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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同一国度的同一时期、不同国度的同一时期，甚至不同国度的不同时期，某些文学家和某些文学作品的观点总能找出其相通的地方，塞万提斯和屠格涅夫及其代表作《堂吉诃德》和《罗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这种文学共通现象是由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决定的。
关键词：塞万提斯 屠格涅夫 文学共通现象 社会物质性
一
人类社会产生以来，文学作为伴随人类社会发展步伐的高级产品，是人类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本来就无限多样的人类社会增加了更加绚丽的色彩。在茫茫的文学长河里，文学作品的数量可谓是浩如烟海、繁若星辰，文学作品的特质更是千差万别、各领风骚。尽管如此，同一国度的同一时期、不同国度的同一时期，甚至不同国度的不同时期，某些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观点总能找出其相通的地方，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文学共通现象。塞万提斯和屠格涅夫及其代表作《堂吉诃德》和《罗亭》之间惊人的相通之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塞万提斯是16至17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著名作家，他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堂吉诃德》。作品的主人公堂吉诃德是一个穷乡绅，年近五十岁时因酷爱骑士小说而入迷，自己便仿效骑士出外游侠，在无边无际的幻想中，非常另类地处理一路上的所遇所闻，闯了很多祸，吃了很多苦头，闹了很多笑话，最后带着全身心的累累伤痕，回到家里卧床不起，至死才有所悔悟。屠格涅夫是19世纪俄国著名作家，他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罗亭》，作品的主人公罗亭出身于破落贵族家庭，他崇尚自由，能言善辩，但是缺乏行动力，是一个“口头革命家”，最后是一事无成，死于巴黎巷战之中。无论是从两位文学大师的生活时空来看，还是从其代表作的故事情节来看，似乎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人和事，根本就不具有文学比较的价值。但是，1860年1月10日，为赞助“清贫作家和学者救济会”，屠格涅夫在公众报告会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的演说，热情洋溢地赞美了堂吉诃德式的信仰，对堂吉诃德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个演说中的观点，与他在《罗亭》一书中描绘的罗亭辩驳毕加索夫的观点以及对罗亭的赞赏，竟然如出一辙。这无疑提示了我们，塞万提斯和屠格涅夫两个文学大师之间，或者说堂吉诃德和罗亭两个文学人物形象之间具有共通性，从而，也给我们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启发。
二
《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这篇演说长达14000多字，在整个演说中，屠格涅夫慷慨激昂、滔滔不绝，对堂吉诃德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堂吉诃德究竟表明什么呢？首先表明信仰，对于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东西的信仰，对真理的信仰，一句话，对于那种处于个人之外的真理的信仰。这种真理不大容易把握，要求为它服务和做出牺牲，但是只要为它服务时持之以恒并且做出大的牺牲，它也是可以掌握的。堂吉诃德整个人充满着对理想的忠诚，为了理想，他准备经受各种艰难困苦，牺牲生命；他珍视自己的生命的程度，视其能否成为体现理想、在世界上确立真理和正义的手段而定。”“他整个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生活在自己之外，活着是为别人，为了自己的兄弟，为了根除邪恶，为了反对敌视人类的力量─魔法师、巨人，即压迫者。他身上连一点利己主义的痕迹也没有，他不关心自己，他整个人都充满自我牺牲精神─请珍惜这个词！─他有信仰而且坚信不疑，义无反顾。”由此可见，堂吉诃德对于理想和信仰的归依心是非常强的，为了实现理想，他不畏任何艰难险阻，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乃至宝贵的生命，在他眼里，自己的一切都是实现理想的手段。
