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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似乎总是与“当下”、“流行”等词汇相对而存在的，尤其在文学领域，“经典”这一词汇似乎总是泛着时间的锈色和岁月的尘味。在时下流行的观念中，经典必须是经历时间之河几十甚至几百年的冲刷后才能沉淀下来的。这种观念的大行其道，就像是“流行”与“经典”的一次成功合谋，而被成功算计的则是当下众多优秀的可能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在这个大的背景下，要在当代文学中去寻找并树立经典，无疑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而文红霞的作品《新媒体时代的文学经典化》所做的，就是这样的事。
《新媒体时代的文学经典化》出版后，就有学者提出疑问：当代文学是否有足够的条件和理由成为经典？并且指出当代文学正在积淀中，谈论当代文学的经典化为时过早。这种看法在学术界并不孤单。对此，有学者总结道：“对这百年中国文学的认识，学术界似乎一直停留在中国现代文学阶段，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认同似乎也仅限于现代文学三十年，对‘鲁郭茅巴老曹’的崇拜已经成了我们面对百年中国文学时的一种基本姿态。而从1949年到现在中国当代文学已有了近60年，两倍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却一直笼罩在现代文学的‘阴影’中，一直陷于没有经典、没有大师的窘境之中。”
这种现象和思潮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在中文系的文学课堂上，当代文学就处在鸡肋的位置上。这种思潮的社会背景，是古老的文学在古代和现代曾经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及社会地位。有一则关于19世纪人们对文学狂热的故事：当运输连载狄更斯小说报刊的轮船抵达港口的时候，已经有無数的人蜂拥在了那里，在等待阅读狄更斯小说的最新章节。这个场景对当代人来说，就像是一个神话一样遥不可及。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这样的场景再也不可能出现，人们轻而易举地就能接触到大量的信息，而且这个时代提供了比文学丰富得多的艺术形式。与大众传媒的兴盛相比，文学的边缘化不可避免地到来。在课堂上谈论当代文学，无可避免地要去承认文学的边缘化，去面对由之而带来的失落感。不愿承认这种失落感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去面对，就像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就可以躲开猎人。虽然有一点自欺欺人的味道，但也是一种趋利避害的方法。
而在这本书中，文红霞把笔触对准了当下、当代这个文学时态。用媒体的发达来作为确立“当代”这个时态的标志。每个时代都有可以代表自己的特征，以速度来举例，农业时代，一驾马车就可以代表它的速度：缓慢、悠闲，且用自然的动物来作为动力机制；而工业时代，火车则是它速度的代表；进入了信息化时代，电子讯号、光纤等可以作为它速度的代表。与这些时代对应的最重要的媒体，则分别是图书、电视机、互联网。而正是被称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宣告了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里，呈原子聚变般膨胀、爆炸的信息，改变了整个世界。有人在这种背景下，宣称“文学死了”。但在这个世界迅速变化的同时，也仍然有未曾变化的，那就是人性。文学作为人学，只要还在阐释、表现人性，那么它就永远不会死亡；而且，当代心理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的迅速发展，对人性的挖掘更加深入。继续存在的当代文学仍然不遗余力地更加深入书写人性，记录社会和时代。这是它比那些束之高阁的经典更有生命力的地方：它紧贴着时代的脉搏和呼吸，由此而产生的内在律动，与当代人的思维和心跳更加合拍。
但不可避免地，文学要受到众多新媒体的冲击和影响。文红霞认为，这种影响一方面导致严肃文学的边缘化，导致通俗文学、市场文学的大兴其道；另一方面却又导致文学经典化步伐的加快。她认为文学经典如果与发达的新传媒联系在一起，必然散发出无穷的潜能。这是个非常新颖独特的观点。她归纳出几个新媒体时代文学经典化的途径：一是强大的舆论优势，二是新奇的命名，三是影视媒体和网络游戏等对文学作品的改编。当然，这些途径本身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它们还是打破了少数权威人士对经典确立的垄断，由范围更广的普通的读者来参与完成经典的确立。在这个意义上，新媒体的作用无疑是积极的。
那么文学经典如何才能形成并确立？作者在论述文学经典的生成机制时，引用了童庆炳的理论，认为构成文学经典的要素有：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空间；3，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4，发现人（赞助人）；5，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利的变动；6，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观念。其中前两条是文学作品内部要素，即是能否成为经典的基础；后几条则是构成经典的外部机制，包括读者、发现人（赞助人）、批评家等。批评家在文学经典的形成中有重要的作用，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批评对当代作品屡加贬抑和非议，“文学死了”、“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大师缺席”、“经典匮乏”类似话语层出不穷。作者在书中指出，“文学经典”确实是颇有争议的问题，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评价因掺杂了现实利益和名利纠葛，确实难以轻言“经典”。但是作者同时指出：文学批评家有责任去做这个筛选和梳理的工作，不能与离自己最近的文学作品擦肩而过，把它们的经典化都交给下一个百年的学者。
