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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利益关系的体现。拥有共同利益的人，我们称之为利益共同体。城市利益共同体具有其层次性和复杂性，在“隧道效应”和“海伦效应”的作用下，深刻地影响着城市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利益共同体；海伦效应；隧道效应；城市社会问题
一、关于利益的认识
在《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利益共同体》一文中，高健先生肯定了利益以及后文即将提到的利益共同体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了利益以及利益的分配是如何影响社会运动变化的运行过程。[1]
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2]利益乃是个人乃至社会最基本的需求，也是个人及社会追求的最终目标和目的。古往今来，人类的一切行为活动都在追求利益和为利益所驱使的范畴之中。
二、利益共同体
虽然个人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也不可能完全一致，然而，不同背景条件下的人们，也可能会有利益上的交集，而这种利益的交集就是他们的共同利益。拥有共同利益的人，我们称之为利益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与利益群体是同一个概念，却绝不完全等同于利益集团和利益共容体。利益共同体不必具有利益集团的组织性，在内涵上更加的宽泛，事实也确实可以证明，即使是不同地域不同组织的人们也可以是利益共同体。利益共容体亦是一种因利益关系而建立的组织，[3]和利益共同体同样有明显的区别。
三、城市利益共同体
城市利益共同体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总体利益具有一定差异性但在某些方面又有利益的一致性的个体自发组成的利益共同体。一类是在政府或某些组织的引导和推动下，具有某种相同利益要求的个体组成的利益共同体。城市的利益共同体因为存在利益观念及追求上的巨大差异，其种类和数量也是极为的复杂和庞大。
城市，作为它自身的利益共同体，在它的系统内部，必然又能分解出许多的较小的利益共同体；在这些较小的利益共同体内部还可以继续分解出更多更小的利益共同体。城市利益共同体犹如一座金字塔，居于顶端的只有城市利益共同体，中间的是它的次一级利益共同体，数量开始增多，如此层层演化，而基于最底端的基础利益共同体不仅级别低，且数量最多。
每一利益共同体都有它的自身服务属性，同时，也兼具着它为上一级共同体所隶属组织服务的属性以及为整个社会服务的属性。城市利益共同体之间或有明确的边界，或有交叉的部分，边界性是它们彼此区分的标志，交叉的部分是它们进行合作的基础。城市利益共同体之间是相互对立统一的关系。
由于城市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利益共同体的评价标准不一样，必定会导致所划分出来的利益共同体千差万别。比如，根据居住条件，可以将某个社区的居民分为本地常住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又可根据职位、阶层，将其分为高级管理人员和普通居民。
四、城市利益共同体的应用
针对城市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不同的学科会得出不同的解释。如果要用利益共同体的角度来解释，那么莫过于利益分配的不公，这里，为方便论证，先引入 “隧道效应”的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和罗斯切尔把“隧道效应”用来解释收入差距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即不公平的社会财富分配机制会加剧社会群体的躁动。[4]社会问题来自于社会矛盾，社会矛盾的突出表现是为城市的社会矛盾，而城市社会矛盾实质上就是城市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矛盾，而人际关系就是利益关系，两者的主体相同，因而，城市社会矛盾的根源就是城市的利益关系结构。城市社会问题来自于社会财富的分配，而社会财富的分配机制，就是城市社会利益共同体彼此角逐的阶段性结果。对整个城市社会来说，利益共同体是社会结构的物质基础。要想妥善地缓解城市社会问题，就要在此基础之上将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最大化，在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和健全的竞争合作机制的前提下，不同的利益共同体之间展开各种合作以期达到互利互惠的效果。
我国政府在城市社会的方方面面，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生活，都扮演着守护者和引导者的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政府在城市社会的治理方面综合运用各种经济的和行政等手段，积极调节不同利益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尽量做到防患于未然。与此同时，政府还要根据社会实际，相应的调整社会财富的分配：既要体现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又要实现财富分配机制对劳动的巨大刺激作用；既要使为社会做出较大贡献的杰出人士获得相应的回报，又要让利于那些更具有迫切需要的利益群体。总而言之，利益的杠杆效应深深根植于社会的每一个层面，政府只有解决好城市中不同的利益共同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才能保证整个城市社会和谐、健康的发展。[5]
另一方面，它也提醒着我们特别是政府部门，在城市社会中，也存在着“海伦效应”或称之为“蜂巢效应”。
古希腊神话中的希腊联军攻打特洛伊城的起因仅是特洛伊的克里斯王子拐走了斯巴达国王的妻子海伦。这件事情却被希腊诸城邦认为是整个希腊的耻辱，要求共同讨伐特洛伊。笔者将其称之为“海伦效应”。这如同戳到蜜蜂的巢穴会引起蜜蜂群体攻击一样。
利益共同体中的人与人之间都有天生的同情和他我角色转换心理。一种对于利益共同体中的某一个人的伤害可能会引起整个利益共同体的同情并假设那人即是我的类似于兔死狐悲的设想，导致他们群体性的反抗乃至攻击。这便是我们城市社会中出现的“海伦效应”。
个人间的利益冲突不可怕，可怕的是群体间的利益冲突。这就警戒我们的政府工作者，制定政策或要付诸一项行动，不能只考虑某一个人，而是将他所属于的整个利益共同体当作考虑的对象。否则，政府部门的一个小小的决定，可能引起的连锁反应就会按照海伦效应的轨迹演化成整个城市社会的动荡和混乱。
参考文献
[1] 高健. 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利益共同体[J].生产力研究，2006（6）.
[2] 马克思、恩格斯北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3] 汪波.利益共容体、比较制度优势与制度变迁[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
[4] 佚名.隧道效应[J].时事报告，2011（4）.