事实上，屠格涅夫通过对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两个人物形象的比较，目的在于向人们展示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虽然通篇演说都没有提到五年前自己出版的《罗亭》一书的主人公罗亭的形象，但是，文学家往往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思想观点融入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屠格涅夫也不例外。在《罗亭》一书中，罗亭在庄园中慷慨激昂的演讲就印证了这一点。罗亭针对皮加索夫的信念空虚、自私自利、怀疑主义、玩世不恭等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判，在演讲中情绪激昂、神采飞扬、旗帜鲜明。罗亭说：“我再说一次，假如一个人没有他相信的坚实原理，没有他站稳脚跟的立场，他怎么能认识清楚本国人民的需要、使命和未来呢？他怎么能知道他自己理当干什么呢？”“自私的人仿佛贫瘠土壤里的一株孤木，会枯萎而死，但自尊心却宛如趋向尽善尽美的一种活力，是一切伟大事业的渊源……是的！一个人应该挫败自己个性中最顽固的利己主义，才会让个性有表现的权利！”针对罗亭的演讲，屠格涅夫无法掩饰对罗亭式崇高理想信念的钟爱和对罗亭的思想观点的高度认同，他甚至不直接让罗亭说话，竟然自己替罗亭发表起观点来了。屠格涅夫说：“于是罗亭开始谈论自尊心，而且谈论得十分得体。他有理有据地指出，一个人没有一点自尊心就毫无价值，自尊心有如阿基米德的杠杆，可以凭借它推动地球，但与此同时，一个人只有像骑士驾驭骏马那样善于驾驭自己的自尊心，一个人只有把一己之身奉献给公共福利，他才无愧于人的称号......”
由此可以看到，羅亭在雄辩式的演讲中展现出的理想信念和思想观点与屠格涅夫对堂吉诃德的评价惊人的相似。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屠格涅夫把对堂吉诃德的厚爱倾注到罗亭的身上，把自己的崇高的理想信念和深邃的思想观点寄托并展现在了罗亭这一人物形象上，罗亭的身上具有了堂吉诃德甚或塞万提斯的影子。
三
《堂吉诃德》和《罗亭》分别是两位世界文学大师的代表作。我们在阅读两部名著时会发现，堂吉诃德和罗亭两个人物形象无论从其人生经历上，还是从其理想信仰上有着太多的共同特征。
从堂吉诃德和罗亭两个人物形象的人生经历上看，虽然两个人都代喻着某种社会进步的特征，但由于任何进步的东西起初都是渺小、微弱的，因此，两个人都成了当时社会现实的异己分子。堂吉诃德单打独斗、横刀立马，三次出征与社会的阴暗面作斗争，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吃了不少皮肉之苦，但他却成了人人嘲笑的疯子、蠢货、“二愣子”。更重要的是，他的全身心付出却得到了相反的回报，给他的心灵上带来了极大的创伤，致使在自我质疑、抑郁忧愤、有所醒悟中死亡。罗亭作为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为了改造社会，他到处宣传先进思想，他热衷于小范围实验改良，他将生死置之度外勇敢地跃入巴黎战场，但从来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相反，却遭到很多人鄙视和诟病，把他看成一个神经质的人，甚至连对他无比崇拜的米哈伊洛夫娜也只是把他当作打发无聊日子的工具而已。两个人物形象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度里，演出了鲁迅先生所说的革命者的“人血馒头”式的悲剧。 从堂吉诃德和罗亭的理想信仰来看，两个人都是绝对的执着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信仰，从而他们的行动都与现实格格不入，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令人惋惜的破灭。堂吉诃德所向往的社会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式的社会，这个社会是古代的“黄金世纪”，生活在那里的人没有任何私心杂念，万物公有，天下太平，充满着和谐友爱的气氛。但是，这个美好的世界被当前的一些妖魔鬼怪破坏得面目全非，成了一个多灾多难、令人厌恶的时代。因此，他便把单枪匹马打抱不平当成除暴安良、伸张正义、改造社会的途径，企圖以自己的游侠行为来恢复过去的骑士制度和远古的黄金盛世。结果，弄得自己吃尽苦头，满身是伤，不仅害了别人，更害了自己。罗亭出身于破落的贵族家庭，在大学时代就参加过进步的青年团体。他向人们宣传为真理和理想而奋斗。