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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怀岸，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被誉为“文学湘军五少将”之一。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青年作家》《民族文学》《花城》《上海文学》《江南》等众多文学期刊发表长、中短篇小说近百部（篇）。曾获湖南青年文学奖、深圳青年文学奖、《上海文学》中篇小说奖、《民族文学》年度奖等奖项。已出版长篇小说《巫师简史》等。小说集《一粒子弹有多重》《一座山有多高》《想去南方》《骨肉》《火车，火车》《一眼望不到头》等。
当前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多重空间的混杂。由于互联网的介入，人们在主流空间之外还能够实现对其他空间的全新配置，现实与虚拟的反复跳跃之下，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更为复杂，一方面，虚拟空间打破了环境的实在之感，但另一方面，人们又能够在这种交叉空间中获得真实的感官回馈，并且带来重组时间的体验以及边界跨越。
于怀岸在其小说中就塑造了这样一种真实与虚拟的混杂，在他的小说中，真实与虚拟的二元对立被否定了，转而实现的是一种混合的循环体系，人类成为书写的主题，在一个物质与信息共通的虚实结合之下，持续不断地建构并且重建自己的边界。
在于怀岸的小说中，故事大多发生在小镇甚至是乡村中，人物在隐秘的时间循环中勾勒出了独特的命运象征，死亡叙事与时间循环在个人视觉上形成了某种恒定的思想特征，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于怀岸书写了不同人物对于死亡的思索以及困惑，在这样的困境之下有效地聚合了情感本质，也激荡出独特的美学色彩。
一.循环叙事下的焦虑笼罩
在小说的叙述形式中，重复性叙事始终是小說叙事形式以及表现手段中常见的一种。作家们借助这种对于语言的玩味以及自我放逐式的阐释来完成对于小说意义的固定。在这种重复之下，小说原本的情节讲述具有了某种离心的力量，使得读者能够在这种重复性的讲述中重新创造作为他人的经验，这种想象性的力量才能使个体变为更加有生机的存在。
而在于怀岸的小说中，我们也常常能够窥探到这种想象性重复的存在，在小说的写作中，他显然意识到了自我的根基无限沉降，因而转用重复的叙事手段，令自身独一无二的阐释去参与到更伟大的整体、在自我之外的某处深不可测之中找寻到新我的途径。
在于怀岸的小说中，他不断地在客观性进程的重复中来书写自我的终极目的，他所寻求的意义是在伪装之中接近欲望的主题，并且在这些意义之中来体验过往世界中的喧哗与流动。他的小说大多发生在乡镇甚至农村之中，这样一种带有原始野性的空间，具备了精神性的艺术力量，小说也能够在生活的表象之下挖掘出真理本质。
实际上，人们的认知不应该囿限于小我固化、强化的自循环，认知也能够以自我延伸的方式发生，即在遥远和陌生的事物中去发现自我的新配置。只有将自我之根尽力拉伸直至拉到将断未断之时，才能一睹奇异妙美的景致。
从小说《你为什么结婚》[1]来看，小说将余朋宴这一女性角色在持续不断的推拉乃至生活重复之中实现了模糊的流动感。余朋宴所展露的是一种对于生活机械性的反抗。在她的生活中，她经历了种种自我的纠葛。她的婚姻也如是，在小说中，作者讲述了几次循环，她和丈夫周广斌的每一次推拉，实际上都暗含着谎言和骗局，但当真相抵达到了某一个程度时，这一部分真相就转而形成了某种完全的事实，更抵消了其作为骗局的本质。因此，没有一个循环是孤立的，小说就在这种循环与人物交融中十分明显地转换出了任务的彼此平衡乃至到的思考，发挥出美学价值中弥散的张力。
她的婚姻乃至生活方式是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和自我解脱，她试图从经验角色的负担中摆脱出来，但却不可避免地在反叛的转型之中被制服，她所经历的是一个女性在当代社会中的挣扎和解体，小说也沿用了某种循环的讲述，来将这种隐藏的痛苦加以怀想。
