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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性在中国的佛教与道教中都有提及，其核心范畴“心”是建构其宗教美学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中国哲学是围绕天人之际展开的，天人之际的核心是人，人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心性问题。心性在艺术中的体现则是将艺术家的思想情感注入艺术品中，使欣赏者产生共鸣。
明代的奇才徐渭可以说把“心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绘画、书法、诗文都是心性的流淌。徐渭可谓是一名表现主义者，他的书画皆为心形，诗文皆从心出，是一种地道的注重内心表现。徐渭的大写意水墨画，笔墨纵横驰骋，风格狂放奇峭。画中的题诗书法开阔奔放，气势雄健。他以个性化的方式把自己的创作作为发泄怀才不遇的精神枢纽，以恣肆宣泄的方式，使自己的创作成为自我受到压抑的情感喷涌而出的出口。因此，心性在徐渭的艺术创作中尤为突出。
一、徐渭坎坷的人生经历对心性的影响
徐渭是奇才，他的人生经历也可称“奇”。徐渭一生坎坷而悲惨的经历以及由此形成的独特而复杂的性格，是产生其绘画风格的最主要原因。
徐渭（1521-1593），字文长，天池山人，晚又号青藤道人，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嘉靖、万历间书画家、文学家。徐渭出身宦官家庭。25岁以后，徐渭家庭遭到诸多变故，逐渐败落。28岁离开潘家，以教书谋生，生活十分落魄。直至37岁，他四次应考乡试，均未录取。期间结交了不少当时有名人物，包括谢时臣、刘世儒等画家，开始学画，奠定了他绘画风格的基础。也正是37岁这年才被浙江总督胡宗宪招为幕僚。他41岁第八次应试时，虽经胡宗宪关照，依然名落孙山，从此放弃了登第求仕的念头。在胡宗宪幕府好景不长，嘉靖四十一年（1562）奸相严嵩被免职，胡宗宪作为同党被逮，自杀狱中，徐渭恐祸及自己遂由佯狂变为真疯。徐渭的一生是坎坷的，充满了痛苦和焦虑，从落榜到幕客再到狱囚，生活波动十分激烈，思想情绪变化也极大，正是因为这不幸的遭遇在内心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才刺激了他的创作热情并反映在他的书画艺术创作中。通过他的书画创作抒发自己的痛苦情感和愤世嫉俗，不拘礼法的心理，追求自由的灵魂。他的坎坷经历和个性影响到书画艺术中有一种兀傲不群之气，借客体的自然秉性来寄托主题的情感思绪，令世俗骇目。
二、“心学”对徐渭艺术创作中“心性”表达的影响
除了徐渭自身的坎坷经历外，兴盛于明朝中晚期之际的王阳明心学，无疑是他狂狷人格形成的思想基础。因此，徐渭更注重内心，在书写心性的认识基础上强调个性的解放，故而他提出：“心为上，手次之，目口末矣。”徐渭的书画创作，不仅是狂放不羁心性的流露，也是晚明狂狷文人的真实写照和当时社会思潮的折射。
晚明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急剧的政局变化，使思想文化领域也呈现出复杂的状况。思想文化领域冲破程朱理学和封建文化的束缚，“心学”应运而生。徐渭27岁始师事季本先生，接受阳明心学。
