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阔农村大有可为
　　创业不必走远方，家乡一样成就梦想。当前，产业从沿海向内陆地区转移的大趋势没有变，产业转移带动资本回流、技术回流，更带动了人才回归。在沿海发达地区，经营、人工成本等相对较高，相应创业门槛较高，加上国际贸易带来的不确定性，许多人在外发展的空间碰到了“天花板”，但很多行业与领域在内地还有着广阔发展空间。家乡经过多年的发展，基础设施取得长足进步，市场日趋成熟。综合多种因素，返乡创业正逢其时。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如今，随着一系列惠农利农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大加强，城乡融合发展脚步加速，大多数农村的的确确成为了能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中央文件明确指出以后要以农业发展优先，身为农村人应该为建设美丽新农村奋斗。现在，有大批青年奔赴农村广阔天地发光发热，掀起了返乡创业的新热潮！
　　返乡青年一腔热血，但真正的好项目也难寻。许多大学毕业的农村青年，都会有回家乡创出一番自己事业的想法，农村资源分散、市场小，绝大多数返乡人都选择了养殖、种植或者在乡镇上开个小店，养殖需要技术，种地难赚钱，开店投入成本大、市场风险大，这都是目前农村的现状。基于这些因素，返乡创业不仅需要创业者有技术、资金还要具备敏锐的市场嗅觉和市场头脑。
　　随着城乡融合的不断深入，乡村提供了更多的创业机会和平台，吸引更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要素汇聚乡村。与上世纪80年代初农民纷纷“洗脚上田”创业和90年代体制内人员“下海”创业不同，这一轮农村创新创业人员层次更高。返乡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退役军人、科技人员、留学归国人员、企业主等，大都是开创型、知识型、技能型人才，既有资金又有经验，既懂管理、又懂市场。
　　据农业农村部对1573个创新创业样本数据分析，新增创业项目的60%以上具有创新因素，80%以上的创新创业项目属于产业融合类型，55%左右的创新创业主体广泛运用互联网、智慧农业、共享经济等模式，形成城乡关联、产业梯度格局。各类创新创业主体创办的项目多是农民特别是小农户参与度高、受益面广的产业。通过推行“订单收购+分红”“农民入股+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等多种利益联结方式，鼓励农民将承包地经营权、设施装备、政府补贴等通过折股量化参与创新创业。
　　年轻人回乡创业一边创业一边学习
　　90后杨辉回忆，2015年，他们感受到了国家加快现代畜牧业发展的步伐。依托母校吉林农业大学鹅研中心的科研支撑，吉林省万邦鹅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应运而生。
　　早在2013年，杨辉的创业梦想便有了雏形。从小生长在农村的他知道，北方有着“落雪吃鹅”的传统，而且鹅的养殖门槛非常低，基本可以“靠天养殖”。一小块空地、一些清洁的水源、足够的饲草，就足以支持一群鹅健康地生长。于是他拿着在大学期间勤工俭学的积蓄与亲友的借款，开始了养鹅之路。到了第一年的年末，获得了六七万元的收入。
　　“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第二年，他扩大了养殖规模，投入了更多资金和精力，但是一场急性疫病袭击了他的鹅群，鹅群出现了大批死亡。杨辉损失惨重。


　　“没有系统化的管理，没有专业的技术指导，没有科学的疾病防治手段。”杨辉总结道，“三无”是创业失败的主要原因，他深刻地意识到“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性，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为了学习现代化养殖技术手段和科学理论知识，2014年，杨辉考入了吉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成了吉农动科鹅研中心孙永峰老师的研究生。
　　杨辉坦言，导师不仅给了他养殖专业上的指导，更让他转变了观念。起初只是想“在高校学到了技术，待毕业回家乡与乡亲们成立合作社，共同进行养鹅增收的事业”的他，被“高校科研成果+企业技术服务”的新型创业理念所深深触动。
　　“我们处在信息时代，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的便利，想要更加快速便捷地传播养殖技术，服务更加广大范围的农户，就必须寻找新的出路。”这是导师给他上的重要一课。
　　筹措资金的同时，杨辉变得更勤快了。他常常天不亮就起床，然后跑到吉林各个乡镇，一天走数十家养殖户。通过“学生创业公司+高校科研团队+学生志愿者团队”的产学研模式，杨辉的创业以吉林农业大学鹅研中心为技术支撑，以鹅研协会为人力支持，公司提供市场运营，将三方有机结合，相互依托，用快捷、先进的科技保障一站式技术全方位服务于养鹅户。
　　日复一日的努力，杨辉树立起了口碑，养殖户称他“金点子杨先生”。“养大鹅，找杨辉”的理念也在他实打实的优质服务中固定下来，越来越深入人心。
　　2018年，国家出台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持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扎实推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杨辉更加坚信要“在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规范鹅业发展，作出属于自己在农业领域的一份贡献”。
　　良好政策环境让农民工愿返乡、能兴业
　　在达州市700万人口中，每年对外劳务输出超过186万人。近年来，四川达州市在广东、浙江、福建等经济发达地区的51个达州籍农民工党组织中，探索政治引领、服务引导、政策引路、发展引航的“四引”工作机制，形成了“人才回乡、资金回流、项目回迁、公益回报”的农民工能人回乡创业潮。
　　邱兴堂今年50多岁了，在深圳打拼近20年的他，在深圳安了家，还做过深圳市农民工党代表。不久前，他卻踏上了返乡创业的归途，回到了老家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碑庙镇……