他关注重大社会问题，对俄国黑暗落后的社会现象极度不满，对腐朽的统治者深恶痛绝，对美好的未来充满执着的向往，醉心于通过农业改良、疏浚河道、改革教育等社会改良的实践，为充满阴霾的俄国带来朗朗乾坤。所以他无视他人的冷嘲热讽，无视合作者的政治立场，无视忘我的泪水汗水，甚至无视战场上的烽火连天。堂吉诃德和罗亭误入理想主义，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以死而告慰，可谓是悲歌一曲。两个人物形象的悲剧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一个人必须有理想，否则就只能是行尸走肉；但理想必须切合实际，否则就只能是空洞的理想主义，在语言上夸夸其谈，在行动上违背规律，在结局上一事无成。
四
塞万提斯和屠格涅夫生活在不同的国度，生活的时间相差250多年，为什么他们的思想观点和塑造的堂吉诃德和罗亭两个人物形象具有如此的相通性呢？究其根源在于他们都生活在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中的动荡变革时期，具有相同的社会物质条件。
《堂吉诃德》创作于17世纪初西班牙文学的黄金时期。在16世纪，西班牙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热衷于扩张的国家。16世纪之前的几百年中，伊比利亚半岛一直是穆斯林的一个据点，西班牙人坚信伊斯兰教是永远的敌人，所以他们打着圣战的旗号利用海外扩张来增强天主教的势力范围。于是从15世纪便开始了新航路的开辟，在美州和亚洲建立了大量的殖民地，从东方的香料贸易，美洲的银矿、大庄园和种植场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国家的经济实力大大提高。凭仗着强大的经济实力，西班牙王朝更加穷兵黩武，与新教徒的战争、与土耳其的战争、与法国人的战争等等，致使长时间国无宁日。同时，由于航海事业的发展和西欧的对外扩张，资本主义萌芽在欧洲大地上兴起，文艺复兴也席卷欧洲大陆，封建社会的根深蒂固受到了资本主义的猛烈侵袭，不同经济形态之间的矛盾使整个社会处于变革转型的动荡时期，广大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更是受到猛烈冲击，《堂吉诃德》就是这种社会剧变大环境下的产物。
《罗亭》创作于19世纪50年代，罗亭是19世纪40年代的人物。19世纪40年代是俄国尼古拉一世反动统治时期，可以说是俄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封建沙皇政府腐败堕落，政治上实行高压政策，思想言论没有自由，严格禁止革命活动，整个社会蒙昧，人民没有觉醒，革命行动的条件尚不成熟，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远远落后于西欧国家。但是，黑暗的统治无法阻止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西欧政治经济的渗透使资本主义新经济形态不可避免地光顾了这个封建大国，封建统治者更加惶惶不可终日，对农奴压迫的手段更加残忍，国内矛盾更加激化。19世纪50年代，俄国又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惨遭失败，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社会经济危机，整个国家积贫积弱、动荡不安、混乱不堪，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社会变革迫在眉睫。
由此可见，虽然就堂吉诃德和罗亭两个人物形象来看，一个是西班牙人，一个是俄罗斯人，一个是16至17世纪的人，一个是19世纪中叶的人，而且小说的故事情节也大相径庭。但是，由于塞万提斯和屠格涅夫都生活在“经济大转型、政治大变革、思想大碰撞”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因而，他们就有了相通的政治观点、理论观点和文学观点，因而也就塑造出了像堂吉诃德和罗亭这种具有共通性的人物形象。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从而也告诉我们，社会历史是客观实在，是人们思想观点的社会物质基础。因此，文学研究不能割断历史，只有把人物形象放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和大视野中去把握，才能使文学研究更加科学，也才能使文学现象闪耀出更加绚丽夺目的光芒。
参考文献
[1]堂吉诃德/（西）塞万提斯著；徐岩译─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2016.6.重印
[2]罗亭/（俄）屠格涅夫；刘伦振译─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2
