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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人类智力的先天性缺憾,人们常常喜欢追溯更为久远的历史,而对刚刚发生的故事缺乏认知,尤其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里,人们对现实的理解常常流于感性。
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随着庶民时代的来临,历史日益成为人们消费的对象,它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即使是一个从未经过历史学训练的人,也有了书写历史的权力。姑且不论这种现象的成因与是非,事实上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历史写作的洪流,而且大有愈演愈烈的味道,刚刚出炉的《共和国记忆60年》丛书就是一例。
从写作的角度讲,这套丛书分别从编年、地标、人物三个角度讲述了共和国60年的风云际会,内容互相穿插,各有侧重,信息量颇大,构成了阅读上的三足鼎立之感。
也许是写作者的职业优势,他们都是记者,除了体例上的创新,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视角更平民化,更注重铺陈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更关注大历史中的小人物命运。
今人该如何书写尚带着体温的历史,可以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挑战;同样,在共和国60年诞辰的历史节点上,蓦然回首,我们究竟该记忆些什么,梳理起来并非易事。但通过《共和国记忆60年》的内容,我们仍可以嗅出书写者的历史情怀。
其一,凡已经发生者,即刻成为历史,甚至连主流意识形态还来不及总结,已成为写作者的素材,而对于阅读者来说,也不在意这种历史的二次传播是否出于正统。
其二,写法更加自由,你可以将其看作历史的场记,也可以看作记忆的补充,一切凭君兴趣,甚至也无所谓主题先行,不扣帽子,不灌输理念,不纠缠于意识形态的评判。
其三,更倾向于民间记忆,旨在展现社会变革的风俗画卷,更像是社会实录,而不是刻意摆出一副历史学家的面孔,将评判权充分地交给读者,更看重历史的细节与花絮。
这种写作的意义或许更在于改写和颠覆长期以来人们在面对历史文字时的尴尬境地:一方面,以往的历史书写多为时代所左右,其真实性难以确认与辩驳,结论此一时彼一时;另一方面,中国的历史常常缺乏小人物的出镜,正书有余,侧记不足,后人在了解历史时缺乏最基本的参照,也使历史缺少了很多应有的生趣。
然而,但凡记取历史者,下笔必有自身的立场与动机。《共和国记忆60年》的作者们如是说,“试图将人们从高空看到平面的视角带入画卷之中,一起越过山川和河流,走近去看那些立体的人、鲜活的事,亲身去感受、抚摸就在身边跳动着的时代脉搏……,书中的人物并非都是大名鼎鼎、声明显赫,甚至正是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历史中的命运更能令人体会在流逝的岁月中真切的光阴……如果说所谓的大人物的高瞻远瞩是一个时代的典型代表的话,那些小人物的命运浮沉是一个社会的非典型标记……以这些典型与非典型的人与事彼此映照,如能勾画出一幅较为鲜活的共和国60年记忆,也就算是基本完成了本书的使命。”
至此,可以看出,以感受与见证者的姿态讲述大千世界的历史进程正在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或许多年以后回看,这些记录更多只带有史料佐录的意义,但无可否认的是,随着时代的递进,人们对于历史的需求也将更多元化和个人化,通往历史真相的道路也将有更多的选择,一旦这种集体记录大规模出现,文本的社会意义或许会远超过实录本身的意义,将使后人在解读历史时,首先树立一种平和而中立的心态。
因此,我们不仅希望看到越来越多的民间记忆的复兴,也期望看到更多的草根阶层加入进来,因为,一切个人的历史都天然属于集体记忆的范畴,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是真实的记忆,那么对所有人来说也同样是真实的,其区别不过在于共鸣的大小而已。
而对于如何解读共和国刚刚走过的60个春秋,我们也可以抱有一种释然而达观的心态,实际上,我们很难从历史中找出解决问题的答案,只能汲取应对未来的智慧与素养。
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随着庶民时代的来临,历史日益成为人们消费的对象,它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即使是一个从未经过历史学训练的人,也有了书写历史的权力。姑且不论这种现象的成因与是非,事实上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历史写作的洪流,而且大有愈演愈烈的味道,刚刚出炉的《共和国记忆60年》丛书就是一例。
从写作的角度讲,这套丛书分别从编年、地标、人物三个角度讲述了共和国60年的风云际会,内容互相穿插,各有侧重,信息量颇大,构成了阅读上的三足鼎立之感。
也许是写作者的职业优势,他们都是记者,除了体例上的创新,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视角更平民化,更注重铺陈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更关注大历史中的小人物命运。
今人该如何书写尚带着体温的历史,可以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挑战;同样,在共和国60年诞辰的历史节点上,蓦然回首,我们究竟该记忆些什么,梳理起来并非易事。但通过《共和国记忆60年》的内容,我们仍可以嗅出书写者的历史情怀。
其一,凡已经发生者,即刻成为历史,甚至连主流意识形态还来不及总结,已成为写作者的素材,而对于阅读者来说,也不在意这种历史的二次传播是否出于正统。
其二,写法更加自由,你可以将其看作历史的场记,也可以看作记忆的补充,一切凭君兴趣,甚至也无所谓主题先行,不扣帽子,不灌输理念,不纠缠于意识形态的评判。
其三,更倾向于民间记忆,旨在展现社会变革的风俗画卷,更像是社会实录,而不是刻意摆出一副历史学家的面孔,将评判权充分地交给读者,更看重历史的细节与花絮。
这种写作的意义或许更在于改写和颠覆长期以来人们在面对历史文字时的尴尬境地:一方面,以往的历史书写多为时代所左右,其真实性难以确认与辩驳,结论此一时彼一时;另一方面,中国的历史常常缺乏小人物的出镜,正书有余,侧记不足,后人在了解历史时缺乏最基本的参照,也使历史缺少了很多应有的生趣。
然而,但凡记取历史者,下笔必有自身的立场与动机。《共和国记忆60年》的作者们如是说,“试图将人们从高空看到平面的视角带入画卷之中,一起越过山川和河流,走近去看那些立体的人、鲜活的事,亲身去感受、抚摸就在身边跳动着的时代脉搏……,书中的人物并非都是大名鼎鼎、声明显赫,甚至正是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历史中的命运更能令人体会在流逝的岁月中真切的光阴……如果说所谓的大人物的高瞻远瞩是一个时代的典型代表的话,那些小人物的命运浮沉是一个社会的非典型标记……以这些典型与非典型的人与事彼此映照,如能勾画出一幅较为鲜活的共和国60年记忆,也就算是基本完成了本书的使命。”
至此,可以看出,以感受与见证者的姿态讲述大千世界的历史进程正在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或许多年以后回看,这些记录更多只带有史料佐录的意义,但无可否认的是,随着时代的递进,人们对于历史的需求也将更多元化和个人化,通往历史真相的道路也将有更多的选择,一旦这种集体记录大规模出现,文本的社会意义或许会远超过实录本身的意义,将使后人在解读历史时,首先树立一种平和而中立的心态。
因此,我们不仅希望看到越来越多的民间记忆的复兴,也期望看到更多的草根阶层加入进来,因为,一切个人的历史都天然属于集体记忆的范畴,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是真实的记忆,那么对所有人来说也同样是真实的,其区别不过在于共鸣的大小而已。
而对于如何解读共和国刚刚走过的60个春秋,我们也可以抱有一种释然而达观的心态,实际上,我们很难从历史中找出解决问题的答案,只能汲取应对未来的智慧与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