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年鉴》自1979年诞生以来,已步入青年时期。它以严谨、开放的学风,高密度的信息量,以及对中国史学研究的权威性评述而赢得国内外一片赞誉。它折射新时期史学二十年的辉煌历程,影响、培育了一代史学工作者,成为海内外了解中国史学的首选图书。但是,《中国历史年鉴1998》三联书店,2000年第l版,以下简称《年鉴》质量明显下滑,引起了学人的极大忧虑。
　　第一,《年鉴》作为编年体工具书,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以年度作为收集资料的单位时间,《年鉴》应该系统汇集1997年我国史学界的信息,但它没有遵守这一基本要求,无论是历史研究综述方面,还是论文索引方面,反映的对象还有1995年、1996年的内容。这种现象对《年鉴》来说,已是见怪不怪了。
　　第二,《年鉴》的基本要求是将一年之内的重要研究文献信息、有关资料文献信息尽可能全面收集进去,但《年鉴》却存在明显的缺项,主要表现在二级分目专题的设计上。作为历史专业年鉴,对中国历史一般是按照朝代列分目,由于近代中国的特殊性,学术界对这段历史的分法又有不同的认识,是按照社会性质来分还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或是沿袭传统的分法,成为仁智相见的问题,给《年鉴》带来了分目上的困难。作为过渡办法,年鉴以政治、经济、文化及某件大事为中心作为分类标准,体现出了设计者的聪明才智。但令人不解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有五十多年的光辉历史,无论叫当代史,还是国史,作为断代史理所当然地应该纳入历史学的视野里,《年鉴》的书目、论文索引也有这方面的篇目,然而正文中却没有分目。而当代史又不属于《中国年鉴》的反映对象。
　　我国1840—1949年的历史,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分为晚清史、民国史、近代史、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等,《年鉴》反映这一时期内容的有7个分目,然而基本上没有中共党史研究的优秀成果。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中共党史研究在中国近现代史园地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有一支庞大的研究队伍,改革开放以来,在史学观念、研究方法、史料的挖掘和研究成果上,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就论文而言,仅据《年鉴》“中国现代史”的论文索引统计,有关党史的论文有800篇,占同期论文总数的60%以上。就专题而言,1997年是南昌起义等三大起义六十周年,有关论文49篇,然而《年鉴》有卢沟桥事变60周年的分目设这个专题无可厚非,但对三大起义的研究却只字不提,这就匪夷所思了。
　　第三,《年鉴》作为高密度的信息库,要求每个分目专题除对其综述的对象进行全面扫描以外,还必须将新的、大的、特殊的成果表现出来,《年鉴》的某些分目离这个要求相差甚远。以“民国史”为例,该专题反映面太窄小,选择对象过于集中一家刊物,“民国史”中介绍了10篇论文的新成果,其中有6篇来自《近代史研究》。民国人物只评介了顾维钧一人,《从<顾维钧回忆录>看顾氏其人》《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6期无论从那一个角度看,依据一份回忆录来研究一个人物,其史学价值就很有限,但综述者竟用整篇文章13%全文3500字的篇幅加以赞扬,而对同时期出版的、在国内外产生一定影响的《蒋介石全传》张宪文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则惜墨如金,没有用一个字加以评价,这就缺乏公允性和客观性。
　　第四,“论文索引”作为二次文献,是通向信息库的路径,成为《年鉴》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但《年鉴》的“论文索引”编排的相当粗糙。
　　其一,同一论文篇目多次重复。如第527页倒15行《五四运动与民族主义的高扬》,隔6个篇目第528页第3行再次出现;第529页《大革命后期党的路线的两次转变》,仅隔一个篇目又重复出现只隔3行,而且将作者的名字印错前为“刘诚”,后为“刘成”。同页倒11行《大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工作的考察》,在530页第4行又出现。
　　其二,“中国史论文索引”对1840年—当代的论文是分“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当代史”三个时期来排序的,但不少甲时期的文章放到了乙时期里,如《武昌起义计划泄露真相》、《试析中华革命党失败的原因》、《八大前后安徽的社会发展》这类从标题就一目了然研究对象所属时期的文章《年鉴》竟然将其归在“中国现代史”里。又如有23篇卢沟桥事变和“七七”事变的文章被放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内;再如将《试论解放战争初期华中战场的纵深作战》、《评重庆谈判期间<大公报>的立场》放到“抗日战争时期”内,而将《重评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百团大战对国民党抗战态度的影响》则放入“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内。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这类常识性的错误出现在规范性强的权威性的工具书中,实在是令人非常遗憾的事,有伤《年鉴》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