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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卡尔·贝克尔,20世纪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新史学的代表人。《启蒙时期哲学家的天城》是贝克尔归纳、演绎其新史观的一部巨著,也是研究启蒙运动思想史的经典之作。对生于1873年的贝克尔而言,启蒙的光辉已在历经一个世纪的淘洗后渐次淡去而不至完全磨灭,与启蒙的这段暧昧的距离决定了贝克尔以一个超然的角度来揣想启蒙之功过,从而为我们领会启蒙时期的自然法精神提供一个清晰的认识论基础。
关键词卡尔·贝克尔舆论气候启蒙思想
中图分类号:D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1-305-02
卡尔·贝克尔是美国新史学派的代表人。新史学派以相对论为其历史研究和分析史实的基础,与传统编年史学派分析历史的视角和方法上存在极大的分野。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他们对历史科学采取一种怀疑、否定的态度,并把历史说成是一种可以随研究者的主观喜好而任意加以伸张的东西。《启蒙时期哲学家的天城》是贝克尔的归纳、演绎其新史观的一部巨著,也是研究启蒙运动思想史的经典之作。文中,贝克尔以幽默、嘲刺的笔调指出那些在启蒙时期唯“理性”马首是瞻的哲学家们往往是最不理性的,而他们以现代语词和思路建造的理性大厦与奥古斯丁的神学天城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许是“只缘生在此山中”的缘故,与启蒙同呼吸、共命运的人们难免要被启蒙的荣光所折射,在其澎湃的音浪中消声。对生于1873年的贝克尔而言,启蒙的辉光已在历经一个世纪的淘洗后渐次淡去而不至完全磨灭。其时欧美的反启蒙思潮也在抬头,以追问人之意义自命的学者们开始把“启蒙”这一型构欧洲近代历史的舆论气候纳入解构、批判的对象。可以想见的是,与启蒙的这段暧昧的距离决定了贝克尔可以一个超然的角度来揣想启蒙之功过,从而为我们领会启蒙精神提供一个清明的认识论基础。
一、启蒙时期“舆论气候”之内涵阐释
(一)“舆论气候”的概念提出
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启蒙时期向为论者津津乐道。其中,尤以意识形态的研究为滥觞。而以意识形态之名发动的法国大革命则将这场争论扩散至全世界。如何看待意识形态在社会变迁中的角色定位,如何评价社会舆论与社会革命的互动关系,贝克尔扬弃传统史学按图索骥的研究方法,独辟蹊径地找到了一个以社会舆论为切入,深入观察启蒙思想内在性格的视角——舆论气候。何谓“舆论气候”,贝克尔没有从学术上进行界定。相反,他借叙述自己和朋友经常面临的观念冲突的例子向我们表明:“舆论气候”是文思表达的逻辑起点,它表征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学术团体在此一历史语境和社会人文环境下形成的对周遭人事之共识。在“舆论气候”的鼓噪之下,人类思想在社会各个阶段的发展和变迁不仅为个别历史事件和杰出人物提供一方言说的舞台,也为那些在社会背景下所思所想的人们挺立起一片集体智慧的高地。
(二)启蒙时期“舆论气候”的内容分析
既然“舆论气候”是每一时期主流思想提出和发展的前提,那么搞清楚启蒙时期的“舆论气候”究竟为何,对理解启蒙时期政治思想的变迁而言,无疑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对启蒙思想稍作提炼,可以发现,对启蒙时期的学者们而言,“理性”是一个被无限放大的关键词。而在这个关键词的背后则是启蒙时期的学者们对研究方法的默契取舍。这份默契,用贝克尔的话说,就是“中世纪的神学、哲学和演绎逻辑已经从它们的高品味之上跌落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历史学、科学和计量的技术。”其中,启发启蒙思想最为显著的又推历史学和科学。
