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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一直被人们视为抒情诗，无论是高中语文课本和高考语文试卷，还是诸多诗评家的评论文章和各家出版社所出版的《抒情诗选》，都把这首诗归属于抒情诗范畴，甚至连艾青在回忆录《艾青谈他的两首旧作》中，也把这首诗说成是抒情诗，不过艾青也承认，《大堰河——我的保姆》“带有自传性质”，“我完全是按照事实写的，写的全是自己的真实情感”。
既然是“带有自传性质”，“完全是按照事实写的”，为什么不把这首诗认定为自传体叙事诗呢?既然《大堰河——我的保姆》具备了叙事诗的“通过刻画人物形象和叙述故事情节来反映现实、抒发情感”的主要特征，为什么仍然要把它归属于抒情诗范畴中去呢?窃以为，长期以来把《大堰河——我的保姆》看作是抒情诗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受中国诗歌史“重抒情诗轻叙事诗”的价值观影响。
纵观浩如烟海、灿若星空的中国诗歌史，历来有“重抒情诗轻叙事诗”的倾向。《诗经》三百零五篇，绝大部分是抒情诗，而叙事诗寥寥无几，只有《珉》、《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篇，而且这些诗严格说来只能算叙事诗的雏形。西周、春秋崇尚“赋、比、兴”，“风、雅、颂”中的抒情诗成了主旋律，不知是当时人们不屑于叙事诗，还是民间流传着的叙事诗被《诗经》的编纂者拒绝收录了。
写过中国第一首长篇抒情诗《离骚》的屈原，苦吟了那么多忧国忧民的抒情诗，而只有《哀郢》勉强像叙事诗，但研究楚辞的专家学者至今还在争论不休：《哀郢》到底是抒情诗还是叙事诗?
汉乐府民歌和《诗经》是一脉相承的，《诗经》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汉乐府则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但在研究者心目中，《诗经》的艺术价值远远大于汉乐府民歌，就因为《诗经》以抒情诗为主，汉乐府则长于叙事铺陈。殊不知汉乐府民歌标志着古代叙事诗的完全成熟，著名的《孔雀东南飞》是中国第一首长篇叙事诗，还涌现出了《陌上桑》、《东门行》、《孤儿行》、《十五从军征》等优秀叙事诗，而且对北朝的叙事诗《木兰诗》和白居易的《乐府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颠峰时期和黄金时代，名家辈出，大家纷呈，《全唐诗》收录的诗人两千余家，诗作近五万首，诞生了李白、杜甫、白居易三大诗人。但唐代的叙事诗远远少于抒情诗，且擅长写豪放飘逸的抒情诗的李白，其盛名却大大超过了写感时泄愤的叙事诗的杜甫和白居易，正如有人戏言：浪漫主义凌驾于现实主义之上。其实，写叙事诗是李白的短处，除了《长干行》，还没有一首像模像样的叙事诗，而“穷时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杜甫的“三吏”、“三别”和《兵车行》，白居易的《卖炭翁》、《琵琶行》、《长恨歌》则是叙事诗的扛鼎之作。
中国现代诗史中，“重抒情诗轻叙事诗”的倾向仍然存在，郭沫若的《女神》、戴望舒的《雨巷》、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等抒情诗名篇掀起新诗浪潮，而叙事诗受到诗人和世人们的轻视冷落，没有产生有心灵震撼力和艺术魅力的叙事诗名篇，好不容易冒出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又被归入抒情诗之列，岂不令人沮丧、迷惘?为什么硬要把叙事明显多于抒情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归为抒情诗呢?我揣摩，也许就是“重抒情诗轻叙事诗”的观念在作怪，在世人眼里，抒情诗是“阳春白雪”，叙事诗是“下里巴人”；抒情诗是高雅文艺，叙事诗是通俗文艺。因此，人们怕将《大堰河——我的保姆》归入叙事诗“影响”了它的艺术价值。
二是受文坛名家“先入为主”的影响。
艾青1932年4、5月间从法国回到上海。不久，参加了“左翼美术家联盟”，并与一些进步美术青年一起组织了“春地美术研究所”。1932年7月12日，艾青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3年1月14日早晨，艾青从监狱的铁窗看到外面下雪，不由得想起了他的保姆，情不自禁地一口气写下了《大堰河——我的保姆》。后来艾青将这首诗托出狱的难友带出去，发表于1934年第1卷第3期《春光》杂志上。
《大堰河——我的保姆》发表后，很快轰动了全国，引起了不少著名人物的注目。文坛大师茅盾第一个撰文《论初期白话诗》，赞扬这是一首沉郁感人的抒情长诗。