余朋宴是一个认识到了生活之美，同时也有着一定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但在生活的摧残以及自我的摇摆之下，她仍然陷入了自我的颓唐。面对着周广斌近乎诱奸的入侵，她在强装镇定之下，误入了婚姻，又进入了现实的反叛之中。在她的婚姻生活里，她原本不想嫁给周广斌，但在彼此的推拉以及周遭生活的挤压之下，她进入到了这样一段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婚姻中。小说中将她的惨淡婚姻进行了非常直观的刻画，她与周广斌，兜兜转转，从一开始的周广斌下套和余朋宴结婚，到余朋宴不肯放手。当小说的最后，两人终于分开，而余朋宴再婚看似找到了一个好的对象，但面对那个痴呆的儿子小正，即便余朋宴从未流露过，但仍然在最后“双眼雾蒙蒙的、空洞、呆滞”。她的再婚对象赵文远抚过她的脸颊，语气轻柔：“等我们有了孩子，就叫小正吧。”
很显然，小说在此完成了一种深度的循环，隐藏在了可感的场所之中，实现了对于自我境遇的逆转和循环反叛。事实上，小说所呈现的是一种对于物质事件的情绪转换，克服了凝视的障碍，并且将事件变为了可感的情绪，发挥出重要的仪式功能。循环性叙事打破了原本封闭单一的小说叙事讲述，在无限循环的悖论情境中，小说能够不断地吸纳到纯粹的情感，并且提供多层级的离散式阅读体验。
在于怀岸的小说中，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一些被遮蔽的东西，这是我们无法用经验来感受到的。作者试图在主体的消解中讲述逻辑缠绕，并且对自我的界域和时域的局限性做出了良好的揭露：无论个体的境遇如何，自我的功能需要总是会与相应的配置形成较大的际差，也就形成了致命的冲突，颠覆了意识性的储备。
二.死亡书写建构冲突衰败
在于怀岸的小说中，死亡一直是极为经典的命题建构，无论是虚构死亡还是真实的死亡叙事，他在自己的小说中都呈现出一种向死而生的别样故事内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于怀岸所书写的死亡并不是生命意象的终极毁灭，而是在虚构的探索之下深入到人性之中，完成某种对于哲学深度的推进。
在这样的文学图景中，小说所呈现的向死而生，都形成了某种特殊的虚构死亡的叙事方式，这种死亡叙事所开启的并不是对于死亡的恐怖和万物寂灭的逼仄，而是在灵魂的尽头之处，书写坚韧生命的美感。 事实上，我们可以将于怀岸的死亡书写看作是一种对于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呈现，在死亡的视角之下，小说通过种种娴熟的笔墨来对故事进行打磨和重建，能够有效地在间离的效果之下呈现出复杂的人生况味，无论是他对于死亡美学的追溯，抑或是在死亡阴影之下所建构的人性冲突，都呈现出多重复调的叙事效果。在小说《合木》[2]中，从始至终，“我”的故事都与死亡有关，作为一个“合木师傅”，也就是给人做棺材的人，“我”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死亡，也从这些芸芸众生的死亡绝境之下，叙述了当人抵达虚无之后，人类在灵魂深处的想象与规则。事实上，“我”的角色是一个在死亡与生命之间不断徘徊的人，作为离死亡最接近的人，他受人尊敬，却也被人拒绝靠近。在此，死亡是一个至高无上却也恐怖如斯的秘密，在这样持续性的状态中，人物被割裂成为了悲凉且备受摧残的生命主体，只能不断地在生命的限度中联结日常生活的哲学。
或许是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加持，《合木》显现出一种顺畅却碎片化的叙事模式，以合木为线索，小说收束成为了一种关于阴阳两界的代际延续，虚实结合之下，小说以死亡作为勾连点，完成了结构上的内外建构。
而在小说《一切美好的事物皆应永存不朽》[3]中，小说以一场凶杀案开头，显然是极其现实主义的笔调，但到小说的结尾，故事却呈现出一种全然不同的浪漫主义乃至现实魔幻的书写，呈现出某种摄人心魄的美感。面对女孩的死亡，女孩的尸体，老彭在一片静谧之中窥探着这样的美感，他不想检查少女的伤口，更不想破坏这种美感，事实上，他被这一具裸体所打动了，少女的死亡陡然成为了某种自由与永恒的象征。在最后，老彭向上面传递了拉绳索的信号，他幻想着少女身上的血肉在冰层之中永不腐烂，更幻想着她躯体融入到每一粒沙子之中，消亡成为永恒的美。
在此，小说实现了美学形式上的迈进，小说超越了现实的人性，转而直接指向对于人性的探索。在小说中，显然，老彭并不是一个日常中对美的追求者，但在死亡的绝境面前，他仍然爆发出了对于虚幻美感的追求和神圣敬畏。少女的尸体在此成为了柔软姿态下的生命力抗争，即便是死亡，也呈现出了一种绝美的生命力和自由的光明精神。
那具绝美的裸尸最终会归于尘土，这样的情节很容易令人想到《红楼梦》中黛玉葬花的一段，“质本洁来还洁去”的灿烂意志所穿越的是死亡世界的虚拟，也完成了对现实主义的超越和生存意志想象。
