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会上，该院研究员吴军的一项科研成果——“烧伤病人移植用转基因猪皮”项目，以1．8亿元人民币的成交价，与加拿大绿洲食品医药集团签订了合作开发协议。此消息让人们惊叹：“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真的值钱了！”
　　38岁的博导吴军
　　
　　吴军，1962年生于重庆，1987年毕业于第三军医大学，获医学硕士学位。1985年任研究员兼硕士生导师，同年当选为解放军总后勤部科技新星。1992年，荣获国际烧伤学最佳研究成果奖——威廉斯奖。1996年，任烧伤研究所副所长，并获全军杰出人才基金资助。1997年，任博士生导师。现为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医院——西南医院副院长。
　　
　　求学之路
　　
　　吴军，一个大学教授的儿子。他6岁入学，10岁便随一外语教师学习英语。上初中二年级时，吴军被重庆市少体校选去打篮球，当时家人都很高兴，因为那时正是“知识无用”的年代，或许打篮球还能找个好工作呢。


　　确实，打篮球的那几年非常锻炼人，篮球那种力举进攻，讲究配合，严格得近乎苛刻的训练使吴军的体魄得以强健、竞争意识得以植根。
　　他不仅四肢发达，也是一个天资聪颖、学业优秀的好学生。读中学时，吴军便常常灯下苦读，家中有电视机，可他除新闻外基本不看，即使是酷热的夏天也闭门努力学习。
　　吴军于1979年考取第三军医大学。他为何选择了学医？原来有一次，吴军到当医生的母亲工作的病房去玩，刚巧一位患儿的气管被痰堵住了，不一会，患儿脸色发紫，难受得手脚乱蹬。眼看患儿要被痰憋死，母亲毫不犹豫地口对口把患儿带血的浓痰吸了出来，拯救了患儿的生命。吴军佩服母亲的举动，暗下决心要像母亲一样，照着希波克拉底的誓言治病救人。
　　在大学，吴军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出众的人物，妻子贺萍就是那时候爱上他的。
　　三年后，吴军获第三军医大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任病理学讲师。
　　有幸获得意大利烧伤学会主席、国际著名烧伤学专家巴雷索尼的邀请，吴军前往意大利维诺那大学烧伤研究所深造。
　　1991年1月15日，就在海湾战争爆发当天，吴军吻别父母妻儿，飞抵罗马，开始了4年的留学生涯。说来好笑，吴军当时出国留学，怀中仅揣了100美元，再加上几本工具书，几件更换的衣服，这就是他全部的“财产”。
　　到罗马后，吴军乘火车转往维诺那，买火车票花掉了50美元，他只能在火车站夜宿。
　　维诺那，是如歌如画的世界名城。13世纪末叶，罗密欧与朱丽叶殉情的美丽故事便发生在这里。
　　而吴军在维诺那的求学生涯却无丝毫浪漫可言。第一天到实验室，指导教授便让吴军清洗药瓶药罐。第二天，指导教授塞给了吴军一本1964年版的《组织细胞学培养》，吩咐他悉心研读。在组织细胞学领域，中国人果真落后于意大利人30年？吴军被这种轻辱气得目瞪口呆。然而，他还是以东方人的含蓄，彬彬有礼地接过了书。只用了两天，他便将这本书读透。还书时，吴军言简意赅地道出了他对此书的真知灼见。这一下，轮到教授目瞪口呆了，对眼前这位年轻而聪明过人的中国学者，教授不得不刮目相看。
　　一个月后，教授郑重其事地告诉这位中国弟子：“我想，你可以独立承担研究课题了，研究方向由你自己全权决定！”
　　
　　目标明确
　　
　　世界卫生组织曾经预言：21世纪的临床医学将由组织器官移植唱主角。
　　吴军回想起在三医大期间，黎鳌院士授课时说过，皮肤移植是烧伤研究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皮肤问题解决了，烧伤治疗的其他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朱锡华教授也曾讲过，谁要能找到诱导免疫耐受性产生的方法，并阐明其可用于器官移植，他一定能获诺贝尔奖！
　　吴军决定主攻异体皮肤移植研究。
　　从此，吴军黎明即起，深夜归家。检索文献，查阅资料，没日没夜地观察、无休止地实验，累得周身骨头像散了架一样。极度疲惫时，就关门大唱一阵中国的军歌、情歌、思乡歌。“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吴军常常唱得涕泪滂沱。
