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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到今，自贡人民在井盐生产中不断开采、总结、创新，萌发出创业精神和科学品质，也让习文重教、修身爱国之精神落地生根。陆游《入荣州境》云：“其民简朴士甚良，千里郁为诗书乡。”随着自贡地区的盐业发展，经济的富余，使得诗书礼仪受众人推崇，国之荣辱受黎民眷注。
近现代以来，自贡仁人志士奔走革命甚至以身殉国——我以我血荐轩辕，这是自貢儿女熬给世间的另一味“盐”。
荣县“首义先天下”
1911年，对于盐都、四川和中国，都是动荡不安的一年，它将在近现代史上镌刻下沉重却光辉的一页。这年9月，盛夏酷暑刚有收敛，民怨却已沸腾，革命风暴即将在西南卷席而来。20万保路运动的同志军，在同盟会成员龙鸣剑、王天杰的领导下，正向成都步步逼近。
在此之前的5月，清政府借铁路国有名义，将已归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消息传遍巴蜀大地，有志之士揭竿而起，觉醒民众纷纷请愿。
正在此时，同为同盟会成员的吴玉章回到家乡自贡荣县。龙鸣剑见到老乡吴玉章，喜出望外，说：“你回来就好了！我马上要上前线去，一切大计望你细心筹划吧。”
吴玉章慨然承担起巩固后方的全责。就在龙鸣剑带兵出征当天，荣县部分劣绅企图联署向清廷告状，诬称“保路同志军”为“匪”，抢劫了经征局。
革命必定要动掉老旧势力的利益，吴玉章对此早有预料。他当场对劣绅的言行严加驳斥，指出同志军是为国争权，为民除害，不仅不能称“匪”，还郑重提议全县按租捐款。那些士绅被吴玉章的凛然正气震慑，不敢再反对。吴玉章有着宝贵的革命经验，这与他所经受的历练密不可分。
1878年，吴玉章出生于荣县的书香门第，他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刚懂事时，父亲就教育他长大后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长辈口中岳飞、文天祥、黄淳耀等人的故事，培养了他的民族情怀和革命气节。当《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荣县时，他和二哥痛哭不止，“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
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吴玉章与同乡但懋辛等人，一起积极筹划革命。1911年广州起义时，吴玉章欣然接受赴日购运枪弹任务。3月27日，把最后一批军火运抵香港后，吴玉章随即赶赴广州参加起义行动。到广州方知起义失败。后来，黄花岗烈士碑记中称吴玉章为“当日不死同志”。
广州起义虽然被清廷血腥镇压，四川的保路风潮却风起云涌。这时，吴玉章受同盟会总部之命回川，不仅解决了同志军粮饷问题，还帮助同志军加紧训练各乡民团。他举办短期军事培训班，还邀请同盟会成员方朝珍等，从成都来到荣县教授军事知识与技能。
革命形势千变万化，龙鸣剑和王天杰率军在成都、仁寿一带与敌军激战20余次，在秦皇寺（今双流附近）一役中，同志军失利，被迫暂时放弃攻取成都的计划，决定分兵三路，辗转川南各州县继续积累势力。
9月，王天杰率军折返荣县，荣县知县惊恐万分，闻风携眷而逃。吴玉章、王天杰抓住时机，于25日在荣县学署衙门（现辛亥首义军政府旧址）召集各界开会，宣告荣县独立。吴玉章在大会上庄严宣布：“脱离清朝统治！建立军政府！荣县独立！”霎时，欢呼声响彻云霄。
荣县首义，比武昌起义早半个月，是全国第一个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政权的县，开创了辛亥革命各地起义之先河，得到孙中山的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孙中山如此评价：“荣县首义实先天下，若没有四川的保路运动，革命胜利至少要推迟一年半载。”
英杰浩气长存
荣县独立的消息传出，声威大震，井研、仁寿、威远等县相继宣告独立。荣县成了川南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随即引来清廷盐务巡防军和端方领入川的鄂军会师围剿。起义军领导人之一的秦载赓，在井研县境与敌军交火中不幸牺牲。龙鸣剑惊悉秦载赓牺牲的噩耗，误以为荣县失守，行军至乐山时忧愤发病，呕血而终。
吴玉章突围敌军防线，辗转自贡，又连夜赶赴内江，隐身于同志喻云纪家中。后与内江党人夺取了内江团防局的武装。在随即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吴玉章登上内江天后宫露天大戏台，向数千名群众宣传革命宗旨。25年后，吴玉章回忆这段往事时，激动地说：“我奔走革命最荣幸快活之事，无过于此。”