1.启蒙时期历史学的起步
自1949年法国开始入侵意大利,一些法国学者便开始陆陆续续地投身到罗马史的研究和注疏当中。发端于法国的启蒙运动就是此次“发现意大利”运动的直接结果。在对意大利历史的梳理和对法国本土传统的回顾中,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们比任何时期的学者更乐于举目回望人类有记录以来的历史。而伴随人类日益增长的返古思潮的则是传统神学苦心建构的信仰大厦的式微。历史观念的逐渐形成意味着人们正在尝试把人类社会看成是某种正在形成中的东西。以古为镜的人们相信,借助历史的推演,不仅可以还原出社会传递的脉络,更可以从中摸索出认识世界发展的规律。
2.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
另一方面,近代人在逐渐培养起一种历史观念的同时也在积极开拓科学的面向。“正如历史学已经逐步取代了神学,同样地,科学也取代了哲学。”在《文明史纲》中,布罗代尔将欧洲思想史简要划分为三个时期,亚里士多德体系,牛顿——笛卡尔体系和爱因斯坦体系。其中亚里士多德体系是前启蒙时代的思想体系,由一个阿拉伯人在十三世纪时引入欧洲,统治了欧洲思想界长达500年之久。随着亚里士多德体系的重现和注疏的开展,形式逻辑成了欧洲各国大学的主要学科的榜首。以形式逻辑为原点,还发展出了数学逻辑和概率逻辑等等。在亚里士多德的熏陶下,前启蒙时期的思想领域蔚然一片逻辑的天下。然而这份古老的遗产却在启蒙科学家的惊人发现之下面临严峻的挑战。在近代科学的讨伐之下,人们倾向于将逻辑看成是玩弄一种玄而又玄的游戏,是一种无聊的消遣,逻辑逐渐丧失了自己的领地。近代科学的特征不胜枚举。如果要在其中检索出一条最为关键的特征,莫过于其方法论的简单明了。以天文学的发展为例,伽利略的观星学向我们启示了一个最简单易行的方法论,即只要紧紧盯住望远镜的那头可观察到的事物(天体)的自然运行即可。科学家们不无乐观地相信,在这不涉利害的静观中,自然运作的奥秘正在从一片神学的虚象中浮现出来。
二、“舆论气候”影响下的启蒙思想
历史学和科学在启蒙时期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旋即就在启蒙时期刮起了一阵舆论飓风。这阵飓风所到之处既有风卷残云之力也饱含摧枯拉朽之势。阿奎那苦心构建的神学大厦在历史学和科学的讨伐之下越显衰微,传统的封建君主制则在人们日益觉醒起来的主体意识前岌岌可危。空虚的哲学亟需新的内容填空,漫漶的社会风气亦求助振作的呼号重整。在此背景之下,科学、历史学与哲学三者间发生了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这场反应的结果直接导致了传统自然法思想在启蒙时期的破土重生。如何评价古典自然法学者在启蒙背景下的心理自觉,如何看待古典自然法学在启蒙时期的战略重整,《天城》的第二章,贝克尔以心理学和社会学为视角,展开他对启蒙时期自然
法思想变迁的原因探索。
(一)启蒙思想形成的心理基础
对于研究自然法思想在启蒙时期的变迁而言,有一点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启蒙思想家们经由舆论濡染而叙思行文的心理前提。尽管主流启蒙学者的研究领域各不相同,价值立场也不尽然一致,但他们进入自然法论域的社会身份却可以给我们一些或多或少的启示。对启蒙时期一些主流学者的身份进行一番统计之后,贝克尔发现:“这些哲学家们并不是哲学家,他们并不是哲学教授……绝大部分的哲学家都是文人,他们写书意不止供人阅读,而是设法传播新观念,或者是对旧观念投射出新的视线。”半道出家的身份为启蒙学者赢得一片叫好,读者们或将这些学者当成是新观念的无私传播者,或赞叹其无所为而为的高尚情操。然而,在这些看似清明无为的偶发小感的背后,实则隐藏哲学家们那一股“摆正一切事物的人道主义的冲动”。以休谟为例(世人皆知休谟性格冷淡低调),启蒙学者一方面以冷静自持、超然物外自诩,另一方面,却又在为摆正人间万事万物而殚精竭虑。