　　免疫排斥反应是器官移植与授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是由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所组成，为什么此前众多学者都趋向于找寻新的免疫抑制剂而缺乏对器官移植本身的研究呢？是无意的疏忽？还是美丽的陷阱？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吴军殚精竭虑，最后断定这是疏忽。
　　这一疏忽，由中国学者首次发现。吴军马上决定就从这里着手。一个全新的计划就此诞生了。然而如何去实施却“前不见古人”。
　　人生能有几回搏。是的，此时不搏，更待何时？吴军义无反顾地扑下身心，一天到晚“猫”在实验室里。很快，吴军以多次多项实验准确证实了他的设想：即对组织器官的预处理，尤其是对皮肤这样一个免疫性相当复杂的器官的预处理，在不使用任何免疫抑制剂的情况下，能够显著延长其存活时间。经过一年的苦熬，吴军顺利完成了“皮肤预处理对排斥反应的影响”这一世界领先的重要课题。


　　1992年6月，以色列耶路撒冷国际烧伤整形会议的庄严讲坛上，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学者吴军，昂首挺胸，用流利的英语朗声宣读了《皮肤预处理对排斥反应的影响》的论文，就在这次会议上，吴军荣获了国际烧伤学最佳研究成果奖——威廉斯奖，这是亚洲人第一次获此殊荣。
　　吴军为此感到非常骄傲。在突如其来的鲜花和掌声面前，他掩饰不住自己的激动，这天晚上，他想起出国前母亲含泪与他告别的情形，想起父亲故做坚强在书房里与他握手道别的情景，想起“留守”在家的妻子和女儿，一时百感交集，彻夜难眠……
　　
　　三十而立
　　
　　刚刚进入而立之年的吴军，便以如此辉煌的业绩，牢固树立起了他在国际烧伤领域的权威地位。
　　意大利人用热情挽留吴军，多个国家也争相邀请吴军，并许之以富丽堂皇的“洋三件”：花园、洋房、轿车。
　　祖国也在热诚召唤吴军，母校在热切呼唤吴军，恩师在翘首期盼吴军。然而，他们却只能许诺吴军以“中三件”：爱国、奉献、开拓。
　　不容丝毫考虑，吴军坚定地选择了回国。
　　1995年1月15日，吴军飞离亚平宁，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祖国，飞到第三军医大学，跨入了国际知名学者黎鳌教授领导的烧伤研究所。
　　回到学校后，医院暂无住房，吴军就借住在父母所在的大坪医院。每天早出晚归，他安之若素，毫无怨言。外购仪器，他自任“棒棒”，提、抬、拉、杠，什么都干，内部清扫，他又充当清洁工。伏案便精心设计或实验，离案就洗药瓶药罐。他知道，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置身于世界烧伤研究前沿的吴军，清醒地意识到，烧伤所应建立高起点的组织器官库和相应的移植免疫研究室。作为中国烧伤学奠基者的黎鳌教授，亲自领着吴猪皮军向三军医大学王谦校长、刘美良副校长及西南医院领导多次汇报，反复申请，终于获得方方面面的鼎力支持，烧伤所最后得到首笔建设经费20万元用于建立组织器官库和进行相应的移植免疫研究。祖国并不富裕，医院并不富有，这并不丰厚的经费，使吴军不禁眼热心动，自觉任重而道远。
　　1996年，由吴军挂帅施行“异种嵌合体与免疫耐受的关系”的实验，实验急需一种人体血液。他和他的4个研究生每人抽了50毫升血，一化验，完全符合实验要求。此后一年多时间里，他们5个人每周轮流抽血用于实验。
　　吴军还是一个具有新潮经营理念的科学家。在国外时，除了学业，他还学到了许多新的东西。最深刻的一点是国外搞科研的资金大都来源于企业的赞助，科研与企业联姻几乎是唯一出路，他认定科技唯有转化为产业、转化为商品才能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
　　基于此，他没把主要精力放在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上，而是一心扑在科研中。为了寻找企业联合开发，他与他的学生贺伟峰翻开电话簿挨个给药厂打电话，均碰了一鼻子灰。但他毫不气馁，不断宣传自己研究的项目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同时，他们的实验也没有中断，在最困难的时候，吴军自己拿出一万余元工资来支付差旅费，购买实验室的器皿。
