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办于1949年的成人教育，最初以扫盲性质的工农教育为主。文革10年，成人教育进入停滞期。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随着对高考年龄限制的逐步加强，加上普通高校较低的录取率，成人教育获得了发展的契机。1981年我国首开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之后，成人高考、函授等政策也很快出台。
　　通过自学考试、成人高考、函授等形式取得的学历同样有机会获得“干部”身份、涨工资、提拔等。近30年来，已有无数人通过自学考试、成人高考、函授等形式，接受了高等教育。
　　作为学历教育中一个重要的方面，自学考试、成人高考与普通高校教育长期以来互补相容，但是他们的地位随着大学的不断扩招而下滑。2001年，国家取消普通高考的年龄限制，成人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呈现逐年萎缩的势头。
　　
　　日前发布的《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部属高等学校成人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管理的通知》，要求部属高校从2007年秋季停招成人脱产班和自考助学脱产班，严禁与个人、非法人单位和不具备条件的机构合作办学；严禁在开展业余形式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活动中与其他机构合作；不得以任何形式转移招生录取的职责和权利；严禁委托个人或中介机构代理招生。
　　“严禁”“严格”等命令色彩极为浓厚的字眼的频繁使用，显示了教育部整顿高校办班、“进一步明确成人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发展定位”的力度和决心，但是，此项政策出台后，却似乎没有产生大的反响，这一切，与成人教育越来越陷入低谷的趋势不无关系。和共和国同龄的成人教育制度早已辉煌不再，如今，很多单位招聘都注明不要自考生和成教生。
　　
　　办班背后的暴利
　　
　　正在中国人民大学培训中心自考助学班读新闻专业的郑杰告诉记者，他们每年的学费是6500元，住宿费根据住宿条件不同，从2000元到近4000元不等。
　　该校一位老师告诉记者，人民大学培训学院的师资不如以前，很多都是刚毕业的年轻老师，而且比较杂，来自多个大学。
　　“但我觉得人大的自考班在环境、氛围、师资方面还算比较好的。”和郑杰同班的小张告诉记者，人大的自考班比起她以前学校已经好很多了。小张来自黑龙江，高考落榜后，看到北京某师范大学来当地招生，并许诺发放文凭，在总部上课，她觉得不错，便选择了该校最好的专业——汉语言文学，可到了北京之后才发现，他们被带到丰台的出租房里上课、住宿，“老师也不行，完全就是照着课本念。”
　　人大培训学院的学生也不能享用学校的很多资源。“我最苦恼的就是我们没有借书证。”小张向记者诉说了烦恼。另外，人大统招生在校内上网是免费的，住在校外出租屋里的他们自然也无法享受此等待遇。
　　正因为“投入少，产出大”，很多高校都积极加入到办班的行列中。在他们兴致勃勃品尝利润甜头的同时，各种问题开始暴露。某些高校着眼于大局，早在教育部通知发布之前就停办了自考班。
　　“办这种班是暴利行业。”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助理王卫国很坦率地说。
　　
　　高校办班属无奈？
　　
　　北京大学的法学自考助学班、中国人民大学培训学院都设立于1999年。与此巧合的是，就在同一时间，我国高校开始扩招，当年高等教育扩招33万余人，扩招大大增加了学校的开支，很多高校当年即卷入了贷款风潮之中。 学校的连年扩招，使更多人圆了大学梦的同时，也使早已饱和的高校资源无法再容纳新生，很多大学开始筹备新校区，暴利的自考助学班、成人脱产班显然是快速积聚资金的最佳选择。因为这些学生的学费普遍较高，而单个学生占用的学校资源却比统招生少。
　　无论是扩招还是其他原因，高校为了解决自身的财政困境，纷纷选择了办成人脱产班和自考助学脱产班这种投资少（一般是高校的合作单位投入资金，学校挂名抽取一定比例的提成）、见效快的暴利行业，于是乎，自20世纪潮起的办班风愈演愈烈。
　　
　　牵一发而动全身
　　
　　“我觉得这个政策非常好。民办、公办本来就应该各有一块自留地。”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助理林杰博士毫不犹豫地表达了对政策的支持。一直对教育产业化持否定态度的林杰认为，公办高校涉足以追逐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办班潮，对教育事业的发展极为不利。
　　“高校的资源本来就十分紧张，而利用公共资源为自己盈利不可取。”他同时强调，这种更倾向于商业性的教育产业的发展应当受到重视，“但是这块应该留给民办院校。”
