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27年春，在大革命高潮中，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到武汉。中共中央宣传部（简称“中宣部”或“宣传部”）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工作机构亦随之迁到武汉。在武汉期间，正值国民革命风云突变，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由高潮走向失败。短短几个月，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中宣部在此期间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唤醒百万工农群众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鼓舞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宣部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而建立发展起来的，它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成熟到逐步完善的过程。1927年迁移武汉之前，中宣部机构规模不大，作用和影响有限。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成立。当时全国只有五十几名党员。第一届中央领导只有3人：陈独秀，总理党务;张国焘，负责组织;李达，负责宣传。李达是中国共产党首任负责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当时中国共产党刚成立，缺乏经验，宣传工作主要是编译出版进步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第二届中央领导成员共8人，陈独秀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负全责。中共二大后，中央没有建立组织、宣传等工作机构。在分工上，“政治运动”和宣传由张国焘、蔡和森负责。蔡和森协助陈独秀做具体工作，主持创办并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举行。新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共9人，经中央全会推选，由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罗章龙组成中央局，作为“固定的常设中央领导机关”。中共三大后，党中央各职能部门相继建立。1923年10月，成立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罗章龙任书记，委员有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林育南、高君宇、萧楚女等。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统管党中央机关报和理论刊物，设有编辑部、函授部、通讯部、印行部、图书馆。1924年5月，在已建立中央妇女部、青年团中央局、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等机构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宣传部。这是中国共产党设立的第一个宣传部，罗章龙任部长。宣传部的职能是“在党报上加重党内教育的工作，并指导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政治宣传亦急于有全国的进行规划”。中宣部的职能比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更多一些。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共9人。在四届一中全会上，选出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彭述之组成中央局。中共四大后，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党中央机关建设。彭述之任中宣部主任（部长），中宣部委员有蔡和森、瞿秋白、郑超麟、沈雁冰、黄玠然（原名黄文容）、羊牧之。中共四大后，中央宣传工作的职能进一步增加和细化，先后设立了中央编译委员会，编译出版马列主义书籍和工人常识等通俗读物，主任由彭述之兼任;国民通讯社，宋云彬任社长。当时中共中央主管的报刊有：《向导》周报，主编先后是蔡和森、彭述之;《中国青年》，彭述之兼主编;《热血》日报，瞿秋白任主编;《党报》（不定期），陈独秀兼主编。另还有《劳农》《中国工人》《中国妇女》等。1926年7月，“为使中央各出版物能有定期的检查……为使中央对各地方的各种出版物能有周到的指导”，中央决定设立编辑委员会，由以上各刊物的主任、编辑组成。
中共四大后，编译、编辑和对群众进行宣传鼓动是中宣部的工作重点。而出版发行则不属于中宣部的工作。1926年秋，中共中央决定建立出版发行部（从原属中组部的发行部分出，扩大成立），部长由王若飞兼。中央还决定“中组部下设立传布党的印刷品的机关……必须借着传布印刷品的方法，使我们与已加入职工、互助会、俱乐部……的工人之密切联系”。由此可知，当时出版发行部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工作机构，传播党的印刷出版物工作属于中组部而不属于中宣部。