很显然，死亡是每个人都不可逃避的，在奔向生命终点的路途中，人们所选择的道路是全然不同的，但小说仍然呈现出了一种全新的思考以及深度的洞悉。当人在无牵无挂的绝望中奔向死亡，小说自然也就呈现出了人类丰富的本质，也阐述了更为灿烂的生之意志。于怀岸在他的作品中建构了广阔的死亡诗学思索，在死亡这一非常态的情境之下，于怀岸完成了对于美学乃至哲理的探索，突破了旧有的思维方式，在无经验的状况中实现了对于生存意志的推进。
当表达或压制死亡冲动耗尽了你的生命。主体在自我创建的空虚感中维护自己普罗米修斯式的意志。这种空虚感将意志本身的行动化作乌有。在征服周边世界时，意志废黜了对它自己行为的所有约束;而在同样的行动中，也破坏了自己英雄般的规划。当一切都得到允许，没有什么还会有价值。
从这种结构来谈，小说所呈现的是一种绝对的残忍，同时也是一种最为集中的美学意象，黑暗的死亡意象显现出情感脉搏的膨胀。无论是《合木》中芸芸众生世事沧桑，在立体人性中展露出柔弱生命的悲喜与共，还是《一切美好的事物皆应永存不朽》中面对美好胴体的由衷虔诚，绝境之中人性真正的美好与纯善，建构起了对于脉脉温情的把控与悲悯。
三.生命困境中的自我排斥
值得思考的是，在死亡叙事以及时间循环之外，于怀岸在他的作品中也提出了对于生命困境的阐释，在个体的虚妄之下，他试图书写一种关于人的伟大自由幻想，包含了对于自我所囤积的悲喜剧观念，也由此宣告了人们所排斥的自我。
事實上，他所书写的现代困境也不断地通过人物的自我排斥乃至空虚的冲动来加以显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困境关乎于选择，小说也就通过诸多生存命运下的隐喻来指控人们在困境之下的自我排斥以及不自由的困苦。
因此在于怀岸的小说中，虚构与真实、文本与现实提供了一种越界般的叙述手法，打破了原本传统的叙述方式，在类似庄周梦蝶的审美感应之中，剔除了多余的人性翻滚，紧接着就在想象之下实现了对自我人生困境的建构和拓展。
从小说《余生漫长》[4]来谈，小说所讲述的是一个叫做李有然的男人，无父无母、无儿无女、孑然一身，他的生活始终在不断地找寻，他多次入狱，而出狱之后，他又为了找到自己的儿子，终其一生都在路上，相伴而生的，是他一次又一次地被生活所打败，找不到儿子，也失去了自己的妻子，面对妻子之后的归来，他又无法让自己全然放弃。
正是在这样一种裹挟着痛苦的找寻之中，小说实现了一种关于生命困境的断裂式排斥，人物的命运仿佛被割裂开，在世界的遭际之中不断翻滚打旋，坠落到底。自由精神在任何时候都完全相信自身参与的实践：它们知道，至少在那时，若无这些信念就无法生存;但它们也知道，如果他人若抱有同样的信念就无法生存。
小说在对他的阐释之中加入了诸多魔幻的色彩，李有然的人生也可以看作是一幕现实魔幻的悲喜剧，在个人的虚构故事上，小说通过对于逻辑矛盾的挣脱，来消除自身在生命困境中的挣扎和痛苦，也书写了真实的自我障碍。不仅如此，小说还利用一种近乎语焉不详的姿态来阐述了生命困境的普遍性。事实上，当作家们精确、认真、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其文字就显得愈加晦涩难懂，因为他们希冀于得到全然精确的反馈，但值得思考的是，而无论措辞多么严谨纯粹，结果都会造成一种真空。
与之相反的是，随波逐流而来的浅俗道理被认为是接地气的标志，当人们在作品之中窥探到自己想要的表达时，小说中人物的内容与记忆、心理和生活行为获得了内在的统一，这种精确是一种聚焦而非定焦，能够有效地凝视到全局之中。表达允许听者去想象任何适合自己的东西，以及他已经想到的东西;而严格的说法需要明确的理解和概念上的努力，人们故意排斥这种理解和努力。只有他们不需要理解的东西，才认为是可以理解的。 这也可以解释在小说《余生漫长》之中所语焉不详的状态，作者从始至终都没有对李有然的多次入狱经历进行多么细致的描绘，这种“粗枝大叶”的讲述也同样显示在了对于他整个人生的描述之中，无论是儿子的去向，还是李有然自身的心理状况等，小说都以一种自我排斥的姿态进行了模糊的阐释，近乎幻觉的始终找寻之下，小说呈现出一种自由的信念感，也反映出了绵延的自我突围。在这些隐喻的投射通道之中，小说承载起了解放的自由的意义象征，人类永远摆脱不了“回溯”的诱惑，回溯在追寻到了过去时间的同时，也证明了自我的存在。
或许在于怀岸的思考之中，李有然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对于自我人生的突围，在小说的最后，李有然找寻一生的儿子仍然没能找到，但那头牛却形成了隐秘的循环叙事，而当他死后，下葬之前，他找了一辈子的亲生儿子却来到了灵堂前，甚至，这个儿子在寻找自己的母亲，自此，小说也就形成了某种回环的宿命论点，突围了专属的伦理范畴，形成了自我表达之后的异常逃逸。当父子二人的彼此找寻乃至生命找寻承载了不可预知的隐喻。由此，理想的达成因此也超越了理想。小说中的他们始终不服从于宿命，而是服从于斗争的自己，也始终坚持多重的边际之中找寻被排斥的自我。