(二)启蒙思想形成的社会基础
是什么引发了启蒙学者心系天下的群体自觉,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启蒙思想纵深历史、面向欧洲的气魄和胆略。如果说在分析启蒙时期学者身份的过程中,贝克尔向我们展示了深厚的心理学基础。那么在接下来论述中,贝克尔则为读者观察启蒙提供了一个社会学的视野。从社会的面向展开对启蒙的研究,最便捷的方式莫过于抓住启蒙运动中那些被一再重复、无限放大的关键词。“在18世纪,这些词汇——没有它们,就没有一个启蒙了的人能够达到一种可以安心的结论——则是自然、自然律、最初因、理性、情操、人道、完美性。”《圣经》教导我们说:“阳光之下无新事。”若然如此,研究者何不放宽视野,溯流而上(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追寻启蒙时期的这些关键词的历史渊源呢?一番考察之后,贝克尔发现这些表征了启蒙时代进步思想的通用语汇,其实早在十三世纪甚至更久远的人类老祖宗那里就已用至熟烂了。随着天城转移到尘世的地基上来,论证的工作也就从神的手里交到了人的手里。质言之,和神学时代相比,近代人论证的对象并没有改变,变的只是论证的主体。十三世纪只向神学家和哲学王所开放的言说舞台在启蒙时期则面向全欧洲解放了。以沙龙为代表的学术团体的开放和思想家内部小范围的研究讨论,进一步解放了启蒙主体的意识自觉,扩大了启蒙思想的社会效应。
诚如瓦戈在《社会变迁》中谈到的意识形态之于社会变迁的意义时所表述的:“意识形态是一个复杂的观念系统,它解释了社会和政治的安排和关系,也是一切社会的与政治的话语与行动的基础。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于,把行为和社会关系加以合法化和合理化;在一个团体或社会中提供团结的接触;为个体进行某种类型的行动提供动机。”科学和历史学的发现助长了思想家们拨乱反正的乐观和勇气,而借着这股迎难而上的勇气,启蒙学者推波助澜,将自由、平等、博爱代入革命者和群众的语境,意识形态终于得以在启蒙时期实现与社会现实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一度在中世纪为神权张目的自然法到了启蒙时期成了启蒙学者要求独立、权利摆脱专制、特权的终极基础。
关键词卡尔·贝克尔舆论气候启蒙思想
中图分类号:D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1-305-02
卡尔·贝克尔是美国新史学派的代表人。新史学派以相对论为其历史研究和分析史实的基础,与传统编年史学派分析历史的视角和方法上存在极大的分野。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他们对历史科学采取一种怀疑、否定的态度,并把历史说成是一种可以随研究者的主观喜好而任意加以伸张的东西。《启蒙时期哲学家的天城》是贝克尔的归纳、演绎其新史观的一部巨著,也是研究启蒙运动思想史的经典之作。文中,贝克尔以幽默、嘲刺的笔调指出那些在启蒙时期唯“理性”马首是瞻的哲学家们往往是最不理性的,而他们以现代语词和思路建造的理性大厦与奥古斯丁的神学天城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许是“只缘生在此山中”的缘故,与启蒙同呼吸、共命运的人们难免要被启蒙的荣光所折射,在其澎湃的音浪中消声。对生于1873年的贝克尔而言,启蒙的辉光已在历经一个世纪的淘洗后渐次淡去而不至完全磨灭。其时欧美的反启蒙思潮也在抬头,以追问人之意义自命的学者们开始把“启蒙”这一型构欧洲近代历史的舆论气候纳入解构、批判的对象。可以想见的是,与启蒙的这段暧昧的距离决定了贝克尔可以一个超然的角度来揣想启蒙之功过,从而为我们领会启蒙精神提供一个清明的认识论基础。
一、启蒙时期“舆论气候”之内涵阐释
(一)“舆论气候”的概念提出