1926年10月，随着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势力由中国南部发展到长江流域。武汉地区的革命运动迅速高涨，工农运动蓬勃发展，武汉成为大革命的中心。为适应形势需要，1926年11月，广州国民政府决定由广州迁至武汉，1927年1月1日正式在武汉办公。从1926年9月起，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开始从全国调派大批干部到武汉，领导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
中宣部在上述背景下陆续向武汉迁移。1927年2月中旬左右，中宣部机关工作人员羊牧之、黄玠然最先启程，第一批到汉。3月中旬，瞿秋白乘船离沪到达武汉。到汉后，他以中央宣传委员的身份实际领导党在武汉的宣传工作。
瞿秋白等人迁汉后，留沪的中宣部人员有彭述之、郑超麟等。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后，蒋介石日趋反动，上海的斗争形势日益险恶。在党中央活动分子会议上，有同志提出反蒋口号，但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对蒋介石仍寄予希望。1927年4月1日，彭述之启程去南京与程潜谈判，希望继续合作。彭述之此行并未挽回革命的险境。谈判破裂后，他直接去武汉，于4月9日到达。彭述之的到达应视为中宣部正式迁到武汉。
中宣部的另一委员蔡和森于1925年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后，留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当中央机关迁汉时，他正在归国途中。1927年3月31日，蔡和森回到广州。之后，他马不停蹄，与国际代表罗易等人一起北上，于4月3日到达武汉。
4月上旬，陈独秀、中宣部委员和大部分宣传部工作人员以及文件资料先后从上海迁来武汉。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机关全部向武汉转移。4月22日，少数在沪的中宣部工作人员随同中央机关其他人员一行二三十人乘坐怡和公司的轮船前往武汉，25日左右顺利到达。至此，中宣部全部由上海迁移至武汉。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背叛革命，武汉陷入白色恐怖之中。9月下旬，中共中央机关迁回上海，中宣部陆续迁返上海。中宣部结束其在汉半年多的短暂历史。
1927年，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到武汉，人员是陆续动身，先后到达，在武汉半年多又陆续迁回上海。于是形成一种特殊状况：武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各部门的领导人任期短、更换快。中宣部亦不例外。
武汉时期的中宣部领导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27年3月中旬至4月下旬中共五大召开之前，瞿秋白负责党的宣传工作。他以汉口辅义里27号为据点，主持《向导》周报等报刊的编辑出版工作。中宣部部长彭述之到武汉之后，因遭到多人反对，不再主持中宣部工作，党的宣传工作由蔡和森全面负责;第二个阶段：中共五大后至八七会议前，蔡和森任中宣部部长。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蔡和森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中宣部部长，全面主持党的宣传工作。瞿秋白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6月3日进入常委。5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党报委员会，瞿秋白任书记，分管党报、党刊的编辑出版工作;第三个阶段：七一五事变至中央迁回上海之前，由瞿秋白领导宣传工作。七一五事变前后，中共党组织转入地下。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实行革命总方针的转变。会议选举产生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选出常委三人：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瞿秋白全面主持党中央工作，分管农委和宣传部，任党报总编辑。
武汉时期，苏联人米夫为中宣部顾问。另外，5月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党的日报筹备委员会，由张太雷、沈雁冰、汪原放组成，指定沈雁冰为书记。中共五大后，还成立了中央出版局，先是张太雷任局长，后由汪原放接任。
当时中宣部内设三个科，下设一个图书馆、一个书店、一个印刷所（厂）。
1927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了中宣部的内设机构及负责人。宣传科——主要职责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各项政治主张，科长是尹宽。鼓动科——主要职责是针对当时某一具体事件做具体宣传鼓动工作，科长先是米夫，后改为王明。出版科——主要任务是负责出版发行各种书刊工作，科长是黄文容，后黄文容调任陈独秀的专职秘书，中央常委会决定王步文负责出版科并兼任《向导》编辑。尹宽和王明先后担任中宣部秘书。除上面提到的，当时在中宣部机关工作的还有羊牧之、宋侃夫等20余人。
中共中央于1923年建立了一个图书馆，它长期归中宣部管理。1927年迁到武汉后，陈伯达是图书馆专职管理人员。