秉持着这样的态度，作者用占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来对中国新时期文学进行梳理和评价。这体现了作者的担当，更体现了作者的理论素养和批评鉴赏水准。在本书的中篇，作者按照作品题材，从“苦难叙事中的家国关怀”、“女性叙事中的个体关注”、“生态叙事中的绿色精神”、“历史叙事中的忧患意识”等几个方面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成绩进行梳理、评价和总结。完成这一部分的写作，首先需要海量的阅读，以确保未来的“经典”不成为漏网之鱼；同时更需要对每一个作品完成精准的定位和评价，进行系统化的阐释。后者更难能可贵，因为新时期以来尤其是当下的许多文学作品还没有进行入文学史，也没有文学价值上的定论，要对它们进行经典化的构建，需要作者进行原创化、建设性的批评，就像在一张白纸上绘上全新的图画一样。从书中所评价的诸多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的用心：既有对《午后的诗学》等较冷门的纯文学作品的阐释和评价，还有对如《步步惊心》等穿越、架空历史小说的梳理和评价，让人能够从一个更加开阔的视野，更专业的角度来认识它们。
文红霞对新时期文学的经典化建构，并没有停留于建立在题材分类上的具体作品具体分析，而是将笔触延伸到了对文学经典的叙事策略研究，并且用了一整篇的篇幅。作者从文学经典的“虚构策略”和“游戏策略”来研究其叙事，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观察角度。在虚构策略中，作者从“魔幻现实中的民族文化”、“疾病的隐喻与寓言化中国”、“故设悬疑与历史揭秘”三个主题来进行研究和分析。在游戏策略中，作者通过“反讽中的现实箴戒”和“狂欢化与现实讽喻”两个主题来进行研究和分析。如果说本书的中篇是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横向的梳理，那么下篇则是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了纵向的剖析。两个角度，两种方法，把中国当代文学（犹其是新时期文学）进行了较全面的梳理和彻底的剖析，为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建构作了重要的工作。
当代文学的经典化，是一个巨大而漫长的工程。文红霞以自己高度的责任感和勇于开拓的学术精神展开了对这个主题的研究与写作，但《新媒体时代的文学经典化》尚不足以完成这一工程，甚至只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书中的许多作品评论因为篇幅关系都流于浅显，没能够展开；另外还有一些观点也没有提供更加新颖的角度。但这些都不妨碍这本书的学术和思想价值。她在本书中客观又谦虚地写道：“我们今天的评判即使是有谬误的，这谬误也会给后人留下一个深海中探物的标尺，总比茫茫大海上一无所有强得多。”与她的谦虚之词相比，这本书显然意义更大。它为探测当代文学的深海，留下了一个重要的坐标。
《新媒体时代的文学经典化》出版后，就有学者提出疑问：当代文学是否有足够的条件和理由成为经典？并且指出当代文学正在积淀中，谈论当代文学的经典化为时过早。这种看法在学术界并不孤单。对此，有学者总结道：“对这百年中国文学的认识，学术界似乎一直停留在中国现代文学阶段，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认同似乎也仅限于现代文学三十年，对‘鲁郭茅巴老曹’的崇拜已经成了我们面对百年中国文学时的一种基本姿态。而从1949年到现在中国当代文学已有了近60年，两倍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却一直笼罩在现代文学的‘阴影’中，一直陷于没有经典、没有大师的窘境之中。”
这种现象和思潮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在中文系的文学课堂上，当代文学就处在鸡肋的位置上。这种思潮的社会背景，是古老的文学在古代和现代曾经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及社会地位。有一则关于19世纪人们对文学狂热的故事：当运输连载狄更斯小说报刊的轮船抵达港口的时候，已经有無数的人蜂拥在了那里，在等待阅读狄更斯小说的最新章节。这个场景对当代人来说，就像是一个神话一样遥不可及。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这样的场景再也不可能出现，人们轻而易举地就能接触到大量的信息，而且这个时代提供了比文学丰富得多的艺术形式。与大众传媒的兴盛相比，文学的边缘化不可避免地到来。在课堂上谈论当代文学，无可避免地要去承认文学的边缘化，去面对由之而带来的失落感。不愿承认这种失落感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去面对，就像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就可以躲开猎人。虽然有一点自欺欺人的味道，但也是一种趋利避害的方法。