吴玉章一生救国图强，不断追求进步，于1924年在成都创建了中国青年共产党，广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聚集了一批革命的中坚分子。第二年，吴玉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延安五老”之一。
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为吴玉章补办六十寿辰，毛泽东在会上致祝词，盛赞吴玉章“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
吴玉章一生献给革命，但“无情未必真豪杰”，他写给妻子游丙莲的祭文《哭吾妻游丙莲》寄托着对妻子的哀思，其深切的情感，令人动容，催人泪下。自贡儿女的热血情长，在国家与私人视野中，都如此生动而隽永。
82岁时，吴玉章写下自励诗：“春蚕到死丝方尽，人至期颐亦不休。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这既是他的人生写照，也是在激励后人。
荣县首义的另一位重要统帅王天杰，在四川光复后，任临时省议会议员。二次革命时响应讨伐袁世凯，在荣县散尽家财，招募旧属。部队行至永川，被川军周骏、刘存厚部所阻，陷入绝境。
周骏与王天杰为旧识，劝其投降。王天杰见大势已去，便召集部下说：“诸君徒血于此，无益，务散去。”随后独自前往周骏军中。无论对方怎么威逼利诱，王天杰都严词拒绝悔罪投降，后被杀害于永川城下。同盟会成员杨亶撰《王烈士传》，称王天杰临难时，“无一语及他事，唯谆嘱善视其众而已”。
自贡儿女谱写的英雄传奇，远不止于此。自贡人卢德铭自小怀有报国之心，报考黄埔军校，是孙中山亲自决定录取的。北伐时，卢德铭是叶挺独立团的前锋连连长，在攻打汀泗桥、贺胜桥的战役中，身先士卒，立下赫赫战功。1927年的秋收起义中，是起义总指挥，为掩护毛泽东率部队转移 ，挺身而出，不幸中弹牺牲。毛泽东赞其“为革命保留了火种”，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 而另一位出生于大山铺的革命先烈江竹筠（江姐）更为人熟知，她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受尽国民党军统特务的酷刑折磨，却不改共产党人的忠贞本色。难友们称她为“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
家國情怀流芳
在历史长河中，自贡儿女用勤劳、智慧、韧性，在蜀中造出个商旅摩肩接踵、人们安居乐业的温柔乡，更在安逸的山水间，孕育出井架般岿然矗立的崇高人格、盐帮菜般火辣直率的文化基因。在那些革命的峥嵘岁月，自贡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在家国危难之际，自贡儿女纷纷伸出援手，恩泽乡邻，报效国家。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秘鲁国会的演讲中，谈到中国人历来“以至诚为道，以至仁为德”。这句话出自苏轼的《道德》一篇。无论是国家间、行业间、人之间，无论是为官还是为商，至诚、至仁都是公平正义得以实现的基础。自贡的盐文化不仅滋养出丰沃的创新精神和商业文明，也孕育出了自贡盐商的谦而诚、富而仁。
自贡盐商在创业和经营盐业时，吃苦耐劳，创新改革，其作风如盐帮菜浓郁。对于功利钱财，他们却淡然处之。“聚而能散，富而能仁”，国家有难、百姓受灾，他们毁家抒难、慷慨解囊。
清乾隆年间，盐场富商王朗云热衷于公益和慈善事业。陕西大旱，他除捐银七万两外，还设天心堂药铺于洞口井，周济穷人。
盐商家族胡氏从胡勉斋始，每年年终腊月，以米百余担，铜钱千余串，作赈济贫民之用，持续四五十年。其家族在自贡周边多个乡镇设痘局，为幼儿免费送种牛痘，并提出专款基金，免费为贫苦病人治病。
在两次“川盐济楚”期间，自贡不少盐商致富后，捐出大量资金和精力兴办学校。“献金楷模”余述怀有“仁商”之称，发家后，他出手大方，广积善果，热衷于兴办地方教育事业。
1944年6月，冯玉祥第二次到自贡发动爱国献金运动，余述怀和另一名大盐商王德谦每人献金1000万元，创下了全国个人献金最高纪录。当冯玉祥到王德谦家时，却发现他的住所异常简陋，子女均营养不良。
冯玉祥对王德谦敬意有加，书题“见义乐为”四字，赠予王德谦。很多人不理解王德谦为何如此慷慨，老人叹息道：“国事如斯，安忍自利？出钱出力，一本良心。”一56岁的老伙夫凃得胜写信给冯玉祥，将自己挑粪挣得的200元法币捐出，他在信中说：我老了，不能和前几十年一样去打仗，只有在后方服务，心里总觉别扭……只好把挑粪挣得的钱，全数献给国家。
当时，自贡人民的献金热潮高涨，团体个人踊跃捐献，打破了全国城市献金的22项纪录，总额达到1.2亿余元。冯玉祥给朋友写信说：自贡是个小地方，但在国防经济上却站在第一等的地位。