中共中央创办的长江书店和长江印刷所也在中宣部直接领导下工作。1926年2月，党在上海创办的书店被查封。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另建一家书店作为公开发行机构。在上海专门负责党中央文件和内部刊物印刷及发行的毛泽民奉命从上海到武汉创办长江书店。毛泽民频繁穿梭于上海和武汉之间，千方百计调运印刷物资，通过长江轮船的水手、茶房，将上海书店所剩书刊巧妙地运到汉口，解决书源。长江书店由苏新甫任经理，负责具体工作。长江书店先设在汉口后城马路（现中山大道）血花世界（近民众乐园）下首，后迁至汉口后城马路与济生路交汇处的一栋三层楼房（今汉口中山大道831号）新址营业。1927年1月，长江书店附办长江印刷所，地址在汉口济生路福生里，负责人为共产党员倪忧天，工作人员有共产党员毛齐华等。中共中央派倪忧天把上海文明印务局的全部机器运到汉口，他们到汉后很快找到厂房，装好机器，开始工作。4月，毛泽民从上海迁到武汉，负责出版发行及其财务工作。
民主革命时期特别是党建立早期，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通常就是领导人的住地，办公居住合二为一。因工作需要和时局变化，中宣部在汉期间先后有几处办公地。一处是汉口辅义里27号，这里是瞿秋白3月至七一五事变之前的办公地兼住地。房屋是一栋二层楼，由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的哥哥杨葆青租来。杨葆青当时在武汉国民政府工作，他以灰色身份做掩护，为中共中央机关租用了多处住房。同住于此的有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工作人员羊牧之等。瞿秋白经常在此召开会议，会见沈雁冰、郭沫若等人，商谈编辑出版事宜和宣传工作。
汉口四民街61号是中宣部机关所在地。这里有一栋主楼，一栋副楼，均为三层。最初迁汉的中宣部工作人员在此居住和办公，中共中央的图书馆设在副楼。七一五事变前，彭述之、蔡和森以及部分中宣部工作人员都曾在此地办公和居住。陈独秀来到武汉后，也在此办公和居住。中共中央秘书厅和中宣部有一个时期都在这里办公，后来宣传部扩大，房间不够用，便搬出去另找地方。
从汉口四民街61号搬出后，中宣部搬到汉口后城马路附近的一个里弄。据宋侃夫回忆，这栋房子是他去租的。尹宽、王明等中宣部工作人员大多工作和居住在这里，蔡和森常来，但不常住这里。
中宣部另一个办公地是汉口铭新街13号。七一五事变前后，形势恶化，蔡和森派宋侃夫再去租房子以防不测，宋租到这栋带天井的二层小楼。当时，中宣部和中组部都在这里办公，中组部在楼上，中宣部在楼下。尹宽、王明、宋侃夫等住在此地。蔡和森在此也有一个房间，他有时来召开会议或周末来居住。当时中组部和中宣部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以后，中国共产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按照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的规定，中宣部的职责是：编译、出版、为中央收集资料，根据中央决议拟定政局宣传大纲，指导各地宣传工作等。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上的工作报告中说：“中央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宣传工作”，他又说“宣传工作虽然做得比较好，但事实上他们主要是做了出版工作”。这既是对中共四大以来宣传工作的总结，也是对中共五大以后宣传工作的概括。在汉期间宣传部的主要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向导》周报创刊于1922年9月，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1927年初迁来武汉，编辑部设在今汉口中山大道的一个里弄。该报主要发表时事政治评论文章，以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指导群众斗争为主要任务。设有《中国一周》《世界一周》《通信》《读者之声》《什么话》等专栏。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赵世炎等人经常为之撰稿。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王步文与张国焘接洽，每期稿件由张国焘审阅。为保证质量，中央政治局将供稿任务分配到党的主要领导人。如，要求时任政治局常委的四人各为即将出版的第200期写一篇文章：张国焘写反对蒋介石的经济封锁，陈独秀写关于国民党问题，蔡和森、瞿秋白二人内容自定。编辑人员编好稿子后，经常是由宋侃夫交给苏新甫，然后转给长江印刷所印刷，再由长江书店出售。从元月到7月，《向导》在汉共出版21期。1927年7月，汪精卫实行“分共”后停刊。 《汉口民国日报》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创刊于1926年11月20日。社址在原汉口歆生路忠信二里4号。董必武为总经理（后任社长），毛泽民为经理，宛希俨、高语罕、沈雁冰等共产党员先后担任总编辑，石信嘉、马念一（马哲民）、李达可等主要编辑人员和报社其他20多名采编人员也大都是共产党员。沈雁冰等经常向瞿秋白汇报工作，他们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贯穿到报纸中，大量登载宣传工农运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文章，揭露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罪行，起到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汉口民国日报》是一份以国共统一战线面貌出现，实际由共产党人掌握并受中宣部领导的大型日报。日发行量一万多份。《汉口民国日报》共出版306期。汪精卫背叛革命后，董必武辞去总经理职务，报纸被迫改组，于9月停刊。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公开出版发行机构，长江书店和长江印刷厂在武汉的出版发行呈现前所未有的红火景象。长江书店主要出版中共中央、中共湖北省委的主办刊物《向导》周报、《群众》周刊以及各革命团体的进步刊物，重印了新青年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许多进步书刊，如《共产国际党纲草案》等书。同时，自己也出版了许多新书。4月，出版了毛泽东的报告《湖南农民革命（一）》，即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该报告曾在《向导》上刊登部分内容，由于彭述之的阻挠而中断。后在瞿秋白的支持下，长江书店出版该考察报告的单行本，瞿秋白亲自为此写序。该报告单行本的出版进一步扩大了党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在全国的影响。