四.形式到哲学转变的自由格局思考
在前文中我提到了于怀岸对于死亡命题的追求和讲述，而从另一种层面来说，于怀岸对于人性的书写也同样尖锐，在他的小说中，我们能够窥探到人物的鲜活属性：他们的意志是有所欲求的，旧的欲求一旦满足，便会追求新的，永无休止。实际上，人的快乐和顺遂，仅存于从欲求到满足、再到产生新欲求的过程中，而这一过程持续时间很短。得不到满足便会痛苦，寻不着新的欲求便会倦怠，便会无聊。
在他的思考之中，世界更加彻底地成为了哲学的冒险思考，人们能够与纯粹的感觉相分离，形成思想和记忆、思想和认知的现实平衡。当一个人能够看穿世界的某一单薄属性之时，他也就具有了对生活的反叛。在于怀岸的小说中，所阐述的就是这样一种迷失与找寻，乃至人物在自由意志之下的真理引入。
黑格尔在《美学》里有一个著名论断：（文学）人物是创造自我的自由艺术家。这个论断里有两个要点：第一，人物的“自我”是创造（请注意，不是塑造，更不是再现）出来的。第二，这个人物拥有能够逃脱创造者之控制的自由。[5]
很显然，在于怀岸的小说中，我们常常能窥探到这种离散感和自由感，于怀岸近乎放任地任凭他笔下的人物不断地自我突围，同时，在这样一种自我创作中摆脱固有的经验叙事，完成了对于文学人物的标志叠加。在这几部作品中，人们不断地谈论着绝望、孤独、乃至特殊且悲惨的生命个体，无论是如同《你为什么结婚》中只是经历微小生活挫折的余朋宴，还是在《余生漫长》中漫长一生都在寻找和对抗的李有然，都表现出了一种对于生命本身的抗争和愉悦。
人们通常认为，没有比按照我们自己选择的方式过日子更重要的事情了。这不是因为我们比先辈更珍视自由，而是因为我们已经认定，良好的生活就是被我们自己选择的生活。然而，“生活可以选择”这一理想，与我的如何生活这一事实并不协调。我们并非自己生活的原创者，甚至连烙印般事件的合作者都谈不上。
正如小说《合木》中的“我”，从始至终，“我”的选择都并非是自己想要的，但却在一次又一次合木中走向了生命的尽头，尽管这种生活并非由自我选中，但却在他的生命中解构出先行的乌托邦。而《一切美好的事物皆应永存不朽》亦然，在老彭的选择之下，他所坚持的是一种美学的驱动，也就此实现了创造性的意志找寻。
在生活中几乎所有重要的事情都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结果。出生的时空、父母、母语，这些都是凭借机遇而非选择。正是事物的随机性塑造了我们生活中最决定命运的关系。因此个人的自主性是我们想象出来的东西，不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被投掷到一段时空之内，其中的一切都是已被规定好的。新技术每天都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我们很少能知道未来将给我们带来什么。对选择的崇拜反映出我们不得不在生活中穷于应付的窘境。我们只能如此，这是我们不自由的标志。选择已经成为了一种迷恋，但这种迷恋恰恰意味着它不是被选中的。
也正是因为这种无法选择，于怀岸在小说中真实细腻的细节是为了衬托出整体生存下的荒诞。不难看出，在于怀岸的作品中，他坚持认为没有一种永久的、同样的物质能充斥世界，正相反，我们今天所坚持唤醒的世界实际上是力量和关系相互对抗的源泉。每个个体都有让它存在下去的意志。现实由成千上万相互缠绕成网、彼此叠加的个体意志组成。其中的一些精巧生动，另一些则怠惰认命。在这样的世界里，许多至今尚不可思议的事情成为了可能，而各种个体间的界限则是虚妄的。
无论是对于乡村叙事的关注，抑或是于怀岸在死亡叙事中所表现出的持久性和迷恋感，都阐述了其对于死亡叙事的理解和想象，小说也常常借助不同人物之口，不断地阐明了作者对于死亡的思索与体悟。再次，死亡并不像某些小说一样发展成为亡灵叙事或是死亡主体的注解，而是成为了一种持续性的自我见证，令人得以在死亡的阴影中思索生活的真实状况，凸显更为真实唯美的人性魅力。
注 释
[1]于怀岸：《你为什么结婚》，《青年作家》2018年第9期。
[2]于怀岸：《合木》，《江南》2018年第4期。
[3]于怀岸：《一切美好的事物皆应永存不朽》，《长城》2020年第2期。
[4]于怀岸：《余生漫长》，《青年作家》2020年第8期。
[5]著者：[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著译者：朱光潜.1981年7月。