胡风在诗论《吹芦笛的诗人》中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在这里有了一个用乳汁用母爱喂养别人的孩子，用劳力用忠诚服侍别人的农妇的形象，乳儿的作者用素朴的真实的语言对这形象呈诉了切切的爱心。……他唱出了他自己所交往的，但依然是我们所能感受的一角人生，也因为他的歌唱总是通过他的脉脉滚动的情愫，他的言语不过于枯瘦也不过于喧哗，更没有纸花纸叶式的繁饰，平易地然而是气息鲜活地唱出了被现实生活所波动的他的情愫，唱出了被他的情愫所温暖的现实生活的几幅面影。”
杜衡在《读〈大堰河〉》中热情赞叹道：“在形式的完整上，在情绪和思想的和谐上，在表现的充分上，我们无疑是应该举出这本薄薄的集子的第一首诗《大堰河——我的保姆》来做代表的。对这诗作，我们的一切铨注和解释都将成为多余，它自身便是一个对早期的艾青的最简单明了的说明。”
端木蕻良在《诗的战斗历程》中高度评价艾青：“他的悲哀的追索，使他看见雪怎样的带了‘寒冷’降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他是从美的耽爱得到了对于健康的新人类的茁秀的狂喜。他爱着大堰河，讴歌了北方的憨直，他从修饰里扬弃了修饰，获得了运用的技巧。他始终是朴质的作家里面的一个。”
这些名家在诗论中都是把《大堰河——我的保姆》当作抒情诗来欣赏赞美的。为什么如此口径一致?是不是因为茅盾大师“一锤定音”了?是不是他们也受到茅盾大师“先入为主”的影响?这也许是一个无法揭开的谜。
由于受到这些文坛名家“先入为主”的影响，人们历来把《大堰河——我的保姆》当作抒情诗名篇来欣赏，只不过多了一些近乎罗嗦、艰涩或滑稽的说法，譬如：这是一首夹抒夹叙的抒情诗，这是一首通过叙事来抒情的抒情诗，这是一首通过刻画形象来抒情的的抒情诗，这是一首以描述性意象为主的抒情诗，这是一首抒情与叙事有机结合的抒情诗，这是一首介乎抒情类和叙事类之间的边缘性诗体……
三是因为《大堰河——我的保姆》的叙事是抒情式的，具有浓郁鲜明的抒情色彩和强烈深沉的感情指向。
《大堰河——我的保姆》饱含深情地追忆了诗人童年的往事，怀念和赞美了大堰河，一唱三叹，荡气回肠，令人为之动容。这种强烈的抒情性，却又是以艺术地再现大堰河的动人形象为依托的，对大堰河这个贫苦妇女形象的多侧面刻画，便体现了这首诗的叙事性。例如写大堰河的音容笑貌，写她的喜怒哀乐，写她的生活状态和劳作场面，写她的希望和憧憬，写她的悲惨去世，写她死后的家境变迁。于是，抒情性和叙事性如水乳般交融在一起，叙事的具体性增强了抒情内涵的丰富性和可感性，抒情的强烈又使对往事的追忆、对大堰河的赞美尤显得动人肺腑。正因为如此，人们更愿意把这首诗当作抒情诗来欣赏和研究。殊不知，《大堰河——我的保姆》的抒情性是建立在叙事性的基础上的，这首诗的叙事性是主体，没有叙事性，抒情性也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我认为，应该把《大堰河——我的保姆》归属于叙事诗，理由如下：
一、《大堰河——人的保姆》完全符合叙事诗的重要特征。
叙事诗的重要特征是：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显然，《大堰河——我的保姆》的故事情节是比较完整的。它的故事脉络是：诗人在大雪纷飞的早晨，在寒冷彻骨的监狱，深情回忆起保姆大堰河——大堰河哺育她的乳儿的情景与细节——乳儿离开大堰河回家，大堰河留恋难舍，伤心而哭——乳儿回家感到陌生冷漠、忸怩不安——大堰河由乳儿的保姆变成乳儿家的佣娘，大堰河辛勤劳作的描述——大堰河想念、赞美他的乳儿，大堰河做了一个关于乳儿的美梦——大堰河去世的凄惨场面，临死时轻呼她的乳儿的名字——大堰河寒碜、悲伧的葬礼——大堰河死后家境的变迁和夫儿的命运，他的乳儿漂泊归来与大堰河的儿子们团聚的情景——诗人心潮澎湃，情不自禁要写一首呈给大堰河的赞美诗。这么好的故事框架和人物形象，把它改编成小说、戏剧、电影都不成问题。
细节描写，是叙事诗的重要特征，这是抒情诗所不具备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的细节描写是非常细腻准确、生动感人的，宛若一幅幅素描，一桢桢镜头，组合成原汁原味的生活原生态——没有渲染和雕饰，没有矫情和溢美，却很有心灵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譬如在写大堰河想念她的乳儿时：“在年节里，为了他，忙着切那冬米的糖，／为了他，常悄悄地走到村边的她的家里去，／为了他，走到她的身边叫一声‘妈’，／大堰河，把他画的大红大绿的关云长贴在灶边的墙上，／大堰河，会对她的邻居夸口赞美她的乳儿；／大堰河曾做了一个不能对人说的梦：／在梦里，她吃着她的乳儿的婚酒，／坐在辉煌的结彩的堂上，／而她的娇美的媳妇亲切的叫她‘婆婆’……”读到这样一组诗句，我们眼前仿佛浮现出这样一组鲜活质朴的生活情景：大堰河切冬米糖时，她的亲儿子们在旁边垂涎觊觎着，她却舍不得给他们吃，她把冬米糖包好，悄悄送给她的乳儿吃，望着他吃得那么香甜，大堰河慈祥地笑了：她的乳儿不顾父母的反对，悄悄跑到大堰河家里来玩，大方地走到大堰河身边叫了一声“妈”，感动得大堰河一把将她的乳儿搂进怀里，流着热泪又是亲吻又是抚摸；她的乳儿送给她一张他画的大红大绿的关云长，大堰河把画贴在灶边的墙上，每天烧火做饭时都要甜美地看上几眼；大堰河在洗菜的池塘边、洗衣的小河旁、挑水的井台边、打麦的晒场上向邻居夸口赞美她的乳儿怎么聪明，怎么可爱，怎么懂事，怎么孝敬；大堰河做了一个美梦，没有梦见她的亲生儿子们结婚，而是梦见她的乳儿结婚，她参加婚礼喝着喜酒，美美地坐在辉煌的结彩的大堂上，她的乳儿牵着娇美的新娘双双来到她的面前，新郎深情地叫了她一声“妈”，新娘羞涩地叫了她一声“婆婆”。当然，这美梦是不能随便对人说的，怕人家笑话她，也怕乳儿的亲生父母怪罪她，只有悄悄向未谙世事的乳儿倾诉……这些细节描写的诗句尽管都是白描式的，但有深邃的内涵和强烈的张力，激发人们丰富的想象。