[3]《屠格涅夫全集》第1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作者介绍：宋菁菁，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教师）
关键词：塞万提斯 屠格涅夫 文学共通现象 社会物质性
一
人类社会产生以来，文学作为伴随人类社会发展步伐的高级产品，是人类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本来就无限多样的人类社会增加了更加绚丽的色彩。在茫茫的文学长河里，文学作品的数量可谓是浩如烟海、繁若星辰，文学作品的特质更是千差万别、各领风骚。尽管如此，同一国度的同一时期、不同国度的同一时期，甚至不同国度的不同时期，某些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观点总能找出其相通的地方，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文学共通现象。塞万提斯和屠格涅夫及其代表作《堂吉诃德》和《罗亭》之间惊人的相通之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塞万提斯是16至17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著名作家，他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堂吉诃德》。作品的主人公堂吉诃德是一个穷乡绅，年近五十岁时因酷爱骑士小说而入迷，自己便仿效骑士出外游侠，在无边无际的幻想中，非常另类地处理一路上的所遇所闻，闯了很多祸，吃了很多苦头，闹了很多笑话，最后带着全身心的累累伤痕，回到家里卧床不起，至死才有所悔悟。屠格涅夫是19世纪俄国著名作家，他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罗亭》，作品的主人公罗亭出身于破落贵族家庭，他崇尚自由，能言善辩，但是缺乏行动力，是一个“口头革命家”，最后是一事无成，死于巴黎巷战之中。无论是从两位文学大师的生活时空来看，还是从其代表作的故事情节来看，似乎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人和事，根本就不具有文学比较的价值。但是，1860年1月10日，为赞助“清贫作家和学者救济会”，屠格涅夫在公众报告会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的演说，热情洋溢地赞美了堂吉诃德式的信仰，对堂吉诃德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个演说中的观点，与他在《罗亭》一书中描绘的罗亭辩驳毕加索夫的观点以及对罗亭的赞赏，竟然如出一辙。这无疑提示了我们，塞万提斯和屠格涅夫两个文学大师之间，或者说堂吉诃德和罗亭两个文学人物形象之间具有共通性，从而，也给我们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启发。
二
《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这篇演说长达14000多字，在整个演说中，屠格涅夫慷慨激昂、滔滔不绝，对堂吉诃德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堂吉诃德究竟表明什么呢？首先表明信仰，对于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东西的信仰，对真理的信仰，一句话，对于那种处于个人之外的真理的信仰。这种真理不大容易把握，要求为它服务和做出牺牲，但是只要为它服务时持之以恒并且做出大的牺牲，它也是可以掌握的。堂吉诃德整个人充满着对理想的忠诚，为了理想，他准备经受各种艰难困苦，牺牲生命；他珍视自己的生命的程度，视其能否成为体现理想、在世界上确立真理和正义的手段而定。”“他整个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生活在自己之外，活着是为别人，为了自己的兄弟，为了根除邪恶，为了反对敌视人类的力量─魔法师、巨人，即压迫者。他身上连一点利己主义的痕迹也没有，他不关心自己，他整个人都充满自我牺牲精神─请珍惜这个词！─他有信仰而且坚信不疑，义无反顾。”由此可见，堂吉诃德对于理想和信仰的归依心是非常强的，为了实现理想，他不畏任何艰难险阻，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乃至宝贵的生命，在他眼里，自己的一切都是实现理想的手段。