冯祉艾，出生于1995年。湖南长沙人，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作品散见于《文艺评论》《东吴学术》《百家评论》《中国当代作家评论》《名作欣赏》《中国文艺评论》《中国作家》《青年作家》《野草》《青年文學》《文艺报》等报刊。现供职于湖南省文联。
当前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多重空间的混杂。由于互联网的介入，人们在主流空间之外还能够实现对其他空间的全新配置，现实与虚拟的反复跳跃之下，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更为复杂，一方面，虚拟空间打破了环境的实在之感，但另一方面，人们又能够在这种交叉空间中获得真实的感官回馈，并且带来重组时间的体验以及边界跨越。
于怀岸在其小说中就塑造了这样一种真实与虚拟的混杂，在他的小说中，真实与虚拟的二元对立被否定了，转而实现的是一种混合的循环体系，人类成为书写的主题，在一个物质与信息共通的虚实结合之下，持续不断地建构并且重建自己的边界。
在于怀岸的小说中，故事大多发生在小镇甚至是乡村中，人物在隐秘的时间循环中勾勒出了独特的命运象征，死亡叙事与时间循环在个人视觉上形成了某种恒定的思想特征，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于怀岸书写了不同人物对于死亡的思索以及困惑，在这样的困境之下有效地聚合了情感本质，也激荡出独特的美学色彩。
一.循环叙事下的焦虑笼罩
在小说的叙述形式中，重复性叙事始终是小說叙事形式以及表现手段中常见的一种。作家们借助这种对于语言的玩味以及自我放逐式的阐释来完成对于小说意义的固定。在这种重复之下，小说原本的情节讲述具有了某种离心的力量，使得读者能够在这种重复性的讲述中重新创造作为他人的经验，这种想象性的力量才能使个体变为更加有生机的存在。
而在于怀岸的小说中，我们也常常能够窥探到这种想象性重复的存在，在小说的写作中，他显然意识到了自我的根基无限沉降，因而转用重复的叙事手段，令自身独一无二的阐释去参与到更伟大的整体、在自我之外的某处深不可测之中找寻到新我的途径。
在于怀岸的小说中，他不断地在客观性进程的重复中来书写自我的终极目的，他所寻求的意义是在伪装之中接近欲望的主题，并且在这些意义之中来体验过往世界中的喧哗与流动。他的小说大多发生在乡镇甚至农村之中，这样一种带有原始野性的空间，具备了精神性的艺术力量，小说也能够在生活的表象之下挖掘出真理本质。
实际上，人们的认知不应该囿限于小我固化、强化的自循环，认知也能够以自我延伸的方式发生，即在遥远和陌生的事物中去发现自我的新配置。只有将自我之根尽力拉伸直至拉到将断未断之时，才能一睹奇异妙美的景致。
从小说《你为什么结婚》[1]来看，小说将余朋宴这一女性角色在持续不断的推拉乃至生活重复之中实现了模糊的流动感。余朋宴所展露的是一种对于生活机械性的反抗。在她的生活中，她经历了种种自我的纠葛。她的婚姻也如是，在小说中，作者讲述了几次循环，她和丈夫周广斌的每一次推拉，实际上都暗含着谎言和骗局，但当真相抵达到了某一个程度时，这一部分真相就转而形成了某种完全的事实，更抵消了其作为骗局的本质。因此，没有一个循环是孤立的，小说就在这种循环与人物交融中十分明显地转换出了任务的彼此平衡乃至到的思考，发挥出美学价值中弥散的张力。
她的婚姻乃至生活方式是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和自我解脱，她试图从经验角色的负担中摆脱出来，但却不可避免地在反叛的转型之中被制服，她所经历的是一个女性在当代社会中的挣扎和解体，小说也沿用了某种循环的讲述，来将这种隐藏的痛苦加以怀想。
余朋宴是一个认识到了生活之美，同时也有着一定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但在生活的摧残以及自我的摇摆之下，她仍然陷入了自我的颓唐。面对着周广斌近乎诱奸的入侵，她在强装镇定之下，误入了婚姻，又进入了现实的反叛之中。在她的婚姻生活里，她原本不想嫁给周广斌，但在彼此的推拉以及周遭生活的挤压之下，她进入到了这样一段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婚姻中。小说中将她的惨淡婚姻进行了非常直观的刻画，她与周广斌，兜兜转转，从一开始的周广斌下套和余朋宴结婚，到余朋宴不肯放手。当小说的最后，两人终于分开，而余朋宴再婚看似找到了一个好的对象，但面对那个痴呆的儿子小正，即便余朋宴从未流露过，但仍然在最后“双眼雾蒙蒙的、空洞、呆滞”。她的再婚对象赵文远抚过她的脸颊，语气轻柔：“等我们有了孩子，就叫小正吧。”