刻画人物形象，更是叙事诗的长处，而抒情诗着重抒发诗人强烈感情和主观感受，并不要求刻画人物形象，即使是刻画人物形象，也是在抒情中刻画的，而不是在叙事中刻画的。譬如柯岩的抒情诗《周总理，你在哪里?》就是在抒情中刻画周总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形象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着力刻画大堰河的形象，大堰河的形象不是靠抒情来刻画的，而是靠叙事、尤其是细节描写来刻画的。譬如在塑造大堰河善良纯朴的形象时，用了排比句——八个“之后”：“在你搭好了灶火之后，／在你拍去了围裙上的炭灰之后，／在你尝到饭已煮熟了之后，／在你把乌黑的酱碗放在乌黑的桌子上之后，／在你补好了儿子们的为山腰的荆棘扯破的衣服之后，／在你把小儿被柴刀砍伤了的手包好之后，／在你把夫儿们的衬衣上的虱子一颗颗的掐死之后，／在拿起了今天的第一颗鸡蛋之后，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又如，在刻画大堰河勤劳乐观的性格时，用了另一组排比句——六个“含着笑”：“她含着笑，洗着我们的衣服，／她含着笑，提着菜篮到村边的结冰的池塘去。／她含着笑，切着冰屑悉索的萝卜／她含着笑，用手掏着猪吃的麦糟，／她含着笑，扇着炖肉的炉子的火，／她含着笑，背了团箕到广场上去晒好那些大豆和小麦……”读着这样具有情感穿透力的诗句时，一位伟大女性的形象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们面前，巍巍若山地挺立在我们心中。
二、《大堰河——我的保姆》的主体是叙事，本质是写人。
不可否认，《大堰河——我的保姆》抒情味浓，大量运用了复沓句式和排比句式，一唱三叹，反复吟哦，直抒胸臆，敞开心扉，诗人对大堰河深沉真挚的感情，在诗里行间起伏跌宕，催人泪下。如果把抒情比作这首诗的血液，那么叙事就是这首诗的骨肉；如果把抒情比作这首诗的花朵，那么写人就是这首诗的主干。可以这么说，在这首诗里，故事情节是载体，抒情是手段，而本质和目的是写人，即塑造刻画大堰河的形象。
从篇幅上来看，叙事写人也是主体，叙事多于抒情，描述多于吟哦，细节多于意象，实写多于虚写。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有趣的“减法实验”：将类似于“我是地主的儿子，也是吃了大堰河的奶而长大了的大堰河的儿子”、“大堰河，我是吃了你的奶而长大的儿子，我敬你爱你!”等反复吟哦去掉，虽然会大大削弱这首诗的抒情感染力，但它仍不失为一首质朴感人的叙事诗，也许别有一番艺术风味，宛若罗中立的油画《父亲》，毫无雕饰夸张，原汁原味，原生态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具有心灵的震撼力和艺术的感染力。
三、以抒情与叙事完美结合的名诗来类推，《大堰河——我的保姆》应属叙事诗。
《大堰河——我的保姆》堪称抒情性与叙事性完美结合的典范。
中国诗歌史上，抒情性与叙事性结合得好的诗不乏其例。譬如屈原的《哀郢》，描写的是诗人流亡的经历和感受，它紧扣“哀郢”之“哀”，注入了血泪般的深情，哀国、哀民、哀君、哀己，“哀”字贯穿始终，俯拾皆是，成为全诗之魂，反复吟哦，一唱三叹，令人荡气回肠、刻骨铭心。
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描写了蔡文姬身世的悲惨和战乱被掳的屈辱痛苦，以及归汉后与儿生离之痛，深沉哀怨，慷慨悲歌。郭沫若曾高度评价此作品，认为它是用整个灵魂吐诉出来的绝唱，是自屈原《离骚》以来最值得欣赏的长篇叙事诗。
杜甫的《无家别》，以一个当兵回来的农民的口吻自叙道：“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生我不得养，终身两酸嘶。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当他回到思念已久的家中时，才知道老母早已病死，当他再一次被征召入伍时，竟然没有一个可以告别的人!因此他悲愤地说，这样的人生，有什么意思呢?读到此谁能不为之动容!因而评论家说，《无家别》是一首优秀的叙事诗，也是一首扣人心弦的抒情诗。
还有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也是叙事与抒情完美结合的诗篇，读起来令人扼腕悲叹，潸然泪下。
为什么《哀郢》、《胡笳十八拍》、《无家别》、《长恨歌》、《琵琶行》等抒情与叙事有机结合的诗都归入了叙事诗，而《大堰河——我的保姆》就不能名正言／顷地归入叙事诗呢?