　　“这个政策我很支持，但是它牵一发而动全身，善后工作其实非常复杂。”林杰在欣喜之余，仍有担忧，他认为，高等院校停止办班涉及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首先，在大部分高校深陷贷款泥沼的前提下，高校又失去了这样一块“肥肉”，其财政危机会不会进一步激化？
　　其实，政府不断增加的教育财政预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矛盾。在教育部最近发布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中，专门强调加大公共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力度。
　　同时，“两条腿走路”以解决高校财政危机的方式也被教育部确定下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形成政府投入与社会投入相互补充的高等教育投入格局。”
　　而高校追求气派的不良趋势也受到了批评，“坚决反对学校建设中追求奢华的现象，提高经费使用效益。预防和查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确保经费安全。”
　　显然，教育部提倡节约的态度力图扭转高校的攀比心态，而“控制贷款规模”则从外部遏制学校财政危机的进一步加深，更多税收优惠的落实也能够鼓励企业、个人和社会团体对教育捐赠或出资办学。针对外商投资企业按照国民待遇原则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有关政策也正在研究之中。
　　另一个疑惑则是本来应该进入自考班、脱产班的学生会被分流到何处？在“十一五”规划中，教育部的预计是2010年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比2005年增加438万。显然，今后几年将维持在3%~5%之间的招生增长幅度，能够分流一部分学生，其他学生将流入民办高校。教育部的此份规划显示了对民办教育坚决扶持的态度。“落实对民办学校的有关扶持政策，特别是税收优惠政策，保障民办学校教职工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教职工享受同等的权利，落实民办学校学生在升学、评奖评优等方面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学生享受同等的权利。”
　　而《通知》对部属高校办班的限制也增强了民办院校的招生竞争力。虽然教育部表示，“本《通知》只要求部属高校停招的是成人脱产班和自考助学脱产班”，事实上，《通知》的涟漪效应显然要远远大于文件本身，在北京，多数公办非部属高校都已暂停了招生动作，民办高校的招生资源大大丰富了，由此，本《通知》的发出一定意义上与教育部的“十一五”规划大力扶持民办教育的政策殊途同归。
　　
　　民办公办双赢
　　
　　“学校办班，追求经济利益会把学校搞得乌烟瘴气，最终影响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林杰对此深有感触，“英国、德国等教育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都没有实行教育产业化，公办学校本质上应该是公共机构，具有公益性，而不是沾满铜臭味。” 记者采访获悉，多数高校的下属院系办班收益一般都纳入到院系的财政收入中，所以办班得到一部分老师（尤其是经济上比较紧张的年轻老师）的欢迎，另一部分利润则流入高校合作办学的单位、招生代理等的腰包。暴利的高校办班毫无置疑可以作为教育产业化的鲜明代表——利用公共资源，赚钱装入自己的腰包。
　　虽然部属高校被禁办成人脱产班和自考助学班，但是教育部也强调：部属高校还可以继续开展函授教育、夜大学、网络教育、非学历培训等业余形式的继续教育，这些教育主要面向在职人员开展业余形式的高中后和大学后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培训，主要针对党政人才、企业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等再深造性质的学员。
　　“比起自考班和成人班等暴利行业，高校的这些培训所获得的经济利益要大打折扣。”王卫国说。
　　中国教育界的主流观念是反对教育产业化，因为中国教育本身承担了很多实现社会公平、特别是实现公民发展起点公平的责任，教育往往被期望成为一项纯粹的公益事业。而任何利用公办高校的公共资源发财的行为显然都具有反主流意味。
　　在另一层面，毫无疑问，《通知》对民办高校的发展起着极为有利的促进作用。民办教育商业化本是其应有之义，显然不会导致过多诟病。在一定意义上，如果民办教育在高等教育所占比例增大，在国家财政对教育投入难以大幅增长的现实情况下，教育的总投资额度（包括国家财政与民间资本）就会增加，在不过度增加政府负担的同时，又能够增强教育事业的整体经济实力。民办教育的发展，为教育业的融资提供了多元化的渠道，本质上是使更多的资金流入教育业，必将最终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