王阳明心学强调以心为本，“心”、“良知”成了“性”、“理”的依据和基础，“心理合一”、“心即理”、“心外无理”构成了阳明心学的理论核心。徐渭继承了“心学”思想，并将其理论运用到艺术创作中。他在艺术创作提倡书写“真性情”，主张“诗本乎情”，艺术应“从人心流出”、“真率写情”等观点，都是“心性”在艺术中得以体现的理论基础。晚明公安派领袖袁宏道赞叹徐渭书画道：“强心铁骨，与夫一种磊落不平之气，字画之中宛宛可见，意甚骇之。”可知，徐渭的确是将“真性情”、“心性”注入字画中，才使欣赏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三、以《墨葡萄图》《牡丹蕉石图》为例阐述徐渭书画中“心性”的流露
徐渭是继陈淳以后，从根本上完成水墨写意花鸟画变革的一代大家。他笔下的题材是四君子、荷花、葡萄、牡丹等寻常植物，塑造的形象追求“舍形而悦影”、“不求形似求生韵”，通过他奔放的笔墨描述，酣畅淋漓的用墨技法，并注入自己的情感，浑然天成地传达出物象的神韵，每一件作品都是智性的显露和心性的物化。
1、《墨葡萄图》
《墨葡萄图》是徐渭的晚年作品，此作纵165.7厘米，横64.5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画面构图奇特，从右上部斜出一杆老枝至画面左部而出，接着由老枝生出欹侧藤蔓，藤条上长满叶和葡萄。从用笔可感受到徐渭心性的宣泄，无论是画枝干、勾藤蔓、画叶、点葡萄，行笔都狂放不羁，挥洒自如。以狂草笔法入画，从线条的粗细、运笔的快慢、水分的干湿，再到墨色的浓淡都控制的恰到好处，变化丰富，墨的五彩发挥到了极致。枝干行笔如写草书，提按轻重使葡萄枝干气韵相通。藤条低垂，错落纷杂，刚柔相济，有些笔触笔断意连，一气呵成。枝干藤蔓自上倾下，犹如徐渭情感的倾泻。葡萄叶更是泼墨自如，寥寥几笔泼出一组叶子，叶片墨彩斑驳，不勾叶脉，达到了“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境界，透出一股冷清凄惨的气息，倾泻了徐渭心中悲愤痛苦的感情。层层叶子之下，一串串葡萄晶莹欲滴，惹人喜爱，与纷乱的枝叶形成对比。葡萄用淡墨加浓墨墨点提醒画面，徐渭作品中的墨点，有的似高山坠石，有的如蜻蜓点水，聚散开合，苍润相间，这墨点融进了他坎坷的一生和悲凉的心境。
画面左上方题诗日：“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这首诗以草书写成，字形大小错落，线条提按顿挫适意为之，字的重心左右摇摆，数行向左倾斜的字使整幅画极具形式感。此外，在诗意上也给这幅画增添了一份伤感的色彩。此幅作品将诗、书、画三者融为一体，激情地倾吐心性，令人似乎感受到了徐渭晚年生活的凄苦情景。透过徐渭的笔墨我们感受到他的精神特征和对生活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徐渭的笔墨是他自身精神气质的自画像。
2、《牡丹蕉石图》
《牡丹蕉石图》也是徐渭水墨写意花卉的代表作，整幅作品由石头、芭蕉、牡丹构成，皆以水墨一气呵成。图画中一块浓墨泼出的山石从左下角奋力倾出，积墨浓重浑厚不见笔触，给人以压抑之感，似徐渭心中沉积已久的悲苦郁愤。靠左边几棵芭蕉从石后生出打破了浑沌的墨块，略微扭曲的芭蕉干上冲天际，轻松自如，数笔飞白笔断意连，芭蕉中的留白像打开了一扇窗，顿时透气，似多年的压抑得以释怀。水墨湿润的芭蕉叶开合有度，用笔恣肆狂放，浓墨淡墨相互融合与焦墨积成的石头形成鲜明的对比，芭蕉苍劲挺拔，有“倔强不屈”的情趣。石头的右边悄悄伸出的牡丹有聚有散，有藏有露，意境更为深邃，而且三者相互衬托，彼此呼应而各有意趣。徐渭笔下的水墨牡丹远离了雍容华贵之态，而呈现出一种高洁冷峻，悲愤伤感之情，与他穷困潦倒的身世个性相合，这便是徐渭的“心性”在笔下的吐露。
艺术创作不是单纯的形式问题，他总是和艺术家的思想、心性、生活经历融为一体。生活中的悲惨经历强烈地刺激着徐渭的神经，迫使他用笔触去诉说他的内心情感。徐渭的绘画精心而不刻板，随心散性而气韵相连，横涂竖抹而不草率，杂象横生而又融会贯通。潘天寿先生在《论画残稿》中云：“笔墨取于物，发于心，为物之象，心之迹。”笔墨不仅是表现痕迹，更是精神文化的显现，是笔性与心性的统一。徐渭则对笔墨生成一种特殊的感觉重在心性的流露，他的一条线、一个点、一片墨都蕴涵这情理与性情上的意义，通过毛笔留下的痕迹传递一种情趣、一种心性。所以，徐渭的艺术创作是笔性与心性相融合的产物。
