时间，地委都要召集各个试办组的人开会，了解情况。赵树理当时是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在《说说唱唱》编辑部编文艺作品。按说农村的这种会他不参加也行。可他这人对农民的事很热心,每次试办组开会他都参加。地委书记贾俊、专员赵军看见赵树理来了,就把主席的位置让出来请他坐。可赵树理不肯,他找个角落坐下来，仰躺在椅子上，眯缝着眼听汇报。会议中间休息时，他拍打着椅子唱上党梆子，也不管其他人愿不愿意听。
琚寨和苟佩芳事迹的宣传，引起了赵树理的注意，他正在寻找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赵树理初来琚寨的时间大概是1952年或1953年。据苟佩芳的闺女苟菊则回忆，在她十五六岁的时候，有天家里来了位客人，大高个子，瘦长的脸，穿着一身灰衣服。父亲对她说，这个人就是写《小二黑结婚》的赵树理。赵树理起得很早，她那时每天早早起来上学，一推开门就见赵树理拿着笤帚在扫地。有时放了学，赵树理就逗她玩，问她今天上的是什么课，还在地上写个字让她认。苟菊则说赵树理显得沧桑，那时头上已有了白头发。
当年苟发兴互助组16户组员之一的琚顺则回忆说，有年夏天赵树理来了，戴着礼帽，穿着长衫，很像戏台上的说书先生。他说赵树理能抽烟，可点着火吸上几口就扔了，吸半截扔半截。有天夜里在苟发兴家开会，赵树理进来了。苟佩芳请他讲话。他操着一口南路口音（这里的人称阳城、沁水一带为南路）就讲，挺能说的。
有次赵树理来到琚寨，住在杨小凤家里。杨小凤说赵树理进进出出，胳肢窝下总夹个笔记本，听见老百姓说什么好听的话或讲有趣的事，他就记在本子上。她家院子里长着一棵桃树，秋天桃子熟了，她娘就让她端上一碗给赵树理送去，可赵树理非要给她3毛钱。
当年琚寨村的电影放映员李持勤回忆说，大概是1957年，赵树理和马烽来到琚寨，合写苟佩芳的稿子。两个人住在“玉皇观”里，赵树理能说，马烽话不多。同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来了十几个人，拍摄纪录片《模范复转军人苟佩芳》，摄影师是寇纪文。后来他在村里放映这部影片时，全村人都来看，赵树理和马烽也来看了。
在琚寨，一提起过去的事情，上了年纪的老人都说：“赵树理呀！那时候他经常来。”当年来琚寨下乡的干部也有回忆。吴向周在《赵树理与墨遗萍》一文中说：“1955年11月下旬，赵树理和剧作家张万一在潞安县琚寨乡琚寨村苟佩芳领导的农业社深入生活。他们和村里的群众一起步行到10里以外的西池村，看了屯留绛河剧团演出的神话戏《柳毅传书》后，在回村的路上，对此剧大发议论。赵树理说柳毅该入党了，戏名也该叫‘柳毅入党’了!也可以称‘柳毅同志’了!”还说：“《柳毅传书》是个优美的神话故事，硬塞进阶级斗争的内容，这叫‘强奸神话故事’。”
从1952年到1960年左右这段时间里，赵树理每年都要来琚寨好几次。他来了走，走了来，有时住三五天，有时住几个月，他成了琚寨的常客，琚寨成了他了解农村、了解农民的一个窗口。他每天就是夹着个笔记本，东家进，西家出，这儿走走，那儿转转，刨根问底打听稀奇事。村里有座明朝建筑“玉皇观”，观外砌着1米多高的砖花墙，墙内长着棵老槐树。没事的时候，赵树理就坐在观墙上，靠着老槐树，看忙忙碌碌的社员和进进出出、前来参观学习的人们。
赵树理和苟佩芳的投缘和分歧
赵树理比苟佩芳大6岁，他叫苟佩芳“老苟”，苟佩芳喊他“老赵”。两个人这样融洽、投缘，除了工作上的关系外，志趣、禀性相似也是他们越走越近的一个原因。
苟发兴的老伴回忆说：“‘老赵’一来就上东楼俺哥（苟佩芳）家了。他喜欢吃狗肉，看见他来了，俺哥就给他杀只狗。”苟佩芳把狗肉烹调好，再去小商店里买一碗酒，叫苟发兴一起，三个人就边吃狗肉边说话。苟佩芳问赵树理最近写了些什么东西？赵树理问苟佩芳村里又出了什么新鲜事？苟佩芳就把他见到的、听到的事情讲给赵树理听。苟菊则回忆说：“赵树理和我爸能说到一处，他俩都好吸烟。有时半夜我醒了，看见屋子里烟雾腾腾的，两个人坐在那里不知道说些什么。”