　　邱兴堂正是跟着这股回乡创业潮，踏上了振兴乡村的归途。 　　近年来，达州发挥流出地和流动党员党组织牵头揽总作用，积极整合政府、企业、社会等多方资源，重点解决农民工的所需所盼。
　　开展就业服务，农民工党组织积极对接流入地党组织和人社、用工企业等，近5年累计解决就业岗位15.8万余个，帮助8.5万名农民工实现在家门口就业；由组织部门牵头，财政、人社等部门参与，在就业指导、证件异地办理、法律援助、子女入学等方面提供免费优质服务；农民工党组织推动建立法律援助站15个，帮助调处各类纠纷740件、追讨薪酬8378万余元。
　　农民工返乡创业普遍存在规模较小、资金较少、创业知识缺乏和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匹配度不高等问题，达州对此开展针对性支持。近年来，达州细化出台系列文件，在登记注册、融资贷款、抵押担保、补助贴息、用水用电用地等方面继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以良好政策环境让农民工愿返乡、能兴业。
　　2015年以来，达州每两年组织优秀农民工企业家、返乡创业代表召开“达商大会”，常态化开展政企、银企、法企对接，着力解决行政审批、金融支持、法律服务等方面问题；同时，建立民营经济服务中心，设立中介超市，行政审批时间从平均的300多天降至50天，仅开辟的农民工“绿色通道”每年就为农民工节约办事成本近500万元。
　　“乡村振兴不仅仅是农业的全面升级，更要求实现农村的全面进步和农民的全面发展。”达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莫怀学表示。
　　为破解村干部人才难选、培育不优、管理不善、保障不力等问题，达州出台措施将村干部基本报酬、养老保险等待遇按照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倍左右予以核算，每3年动态调整一次，财政全额补助村干部购买城镇居民基本医保。
　　为留住人才，达州为返乡农民工搭建了创业干事的平台。依托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创业基地，达州定期组织涉农部门技术骨干、专家服务团上门开展技术指导和创业咨询服务，先后为9.5万名农民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年均帮助2.5万名农民工办理职业鉴定。
　　截至目前，达州市返乡农民工能人领头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4528个、家庭农场1942个、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67个，农民工能人回流资金超过223亿元，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探出了一条新路。
　　十八大以来农村创业创新焕发新生机
　　在前不久举行的全国新农民新技术创业创新论坛上，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民工返乡创业，工商企业入乡创业，大学生“创客”、农村能人在乡创业风生水起，形成要素聚乡、产业下乡、人才入乡和能人留乡的良性互动局面，农村创业创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统计，全国返乡入乡创业创新人员已达850万人，在乡创业创新人员达3100万人。与此同时，社会资本加速下乡，正成为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社会资本下乡主体超过15万家，累计投资超过2万亿元。
　　近年来，下乡社会资本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一方面，投资主体更加多元，既有传统农业企业，也有房地产、电商等企业跨界投资；另一方面，投资模式更加多样，通过订单农业、土地托管、土地入股等形式，带动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有力促进了农民就近就业增收。此外，还有的由村集体牵头，吸引社会资本参加，发展餐饮、民宿、旅游，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在社会资本的带动下，农村产业加速融合。近年来，社会资本下乡的重点领域正由最初的种养业，向“产+销”全产业链和“三产”融合转变。此外，有些社会资本还投资了冷链物流设施和公益性服务，既改善了乡村人居环境、促进了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升级，又带动了农村金融发展，深化了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改革。
　　韩长赋认为，当前，在乡村投资兴业正当时。从市场容量看，全国有2800多个县、近4万个乡镇、58万个行政村，还有5.6亿人生活在农村。乡村振兴大幕已经拉开，城乡差距正逐步缩小。从市场需求看，营养健康、优质绿色的特色农产品，绿水青山、小桥流水的田园风光，乡情浓郁、民风淳朴的农耕文化，受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青睐。
　　从投资潜力看，社会资本既可以投资乡村产业发展，又可以参与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高标准农田、农村污水处理等有一定收益的基礎设施建设，还能发展村庄规划、教育养老、乡村旅游、电商消费等服务业。从投资条件看，农村交通、通讯、信息等基础设施不断改善，物流运输更加便利，人工、土地等成本相对较低，1500万农民和350万家新型经营主体能够与社会资本有效对接。
　　韩长赋表示：“欢迎社会资本下乡，但老板下乡，应该是带动老乡。”如何带动老乡？韩长赋认为，首先，要多办农民“办不了、办不好、办了不合算”的产业，把收益更多留在乡村。社会资本应主要从事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中间的种养环节要尽量留给农民，并以订单、品牌和资本为“黏合剂”，带动广大农户进入产业链，让其享受更多增值收益。
　　其次，要多办链条长、农民参与度高的产业，把就业岗位更多留给农民。现在农村缺少人气，重要原因是就业岗位少。社会资本下乡要引导适合农村的二三产业向县域和有条件的镇村布局，为农民创造更多就近就地就业门路。
　　（据《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