长江书店出版和代售的书刊除上述之外，还有《中国青年》《群众》《前敌》《中山思想》《共产主义ABC》《共产党宣言》《列宁传》《马克思学说》《国民革命》《汉口青年》《妇女生活》等近70种。长江书店开张时，所有从上海、广州运来的书刊三天之内销售一空，因添配的书接应不上，曾一度“拉铁门”。长江书店在广州、成都、重庆、长沙、南昌、安庆、万县、九江等地设有分店，发行量很大，影响相当广泛。
为进一步做好出版发行工作，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长江书店章程》，明确其职责，规范了管理。会后，中央秘书厅将该章程抄写两份，交给出版局和长江书店发行所各一份。当时长江书店的出版发行为中共中央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补充了党的活动经费的不足。
7月20日，长江书店被汪精卫政府查抄。长江印刷厂也遭到破坏，印刷器材、纸张被抢。8月4日，长江书店在《汉口民国日报》刊登《停业启事》，被迫停业。
在武汉期间，中宣部经常开会研究宣传工作，制定宣传政策。据宋侃夫回忆，中央在汉时有一个宣传委员会，机构很大。马日事变后，中央宣传委员会在四民街61号开会。会议由蔡和森主持，到会的有：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李富春、沈雁冰等。会议议题是讨论湖南事件。陈独秀说湖南农运过火了，汉口的工人斗争偏激，武汉国民党上层人士顾虑很多，颇多指责，要求宣传工作把空气缓和下来。一部分人同意他的意见，会上有争论。毛泽东认为不是过火，两湖的形势很好，要发展这种形势，不能迁就，更不能压制，蔡和森和毛泽东的意见一致。5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的决议案，表明中国共产党对马日事变的态度。其主要立场基本是中央宣传会议上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态度。
1927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党报委员会，创办党的日报，还准备建立一个通讯社。党报筹备委员会的成员张太雷、沈雁冰、汪原放等定期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处开会，商议办报具体事宜。6月1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讨论了党的宣传工作，决定催瞿秋白速出党的日报，同时指定金树成恢复筹办“国民通讯社”。在6月17日的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了通讯社的经费等问题。6月底以后，武汉的形势逆转，已经不具备创办党报的环境和条件。7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通讯社和党的日报暂时不办。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决定了诸多事项，都因大革命失败而没能实现。
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中宣部还有一项工作，就是收集各地重要信息，编辑汇总，刊印《每日通讯》，分送给中央领导及各部门领导阅。中宣部在武汉时，有工作人员负责剪报，分类收集各种报刊资料。黄玠然从宣传部调到陈独秀身边后，每天的工作之一就是收集汇总陈独秀所没有参加的会议的信息，整理出来交给陈独秀批阅。
中宣部管理的中央图书馆从上海搬来大批图书资料，黄玠然、宋侃夫、羊牧之等人花了好几天时间进行清理。工作人员租来书柜和书架，将中西书籍分类按期编目，归类上架。陈伯达专门管理图书。在宋侃夫的记忆中，这个图书馆的规模很大，两个房间联在一起，供党内同志借阅。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来借阅和看过文件资料。大革命失败后，因为在武汉仅仅半年多，图书资料工作刚刚起步就转入地下了。
八七会议后，党的中心工作是发动各地进行武装起义，党领导的刊物全部停办，出版发行工作也停止了。中宣部工作人员有的返回原籍原地投入新的战斗，有的被派往苏联学习，有的继续留在中央机关工作。9月底以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随党中央机关迁回上海。
中宣部在武汉虽然只有几个月，但是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是尽管时间很短，但是机构扩大，人员增加，形成了建党以来宣传队伍的最强阵容。二是出版发行工作红红火火，开创了建党以来党的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大量书刊的出版发行，扩大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扩大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革命方针的宣传，对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进行了指导，在宣传、鼓动群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宣传工作的成效显著，党员干部在复杂的环境里经受了考验，受到了锻炼，为以后党的宣传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武汉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重要篇章。