很显然，小说在此完成了一种深度的循环，隐藏在了可感的场所之中，实现了对于自我境遇的逆转和循环反叛。事实上，小说所呈现的是一种对于物质事件的情绪转换，克服了凝视的障碍，并且将事件变为了可感的情绪，发挥出重要的仪式功能。循环性叙事打破了原本封闭单一的小说叙事讲述，在无限循环的悖论情境中，小说能够不断地吸纳到纯粹的情感，并且提供多层级的离散式阅读体验。
在于怀岸的小说中，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一些被遮蔽的东西，这是我们无法用经验来感受到的。作者试图在主体的消解中讲述逻辑缠绕，并且对自我的界域和时域的局限性做出了良好的揭露：无论个体的境遇如何，自我的功能需要总是会与相应的配置形成较大的际差，也就形成了致命的冲突，颠覆了意识性的储备。
二.死亡书写建构冲突衰败
在于怀岸的小说中，死亡一直是极为经典的命题建构，无论是虚构死亡还是真实的死亡叙事，他在自己的小说中都呈现出一种向死而生的别样故事内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于怀岸所书写的死亡并不是生命意象的终极毁灭，而是在虚构的探索之下深入到人性之中，完成某种对于哲学深度的推进。
在这样的文学图景中，小说所呈现的向死而生，都形成了某种特殊的虚构死亡的叙事方式，这种死亡叙事所开启的并不是对于死亡的恐怖和万物寂灭的逼仄，而是在灵魂的尽头之处，书写坚韧生命的美感。 事实上，我们可以将于怀岸的死亡书写看作是一种对于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呈现，在死亡的视角之下，小说通过种种娴熟的笔墨来对故事进行打磨和重建，能够有效地在间离的效果之下呈现出复杂的人生况味，无论是他对于死亡美学的追溯，抑或是在死亡阴影之下所建构的人性冲突，都呈现出多重复调的叙事效果。在小说《合木》[2]中，从始至终，“我”的故事都与死亡有关，作为一个“合木师傅”，也就是给人做棺材的人，“我”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死亡，也从这些芸芸众生的死亡绝境之下，叙述了当人抵达虚无之后，人类在灵魂深处的想象与规则。事实上，“我”的角色是一个在死亡与生命之间不断徘徊的人，作为离死亡最接近的人，他受人尊敬，却也被人拒绝靠近。在此，死亡是一个至高无上却也恐怖如斯的秘密，在这样持续性的状态中，人物被割裂成为了悲凉且备受摧残的生命主体，只能不断地在生命的限度中联结日常生活的哲学。
或许是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加持，《合木》显现出一种顺畅却碎片化的叙事模式，以合木为线索，小说收束成为了一种关于阴阳两界的代际延续，虚实结合之下，小说以死亡作为勾连点，完成了结构上的内外建构。
而在小说《一切美好的事物皆应永存不朽》[3]中，小说以一场凶杀案开头，显然是极其现实主义的笔调，但到小说的结尾，故事却呈现出一种全然不同的浪漫主义乃至现实魔幻的书写，呈现出某种摄人心魄的美感。面对女孩的死亡，女孩的尸体，老彭在一片静谧之中窥探着这样的美感，他不想检查少女的伤口，更不想破坏这种美感，事实上，他被这一具裸体所打动了，少女的死亡陡然成为了某种自由与永恒的象征。在最后，老彭向上面传递了拉绳索的信号，他幻想着少女身上的血肉在冰层之中永不腐烂，更幻想着她躯体融入到每一粒沙子之中，消亡成为永恒的美。
在此，小说实现了美学形式上的迈进，小说超越了现实的人性，转而直接指向对于人性的探索。在小说中，显然，老彭并不是一个日常中对美的追求者，但在死亡的绝境面前，他仍然爆发出了对于虚幻美感的追求和神圣敬畏。少女的尸体在此成为了柔软姿态下的生命力抗争，即便是死亡，也呈现出了一种绝美的生命力和自由的光明精神。
那具绝美的裸尸最终会归于尘土，这样的情节很容易令人想到《红楼梦》中黛玉葬花的一段，“质本洁来还洁去”的灿烂意志所穿越的是死亡世界的虚拟，也完成了对现实主义的超越和生存意志想象。
很显然，死亡是每个人都不可逃避的，在奔向生命终点的路途中，人们所选择的道路是全然不同的，但小说仍然呈现出了一种全新的思考以及深度的洞悉。当人在无牵无挂的绝望中奔向死亡，小说自然也就呈现出了人类丰富的本质，也阐述了更为灿烂的生之意志。于怀岸在他的作品中建构了广阔的死亡诗学思索，在死亡这一非常态的情境之下，于怀岸完成了对于美学乃至哲理的探索，突破了旧有的思维方式，在无经验的状况中实现了对于生存意志的推进。
