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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座顶着“东方巴黎”桂冠的城市,在各商业区的高档写字楼里,生活着一群特殊的人。伦敦、巴黎、东京,或是纽约,每一天,他们在不同的时间表之间不停地穿梭和变幻着。
当上海的夜幕升起,北京时间的深夜,徐家汇、陆家嘴、静安寺,几大繁华商业区总有一些高档写字楼里亮着灯光,忙碌着一些身影。
想建功立业,还想有个和美家庭
时钟指向北京时间晚上9:00 ,写字楼的窗户外,陆家嘴、外滩流光溢彩,此时是纽约的早晨,伦敦和巴黎的下午。窗外的夜色和Tiger无关,他正忙碌地通过电话、视频,与散落在这颗星球上四大洲、19个城市的几十人进行例行的“客户全球采购项目”的一周进程例会。
谁谁报告什么内容,更新什么信息,向其他成员提交什么文件……一切按照会议组织者预先设定的议程,紧张有序而乏味地进行。至于分布各洲的项目组成员,Tiger多数从没见过面,未来,也不会有机会见面。
凌晨0:30,打的回到静安区一家酒店公寓,在楼下买一串烤羊肉,和烤肉的新疆小伙侃上10来分钟。凌晨之后,一头倒在那张陪着他从芝加哥、休斯顿、上海辗转大半个地球的床垫上,沉沉睡去。
上午9:30,太阳照常升起,乘地铁二号线赶往写字楼。排排时间表,除开睡觉、吃饭,一天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工作;三分之二中20%的时间,在香港、北京、上海和亚洲的各大城市上空来回穿梭。
Tiger,30开外,某世界著名管理咨询公司咨询顾问,江苏人,1996年毕业于北大,随即赴美留学……摆摆龙门阵,一路的光辉履历,至今都是江东父老用以鞭策子女的“模范人物”。
在美国生活到第8年,做到一家高分子材料公司西半球经理的Tiger,觉得施展不开拳脚,心里有些空。2004年初,在一家中餐馆里吃着饭,听到隔壁桌的两个中国留学生争论不休——回还是不回,擦擦嘴角的油腻,Tiger决定回国。太太正在职业上扬的时刻,合计之后,决定他先回国。如愿在咨询业某巨头那儿谋得一个职位,驻留上海。理由很简单,远东的商业中心,离故乡近,“情感上如何倒说不上,因为江浙人对上海总是有又妒又羡的心理。”
他很快就迷恋上这座连空气里都有一种躁动气息的城市。
事业上照例顺风顺水,公司里升职算快。“回国几年的发展,基本达到我的预想。”管理咨询公司素以薪水丰厚出名,近年来,各家在海外商学院招MBA的起薪基本都在七八十万。“这是要付出代价的,你愿意吗?”他正色道。这个行业大多都是单身,很难有男朋友女朋友,即使有,也很快就崩掉了。
没想到的是,长久的分离对婚姻造成无法弥补的裂痕。“漂亮吗?”Tiger展开一幅收起的油画,上面是一个清丽的短发女子。“遗憾、痛苦都有。结果也只有自己去背。但即使是回到两年前,我可能还是选择回来。”
闲暇时候,还和当年的同学混在一起,泡酒吧,参加各种各样的聚会,听各种人谈他的抱负或是幻想。
独自一人时,练练书法,读读古典书籍,和古代圣贤们神交一番;至今,他都保持着两周读一本书的习惯,多数是在出差中、国际国内航班上完成。有时,也想想中国社会的当下和未来,有听众时,发表一席气势磅礴的个人见解。仅此而已。
“我们这代人,心底都还有深埋着的理想。”“30岁到40岁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我常常在想,该做点什么。”能做点什么?——“想建功立业,想个人过得很快活,还想有个和美的家庭。”
律师吴言:我现在处于最累的阶段