而在这本书中，文红霞把笔触对准了当下、当代这个文学时态。用媒体的发达来作为确立“当代”这个时态的标志。每个时代都有可以代表自己的特征，以速度来举例，农业时代，一驾马车就可以代表它的速度：缓慢、悠闲，且用自然的动物来作为动力机制；而工业时代，火车则是它速度的代表；进入了信息化时代，电子讯号、光纤等可以作为它速度的代表。与这些时代对应的最重要的媒体，则分别是图书、电视机、互联网。而正是被称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宣告了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里，呈原子聚变般膨胀、爆炸的信息，改变了整个世界。有人在这种背景下，宣称“文学死了”。但在这个世界迅速变化的同时，也仍然有未曾变化的，那就是人性。文学作为人学，只要还在阐释、表现人性，那么它就永远不会死亡；而且，当代心理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的迅速发展，对人性的挖掘更加深入。继续存在的当代文学仍然不遗余力地更加深入书写人性，记录社会和时代。这是它比那些束之高阁的经典更有生命力的地方：它紧贴着时代的脉搏和呼吸，由此而产生的内在律动，与当代人的思维和心跳更加合拍。
但不可避免地，文学要受到众多新媒体的冲击和影响。文红霞认为，这种影响一方面导致严肃文学的边缘化，导致通俗文学、市场文学的大兴其道；另一方面却又导致文学经典化步伐的加快。她认为文学经典如果与发达的新传媒联系在一起，必然散发出无穷的潜能。这是个非常新颖独特的观点。她归纳出几个新媒体时代文学经典化的途径：一是强大的舆论优势，二是新奇的命名，三是影视媒体和网络游戏等对文学作品的改编。当然，这些途径本身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它们还是打破了少数权威人士对经典确立的垄断，由范围更广的普通的读者来参与完成经典的确立。在这个意义上，新媒体的作用无疑是积极的。
那么文学经典如何才能形成并确立？作者在论述文学经典的生成机制时，引用了童庆炳的理论，认为构成文学经典的要素有：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空间；3，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4，发现人（赞助人）；5，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利的变动；6，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观念。其中前两条是文学作品内部要素，即是能否成为经典的基础；后几条则是构成经典的外部机制，包括读者、发现人（赞助人）、批评家等。批评家在文学经典的形成中有重要的作用，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批评对当代作品屡加贬抑和非议，“文学死了”、“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大师缺席”、“经典匮乏”类似话语层出不穷。作者在书中指出，“文学经典”确实是颇有争议的问题，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评价因掺杂了现实利益和名利纠葛，确实难以轻言“经典”。但是作者同时指出：文学批评家有责任去做这个筛选和梳理的工作，不能与离自己最近的文学作品擦肩而过，把它们的经典化都交给下一个百年的学者。
秉持着这样的态度，作者用占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来对中国新时期文学进行梳理和评价。这体现了作者的担当，更体现了作者的理论素养和批评鉴赏水准。在本书的中篇，作者按照作品题材，从“苦难叙事中的家国关怀”、“女性叙事中的个体关注”、“生态叙事中的绿色精神”、“历史叙事中的忧患意识”等几个方面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成绩进行梳理、评价和总结。完成这一部分的写作，首先需要海量的阅读，以确保未来的“经典”不成为漏网之鱼；同时更需要对每一个作品完成精准的定位和评价，进行系统化的阐释。后者更难能可贵，因为新时期以来尤其是当下的许多文学作品还没有进行入文学史，也没有文学价值上的定论，要对它们进行经典化的构建，需要作者进行原创化、建设性的批评，就像在一张白纸上绘上全新的图画一样。从书中所评价的诸多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的用心：既有对《午后的诗学》等较冷门的纯文学作品的阐释和评价，还有对如《步步惊心》等穿越、架空历史小说的梳理和评价，让人能够从一个更加开阔的视野，更专业的角度来认识它们。
文红霞对新时期文学的经典化建构，并没有停留于建立在题材分类上的具体作品具体分析，而是将笔触延伸到了对文学经典的叙事策略研究，并且用了一整篇的篇幅。作者从文学经典的“虚构策略”和“游戏策略”来研究其叙事，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观察角度。在虚构策略中，作者从“魔幻现实中的民族文化”、“疾病的隐喻与寓言化中国”、“故设悬疑与历史揭秘”三个主题来进行研究和分析。在游戏策略中，作者通过“反讽中的现实箴戒”和“狂欢化与现实讽喻”两个主题来进行研究和分析。如果说本书的中篇是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横向的梳理，那么下篇则是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了纵向的剖析。两个角度，两种方法，把中国当代文学（犹其是新时期文学）进行了较全面的梳理和彻底的剖析，为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建构作了重要的工作。
当代文学的经典化，是一个巨大而漫长的工程。文红霞以自己高度的责任感和勇于开拓的学术精神展开了对这个主题的研究与写作，但《新媒体时代的文学经典化》尚不足以完成这一工程，甚至只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书中的许多作品评论因为篇幅关系都流于浅显，没能够展开；另外还有一些观点也没有提供更加新颖的角度。但这些都不妨碍这本书的学术和思想价值。她在本书中客观又谦虚地写道：“我们今天的评判即使是有谬误的，这谬误也会给后人留下一个深海中探物的标尺，总比茫茫大海上一无所有强得多。”与她的谦虚之词相比，这本书显然意义更大。它为探测当代文学的深海，留下了一个重要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