中共五大前的中共中央宣传工作
中宣部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而建立发展起来的，它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成熟到逐步完善的过程。1927年迁移武汉之前，中宣部机构规模不大，作用和影响有限。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成立。当时全国只有五十几名党员。第一届中央领导只有3人：陈独秀，总理党务;张国焘，负责组织;李达，负责宣传。李达是中国共产党首任负责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当时中国共产党刚成立，缺乏经验，宣传工作主要是编译出版进步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第二届中央领导成员共8人，陈独秀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负全责。中共二大后，中央没有建立组织、宣传等工作机构。在分工上，“政治运动”和宣传由张国焘、蔡和森负责。蔡和森协助陈独秀做具体工作，主持创办并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举行。新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共9人，经中央全会推选，由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罗章龙组成中央局，作为“固定的常设中央领导机关”。中共三大后，党中央各职能部门相继建立。1923年10月，成立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罗章龙任书记，委员有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林育南、高君宇、萧楚女等。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统管党中央机关报和理论刊物，设有编辑部、函授部、通讯部、印行部、图书馆。1924年5月，在已建立中央妇女部、青年团中央局、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等机构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宣传部。这是中国共产党设立的第一个宣传部，罗章龙任部长。宣传部的职能是“在党报上加重党内教育的工作，并指导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政治宣传亦急于有全国的进行规划”。中宣部的职能比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更多一些。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共9人。在四届一中全会上，选出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彭述之组成中央局。中共四大后，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党中央机关建设。彭述之任中宣部主任（部长），中宣部委员有蔡和森、瞿秋白、郑超麟、沈雁冰、黄玠然（原名黄文容）、羊牧之。中共四大后，中央宣传工作的职能进一步增加和细化，先后设立了中央编译委员会，编译出版马列主义书籍和工人常识等通俗读物，主任由彭述之兼任;国民通讯社，宋云彬任社长。当时中共中央主管的报刊有：《向导》周报，主编先后是蔡和森、彭述之;《中国青年》，彭述之兼主编;《热血》日报，瞿秋白任主编;《党报》（不定期），陈独秀兼主编。另还有《劳农》《中国工人》《中国妇女》等。1926年7月，“为使中央各出版物能有定期的检查……为使中央对各地方的各种出版物能有周到的指导”，中央决定设立编辑委员会，由以上各刊物的主任、编辑组成。
中共四大后，编译、编辑和对群众进行宣传鼓动是中宣部的工作重点。而出版发行则不属于中宣部的工作。1926年秋，中共中央决定建立出版发行部（从原属中组部的发行部分出，扩大成立），部长由王若飞兼。中央还决定“中组部下设立传布党的印刷品的机关……必须借着传布印刷品的方法，使我们与已加入职工、互助会、俱乐部……的工人之密切联系”。由此可知，当时出版发行部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工作机构，传播党的印刷出版物工作属于中组部而不属于中宣部。
中宣部由沪迁汉
1926年10月，随着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势力由中国南部发展到长江流域。武汉地区的革命运动迅速高涨，工农运动蓬勃发展，武汉成为大革命的中心。为适应形势需要，1926年11月，广州国民政府决定由广州迁至武汉，1927年1月1日正式在武汉办公。从1926年9月起，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开始从全国调派大批干部到武汉，领导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
中宣部在上述背景下陆续向武汉迁移。1927年2月中旬左右，中宣部机关工作人员羊牧之、黄玠然最先启程，第一批到汉。3月中旬，瞿秋白乘船离沪到达武汉。到汉后，他以中央宣传委员的身份实际领导党在武汉的宣传工作。