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启蒙时期向为论者津津乐道。其中,尤以意识形态的研究为滥觞。而以意识形态之名发动的法国大革命则将这场争论扩散至全世界。如何看待意识形态在社会变迁中的角色定位,如何评价社会舆论与社会革命的互动关系,贝克尔扬弃传统史学按图索骥的研究方法,独辟蹊径地找到了一个以社会舆论为切入,深入观察启蒙思想内在性格的视角——舆论气候。何谓“舆论气候”,贝克尔没有从学术上进行界定。相反,他借叙述自己和朋友经常面临的观念冲突的例子向我们表明:“舆论气候”是文思表达的逻辑起点,它表征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学术团体在此一历史语境和社会人文环境下形成的对周遭人事之共识。在“舆论气候”的鼓噪之下,人类思想在社会各个阶段的发展和变迁不仅为个别历史事件和杰出人物提供一方言说的舞台,也为那些在社会背景下所思所想的人们挺立起一片集体智慧的高地。
(二)启蒙时期“舆论气候”的内容分析
既然“舆论气候”是每一时期主流思想提出和发展的前提,那么搞清楚启蒙时期的“舆论气候”究竟为何,对理解启蒙时期政治思想的变迁而言,无疑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对启蒙思想稍作提炼,可以发现,对启蒙时期的学者们而言,“理性”是一个被无限放大的关键词。而在这个关键词的背后则是启蒙时期的学者们对研究方法的默契取舍。这份默契,用贝克尔的话说,就是“中世纪的神学、哲学和演绎逻辑已经从它们的高品味之上跌落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历史学、科学和计量的技术。”其中,启发启蒙思想最为显著的又推历史学和科学。
1.启蒙时期历史学的起步
自1949年法国开始入侵意大利,一些法国学者便开始陆陆续续地投身到罗马史的研究和注疏当中。发端于法国的启蒙运动就是此次“发现意大利”运动的直接结果。在对意大利历史的梳理和对法国本土传统的回顾中,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们比任何时期的学者更乐于举目回望人类有记录以来的历史。而伴随人类日益增长的返古思潮的则是传统神学苦心建构的信仰大厦的式微。历史观念的逐渐形成意味着人们正在尝试把人类社会看成是某种正在形成中的东西。以古为镜的人们相信,借助历史的推演,不仅可以还原出社会传递的脉络,更可以从中摸索出认识世界发展的规律。
2.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
另一方面,近代人在逐渐培养起一种历史观念的同时也在积极开拓科学的面向。“正如历史学已经逐步取代了神学,同样地,科学也取代了哲学。”在《文明史纲》中,布罗代尔将欧洲思想史简要划分为三个时期,亚里士多德体系,牛顿——笛卡尔体系和爱因斯坦体系。其中亚里士多德体系是前启蒙时代的思想体系,由一个阿拉伯人在十三世纪时引入欧洲,统治了欧洲思想界长达500年之久。随着亚里士多德体系的重现和注疏的开展,形式逻辑成了欧洲各国大学的主要学科的榜首。以形式逻辑为原点,还发展出了数学逻辑和概率逻辑等等。在亚里士多德的熏陶下,前启蒙时期的思想领域蔚然一片逻辑的天下。然而这份古老的遗产却在启蒙科学家的惊人发现之下面临严峻的挑战。在近代科学的讨伐之下,人们倾向于将逻辑看成是玩弄一种玄而又玄的游戏,是一种无聊的消遣,逻辑逐渐丧失了自己的领地。近代科学的特征不胜枚举。如果要在其中检索出一条最为关键的特征,莫过于其方法论的简单明了。以天文学的发展为例,伽利略的观星学向我们启示了一个最简单易行的方法论,即只要紧紧盯住望远镜的那头可观察到的事物(天体)的自然运行即可。科学家们不无乐观地相信,在这不涉利害的静观中,自然运作的奥秘正在从一片神学的虚象中浮现出来。
二、“舆论气候”影响下的启蒙思想