凌晨一两点,吴言(化名)走出位于静安区的写字楼。上海老商业区的繁华地带,“百乐门大舞厅”几个霓虹字在夜色中闪闪发光,暧昧、迷离的灯光下,红男绿女在沙哑的爵士乐声中相拥起舞、轻声谈笑。几条街之外,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的吴言,连轴转了十二三个小时,他此时的惟一念头——回家,洗澡,上床睡觉。
一天二分之一的时间,吴言不是在办公室就是在会议室,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做文案。吴言是一家国内著名律师事务所的非诉讼律师,主要负责外资企业在国内的投资、收购等法律事务。
每天下午7:00后,当地铁、公车上塞满了下班的人,吴言一天中最紧张的时段开始了。这也是他一天效率最高、最珍贵的时段。每天,几百封email在吴言和全球各地客户、同事之间往来。到晚上,他常常需要和海外的企业,有时是对方的律师通电话。碰上开电话视频会议,客户在美国的东海岸,差13个时区,他就先在办公室里趴上一会儿。
周一到周五,除了吃饭和睡觉,就是工作。一到周末,吴言尽量不给自己安排工作。但一个月里总有一个周末还得去办公室加班。剩下的3个周末,主要是用来睡大觉,“把一周缺的睡眠都补上。”
硕士一毕业,进了这家国内知名律师事务所,现在已经干到第4年。在同事眼里,吴言精明强干,不到30岁的年纪,每天经手案子的交易额都达到几亿、几十亿美元。他思维缜密,滴水不漏,有着职业性的冷静和理性。
“相比之下,我们的职业成长和收入增长算是很快的,但工作强度也是一般职业的1.5倍。相比投入的脑力和体力,收入是远远不值的。”
“很不满意自己的生活状态。”吴言微微皱着眉头,“强度太大了。现在,明显感觉到身体在给自己警告了。”想想刚入行时,熬一个通宵赶文案,第二天上午9点,照样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办公室里。现在,他感到精力已经明显不济。同事们中间流传的一个笑话是,眼前这位身段日渐走形的“肚腩男”,当年曾是身材和男模有得一拼的该所“第一帅”。
吴言努力想在工作和生活中画上一条平衡线。在他办公室的墙上,贴着一幅小小的中国地图。黄色部分,是他足迹已经到过的地方。每年20天的年假,他都会趁着工作空隙安排旅行。
再过3年,吴言就可以申请做合伙人。难的是熬下去。“我现在处于最累的阶段,就像长跑,跑到中间是最苦的。”公司里的人员总在不停地流动,如今,除合伙人外,比吴言资深的只剩下三四个,几乎换了一圈。眼前总有各种其他的可能——“到我这个年资,在市场上是最紧俏的。很多外资事务所、企业愿意拿两倍的薪水来挖我们。”
真要改变目前的职业轨迹,吴言还是很犹豫。“目前,在国内,我处的平台是很高了。如果跳到一家小的,不甘心;换到外资律师事务所,那是老外主导的世界,进去只能做一些支持性的工作,还是不甘心;如果到企业的法律部门,那是个花钱的部门,没有做律师的超脱感,发表意见就会有很多顾忌,感觉很被动。”
剩下的,就是自己创业,也总有跃跃欲试的同行邀他合伙。但是,“一下子要承担创业的压力,我会觉得很难做选择。我已经买房买车,一个月税后收入的三分之一要付按揭。经济上,我也会担心压力过大。”
对于未来职业的规划,吴言没太多时间想。
“我们这个阶层,看着光鲜,其实,个中甘苦,只有自己知道。在这条路上,我已经走到头了,要么,黑灯瞎火继续走下去,要么完全换一种。但是,这样做的机会成本很高。”
时间,这个衡量物质世界的维度,改变着Tiger、吴言……沪上金领们的职业、生活方式和他们的人生梦想。在跨越的时区中,他们的故事每天依旧在上演。
(李 兵摘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