瞿秋白等人迁汉后，留沪的中宣部人员有彭述之、郑超麟等。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后，蒋介石日趋反动，上海的斗争形势日益险恶。在党中央活动分子会议上，有同志提出反蒋口号，但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对蒋介石仍寄予希望。1927年4月1日，彭述之启程去南京与程潜谈判，希望继续合作。彭述之此行并未挽回革命的险境。谈判破裂后，他直接去武汉，于4月9日到达。彭述之的到达应视为中宣部正式迁到武汉。
中宣部的另一委员蔡和森于1925年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后，留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当中央机关迁汉时，他正在归国途中。1927年3月31日，蔡和森回到广州。之后，他马不停蹄，与国际代表罗易等人一起北上，于4月3日到达武汉。
4月上旬，陈独秀、中宣部委员和大部分宣传部工作人员以及文件资料先后从上海迁来武汉。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机关全部向武汉转移。4月22日，少数在沪的中宣部工作人员随同中央机关其他人员一行二三十人乘坐怡和公司的轮船前往武汉，25日左右顺利到达。至此，中宣部全部由上海迁移至武汉。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背叛革命，武汉陷入白色恐怖之中。9月下旬，中共中央机关迁回上海，中宣部陆续迁返上海。中宣部结束其在汉半年多的短暂历史。
中宣部在汉机构、人员及地址
1.中宣部迁汉后，机构扩大，人员增加
1927年，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到武汉，人员是陆续动身，先后到达，在武汉半年多又陆续迁回上海。于是形成一种特殊状况：武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各部门的领导人任期短、更换快。中宣部亦不例外。
武汉时期的中宣部领导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27年3月中旬至4月下旬中共五大召开之前，瞿秋白负责党的宣传工作。他以汉口辅义里27号为据点，主持《向导》周报等报刊的编辑出版工作。中宣部部长彭述之到武汉之后，因遭到多人反对，不再主持中宣部工作，党的宣传工作由蔡和森全面负责;第二个阶段：中共五大后至八七会议前，蔡和森任中宣部部长。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蔡和森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中宣部部长，全面主持党的宣传工作。瞿秋白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6月3日进入常委。5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党报委员会，瞿秋白任书记，分管党报、党刊的编辑出版工作;第三个阶段：七一五事变至中央迁回上海之前，由瞿秋白领导宣传工作。七一五事变前后，中共党组织转入地下。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实行革命总方针的转变。会议选举产生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选出常委三人：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瞿秋白全面主持党中央工作，分管农委和宣传部，任党报总编辑。
武汉时期，苏联人米夫为中宣部顾问。另外，5月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党的日报筹备委员会，由张太雷、沈雁冰、汪原放组成，指定沈雁冰为书记。中共五大后，还成立了中央出版局，先是张太雷任局长，后由汪原放接任。
当时中宣部内设三个科，下设一个图书馆、一个书店、一个印刷所（厂）。
1927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了中宣部的内设机构及负责人。宣传科——主要职责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各项政治主张，科长是尹宽。鼓动科——主要职责是针对当时某一具体事件做具体宣传鼓动工作，科长先是米夫，后改为王明。出版科——主要任务是负责出版发行各种书刊工作，科长是黄文容，后黄文容调任陈独秀的专职秘书，中央常委会决定王步文负责出版科并兼任《向导》编辑。尹宽和王明先后担任中宣部秘书。除上面提到的，当时在中宣部机关工作的还有羊牧之、宋侃夫等20余人。
中共中央于1923年建立了一个图书馆，它长期归中宣部管理。1927年迁到武汉后，陈伯达是图书馆专职管理人员。
中共中央创办的长江书店和长江印刷所也在中宣部直接领导下工作。1926年2月，党在上海创办的书店被查封。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另建一家书店作为公开发行机构。在上海专门负责党中央文件和内部刊物印刷及发行的毛泽民奉命从上海到武汉创办长江书店。毛泽民频繁穿梭于上海和武汉之间，千方百计调运印刷物资，通过长江轮船的水手、茶房，将上海书店所剩书刊巧妙地运到汉口，解决书源。长江书店由苏新甫任经理，负责具体工作。长江书店先设在汉口后城马路（现中山大道）血花世界（近民众乐园）下首，后迁至汉口后城马路与济生路交汇处的一栋三层楼房（今汉口中山大道831号）新址营业。1927年1月，长江书店附办长江印刷所，地址在汉口济生路福生里，负责人为共产党员倪忧天，工作人员有共产党员毛齐华等。中共中央派倪忧天把上海文明印务局的全部机器运到汉口，他们到汉后很快找到厂房，装好机器，开始工作。4月，毛泽民从上海迁到武汉，负责出版发行及其财务工作。
2.中宣部在汉办公地