【任寰，广西艺术学院】
明代的奇才徐渭可以说把“心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绘画、书法、诗文都是心性的流淌。徐渭可谓是一名表现主义者，他的书画皆为心形，诗文皆从心出，是一种地道的注重内心表现。徐渭的大写意水墨画，笔墨纵横驰骋，风格狂放奇峭。画中的题诗书法开阔奔放，气势雄健。他以个性化的方式把自己的创作作为发泄怀才不遇的精神枢纽，以恣肆宣泄的方式，使自己的创作成为自我受到压抑的情感喷涌而出的出口。因此，心性在徐渭的艺术创作中尤为突出。
一、徐渭坎坷的人生经历对心性的影响
徐渭是奇才，他的人生经历也可称“奇”。徐渭一生坎坷而悲惨的经历以及由此形成的独特而复杂的性格，是产生其绘画风格的最主要原因。
徐渭（1521-1593），字文长，天池山人，晚又号青藤道人，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嘉靖、万历间书画家、文学家。徐渭出身宦官家庭。25岁以后，徐渭家庭遭到诸多变故，逐渐败落。28岁离开潘家，以教书谋生，生活十分落魄。直至37岁，他四次应考乡试，均未录取。期间结交了不少当时有名人物，包括谢时臣、刘世儒等画家，开始学画，奠定了他绘画风格的基础。也正是37岁这年才被浙江总督胡宗宪招为幕僚。他41岁第八次应试时，虽经胡宗宪关照，依然名落孙山，从此放弃了登第求仕的念头。在胡宗宪幕府好景不长，嘉靖四十一年（1562）奸相严嵩被免职，胡宗宪作为同党被逮，自杀狱中，徐渭恐祸及自己遂由佯狂变为真疯。徐渭的一生是坎坷的，充满了痛苦和焦虑，从落榜到幕客再到狱囚，生活波动十分激烈，思想情绪变化也极大，正是因为这不幸的遭遇在内心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才刺激了他的创作热情并反映在他的书画艺术创作中。通过他的书画创作抒发自己的痛苦情感和愤世嫉俗，不拘礼法的心理，追求自由的灵魂。他的坎坷经历和个性影响到书画艺术中有一种兀傲不群之气，借客体的自然秉性来寄托主题的情感思绪，令世俗骇目。
二、“心学”对徐渭艺术创作中“心性”表达的影响
除了徐渭自身的坎坷经历外，兴盛于明朝中晚期之际的王阳明心学，无疑是他狂狷人格形成的思想基础。因此，徐渭更注重内心，在书写心性的认识基础上强调个性的解放，故而他提出：“心为上，手次之，目口末矣。”徐渭的书画创作，不仅是狂放不羁心性的流露，也是晚明狂狷文人的真实写照和当时社会思潮的折射。
晚明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急剧的政局变化，使思想文化领域也呈现出复杂的状况。思想文化领域冲破程朱理学和封建文化的束缚，“心学”应运而生。徐渭27岁始师事季本先生，接受阳明心学。
王阳明心学强调以心为本，“心”、“良知”成了“性”、“理”的依据和基础，“心理合一”、“心即理”、“心外无理”构成了阳明心学的理论核心。徐渭继承了“心学”思想，并将其理论运用到艺术创作中。他在艺术创作提倡书写“真性情”，主张“诗本乎情”，艺术应“从人心流出”、“真率写情”等观点，都是“心性”在艺术中得以体现的理论基础。晚明公安派领袖袁宏道赞叹徐渭书画道：“强心铁骨，与夫一种磊落不平之气，字画之中宛宛可见，意甚骇之。”可知，徐渭的确是将“真性情”、“心性”注入字画中，才使欣赏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三、以《墨葡萄图》《牡丹蕉石图》为例阐述徐渭书画中“心性”的流露