赵树理爱写快板，苟佩芳好说“顺口溜”，俏皮话、笑话脱口而出。赵树理很欣赏苟佩芳这种妙语连珠的本事，有时苟佩芳一连串诙谐的话，把赵树理都说笑了。那时宣传要实现共产主义，琚寨人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苟佩芳就说：“早起蒸馍和尚头（因其馍状如和尚圪脑，故名），晌午拉面半斤肉。到了太阳落了山，滚上二碗决片汤。”长治专区号召学习西沟村植树造林时，村里的好多社员不愿意上山种树，苟佩芳就吆喝：“七月枣，八月梨，九月柿子红了皮。桃三杏四梨五年，枣树当年就还钱。”范仁卿回忆说，大概是1956年秋天，时任长治县县委书记的他去琚寨蹲点，住在县里干部琚琪贵家。正好那段时间赵树理也在琚寨，住在苟佩芳家。赵树理当过长治乡村师范的老师，范仁卿做过这个学校的学生，所以称赵树理为“赵老师”。两个人就一块儿在村里调研。有天夜里开社员大会，他们吃完晚饭就去了。正赶上苟佩芳在讲话，赵树理就一声不响地听。苟佩芳讲完了，赵树理对他说：“老苟，你的讲话一字不差地抄在纸上，再加上标点符号，就是一篇好文章。”范仁卿还说赵树理这个人坐不住，还和他翻过山去荆圪道村，看了这个村的山区梯田。那时来琚寨参观学习的人很多，听说赵树理在这里，有的人就来找他问这问那。赵树理就指着苟佩芳说：“你们问他吧!他能说会写，还捎带着当支书。我可不如他。”
苟佩芳从琚寨说到公社，从公社说到县里，从县里说到专区。整个地区的人都知道长治有个苟佩芳。公社在“荫城戏院”开会时会场上乱糟糟的，公社领导就让苟佩芳先上台。他一出面，整个会场就静下来了。范仁卿回忆说，他讲得真好啊!生动风趣，有群众语言。在潞安县召开的经验交流大会上，连做饭的、烧火的师傅都跑来听。甚至在长治专区召开的劳模大会上，当地委书记、专员发言后，会议主持人请代表发言时，各县的劳模也都嚷：“让老苟说说，让老苟说说。”苟佩芳就笑着走上台。好像他不说上两句，这个会就开得不精彩、不圆满。他也不怯场，也不管其他劳模都还在台上坐着。
苟佩芳不但会说，还会写。赵树理是作家挣有稿费，苟佩芳这个农民也有一大笔稿费收入。那时正是农业合作化时期，各级报刊不惜版面，对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大加论述。苟佩芳找到了用武之地。他是最基层的村党支部书记，是山西有名的复转军人，又是劳模，他写的稿子就最具说服力。于是一篇篇文章在《山西日报》、《山西农民报》、《长治市报》刊登出来，于是一张张稿费单给他寄过来。琚寨人说：“这东西真精，在会上说了还嫌不过瘾，跑到报纸上说开了。”1956年他还被《山西日报》评为“模范通讯员”。村里的总结报告、上级要的书面汇报也都是他自己写。他成为劳模后，县里、区里给他准备的发言材料他不用，他嫌写得不好，也是自己写。苟菊则说，1958年她从琚寨完小毕业，想去西火学校教书，每月能挣12元。苟佩芳不同意，说：“在家做饭洗锅吧！我多写上一份稿子就替你挣回来了。”她成家时没钱办喜事，苟佩芳就趴在桌子上写了篇稿子，没过几天报社就给邮来98.5元钱。苟佩芳当干部每月挣9元钱，还有稿费收入，国家发给他的伤残军人救济金（每半年68元）他就不要了，说：“支援国家建设吧！”村里谁家有了困难，他也经常接济。
苟佩芳虽然是个农民，但思想先进。琚寨有块地叫“十亩地”。这块地长出的谷穗很长，亩产能达400多斤（那时候这就是高产了）。苟佩芳对“十亩地”很着迷，经常系着白手巾来到这里，选出优种再往别处种。他在村里专门成立了 “示范组”，就是划出一块地来，种上玉茭、黏米等农作物，秋天看看收成如何，产量高了再在全村推广。赵树理虽是个作家，可他的心思却在引水上山、作物倒茬、农具革新上。县里在琚寨设立了一个“农业技术推广站”，做人工授粉、改良土壤之类的工作。赵树理就喜欢来这里向技术员请教。他和苟佩芳两个人坐下来，谈的也多是如何发挥土地潜在力，提高单位亩产多打粮食的事。两个人有共同的话题。