当表达或压制死亡冲动耗尽了你的生命。主体在自我创建的空虚感中维护自己普罗米修斯式的意志。这种空虚感将意志本身的行动化作乌有。在征服周边世界时，意志废黜了对它自己行为的所有约束;而在同样的行动中，也破坏了自己英雄般的规划。当一切都得到允许，没有什么还会有价值。
从这种结构来谈，小说所呈现的是一种绝对的残忍，同时也是一种最为集中的美学意象，黑暗的死亡意象显现出情感脉搏的膨胀。无论是《合木》中芸芸众生世事沧桑，在立体人性中展露出柔弱生命的悲喜与共，还是《一切美好的事物皆应永存不朽》中面对美好胴体的由衷虔诚，绝境之中人性真正的美好与纯善，建构起了对于脉脉温情的把控与悲悯。
三.生命困境中的自我排斥
值得思考的是，在死亡叙事以及时间循环之外，于怀岸在他的作品中也提出了对于生命困境的阐释，在个体的虚妄之下，他试图书写一种关于人的伟大自由幻想，包含了对于自我所囤积的悲喜剧观念，也由此宣告了人们所排斥的自我。
事實上，他所书写的现代困境也不断地通过人物的自我排斥乃至空虚的冲动来加以显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困境关乎于选择，小说也就通过诸多生存命运下的隐喻来指控人们在困境之下的自我排斥以及不自由的困苦。
因此在于怀岸的小说中，虚构与真实、文本与现实提供了一种越界般的叙述手法，打破了原本传统的叙述方式，在类似庄周梦蝶的审美感应之中，剔除了多余的人性翻滚，紧接着就在想象之下实现了对自我人生困境的建构和拓展。
从小说《余生漫长》[4]来谈，小说所讲述的是一个叫做李有然的男人，无父无母、无儿无女、孑然一身，他的生活始终在不断地找寻，他多次入狱，而出狱之后，他又为了找到自己的儿子，终其一生都在路上，相伴而生的，是他一次又一次地被生活所打败，找不到儿子，也失去了自己的妻子，面对妻子之后的归来，他又无法让自己全然放弃。
正是在这样一种裹挟着痛苦的找寻之中，小说实现了一种关于生命困境的断裂式排斥，人物的命运仿佛被割裂开，在世界的遭际之中不断翻滚打旋，坠落到底。自由精神在任何时候都完全相信自身参与的实践：它们知道，至少在那时，若无这些信念就无法生存;但它们也知道，如果他人若抱有同样的信念就无法生存。
小说在对他的阐释之中加入了诸多魔幻的色彩，李有然的人生也可以看作是一幕现实魔幻的悲喜剧，在个人的虚构故事上，小说通过对于逻辑矛盾的挣脱，来消除自身在生命困境中的挣扎和痛苦，也书写了真实的自我障碍。不仅如此，小说还利用一种近乎语焉不详的姿态来阐述了生命困境的普遍性。事实上，当作家们精确、认真、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其文字就显得愈加晦涩难懂，因为他们希冀于得到全然精确的反馈，但值得思考的是，而无论措辞多么严谨纯粹，结果都会造成一种真空。
与之相反的是，随波逐流而来的浅俗道理被认为是接地气的标志，当人们在作品之中窥探到自己想要的表达时，小说中人物的内容与记忆、心理和生活行为获得了内在的统一，这种精确是一种聚焦而非定焦，能够有效地凝视到全局之中。表达允许听者去想象任何适合自己的东西，以及他已经想到的东西;而严格的说法需要明确的理解和概念上的努力，人们故意排斥这种理解和努力。只有他们不需要理解的东西，才认为是可以理解的。 这也可以解释在小说《余生漫长》之中所语焉不详的状态，作者从始至终都没有对李有然的多次入狱经历进行多么细致的描绘，这种“粗枝大叶”的讲述也同样显示在了对于他整个人生的描述之中，无论是儿子的去向，还是李有然自身的心理状况等，小说都以一种自我排斥的姿态进行了模糊的阐释，近乎幻觉的始终找寻之下，小说呈现出一种自由的信念感，也反映出了绵延的自我突围。在这些隐喻的投射通道之中，小说承载起了解放的自由的意义象征，人类永远摆脱不了“回溯”的诱惑，回溯在追寻到了过去时间的同时，也证明了自我的存在。
或许在于怀岸的思考之中，李有然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对于自我人生的突围，在小说的最后，李有然找寻一生的儿子仍然没能找到，但那头牛却形成了隐秘的循环叙事，而当他死后，下葬之前，他找了一辈子的亲生儿子却来到了灵堂前，甚至，这个儿子在寻找自己的母亲，自此，小说也就形成了某种回环的宿命论点，突围了专属的伦理范畴，形成了自我表达之后的异常逃逸。当父子二人的彼此找寻乃至生命找寻承载了不可预知的隐喻。由此，理想的达成因此也超越了理想。小说中的他们始终不服从于宿命，而是服从于斗争的自己，也始终坚持多重的边际之中找寻被排斥的自我。
四.形式到哲学转变的自由格局思考