事实上，屠格涅夫通过对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两个人物形象的比较，目的在于向人们展示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虽然通篇演说都没有提到五年前自己出版的《罗亭》一书的主人公罗亭的形象，但是，文学家往往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思想观点融入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屠格涅夫也不例外。在《罗亭》一书中，罗亭在庄园中慷慨激昂的演讲就印证了这一点。罗亭针对皮加索夫的信念空虚、自私自利、怀疑主义、玩世不恭等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判，在演讲中情绪激昂、神采飞扬、旗帜鲜明。罗亭说：“我再说一次，假如一个人没有他相信的坚实原理，没有他站稳脚跟的立场，他怎么能认识清楚本国人民的需要、使命和未来呢？他怎么能知道他自己理当干什么呢？”“自私的人仿佛贫瘠土壤里的一株孤木，会枯萎而死，但自尊心却宛如趋向尽善尽美的一种活力，是一切伟大事业的渊源……是的！一个人应该挫败自己个性中最顽固的利己主义，才会让个性有表现的权利！”针对罗亭的演讲，屠格涅夫无法掩饰对罗亭式崇高理想信念的钟爱和对罗亭的思想观点的高度认同，他甚至不直接让罗亭说话，竟然自己替罗亭发表起观点来了。屠格涅夫说：“于是罗亭开始谈论自尊心，而且谈论得十分得体。他有理有据地指出，一个人没有一点自尊心就毫无价值，自尊心有如阿基米德的杠杆，可以凭借它推动地球，但与此同时，一个人只有像骑士驾驭骏马那样善于驾驭自己的自尊心，一个人只有把一己之身奉献给公共福利，他才无愧于人的称号......”
由此可以看到，羅亭在雄辩式的演讲中展现出的理想信念和思想观点与屠格涅夫对堂吉诃德的评价惊人的相似。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屠格涅夫把对堂吉诃德的厚爱倾注到罗亭的身上，把自己的崇高的理想信念和深邃的思想观点寄托并展现在了罗亭这一人物形象上，罗亭的身上具有了堂吉诃德甚或塞万提斯的影子。
三
《堂吉诃德》和《罗亭》分别是两位世界文学大师的代表作。我们在阅读两部名著时会发现，堂吉诃德和罗亭两个人物形象无论从其人生经历上，还是从其理想信仰上有着太多的共同特征。
从堂吉诃德和罗亭两个人物形象的人生经历上看，虽然两个人都代喻着某种社会进步的特征，但由于任何进步的东西起初都是渺小、微弱的，因此，两个人都成了当时社会现实的异己分子。堂吉诃德单打独斗、横刀立马，三次出征与社会的阴暗面作斗争，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吃了不少皮肉之苦，但他却成了人人嘲笑的疯子、蠢货、“二愣子”。更重要的是，他的全身心付出却得到了相反的回报，给他的心灵上带来了极大的创伤，致使在自我质疑、抑郁忧愤、有所醒悟中死亡。罗亭作为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为了改造社会，他到处宣传先进思想，他热衷于小范围实验改良，他将生死置之度外勇敢地跃入巴黎战场，但从来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相反，却遭到很多人鄙视和诟病，把他看成一个神经质的人，甚至连对他无比崇拜的米哈伊洛夫娜也只是把他当作打发无聊日子的工具而已。两个人物形象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度里，演出了鲁迅先生所说的革命者的“人血馒头”式的悲剧。 从堂吉诃德和罗亭的理想信仰来看，两个人都是绝对的执着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信仰，从而他们的行动都与现实格格不入，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令人惋惜的破灭。堂吉诃德所向往的社会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式的社会，这个社会是古代的“黄金世纪”，生活在那里的人没有任何私心杂念，万物公有，天下太平，充满着和谐友爱的气氛。但是，这个美好的世界被当前的一些妖魔鬼怪破坏得面目全非，成了一个多灾多难、令人厌恶的时代。因此，他便把单枪匹马打抱不平当成除暴安良、伸张正义、改造社会的途径，企圖以自己的游侠行为来恢复过去的骑士制度和远古的黄金盛世。结果，弄得自己吃尽苦头，满身是伤，不仅害了别人，更害了自己。罗亭出身于破落的贵族家庭，在大学时代就参加过进步的青年团体。他向人们宣传为真理和理想而奋斗。他关注重大社会问题，对俄国黑暗落后的社会现象极度不满，对腐朽的统治者深恶痛绝，对美好的未来充满执着的向往，醉心于通过农业改良、疏浚河道、改革教育等社会改良的实践，为充满阴霾的俄国带来朗朗乾坤。所以他无视他人的冷嘲热讽，无视合作者的政治立场，无视忘我的泪水汗水，甚至无视战场上的烽火连天。堂吉诃德和罗亭误入理想主义，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以死而告慰，可谓是悲歌一曲。两个人物形象的悲剧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一个人必须有理想，否则就只能是行尸走肉；但理想必须切合实际，否则就只能是空洞的理想主义，在语言上夸夸其谈，在行动上违背规律，在结局上一事无成。