赵树理和苟佩芳两个人也有诸多不同和分歧。
赵树理来琚寨只是走走看看，顶多是把听到的群众语言记在笔记本上，并不见他每日写小说。苟佩芳就问：“老赵，你是个作家，怎不见你写呢？”赵树理说：“哪那么容易呢！不考虑好怎敢轻易下笔！”苟佩芳则不然，他没有这般耐性。据原琚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杨银堂回忆，1957年村里准备建个养猪场，支部才刚刚开会研究这件事，苟佩芳就铺开纸写上了。说这个猪场有多少头猪，有多少个饲养员，每天能给城里供应多少肉，村里的社员自己还能吃上多少等等。杨银堂问：“猪场还没建起来，你怎到吃上猪肉了？”苟佩芳说：“等猪场盖起来再写就误了，咱一边写一边盖。外地参观的人来学习咱经验的时候，猪场也就盖成了。”杨银堂说有好几件事，这边还在做，那边报纸上就登出来了。苟佩芳常说：“非在报纸上登不行，咱在家里做得再好，谁知道？”他就是个吹吹打打的人，脑子好使，点上小煤油灯，一会儿就是一篇稿子。
苟佩芳的有些话骗其他人还行，可骗不了赵树理。赵树理多次告诫他，说话办事要实在些，可他依然故我。
赵树理深入群众，遇见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人，他都要站住和他们说说话。在琚寨吃派饭，不管走到谁家，他都说：“不要给我另外做，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他从不嫌贫爱富。1957年苏联专家好几次来琚寨参观，为了欢迎他们，苟佩芳请上好厨师，做上好饭菜招待。但苏联人不正眼看一眼，掉转车头就回长治城里吃去了。琚寨的社员们还没见过有这么好的东西不吃的，就当做稀罕事来说。每当赵树理在社员家吃派饭听到这事时，他总是喝上一口菜饭（用玉米圪糁加瓜菜熬成的稀粥），再就上酸菜，仰起头来回味一番后，才慢吞吞地说：“他不吃咱吃。”因为赵树理是有名的作家，刚开始时琚寨社员还对他敬畏有加，后来熟悉了，就觉得赵树理是个“扯淡人”（农村指没有心计，很随和的那种人），就什么话也敢和他说了。“文化大革命”中，长治市的一伙“红卫兵”曾来到琚寨，收集调查赵树理的“反党言论”。琚寨人说：“赵树理是个‘扯淡人’，他哪有那个本事。”
而苟佩芳随着地位上升和名气变大，脾气就变得愈来愈坏了。只要稍不如意，苟佩芳就站在大街上横眉竖眼地骂人。苟佩芳、苟发兴兄弟俩把琚寨村治得“服服帖帖”的，老百姓就在他们背后戏谑：“琚寨离了二条狗，社会主义不能走。”
苟佩芳不但骂社员，就是上级领导来了，也得由着他的性子来。赵树理也算是从中央来到地方的大干部了，可他在生活上不讲究，端起碗来吃什么都行，随便找个地方就能睡觉。苟佩芳把他安排到谁家也行。但并非所有的下乡干部都如赵树理一样，有的人来到村里，就是想吃好一点，生活上舒适一点。可遇上苟佩芳不高兴时，他就安排他们到最差的人家。时间长了，下乡干部就对他有意见了。
赵树理把苟佩芳写进书里
赵树理去琚寨一般住在“玉皇观”里，琚寨小学也在“玉皇观”里。小学教师李持勤回忆，苟佩芳经常来找赵树理。一天，苟佩芳对他说：“持勤，老赵写了本小说，你给他誊誊吧。”赵树理给了李持勤厚厚一沓草稿，封页上写着《三里湾》几个字，又给了他几本信纸，说：“每天夜里誊上两个钟头，不要误了第二天上课。”《三里湾》的初稿写得很潦草，李持勤有不认识的字就跑到西屋去请教赵树理。
李持勤抄《三里湾》的事在琚寨传开了，于是村里就有了一种说法，说《三里湾》写的就是琚寨的人和事。杨银堂说，《三里湾》中的“铁算盘”是指琚寨村一个姓贾的会计，“扳不动”指的就是苟佩芳。
《三里湾》写的是不是琚寨的人和事，因为赵树理的谢世，已经变得不可考证。但可以说，《三里湾》里应该有琚寨的影子。赵树理自己在《〈三里湾〉写作前后》一文中也说：“1953年冬天开始动笔写，中间又因事打断好几次，并且又参观了一些别处的社，到今年春天才写成《三里湾》这本书。”