四、从艺术表现手法上来分析，《大堰河——我的保姆》应属叙事诗。
抒情诗常常运用比喻、起兴、联想、反复、排比等修辞手法，而《大堰河——我的保姆》仅仅采用了抒情诗中常用的反复、排比手法。反复吟哦，是诗人在叙事写人后感情的喷涌迸发，它不是为抒情而抒情，而是为塑造人物形象渲染情氛、烘托背景，这在同属于叙事诗范畴的史诗、英雄颂歌、诗剧中也是经常运用的。因而，不能因《大堰河——我的保姆》运用了反复吟哦的手法，就把它逐出叙事诗之列。《大堰河——我的保姆》大量运用了排比，也是人们把它拉进抒情诗之列的原因之一。其实，排比手法并非抒情诗的专用品，叙事诗也是可以运用的，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等著名叙事诗也都巧妙地运用了排比手法。更值得注意的是，《大堰河——我的保姆》中的排比句都是在进行细节描述，在为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服务，除了前面举例过的排比句八个“之后”、六个“含着笑”，还有五个“同着”：“大堰河，含泪的去了!／同着四十几年的人世生活的凌侮，／同着数不尽的奴隶的凄苦，／同着四块钱的棺材和几束稻草，／同着几尺长方的埋棺材的土地，／同着一手把的纸钱的灰，／大堰河，她含泪的去了。”多么细腻质朴的描述，多么深沉悲伧的追怀!
《大堰河——我的保姆》大量运用了对比方法：生身父母家的富裕与大堰河家的贫困，生身父母家的虚伪残忍与大堰河的充满爱心，对自己家庭的陌生、厌恶、反感与对大堰河的亲近、依恋、敬爱，大堰河生前的乐观、憧憬与她死后的凄惨、幻灭，无不形成强烈、鲜明的对比，这些对比有助于推动情节发展，增强叙事效果，突出人物性格，烘托人物形象。
《大堰河——我的保姆》的语言近于散文化，符合此诗追忆、思念的情调，娓娓地叙述故事，缓缓地流淌感情，显得自然，真切，使得它更像一首叙事诗。更耐人寻思的是，《大堰河——我的保姆》中人称自由的变换。作为抒情主人公，诗基本上用“我”，即第一人称来抒情和叙事，此时就称大堰河为“你”，即用第二人称，这样表现具有亲切感、感染力。但有时候，为了体现叙事的客观性、真实性，又改用第三人称“她”来称呼大堰河，这时，以大堰河为叙述的主体对象，就将抒情主人公也改用“他”来称呼了。在同一首诗中使用三种人称，在诗歌中少见，能够这么自由的变换、成功的驾驭，更是罕见。如果单单为了抒情，是犯不上使用三种人称的，只有为了叙事写人，在追忆中情不自禁地跳出叙事语境来抒情，才会使用三种人称。
《大堰河——我的保姆》细致准确的描述，更让我们相信它是叙事诗。譬如对生活风俗的细致描述：“红漆雕花的家具”、“睡床上金色的花纹”、“‘天伦叙乐’的匾”、“安了火钵的炕凳”、“切冬米糖”、“贴在灶边墙上的画”、“婚酒”等等。对数量词的准确描述：“被典押了的一丈平方的园地”、“碾了三番的白米的饭”、“四块钱的棺材”、“几束稻草”、“几尺长方的埋棺材的土地”、“一手把的纸钱的灰”等等。还有对颜色准确的描述：“乌黑的酱碗”、“乌黑的桌子”、“金色的花纹”、“大红大绿的关云长”、“紫色的灵魂”、“泥黑的温柔的脸颜”等等。抒情诗是不可能、也没必要做到这点的。如此细致准确的描述，难道不正是叙事诗的特征么?