[5] 白志刚.利益公平与社会和谐[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
关键词：利益共同体；海伦效应；隧道效应；城市社会问题
一、关于利益的认识
在《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利益共同体》一文中，高健先生肯定了利益以及后文即将提到的利益共同体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了利益以及利益的分配是如何影响社会运动变化的运行过程。[1]
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2]利益乃是个人乃至社会最基本的需求，也是个人及社会追求的最终目标和目的。古往今来，人类的一切行为活动都在追求利益和为利益所驱使的范畴之中。
二、利益共同体
虽然个人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也不可能完全一致，然而，不同背景条件下的人们，也可能会有利益上的交集，而这种利益的交集就是他们的共同利益。拥有共同利益的人，我们称之为利益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与利益群体是同一个概念，却绝不完全等同于利益集团和利益共容体。利益共同体不必具有利益集团的组织性，在内涵上更加的宽泛，事实也确实可以证明，即使是不同地域不同组织的人们也可以是利益共同体。利益共容体亦是一种因利益关系而建立的组织，[3]和利益共同体同样有明显的区别。
三、城市利益共同体
城市利益共同体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总体利益具有一定差异性但在某些方面又有利益的一致性的个体自发组成的利益共同体。一类是在政府或某些组织的引导和推动下，具有某种相同利益要求的个体组成的利益共同体。城市的利益共同体因为存在利益观念及追求上的巨大差异，其种类和数量也是极为的复杂和庞大。
城市，作为它自身的利益共同体，在它的系统内部，必然又能分解出许多的较小的利益共同体；在这些较小的利益共同体内部还可以继续分解出更多更小的利益共同体。城市利益共同体犹如一座金字塔，居于顶端的只有城市利益共同体，中间的是它的次一级利益共同体，数量开始增多，如此层层演化，而基于最底端的基础利益共同体不仅级别低，且数量最多。
每一利益共同体都有它的自身服务属性，同时，也兼具着它为上一级共同体所隶属组织服务的属性以及为整个社会服务的属性。城市利益共同体之间或有明确的边界，或有交叉的部分，边界性是它们彼此区分的标志，交叉的部分是它们进行合作的基础。城市利益共同体之间是相互对立统一的关系。
由于城市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利益共同体的评价标准不一样，必定会导致所划分出来的利益共同体千差万别。比如，根据居住条件，可以将某个社区的居民分为本地常住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又可根据职位、阶层，将其分为高级管理人员和普通居民。
四、城市利益共同体的应用
针对城市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不同的学科会得出不同的解释。如果要用利益共同体的角度来解释，那么莫过于利益分配的不公，这里，为方便论证，先引入 “隧道效应”的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和罗斯切尔把“隧道效应”用来解释收入差距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即不公平的社会财富分配机制会加剧社会群体的躁动。[4]社会问题来自于社会矛盾，社会矛盾的突出表现是为城市的社会矛盾，而城市社会矛盾实质上就是城市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矛盾，而人际关系就是利益关系，两者的主体相同，因而，城市社会矛盾的根源就是城市的利益关系结构。城市社会问题来自于社会财富的分配，而社会财富的分配机制，就是城市社会利益共同体彼此角逐的阶段性结果。对整个城市社会来说，利益共同体是社会结构的物质基础。要想妥善地缓解城市社会问题，就要在此基础之上将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最大化，在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和健全的竞争合作机制的前提下，不同的利益共同体之间展开各种合作以期达到互利互惠的效果。
我国政府在城市社会的方方面面，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生活，都扮演着守护者和引导者的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政府在城市社会的治理方面综合运用各种经济的和行政等手段，积极调节不同利益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尽量做到防患于未然。与此同时，政府还要根据社会实际，相应的调整社会财富的分配：既要体现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又要实现财富分配机制对劳动的巨大刺激作用；既要使为社会做出较大贡献的杰出人士获得相应的回报，又要让利于那些更具有迫切需要的利益群体。总而言之，利益的杠杆效应深深根植于社会的每一个层面，政府只有解决好城市中不同的利益共同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才能保证整个城市社会和谐、健康的发展。[5]
另一方面，它也提醒着我们特别是政府部门，在城市社会中，也存在着“海伦效应”或称之为“蜂巢效应”。
古希腊神话中的希腊联军攻打特洛伊城的起因仅是特洛伊的克里斯王子拐走了斯巴达国王的妻子海伦。这件事情却被希腊诸城邦认为是整个希腊的耻辱，要求共同讨伐特洛伊。笔者将其称之为“海伦效应”。这如同戳到蜜蜂的巢穴会引起蜜蜂群体攻击一样。
利益共同体中的人与人之间都有天生的同情和他我角色转换心理。一种对于利益共同体中的某一个人的伤害可能会引起整个利益共同体的同情并假设那人即是我的类似于兔死狐悲的设想，导致他们群体性的反抗乃至攻击。这便是我们城市社会中出现的“海伦效应”。
个人间的利益冲突不可怕，可怕的是群体间的利益冲突。这就警戒我们的政府工作者，制定政策或要付诸一项行动，不能只考虑某一个人，而是将他所属于的整个利益共同体当作考虑的对象。否则，政府部门的一个小小的决定，可能引起的连锁反应就会按照海伦效应的轨迹演化成整个城市社会的动荡和混乱。
参考文献
[1] 高健. 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利益共同体[J].生产力研究，2006（6）.
[2] 马克思、恩格斯北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3] 汪波.利益共容体、比较制度优势与制度变迁[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
[4] 佚名.隧道效应[J].时事报告，2011（4）.
[5] 白志刚.利益公平与社会和谐[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