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童的眼光是敏锐的，他们能将目力所及的一切记在心里；孩子的想象又是丰富的，他们能将心中的现实加以感性的深加工。窃以为，重庆玉带山小学的教育者们正是看中了这两点，才组织了校园“杀年猪”的活动，希望借此在孩子的心中埋下亲近民俗、珍重文化的种子。可孩童的理解力还很浮浅，他们并不能像成年人一样理性地思考，体会“杀年猪”背后深层的文化含义，而只能停留在表面的视觉冲击上，感受到残忍和恐惧。
　　其实，“杀年猪”的过程本身并不是传统文化，它只是一种噱头，充满了形式感。只有当“年猪”被装在盘里，摆在年夜饭的圆桌上时，它才承载了原本没有的文化含义：父辈经年的艰辛创业，能够用一头热气腾腾的猪来犒劳自身，冲淡辛劳；分散在五湖四海的家人们团聚一堂，味蕾被共同的肉香缠绕，更能体会到彼此的血脉相连。团圆、勤奋，这些“年文化”的精神才是最可贵的，也是最纯粹的。这些精神、这些情怀需要教育者们耐心、深层次地去挖掘，然后去取代诸如“杀年猪”等浮浅形式和噱头。
　　余华在《一个记忆回来了》中描绘了自己孩童时期观看“文革”时处理“犯人”的场景：“脑袋被子弹击空了，像是砸了一个洞的鸡蛋，里面的蛋清和蛋黄都被流光了……”他也爽快地承认这段经历成了他今后小说创作中“死亡”的雏形。由此可见，一个人在孩童时期的经历，往往能左右其今后的成长方向。因此，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应该十分谨慎。
　　观看“杀年猪”的教育意义远不及其负面影响，因为这是有违良善的。古时的儒家有“君子远庖厨”之说，并不是指责人们食用猪牛羊肉，而是“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不但要有“不忍之心”，还要“推己及物”。而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又出现了电猪、晕猪等人道的方式，较之传统的用刀屠宰，无疑是一种文明的进步。可是观看着传统杀猪方式的孩子们，兴许会在心中淡化人与动物的界限，便很难再生恻隐之心，很难再理解人道，甚至对现代不断进步的文明产生怀疑。
　　孩子的成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孩子世界观的形成需要自身的长期体悟。在孩子们离成人世界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时，教育者们不该抱着孩子急匆匆地冲向成人世界的大门，而应代之以和风细雨、润物无声。教育者们还应该在孩子审视世界时为其加上一副滤镜，来防备外界刺眼阳光的猛烈冲击。
　　在日本，许多学校的孩子们能饲养家禽之类的小动物，能免费参观动物保育园，这让他们从小便对生命有了认同、有了尊重。于是人们才能在奈良看见鹿自在地穿行在马路上，才能在天空频频望见掠过的鸦群，才能平静地给过路的流浪猫些许食物，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真正的教育也应该是如此：细雨过处，润物无声。
　　点评：文章抓住“杀年猪”中的一个“杀”字，指出以孩子们浮浅的理解能力恐怕不能领会“亲近民俗、珍重文化”的苦心，只会“感受到残忍和恐惧”。作者指出，“杀年猪”只是一种“浮浅形式和噱头”，因而以观看“杀年猪”的形式来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恐怕其更多带来的是负面影响。文章以教育为核心议题，扣住孩子的特点，提出更应当注重生命教育而非简单粗暴地谈文化继承，思路清晰，分析环环相扣，语言表达有力，让人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