既然是“带有自传性质”，“完全是按照事实写的”，为什么不把这首诗认定为自传体叙事诗呢?既然《大堰河——我的保姆》具备了叙事诗的“通过刻画人物形象和叙述故事情节来反映现实、抒发情感”的主要特征，为什么仍然要把它归属于抒情诗范畴中去呢?窃以为，长期以来把《大堰河——我的保姆》看作是抒情诗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受中国诗歌史“重抒情诗轻叙事诗”的价值观影响。
纵观浩如烟海、灿若星空的中国诗歌史，历来有“重抒情诗轻叙事诗”的倾向。《诗经》三百零五篇，绝大部分是抒情诗，而叙事诗寥寥无几，只有《珉》、《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篇，而且这些诗严格说来只能算叙事诗的雏形。西周、春秋崇尚“赋、比、兴”，“风、雅、颂”中的抒情诗成了主旋律，不知是当时人们不屑于叙事诗，还是民间流传着的叙事诗被《诗经》的编纂者拒绝收录了。
写过中国第一首长篇抒情诗《离骚》的屈原，苦吟了那么多忧国忧民的抒情诗，而只有《哀郢》勉强像叙事诗，但研究楚辞的专家学者至今还在争论不休：《哀郢》到底是抒情诗还是叙事诗?
汉乐府民歌和《诗经》是一脉相承的，《诗经》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汉乐府则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但在研究者心目中，《诗经》的艺术价值远远大于汉乐府民歌，就因为《诗经》以抒情诗为主，汉乐府则长于叙事铺陈。殊不知汉乐府民歌标志着古代叙事诗的完全成熟，著名的《孔雀东南飞》是中国第一首长篇叙事诗，还涌现出了《陌上桑》、《东门行》、《孤儿行》、《十五从军征》等优秀叙事诗，而且对北朝的叙事诗《木兰诗》和白居易的《乐府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颠峰时期和黄金时代，名家辈出，大家纷呈，《全唐诗》收录的诗人两千余家，诗作近五万首，诞生了李白、杜甫、白居易三大诗人。但唐代的叙事诗远远少于抒情诗，且擅长写豪放飘逸的抒情诗的李白，其盛名却大大超过了写感时泄愤的叙事诗的杜甫和白居易，正如有人戏言：浪漫主义凌驾于现实主义之上。其实，写叙事诗是李白的短处，除了《长干行》，还没有一首像模像样的叙事诗，而“穷时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杜甫的“三吏”、“三别”和《兵车行》，白居易的《卖炭翁》、《琵琶行》、《长恨歌》则是叙事诗的扛鼎之作。
中国现代诗史中，“重抒情诗轻叙事诗”的倾向仍然存在，郭沫若的《女神》、戴望舒的《雨巷》、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等抒情诗名篇掀起新诗浪潮，而叙事诗受到诗人和世人们的轻视冷落，没有产生有心灵震撼力和艺术魅力的叙事诗名篇，好不容易冒出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又被归入抒情诗之列，岂不令人沮丧、迷惘?为什么硬要把叙事明显多于抒情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归为抒情诗呢?我揣摩，也许就是“重抒情诗轻叙事诗”的观念在作怪，在世人眼里，抒情诗是“阳春白雪”，叙事诗是“下里巴人”；抒情诗是高雅文艺，叙事诗是通俗文艺。因此，人们怕将《大堰河——我的保姆》归入叙事诗“影响”了它的艺术价值。
二是受文坛名家“先入为主”的影响。
艾青1932年4、5月间从法国回到上海。不久，参加了“左翼美术家联盟”，并与一些进步美术青年一起组织了“春地美术研究所”。1932年7月12日，艾青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3年1月14日早晨，艾青从监狱的铁窗看到外面下雪，不由得想起了他的保姆，情不自禁地一口气写下了《大堰河——我的保姆》。后来艾青将这首诗托出狱的难友带出去，发表于1934年第1卷第3期《春光》杂志上。
《大堰河——我的保姆》发表后，很快轰动了全国，引起了不少著名人物的注目。文坛大师茅盾第一个撰文《论初期白话诗》，赞扬这是一首沉郁感人的抒情长诗。
胡风在诗论《吹芦笛的诗人》中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在这里有了一个用乳汁用母爱喂养别人的孩子，用劳力用忠诚服侍别人的农妇的形象，乳儿的作者用素朴的真实的语言对这形象呈诉了切切的爱心。……他唱出了他自己所交往的，但依然是我们所能感受的一角人生，也因为他的歌唱总是通过他的脉脉滚动的情愫，他的言语不过于枯瘦也不过于喧哗，更没有纸花纸叶式的繁饰，平易地然而是气息鲜活地唱出了被现实生活所波动的他的情愫，唱出了被他的情愫所温暖的现实生活的几幅面影。”