“咸”于经营济世，“淡”于功名富贵，是自贡盐文化的精髓之一。今天的自贡，仍然传承着“盐”的精神。盐帮菜过喉，历史尘嚣中，那些先烈、诚者、仁者，仍然如此清晰立体，触手可得。
近现代以来，自贡仁人志士奔走革命甚至以身殉国——我以我血荐轩辕，这是自貢儿女熬给世间的另一味“盐”。
荣县“首义先天下”
1911年，对于盐都、四川和中国，都是动荡不安的一年，它将在近现代史上镌刻下沉重却光辉的一页。这年9月，盛夏酷暑刚有收敛，民怨却已沸腾，革命风暴即将在西南卷席而来。20万保路运动的同志军，在同盟会成员龙鸣剑、王天杰的领导下，正向成都步步逼近。
在此之前的5月，清政府借铁路国有名义，将已归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消息传遍巴蜀大地，有志之士揭竿而起，觉醒民众纷纷请愿。
正在此时，同为同盟会成员的吴玉章回到家乡自贡荣县。龙鸣剑见到老乡吴玉章，喜出望外，说：“你回来就好了！我马上要上前线去，一切大计望你细心筹划吧。”
吴玉章慨然承担起巩固后方的全责。就在龙鸣剑带兵出征当天，荣县部分劣绅企图联署向清廷告状，诬称“保路同志军”为“匪”，抢劫了经征局。
革命必定要动掉老旧势力的利益，吴玉章对此早有预料。他当场对劣绅的言行严加驳斥，指出同志军是为国争权，为民除害，不仅不能称“匪”，还郑重提议全县按租捐款。那些士绅被吴玉章的凛然正气震慑，不敢再反对。吴玉章有着宝贵的革命经验，这与他所经受的历练密不可分。
1878年，吴玉章出生于荣县的书香门第，他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刚懂事时，父亲就教育他长大后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长辈口中岳飞、文天祥、黄淳耀等人的故事，培养了他的民族情怀和革命气节。当《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荣县时，他和二哥痛哭不止，“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
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吴玉章与同乡但懋辛等人，一起积极筹划革命。1911年广州起义时，吴玉章欣然接受赴日购运枪弹任务。3月27日，把最后一批军火运抵香港后，吴玉章随即赶赴广州参加起义行动。到广州方知起义失败。后来，黄花岗烈士碑记中称吴玉章为“当日不死同志”。
广州起义虽然被清廷血腥镇压，四川的保路风潮却风起云涌。这时，吴玉章受同盟会总部之命回川，不仅解决了同志军粮饷问题，还帮助同志军加紧训练各乡民团。他举办短期军事培训班，还邀请同盟会成员方朝珍等，从成都来到荣县教授军事知识与技能。
革命形势千变万化，龙鸣剑和王天杰率军在成都、仁寿一带与敌军激战20余次，在秦皇寺（今双流附近）一役中，同志军失利，被迫暂时放弃攻取成都的计划，决定分兵三路，辗转川南各州县继续积累势力。
9月，王天杰率军折返荣县，荣县知县惊恐万分，闻风携眷而逃。吴玉章、王天杰抓住时机，于25日在荣县学署衙门（现辛亥首义军政府旧址）召集各界开会，宣告荣县独立。吴玉章在大会上庄严宣布：“脱离清朝统治！建立军政府！荣县独立！”霎时，欢呼声响彻云霄。
荣县首义，比武昌起义早半个月，是全国第一个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政权的县，开创了辛亥革命各地起义之先河，得到孙中山的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孙中山如此评价：“荣县首义实先天下，若没有四川的保路运动，革命胜利至少要推迟一年半载。”
英杰浩气长存
荣县独立的消息传出，声威大震，井研、仁寿、威远等县相继宣告独立。荣县成了川南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随即引来清廷盐务巡防军和端方领入川的鄂军会师围剿。起义军领导人之一的秦载赓，在井研县境与敌军交火中不幸牺牲。龙鸣剑惊悉秦载赓牺牲的噩耗，误以为荣县失守，行军至乐山时忧愤发病，呕血而终。
吴玉章突围敌军防线，辗转自贡，又连夜赶赴内江，隐身于同志喻云纪家中。后与内江党人夺取了内江团防局的武装。在随即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吴玉章登上内江天后宫露天大戏台，向数千名群众宣传革命宗旨。25年后，吴玉章回忆这段往事时，激动地说：“我奔走革命最荣幸快活之事，无过于此。”
吴玉章一生救国图强，不断追求进步，于1924年在成都创建了中国青年共产党，广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聚集了一批革命的中坚分子。第二年，吴玉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延安五老”之一。