四
塞万提斯和屠格涅夫生活在不同的国度，生活的时间相差250多年，为什么他们的思想观点和塑造的堂吉诃德和罗亭两个人物形象具有如此的相通性呢？究其根源在于他们都生活在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中的动荡变革时期，具有相同的社会物质条件。
《堂吉诃德》创作于17世纪初西班牙文学的黄金时期。在16世纪，西班牙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热衷于扩张的国家。16世纪之前的几百年中，伊比利亚半岛一直是穆斯林的一个据点，西班牙人坚信伊斯兰教是永远的敌人，所以他们打着圣战的旗号利用海外扩张来增强天主教的势力范围。于是从15世纪便开始了新航路的开辟，在美州和亚洲建立了大量的殖民地，从东方的香料贸易，美洲的银矿、大庄园和种植场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国家的经济实力大大提高。凭仗着强大的经济实力，西班牙王朝更加穷兵黩武，与新教徒的战争、与土耳其的战争、与法国人的战争等等，致使长时间国无宁日。同时，由于航海事业的发展和西欧的对外扩张，资本主义萌芽在欧洲大地上兴起，文艺复兴也席卷欧洲大陆，封建社会的根深蒂固受到了资本主义的猛烈侵袭，不同经济形态之间的矛盾使整个社会处于变革转型的动荡时期，广大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更是受到猛烈冲击，《堂吉诃德》就是这种社会剧变大环境下的产物。
《罗亭》创作于19世纪50年代，罗亭是19世纪40年代的人物。19世纪40年代是俄国尼古拉一世反动统治时期，可以说是俄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封建沙皇政府腐败堕落，政治上实行高压政策，思想言论没有自由，严格禁止革命活动，整个社会蒙昧，人民没有觉醒，革命行动的条件尚不成熟，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远远落后于西欧国家。但是，黑暗的统治无法阻止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西欧政治经济的渗透使资本主义新经济形态不可避免地光顾了这个封建大国，封建统治者更加惶惶不可终日，对农奴压迫的手段更加残忍，国内矛盾更加激化。19世纪50年代，俄国又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惨遭失败，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社会经济危机，整个国家积贫积弱、动荡不安、混乱不堪，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社会变革迫在眉睫。
由此可见，虽然就堂吉诃德和罗亭两个人物形象来看，一个是西班牙人，一个是俄罗斯人，一个是16至17世纪的人，一个是19世纪中叶的人，而且小说的故事情节也大相径庭。但是，由于塞万提斯和屠格涅夫都生活在“经济大转型、政治大变革、思想大碰撞”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因而，他们就有了相通的政治观点、理论观点和文学观点，因而也就塑造出了像堂吉诃德和罗亭这种具有共通性的人物形象。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从而也告诉我们，社会历史是客观实在，是人们思想观点的社会物质基础。因此，文学研究不能割断历史，只有把人物形象放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和大视野中去把握，才能使文学研究更加科学，也才能使文学现象闪耀出更加绚丽夺目的光芒。
参考文献
[1]堂吉诃德/（西）塞万提斯著；徐岩译─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2016.6.重印
[2]罗亭/（俄）屠格涅夫；刘伦振译─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2
[3]《屠格涅夫全集》第1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作者介绍：宋菁菁，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