　　终于，他的真诚感化了重庆民营企业50强之一的立丹集团公司，立丹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时至今日，他们联合开发填补国内医药空白的国家级一类新药——新型基因工程免疫抑制剂“塞特利”已经研制成功，一旦报批正式获准，其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均不可估量。仅以国内潜在市场统计，该药年销售额当在100亿人民币以上。
　　
　　“猪皮”故事
　　
　　
　　1999年，当世界舆论还在为“转基因技术”争论不休时，吴军已通过生物技术，使免疫耐受基因成功表达于猪皮，在“烧伤病人移植用转基因猪皮”项目研究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经过小范围的临床应用，获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创面愈合质量高，增生性疤痕显著减少，具有存活时间长、抗排斥和较强免疫功能等特性，已通过了科技部重点专题论证，此项科研成果被评为1999年我国十大医药卫生科技新闻之一。
　　说来有趣，这个项目最初是吴军从学校“抢”来的。1998年，重庆市科委派工作组来第三军医大学论证转基因生物课题，后来，学校给市科委报的项目是研究转基因生物反应器。吴军却认为，研究转基因生物反应器是遥不可及的，太“悬”了。而自己研究的 “转基因猪皮” 课题，成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于是，他说服学校动物研究所魏泓所长从那个组撤出来，加盟自己的科研小组。
　　为什么会想到研究“转基因猪皮”呢？吴军自有道理。以往，烧伤患者所需要的植皮多取自患者自身，而人体皮肤的感染日益严重，更令患者“雪上加霜”。而经研究，人体皮肤和猪皮在结构和理化特性等方面最为接近，不易长疤痕。猪肉又是人类的主食，不管是国内国外，杀猪都易被人接受。吴军还说了一件有趣的现象，胎儿不生疤，新生儿很少生疤，成人却易生疤，到了老年又不易生疤，其中道理，尚不清楚。因此，他们选择了小猪皮，目的是让移植的猪皮终身成活。
　　为了这掷地有声的诺言，吴军带领他的弟子们义无返顾地扑进实验室里。说到搞“转基因猪皮”研究的甘苦，个中滋味只有吴军及弟子们知晓。吴军讲了一件小事，与猪打交道实在不易，要在猪身上做实验，百来斤的猪，劲大得很，这帮文弱书生，只得硬着头皮上。每一次都是四、五个人扑上去，有的抓耳、有的抓腿，好不容易才把猪“摆平”，头一天，大家看到实验效果挺好，心里特高兴，可第二天再看，傻眼了，白猪全变成了黑猪，脏得已经看不出实验效果了。无奈，只好重来，而且还增加了一道工序，那就是，不管多累，每天都要冲洗猪圈，把猪服侍得干干净净。吴军说，这种实验做过多少次，实在记不清了。
　　当“转基因猪皮”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后，吴军却无心分享成功的喜悦。他又开始为事业的下一步拓展作考虑，那就是与企业联手，进行成果转化。
　　吴军不愧是新一代的科学家，既能搞科研，又具备经济头脑。他算了一笔帐，我国每年烧烫伤病人近100万，约有十分之一的人需要植皮，加上国外病人，“烧伤病人移植用转基因猪皮”市场潜力巨大。
　　结果不出所料，就在今年举办的第三军医大学第二届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会上，加拿大绿洲食品医药集团不惜巨资，以1.8亿元人民币与西南医院签订了合作开发协议，双方决定分三期开发，首期投资6000万元。为什么选择加拿大绿洲食品医药集团？吴军说，因为它是上市公司，经济实力强，而且，我也想搏一搏，因为任何一个新产品都要经过上市的检验。
　　199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签发命令，任命吴军为西南医院副院长，晋升为上校军衔。这一年吴军37岁，是全军最年轻的副师职干部之一。
　　吴军现在虽然做了副院长，但他牢记自己的立足之根仍在烧伤学领地，仍然钟爱自己的烧伤事业。他可以在更高层次上开阔眼界，更能及时地捕捉瞬息万变的科研信息，在更大范围内网络科技人才，做出更大的成绩。
　　“我信奉这样一条准则：理想+实干+人品=成功”。末了，吴军对我说。他的目光坚毅，仿佛要穿透尘雾，抵达深邃的未来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