民主革命时期特别是党建立早期，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通常就是领导人的住地，办公居住合二为一。因工作需要和时局变化，中宣部在汉期间先后有几处办公地。一处是汉口辅义里27号，这里是瞿秋白3月至七一五事变之前的办公地兼住地。房屋是一栋二层楼，由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的哥哥杨葆青租来。杨葆青当时在武汉国民政府工作，他以灰色身份做掩护，为中共中央机关租用了多处住房。同住于此的有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工作人员羊牧之等。瞿秋白经常在此召开会议，会见沈雁冰、郭沫若等人，商谈编辑出版事宜和宣传工作。
汉口四民街61号是中宣部机关所在地。这里有一栋主楼，一栋副楼，均为三层。最初迁汉的中宣部工作人员在此居住和办公，中共中央的图书馆设在副楼。七一五事变前，彭述之、蔡和森以及部分中宣部工作人员都曾在此地办公和居住。陈独秀来到武汉后，也在此办公和居住。中共中央秘书厅和中宣部有一个时期都在这里办公，后来宣传部扩大，房间不够用，便搬出去另找地方。
从汉口四民街61号搬出后，中宣部搬到汉口后城马路附近的一个里弄。据宋侃夫回忆，这栋房子是他去租的。尹宽、王明等中宣部工作人员大多工作和居住在这里，蔡和森常来，但不常住这里。
中宣部另一个办公地是汉口铭新街13号。七一五事变前后，形势恶化，蔡和森派宋侃夫再去租房子以防不测，宋租到这栋带天井的二层小楼。当时，中宣部和中组部都在这里办公，中组部在楼上，中宣部在楼下。尹宽、王明、宋侃夫等住在此地。蔡和森在此也有一个房间，他有时来召开会议或周末来居住。当时中组部和中宣部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中宣部在汉的主要工作及特点
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以后，中国共产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按照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的规定，中宣部的职责是：编译、出版、为中央收集资料，根据中央决议拟定政局宣传大纲，指导各地宣传工作等。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上的工作报告中说：“中央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宣传工作”，他又说“宣传工作虽然做得比较好，但事实上他们主要是做了出版工作”。这既是对中共四大以来宣传工作的总结，也是对中共五大以后宣传工作的概括。在汉期间宣传部的主要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1.领导《向导》周报和《汉口民国日报》
《向导》周报创刊于1922年9月，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1927年初迁来武汉，编辑部设在今汉口中山大道的一个里弄。该报主要发表时事政治评论文章，以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指导群众斗争为主要任务。设有《中国一周》《世界一周》《通信》《读者之声》《什么话》等专栏。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赵世炎等人经常为之撰稿。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王步文与张国焘接洽，每期稿件由张国焘审阅。为保证质量，中央政治局将供稿任务分配到党的主要领导人。如，要求时任政治局常委的四人各为即将出版的第200期写一篇文章：张国焘写反对蒋介石的经济封锁，陈独秀写关于国民党问题，蔡和森、瞿秋白二人内容自定。编辑人员编好稿子后，经常是由宋侃夫交给苏新甫，然后转给长江印刷所印刷，再由长江书店出售。从元月到7月，《向导》在汉共出版21期。1927年7月，汪精卫实行“分共”后停刊。 《汉口民国日报》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创刊于1926年11月20日。社址在原汉口歆生路忠信二里4号。董必武为总经理（后任社长），毛泽民为经理，宛希俨、高语罕、沈雁冰等共产党员先后担任总编辑，石信嘉、马念一（马哲民）、李达可等主要编辑人员和报社其他20多名采编人员也大都是共产党员。沈雁冰等经常向瞿秋白汇报工作，他们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贯穿到报纸中，大量登载宣传工农运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文章，揭露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罪行，起到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汉口民国日报》是一份以国共统一战线面貌出现，实际由共产党人掌握并受中宣部领导的大型日报。日发行量一万多份。《汉口民国日报》共出版306期。汪精卫背叛革命后，董必武辞去总经理职务，报纸被迫改组，于9月停刊。
2.出版发行大量革命书刊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公开出版发行机构，长江书店和长江印刷厂在武汉的出版发行呈现前所未有的红火景象。长江书店主要出版中共中央、中共湖北省委的主办刊物《向导》周报、《群众》周刊以及各革命团体的进步刊物，重印了新青年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许多进步书刊，如《共产国际党纲草案》等书。同时，自己也出版了许多新书。4月，出版了毛泽东的报告《湖南农民革命（一）》，即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该报告曾在《向导》上刊登部分内容，由于彭述之的阻挠而中断。后在瞿秋白的支持下，长江书店出版该考察报告的单行本，瞿秋白亲自为此写序。该报告单行本的出版进一步扩大了党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在全国的影响。