历史学和科学在启蒙时期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旋即就在启蒙时期刮起了一阵舆论飓风。这阵飓风所到之处既有风卷残云之力也饱含摧枯拉朽之势。阿奎那苦心构建的神学大厦在历史学和科学的讨伐之下越显衰微,传统的封建君主制则在人们日益觉醒起来的主体意识前岌岌可危。空虚的哲学亟需新的内容填空,漫漶的社会风气亦求助振作的呼号重整。在此背景之下,科学、历史学与哲学三者间发生了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这场反应的结果直接导致了传统自然法思想在启蒙时期的破土重生。如何评价古典自然法学者在启蒙背景下的心理自觉,如何看待古典自然法学在启蒙时期的战略重整,《天城》的第二章,贝克尔以心理学和社会学为视角,展开他对启蒙时期自然
法思想变迁的原因探索。
(一)启蒙思想形成的心理基础
对于研究自然法思想在启蒙时期的变迁而言,有一点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启蒙思想家们经由舆论濡染而叙思行文的心理前提。尽管主流启蒙学者的研究领域各不相同,价值立场也不尽然一致,但他们进入自然法论域的社会身份却可以给我们一些或多或少的启示。对启蒙时期一些主流学者的身份进行一番统计之后,贝克尔发现:“这些哲学家们并不是哲学家,他们并不是哲学教授……绝大部分的哲学家都是文人,他们写书意不止供人阅读,而是设法传播新观念,或者是对旧观念投射出新的视线。”半道出家的身份为启蒙学者赢得一片叫好,读者们或将这些学者当成是新观念的无私传播者,或赞叹其无所为而为的高尚情操。然而,在这些看似清明无为的偶发小感的背后,实则隐藏哲学家们那一股“摆正一切事物的人道主义的冲动”。以休谟为例(世人皆知休谟性格冷淡低调),启蒙学者一方面以冷静自持、超然物外自诩,另一方面,却又在为摆正人间万事万物而殚精竭虑。
(二)启蒙思想形成的社会基础
是什么引发了启蒙学者心系天下的群体自觉,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启蒙思想纵深历史、面向欧洲的气魄和胆略。如果说在分析启蒙时期学者身份的过程中,贝克尔向我们展示了深厚的心理学基础。那么在接下来论述中,贝克尔则为读者观察启蒙提供了一个社会学的视野。从社会的面向展开对启蒙的研究,最便捷的方式莫过于抓住启蒙运动中那些被一再重复、无限放大的关键词。“在18世纪,这些词汇——没有它们,就没有一个启蒙了的人能够达到一种可以安心的结论——则是自然、自然律、最初因、理性、情操、人道、完美性。”《圣经》教导我们说:“阳光之下无新事。”若然如此,研究者何不放宽视野,溯流而上(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追寻启蒙时期的这些关键词的历史渊源呢?一番考察之后,贝克尔发现这些表征了启蒙时代进步思想的通用语汇,其实早在十三世纪甚至更久远的人类老祖宗那里就已用至熟烂了。随着天城转移到尘世的地基上来,论证的工作也就从神的手里交到了人的手里。质言之,和神学时代相比,近代人论证的对象并没有改变,变的只是论证的主体。十三世纪只向神学家和哲学王所开放的言说舞台在启蒙时期则面向全欧洲解放了。以沙龙为代表的学术团体的开放和思想家内部小范围的研究讨论,进一步解放了启蒙主体的意识自觉,扩大了启蒙思想的社会效应。
诚如瓦戈在《社会变迁》中谈到的意识形态之于社会变迁的意义时所表述的:“意识形态是一个复杂的观念系统,它解释了社会和政治的安排和关系,也是一切社会的与政治的话语与行动的基础。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于,把行为和社会关系加以合法化和合理化;在一个团体或社会中提供团结的接触;为个体进行某种类型的行动提供动机。”科学和历史学的发现助长了思想家们拨乱反正的乐观和勇气,而借着这股迎难而上的勇气,启蒙学者推波助澜,将自由、平等、博爱代入革命者和群众的语境,意识形态终于得以在启蒙时期实现与社会现实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一度在中世纪为神权张目的自然法到了启蒙时期成了启蒙学者要求独立、权利摆脱专制、特权的终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