徐渭是继陈淳以后，从根本上完成水墨写意花鸟画变革的一代大家。他笔下的题材是四君子、荷花、葡萄、牡丹等寻常植物，塑造的形象追求“舍形而悦影”、“不求形似求生韵”，通过他奔放的笔墨描述，酣畅淋漓的用墨技法，并注入自己的情感，浑然天成地传达出物象的神韵，每一件作品都是智性的显露和心性的物化。
1、《墨葡萄图》
《墨葡萄图》是徐渭的晚年作品，此作纵165.7厘米，横64.5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画面构图奇特，从右上部斜出一杆老枝至画面左部而出，接着由老枝生出欹侧藤蔓，藤条上长满叶和葡萄。从用笔可感受到徐渭心性的宣泄，无论是画枝干、勾藤蔓、画叶、点葡萄，行笔都狂放不羁，挥洒自如。以狂草笔法入画，从线条的粗细、运笔的快慢、水分的干湿，再到墨色的浓淡都控制的恰到好处，变化丰富，墨的五彩发挥到了极致。枝干行笔如写草书，提按轻重使葡萄枝干气韵相通。藤条低垂，错落纷杂，刚柔相济，有些笔触笔断意连，一气呵成。枝干藤蔓自上倾下，犹如徐渭情感的倾泻。葡萄叶更是泼墨自如，寥寥几笔泼出一组叶子，叶片墨彩斑驳，不勾叶脉，达到了“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境界，透出一股冷清凄惨的气息，倾泻了徐渭心中悲愤痛苦的感情。层层叶子之下，一串串葡萄晶莹欲滴，惹人喜爱，与纷乱的枝叶形成对比。葡萄用淡墨加浓墨墨点提醒画面，徐渭作品中的墨点，有的似高山坠石，有的如蜻蜓点水，聚散开合，苍润相间，这墨点融进了他坎坷的一生和悲凉的心境。
画面左上方题诗日：“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这首诗以草书写成，字形大小错落，线条提按顿挫适意为之，字的重心左右摇摆，数行向左倾斜的字使整幅画极具形式感。此外，在诗意上也给这幅画增添了一份伤感的色彩。此幅作品将诗、书、画三者融为一体，激情地倾吐心性，令人似乎感受到了徐渭晚年生活的凄苦情景。透过徐渭的笔墨我们感受到他的精神特征和对生活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徐渭的笔墨是他自身精神气质的自画像。
2、《牡丹蕉石图》
《牡丹蕉石图》也是徐渭水墨写意花卉的代表作，整幅作品由石头、芭蕉、牡丹构成，皆以水墨一气呵成。图画中一块浓墨泼出的山石从左下角奋力倾出，积墨浓重浑厚不见笔触，给人以压抑之感，似徐渭心中沉积已久的悲苦郁愤。靠左边几棵芭蕉从石后生出打破了浑沌的墨块，略微扭曲的芭蕉干上冲天际，轻松自如，数笔飞白笔断意连，芭蕉中的留白像打开了一扇窗，顿时透气，似多年的压抑得以释怀。水墨湿润的芭蕉叶开合有度，用笔恣肆狂放，浓墨淡墨相互融合与焦墨积成的石头形成鲜明的对比，芭蕉苍劲挺拔，有“倔强不屈”的情趣。石头的右边悄悄伸出的牡丹有聚有散，有藏有露，意境更为深邃，而且三者相互衬托，彼此呼应而各有意趣。徐渭笔下的水墨牡丹远离了雍容华贵之态，而呈现出一种高洁冷峻，悲愤伤感之情，与他穷困潦倒的身世个性相合，这便是徐渭的“心性”在笔下的吐露。
艺术创作不是单纯的形式问题，他总是和艺术家的思想、心性、生活经历融为一体。生活中的悲惨经历强烈地刺激着徐渭的神经，迫使他用笔触去诉说他的内心情感。徐渭的绘画精心而不刻板，随心散性而气韵相连，横涂竖抹而不草率，杂象横生而又融会贯通。潘天寿先生在《论画残稿》中云：“笔墨取于物，发于心，为物之象，心之迹。”笔墨不仅是表现痕迹，更是精神文化的显现，是笔性与心性的统一。徐渭则对笔墨生成一种特殊的感觉重在心性的流露，他的一条线、一个点、一片墨都蕴涵这情理与性情上的意义，通过毛笔留下的痕迹传递一种情趣、一种心性。所以，徐渭的艺术创作是笔性与心性相融合的产物。
【任寰，广西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