李持勤说赵树理在“玉皇观”的西厢房还写过一篇小说，小说的名字他忘了。这是哪一篇小说呢？
山西省长治市赵树理文学研究会会长常福江在《延安讲话与赵树理大众化文艺》一文中说，赵树理“以长治县琚寨发生的故事，写成小说《锻炼锻炼》”。副会长张文君回忆说，当年曾有人问起《锻炼锻炼》这篇小说，赵树理说小说里的一些故事情节就取材于长治县琚寨村。
《锻炼锻炼》写于1958年，它通过“吃不饱”和“小腿疼”两位农村妇女好吃懒做、自私自利的行为，批评了乡村干部中的一些老好人思想。仔细研读小说后会发现，《锻炼锻炼》里的故事情节和琚寨村当年的一些事很相似。小说里“争先”农业社的党支书叫王镇海，主任叫王聚海，是亲兄弟两个。而琚寨村“五星”农业合作社的党支书是苟佩芳，社长是苟发兴，也是亲兄弟两个。小说里写“吃不饱”在自己的男人上了地后在家里煮面条吃，男人回来后给熬两碗糊糊粥喝。这种事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琚寨村也存在。小说的第一句话是“‘争先’农业社，地多劳力少”，而琚寨1958年前后只有320户人家，1741口人，全村仅有男女全、半劳力520个，却种2041亩地。就连半劳力算上，平均每个劳力也种着４亩地，也是地多劳力少。小说里写社员们去地里摘棉花、拔花秆，而苟佩芳当支书时琚寨村也种过棉花，只是因气温低，棉桃炸不开，后来不种了。小说里有句话“有说四百二，她还吃不饱”，是说“争先”农业社每年分给社员420斤口粮，有个叫李宝珠的女社员就说粮食分得少，不够吃。而琚寨村1956年分给社员的口粮也是420斤。小说里的一些语言地方味也很浓，如“挺挺挺挺就跑到社房里去找杨小四”、“一定得说个过来过去”、“你的兴就还没有败透？人家什么地方屈说了你？”、“你把你的上级架子扎得硬硬的”等，这些都是长治人经常说的口语。
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讲，《锻炼锻炼》这篇小说里有琚寨的影子，有苟佩芳、苟发兴兄弟俩的影子。赵树理把苟佩芳写进了他的书里。
听说苟佩芳辞世后赵树理一声长叹
苟佩芳越来越变得蛮横不讲理了，他目中无人，他的一句话就能代表党的政策。琚寨村本来有5户地主、9户富农，可1956年苟佩芳认为地主没地了，富农不富了，阶级差别已经消灭了，就宣布全村既没有地主，也没有贫农，每一个人都是“新中农”。“新中农”是个什么概念？除了苟佩芳，谁也不知道。1955年他看了《人民日报》上刊登的肃清胡风等“反革命分子”的报道后，说：“国家有胡风，琚寨有没有胡风？”对他有意见的几个干部就差点成了“胡风分子”。他走在大街上，后面有社员不停叫“支书”、“支书”，他吭也不吭一声。1958年山西省委组织工作现场会在潞安县召开，省委组织部部长出席了会议。因为琚寨是“模范支部”，当然要来看一看。但苟佩芳却嫌省委第一书记没有来，满脸的不高兴。一个小村支部书记对省委的领导竟是这种态度。
苟佩芳的“犯上”引起了当地干部的强烈不满，每年整风时，就利用他工作中的一些错误或过失对他指责，查过来查过去，说他浮夸，说他瞒产，说他反对“三面红旗”，甚至连他给年轻人讲过《五女兴唐传》也成了大问题，说是在和党争夺下一代。最后，他们集中攻击苟佩芳的生活作风问题，1962年冬，长治县人民法院以“破坏军婚罪”将苟佩芳逮捕。
1964年，苟佩芳刑满释放，车春兰也和他离了婚，他大势已去，小孩子们也追在他身后喊“狗腿帮”。苟佩芳到处申诉，终无果而返，1965年郁郁病死，年仅54岁。据说，当赵树理听说苟佩芳辞世的消息后，一声长叹，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责任编辑刘荣刚 文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