杜衡在《读〈大堰河〉》中热情赞叹道：“在形式的完整上，在情绪和思想的和谐上，在表现的充分上，我们无疑是应该举出这本薄薄的集子的第一首诗《大堰河——我的保姆》来做代表的。对这诗作，我们的一切铨注和解释都将成为多余，它自身便是一个对早期的艾青的最简单明了的说明。”
端木蕻良在《诗的战斗历程》中高度评价艾青：“他的悲哀的追索，使他看见雪怎样的带了‘寒冷’降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他是从美的耽爱得到了对于健康的新人类的茁秀的狂喜。他爱着大堰河，讴歌了北方的憨直，他从修饰里扬弃了修饰，获得了运用的技巧。他始终是朴质的作家里面的一个。”
这些名家在诗论中都是把《大堰河——我的保姆》当作抒情诗来欣赏赞美的。为什么如此口径一致?是不是因为茅盾大师“一锤定音”了?是不是他们也受到茅盾大师“先入为主”的影响?这也许是一个无法揭开的谜。
由于受到这些文坛名家“先入为主”的影响，人们历来把《大堰河——我的保姆》当作抒情诗名篇来欣赏，只不过多了一些近乎罗嗦、艰涩或滑稽的说法，譬如：这是一首夹抒夹叙的抒情诗，这是一首通过叙事来抒情的抒情诗，这是一首通过刻画形象来抒情的的抒情诗，这是一首以描述性意象为主的抒情诗，这是一首抒情与叙事有机结合的抒情诗，这是一首介乎抒情类和叙事类之间的边缘性诗体……
三是因为《大堰河——我的保姆》的叙事是抒情式的，具有浓郁鲜明的抒情色彩和强烈深沉的感情指向。
《大堰河——我的保姆》饱含深情地追忆了诗人童年的往事，怀念和赞美了大堰河，一唱三叹，荡气回肠，令人为之动容。这种强烈的抒情性，却又是以艺术地再现大堰河的动人形象为依托的，对大堰河这个贫苦妇女形象的多侧面刻画，便体现了这首诗的叙事性。例如写大堰河的音容笑貌，写她的喜怒哀乐，写她的生活状态和劳作场面，写她的希望和憧憬，写她的悲惨去世，写她死后的家境变迁。于是，抒情性和叙事性如水乳般交融在一起，叙事的具体性增强了抒情内涵的丰富性和可感性，抒情的强烈又使对往事的追忆、对大堰河的赞美尤显得动人肺腑。正因为如此，人们更愿意把这首诗当作抒情诗来欣赏和研究。殊不知，《大堰河——我的保姆》的抒情性是建立在叙事性的基础上的，这首诗的叙事性是主体，没有叙事性，抒情性也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我认为，应该把《大堰河——我的保姆》归属于叙事诗，理由如下：
一、《大堰河——人的保姆》完全符合叙事诗的重要特征。
叙事诗的重要特征是：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显然，《大堰河——我的保姆》的故事情节是比较完整的。它的故事脉络是：诗人在大雪纷飞的早晨，在寒冷彻骨的监狱，深情回忆起保姆大堰河——大堰河哺育她的乳儿的情景与细节——乳儿离开大堰河回家，大堰河留恋难舍，伤心而哭——乳儿回家感到陌生冷漠、忸怩不安——大堰河由乳儿的保姆变成乳儿家的佣娘，大堰河辛勤劳作的描述——大堰河想念、赞美他的乳儿，大堰河做了一个关于乳儿的美梦——大堰河去世的凄惨场面，临死时轻呼她的乳儿的名字——大堰河寒碜、悲伧的葬礼——大堰河死后家境的变迁和夫儿的命运，他的乳儿漂泊归来与大堰河的儿子们团聚的情景——诗人心潮澎湃，情不自禁要写一首呈给大堰河的赞美诗。这么好的故事框架和人物形象，把它改编成小说、戏剧、电影都不成问题。
细节描写，是叙事诗的重要特征，这是抒情诗所不具备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的细节描写是非常细腻准确、生动感人的，宛若一幅幅素描，一桢桢镜头，组合成原汁原味的生活原生态——没有渲染和雕饰，没有矫情和溢美，却很有心灵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譬如在写大堰河想念她的乳儿时：“在年节里，为了他，忙着切那冬米的糖，／为了他，常悄悄地走到村边的她的家里去，／为了他，走到她的身边叫一声‘妈’，／大堰河，把他画的大红大绿的关云长贴在灶边的墙上，／大堰河，会对她的邻居夸口赞美她的乳儿；／大堰河曾做了一个不能对人说的梦：／在梦里，她吃着她的乳儿的婚酒，／坐在辉煌的结彩的堂上，／而她的娇美的媳妇亲切的叫她‘婆婆’……”读到这样一组诗句，我们眼前仿佛浮现出这样一组鲜活质朴的生活情景：大堰河切冬米糖时，她的亲儿子们在旁边垂涎觊觎着，她却舍不得给他们吃，她把冬米糖包好，悄悄送给她的乳儿吃，望着他吃得那么香甜，大堰河慈祥地笑了：她的乳儿不顾父母的反对，悄悄跑到大堰河家里来玩，大方地走到大堰河身边叫了一声“妈”，感动得大堰河一把将她的乳儿搂进怀里，流着热泪又是亲吻又是抚摸；她的乳儿送给她一张他画的大红大绿的关云长，大堰河把画贴在灶边的墙上，每天烧火做饭时都要甜美地看上几眼；大堰河在洗菜的池塘边、洗衣的小河旁、挑水的井台边、打麦的晒场上向邻居夸口赞美她的乳儿怎么聪明，怎么可爱，怎么懂事，怎么孝敬；大堰河做了一个美梦，没有梦见她的亲生儿子们结婚，而是梦见她的乳儿结婚，她参加婚礼喝着喜酒，美美地坐在辉煌的结彩的大堂上，她的乳儿牵着娇美的新娘双双来到她的面前，新郎深情地叫了她一声“妈”，新娘羞涩地叫了她一声“婆婆”。当然，这美梦是不能随便对人说的，怕人家笑话她，也怕乳儿的亲生父母怪罪她，只有悄悄向未谙世事的乳儿倾诉……这些细节描写的诗句尽管都是白描式的，但有深邃的内涵和强烈的张力，激发人们丰富的想象。