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为吴玉章补办六十寿辰，毛泽东在会上致祝词，盛赞吴玉章“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
吴玉章一生献给革命，但“无情未必真豪杰”，他写给妻子游丙莲的祭文《哭吾妻游丙莲》寄托着对妻子的哀思，其深切的情感，令人动容，催人泪下。自贡儿女的热血情长，在国家与私人视野中，都如此生动而隽永。
82岁时，吴玉章写下自励诗：“春蚕到死丝方尽，人至期颐亦不休。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这既是他的人生写照，也是在激励后人。
荣县首义的另一位重要统帅王天杰，在四川光复后，任临时省议会议员。二次革命时响应讨伐袁世凯，在荣县散尽家财，招募旧属。部队行至永川，被川军周骏、刘存厚部所阻，陷入绝境。
周骏与王天杰为旧识，劝其投降。王天杰见大势已去，便召集部下说：“诸君徒血于此，无益，务散去。”随后独自前往周骏军中。无论对方怎么威逼利诱，王天杰都严词拒绝悔罪投降，后被杀害于永川城下。同盟会成员杨亶撰《王烈士传》，称王天杰临难时，“无一语及他事，唯谆嘱善视其众而已”。
自贡儿女谱写的英雄传奇，远不止于此。自贡人卢德铭自小怀有报国之心，报考黄埔军校，是孙中山亲自决定录取的。北伐时，卢德铭是叶挺独立团的前锋连连长，在攻打汀泗桥、贺胜桥的战役中，身先士卒，立下赫赫战功。1927年的秋收起义中，是起义总指挥，为掩护毛泽东率部队转移 ，挺身而出，不幸中弹牺牲。毛泽东赞其“为革命保留了火种”，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 而另一位出生于大山铺的革命先烈江竹筠（江姐）更为人熟知，她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受尽国民党军统特务的酷刑折磨，却不改共产党人的忠贞本色。难友们称她为“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
家國情怀流芳
在历史长河中，自贡儿女用勤劳、智慧、韧性，在蜀中造出个商旅摩肩接踵、人们安居乐业的温柔乡，更在安逸的山水间，孕育出井架般岿然矗立的崇高人格、盐帮菜般火辣直率的文化基因。在那些革命的峥嵘岁月，自贡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在家国危难之际，自贡儿女纷纷伸出援手，恩泽乡邻，报效国家。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秘鲁国会的演讲中，谈到中国人历来“以至诚为道，以至仁为德”。这句话出自苏轼的《道德》一篇。无论是国家间、行业间、人之间，无论是为官还是为商，至诚、至仁都是公平正义得以实现的基础。自贡的盐文化不仅滋养出丰沃的创新精神和商业文明，也孕育出了自贡盐商的谦而诚、富而仁。
自贡盐商在创业和经营盐业时，吃苦耐劳，创新改革，其作风如盐帮菜浓郁。对于功利钱财，他们却淡然处之。“聚而能散，富而能仁”，国家有难、百姓受灾，他们毁家抒难、慷慨解囊。
清乾隆年间，盐场富商王朗云热衷于公益和慈善事业。陕西大旱，他除捐银七万两外，还设天心堂药铺于洞口井，周济穷人。
盐商家族胡氏从胡勉斋始，每年年终腊月，以米百余担，铜钱千余串，作赈济贫民之用，持续四五十年。其家族在自贡周边多个乡镇设痘局，为幼儿免费送种牛痘，并提出专款基金，免费为贫苦病人治病。
在两次“川盐济楚”期间，自贡不少盐商致富后，捐出大量资金和精力兴办学校。“献金楷模”余述怀有“仁商”之称，发家后，他出手大方，广积善果，热衷于兴办地方教育事业。
1944年6月，冯玉祥第二次到自贡发动爱国献金运动，余述怀和另一名大盐商王德谦每人献金1000万元，创下了全国个人献金最高纪录。当冯玉祥到王德谦家时，却发现他的住所异常简陋，子女均营养不良。
冯玉祥对王德谦敬意有加，书题“见义乐为”四字，赠予王德谦。很多人不理解王德谦为何如此慷慨，老人叹息道：“国事如斯，安忍自利？出钱出力，一本良心。”一56岁的老伙夫凃得胜写信给冯玉祥，将自己挑粪挣得的200元法币捐出，他在信中说：我老了，不能和前几十年一样去打仗，只有在后方服务，心里总觉别扭……只好把挑粪挣得的钱，全数献给国家。
当时，自贡人民的献金热潮高涨，团体个人踊跃捐献，打破了全国城市献金的22项纪录，总额达到1.2亿余元。冯玉祥给朋友写信说：自贡是个小地方，但在国防经济上却站在第一等的地位。
“咸”于经营济世，“淡”于功名富贵，是自贡盐文化的精髓之一。今天的自贡，仍然传承着“盐”的精神。盐帮菜过喉，历史尘嚣中，那些先烈、诚者、仁者，仍然如此清晰立体，触手可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