长江书店出版和代售的书刊除上述之外，还有《中国青年》《群众》《前敌》《中山思想》《共产主义ABC》《共产党宣言》《列宁传》《马克思学说》《国民革命》《汉口青年》《妇女生活》等近70种。长江书店开张时，所有从上海、广州运来的书刊三天之内销售一空，因添配的书接应不上，曾一度“拉铁门”。长江书店在广州、成都、重庆、长沙、南昌、安庆、万县、九江等地设有分店，发行量很大，影响相当广泛。
为进一步做好出版发行工作，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长江书店章程》，明确其职责，规范了管理。会后，中央秘书厅将该章程抄写两份，交给出版局和长江书店发行所各一份。当时长江书店的出版发行为中共中央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补充了党的活动经费的不足。
7月20日，长江书店被汪精卫政府查抄。长江印刷厂也遭到破坏，印刷器材、纸张被抢。8月4日，长江书店在《汉口民国日报》刊登《停业启事》，被迫停业。
3.领导宣传、鼓动工作，筹备出版党的日报
在武汉期间，中宣部经常开会研究宣传工作，制定宣传政策。据宋侃夫回忆，中央在汉时有一个宣传委员会，机构很大。马日事变后，中央宣传委员会在四民街61号开会。会议由蔡和森主持，到会的有：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李富春、沈雁冰等。会议议题是讨论湖南事件。陈独秀说湖南农运过火了，汉口的工人斗争偏激，武汉国民党上层人士顾虑很多，颇多指责，要求宣传工作把空气缓和下来。一部分人同意他的意见，会上有争论。毛泽东认为不是过火，两湖的形势很好，要发展这种形势，不能迁就，更不能压制，蔡和森和毛泽东的意见一致。5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的决议案，表明中国共产党对马日事变的态度。其主要立场基本是中央宣传会议上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态度。
1927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党报委员会，创办党的日报，还准备建立一个通讯社。党报筹备委员会的成员张太雷、沈雁冰、汪原放等定期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处开会，商议办报具体事宜。6月1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讨论了党的宣传工作，决定催瞿秋白速出党的日报，同时指定金树成恢复筹办“国民通讯社”。在6月17日的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了通讯社的经费等问题。6月底以后，武汉的形势逆转，已经不具备创办党报的环境和条件。7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通讯社和党的日报暂时不办。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决定了诸多事项，都因大革命失败而没能实现。
4.加强部务建设，收集各种信息
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中宣部还有一项工作，就是收集各地重要信息，编辑汇总，刊印《每日通讯》，分送给中央领导及各部门领导阅。中宣部在武汉时，有工作人员负责剪报，分类收集各种报刊资料。黄玠然从宣传部调到陈独秀身边后，每天的工作之一就是收集汇总陈独秀所没有参加的会议的信息，整理出来交给陈独秀批阅。
中宣部管理的中央图书馆从上海搬来大批图书资料，黄玠然、宋侃夫、羊牧之等人花了好几天时间进行清理。工作人员租来书柜和书架，将中西书籍分类按期编目，归类上架。陈伯达专门管理图书。在宋侃夫的记忆中，这个图书馆的规模很大，两个房间联在一起，供党内同志借阅。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来借阅和看过文件资料。大革命失败后，因为在武汉仅仅半年多，图书资料工作刚刚起步就转入地下了。
八七会议后，党的中心工作是发动各地进行武装起义，党领导的刊物全部停办，出版发行工作也停止了。中宣部工作人员有的返回原籍原地投入新的战斗，有的被派往苏联学习，有的继续留在中央机关工作。9月底以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随党中央机关迁回上海。
中宣部在武汉虽然只有几个月，但是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是尽管时间很短，但是机构扩大，人员增加，形成了建党以来宣传队伍的最强阵容。二是出版发行工作红红火火，开创了建党以来党的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大量书刊的出版发行，扩大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扩大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革命方针的宣传，对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进行了指导，在宣传、鼓动群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宣传工作的成效显著，党员干部在复杂的环境里经受了考验，受到了锻炼，为以后党的宣传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武汉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重要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