刻画人物形象，更是叙事诗的长处，而抒情诗着重抒发诗人强烈感情和主观感受，并不要求刻画人物形象，即使是刻画人物形象，也是在抒情中刻画的，而不是在叙事中刻画的。譬如柯岩的抒情诗《周总理，你在哪里?》就是在抒情中刻画周总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形象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着力刻画大堰河的形象，大堰河的形象不是靠抒情来刻画的，而是靠叙事、尤其是细节描写来刻画的。譬如在塑造大堰河善良纯朴的形象时，用了排比句——八个“之后”：“在你搭好了灶火之后，／在你拍去了围裙上的炭灰之后，／在你尝到饭已煮熟了之后，／在你把乌黑的酱碗放在乌黑的桌子上之后，／在你补好了儿子们的为山腰的荆棘扯破的衣服之后，／在你把小儿被柴刀砍伤了的手包好之后，／在你把夫儿们的衬衣上的虱子一颗颗的掐死之后，／在拿起了今天的第一颗鸡蛋之后，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又如，在刻画大堰河勤劳乐观的性格时，用了另一组排比句——六个“含着笑”：“她含着笑，洗着我们的衣服，／她含着笑，提着菜篮到村边的结冰的池塘去。／她含着笑，切着冰屑悉索的萝卜／她含着笑，用手掏着猪吃的麦糟，／她含着笑，扇着炖肉的炉子的火，／她含着笑，背了团箕到广场上去晒好那些大豆和小麦……”读着这样具有情感穿透力的诗句时，一位伟大女性的形象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们面前，巍巍若山地挺立在我们心中。
二、《大堰河——我的保姆》的主体是叙事，本质是写人。
不可否认，《大堰河——我的保姆》抒情味浓，大量运用了复沓句式和排比句式，一唱三叹，反复吟哦，直抒胸臆，敞开心扉，诗人对大堰河深沉真挚的感情，在诗里行间起伏跌宕，催人泪下。如果把抒情比作这首诗的血液，那么叙事就是这首诗的骨肉；如果把抒情比作这首诗的花朵，那么写人就是这首诗的主干。可以这么说，在这首诗里，故事情节是载体，抒情是手段，而本质和目的是写人，即塑造刻画大堰河的形象。
从篇幅上来看，叙事写人也是主体，叙事多于抒情，描述多于吟哦，细节多于意象，实写多于虚写。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有趣的“减法实验”：将类似于“我是地主的儿子，也是吃了大堰河的奶而长大了的大堰河的儿子”、“大堰河，我是吃了你的奶而长大的儿子，我敬你爱你!”等反复吟哦去掉，虽然会大大削弱这首诗的抒情感染力，但它仍不失为一首质朴感人的叙事诗，也许别有一番艺术风味，宛若罗中立的油画《父亲》，毫无雕饰夸张，原汁原味，原生态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具有心灵的震撼力和艺术的感染力。
三、以抒情与叙事完美结合的名诗来类推，《大堰河——我的保姆》应属叙事诗。
《大堰河——我的保姆》堪称抒情性与叙事性完美结合的典范。
中国诗歌史上，抒情性与叙事性结合得好的诗不乏其例。譬如屈原的《哀郢》，描写的是诗人流亡的经历和感受，它紧扣“哀郢”之“哀”，注入了血泪般的深情，哀国、哀民、哀君、哀己，“哀”字贯穿始终，俯拾皆是，成为全诗之魂，反复吟哦，一唱三叹，令人荡气回肠、刻骨铭心。
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描写了蔡文姬身世的悲惨和战乱被掳的屈辱痛苦，以及归汉后与儿生离之痛，深沉哀怨，慷慨悲歌。郭沫若曾高度评价此作品，认为它是用整个灵魂吐诉出来的绝唱，是自屈原《离骚》以来最值得欣赏的长篇叙事诗。
杜甫的《无家别》，以一个当兵回来的农民的口吻自叙道：“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生我不得养，终身两酸嘶。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当他回到思念已久的家中时，才知道老母早已病死，当他再一次被征召入伍时，竟然没有一个可以告别的人!因此他悲愤地说，这样的人生，有什么意思呢?读到此谁能不为之动容!因而评论家说，《无家别》是一首优秀的叙事诗，也是一首扣人心弦的抒情诗。
还有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也是叙事与抒情完美结合的诗篇，读起来令人扼腕悲叹，潸然泪下。
为什么《哀郢》、《胡笳十八拍》、《无家别》、《长恨歌》、《琵琶行》等抒情与叙事有机结合的诗都归入了叙事诗，而《大堰河——我的保姆》就不能名正言／顷地归入叙事诗呢?