在前文中我提到了于怀岸对于死亡命题的追求和讲述，而从另一种层面来说，于怀岸对于人性的书写也同样尖锐，在他的小说中，我们能够窥探到人物的鲜活属性：他们的意志是有所欲求的，旧的欲求一旦满足，便会追求新的，永无休止。实际上，人的快乐和顺遂，仅存于从欲求到满足、再到产生新欲求的过程中，而这一过程持续时间很短。得不到满足便会痛苦，寻不着新的欲求便会倦怠，便会无聊。
在他的思考之中，世界更加彻底地成为了哲学的冒险思考，人们能够与纯粹的感觉相分离，形成思想和记忆、思想和认知的现实平衡。当一个人能够看穿世界的某一单薄属性之时，他也就具有了对生活的反叛。在于怀岸的小说中，所阐述的就是这样一种迷失与找寻，乃至人物在自由意志之下的真理引入。
黑格尔在《美学》里有一个著名论断：（文学）人物是创造自我的自由艺术家。这个论断里有两个要点：第一，人物的“自我”是创造（请注意，不是塑造，更不是再现）出来的。第二，这个人物拥有能够逃脱创造者之控制的自由。[5]
很显然，在于怀岸的小说中，我们常常能窥探到这种离散感和自由感，于怀岸近乎放任地任凭他笔下的人物不断地自我突围，同时，在这样一种自我创作中摆脱固有的经验叙事，完成了对于文学人物的标志叠加。在这几部作品中，人们不断地谈论着绝望、孤独、乃至特殊且悲惨的生命个体，无论是如同《你为什么结婚》中只是经历微小生活挫折的余朋宴，还是在《余生漫长》中漫长一生都在寻找和对抗的李有然，都表现出了一种对于生命本身的抗争和愉悦。
人们通常认为，没有比按照我们自己选择的方式过日子更重要的事情了。这不是因为我们比先辈更珍视自由，而是因为我们已经认定，良好的生活就是被我们自己选择的生活。然而，“生活可以选择”这一理想，与我的如何生活这一事实并不协调。我们并非自己生活的原创者，甚至连烙印般事件的合作者都谈不上。
正如小说《合木》中的“我”，从始至终，“我”的选择都并非是自己想要的，但却在一次又一次合木中走向了生命的尽头，尽管这种生活并非由自我选中，但却在他的生命中解构出先行的乌托邦。而《一切美好的事物皆应永存不朽》亦然，在老彭的选择之下，他所坚持的是一种美学的驱动，也就此实现了创造性的意志找寻。
在生活中几乎所有重要的事情都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结果。出生的时空、父母、母语，这些都是凭借机遇而非选择。正是事物的随机性塑造了我们生活中最决定命运的关系。因此个人的自主性是我们想象出来的东西，不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被投掷到一段时空之内，其中的一切都是已被规定好的。新技术每天都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我们很少能知道未来将给我们带来什么。对选择的崇拜反映出我们不得不在生活中穷于应付的窘境。我们只能如此，这是我们不自由的标志。选择已经成为了一种迷恋，但这种迷恋恰恰意味着它不是被选中的。
也正是因为这种无法选择，于怀岸在小说中真实细腻的细节是为了衬托出整体生存下的荒诞。不难看出，在于怀岸的作品中，他坚持认为没有一种永久的、同样的物质能充斥世界，正相反，我们今天所坚持唤醒的世界实际上是力量和关系相互对抗的源泉。每个个体都有让它存在下去的意志。现实由成千上万相互缠绕成网、彼此叠加的个体意志组成。其中的一些精巧生动，另一些则怠惰认命。在这样的世界里，许多至今尚不可思议的事情成为了可能，而各种个体间的界限则是虚妄的。
无论是对于乡村叙事的关注，抑或是于怀岸在死亡叙事中所表现出的持久性和迷恋感，都阐述了其对于死亡叙事的理解和想象，小说也常常借助不同人物之口，不断地阐明了作者对于死亡的思索与体悟。再次，死亡并不像某些小说一样发展成为亡灵叙事或是死亡主体的注解，而是成为了一种持续性的自我见证，令人得以在死亡的阴影中思索生活的真实状况，凸显更为真实唯美的人性魅力。
注 释
[1]于怀岸：《你为什么结婚》，《青年作家》2018年第9期。
[2]于怀岸：《合木》，《江南》2018年第4期。
[3]于怀岸：《一切美好的事物皆应永存不朽》，《长城》2020年第2期。
[4]于怀岸：《余生漫长》，《青年作家》2020年第8期。
[5]著者：[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著译者：朱光潜.1981年7月。
冯祉艾，出生于1995年。湖南长沙人，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作品散见于《文艺评论》《东吴学术》《百家评论》《中国当代作家评论》《名作欣赏》《中国文艺评论》《中国作家》《青年作家》《野草》《青年文學》《文艺报》等报刊。现供职于湖南省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