四、从艺术表现手法上来分析，《大堰河——我的保姆》应属叙事诗。
抒情诗常常运用比喻、起兴、联想、反复、排比等修辞手法，而《大堰河——我的保姆》仅仅采用了抒情诗中常用的反复、排比手法。反复吟哦，是诗人在叙事写人后感情的喷涌迸发，它不是为抒情而抒情，而是为塑造人物形象渲染情氛、烘托背景，这在同属于叙事诗范畴的史诗、英雄颂歌、诗剧中也是经常运用的。因而，不能因《大堰河——我的保姆》运用了反复吟哦的手法，就把它逐出叙事诗之列。《大堰河——我的保姆》大量运用了排比，也是人们把它拉进抒情诗之列的原因之一。其实，排比手法并非抒情诗的专用品，叙事诗也是可以运用的，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等著名叙事诗也都巧妙地运用了排比手法。更值得注意的是，《大堰河——我的保姆》中的排比句都是在进行细节描述，在为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服务，除了前面举例过的排比句八个“之后”、六个“含着笑”，还有五个“同着”：“大堰河，含泪的去了!／同着四十几年的人世生活的凌侮，／同着数不尽的奴隶的凄苦，／同着四块钱的棺材和几束稻草，／同着几尺长方的埋棺材的土地，／同着一手把的纸钱的灰，／大堰河，她含泪的去了。”多么细腻质朴的描述，多么深沉悲伧的追怀!
《大堰河——我的保姆》大量运用了对比方法：生身父母家的富裕与大堰河家的贫困，生身父母家的虚伪残忍与大堰河的充满爱心，对自己家庭的陌生、厌恶、反感与对大堰河的亲近、依恋、敬爱，大堰河生前的乐观、憧憬与她死后的凄惨、幻灭，无不形成强烈、鲜明的对比，这些对比有助于推动情节发展，增强叙事效果，突出人物性格，烘托人物形象。
《大堰河——我的保姆》的语言近于散文化，符合此诗追忆、思念的情调，娓娓地叙述故事，缓缓地流淌感情，显得自然，真切，使得它更像一首叙事诗。更耐人寻思的是，《大堰河——我的保姆》中人称自由的变换。作为抒情主人公，诗基本上用“我”，即第一人称来抒情和叙事，此时就称大堰河为“你”，即用第二人称，这样表现具有亲切感、感染力。但有时候，为了体现叙事的客观性、真实性，又改用第三人称“她”来称呼大堰河，这时，以大堰河为叙述的主体对象，就将抒情主人公也改用“他”来称呼了。在同一首诗中使用三种人称，在诗歌中少见，能够这么自由的变换、成功的驾驭，更是罕见。如果单单为了抒情，是犯不上使用三种人称的，只有为了叙事写人，在追忆中情不自禁地跳出叙事语境来抒情，才会使用三种人称。
《大堰河——我的保姆》细致准确的描述，更让我们相信它是叙事诗。譬如对生活风俗的细致描述：“红漆雕花的家具”、“睡床上金色的花纹”、“‘天伦叙乐’的匾”、“安了火钵的炕凳”、“切冬米糖”、“贴在灶边墙上的画”、“婚酒”等等。对数量词的准确描述：“被典押了的一丈平方的园地”、“碾了三番的白米的饭”、“四块钱的棺材”、“几束稻草”、“几尺长方的埋棺材的土地”、“一手把的纸钱的灰”等等。还有对颜色准确的描述：“乌黑的酱碗”、“乌黑的桌子”、“金色的花纹”、“大红大绿的关云长”、“紫色的灵魂”、“泥黑的温柔的脸颜”等等。抒情诗是不可能、也没必要做到这点的。如此细致准确的描述，难道不正是叙事诗的特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