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也是国家反腐转承的关键时期。总结2014年的反腐业绩，战果令人振奋；展望新的一年反腐动向，舆论倍加关注。在中国反腐来年何去何从的话题背景下，1月12日至14日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因为其不仅传递出中央反腐的战略部署，也正式拉开了新的一年反腐大幕。
　　敏感的舆论对此次会议洞若观火。人们发现，与以往不同，此次全会除了再次重申有腐必究、有案必查的铁律之外，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反复出现在领导人讲话和会议公报当中：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五次全会公报提出，“我们党是肩负着历史使命的政治组织，必须有严明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规矩，这个中国人既熟悉又显陌生的词汇，成为近期以来中国政治场域中最火的热词。
　　为什么此时此刻中央高层如此强调“规矩”？“规矩”与反腐败的战略又有何关联？笔者注意到，高层对“规矩”的强调，不是从传统意义上进行解读，也并非从西方法治话语体系中阐发，而是将“规矩”与“政治”嫁接，指向的决非个体权力运转的合规性，而是整个政治生态的程式化、规范化。所以在紧接着1月2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不论是就老议题还是新议题，都贯穿了一条主线，那就是再次强调“政治规矩”。
　　“规矩”并非一个严谨的法学概念，也很难从法治视角进行准确的界定；但毫无疑问，作为一个中国老百姓所熟知的词汇，“规矩”进入政治语境当中，暗含着规范性、合法性、常态化的内涵，意味着高层决心将国家的政治生活推向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用党纪国法军规重塑一种“规矩的政治”。这种“规矩的政治”，将通过全面改革国家的政治生态，形成权力运作的规范化环境系统，从根本上解决各种各样的渎职腐败问题。
　　一方面，“规矩的政治”是问题导向下中国反腐教训的深刻启迪。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硕果累累，但大案要案的背后都隐约透露出某种政治溃败的危险，而最大的腐败正是政治溃败。从某些行业领域的“坍塌式”腐败、“断崖式”腐败，到从政者运用权力所遵循的种种“潜规则”，都折射出政治生态不同程度的蜕变。有的领导干部无视党纪国法军规，把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思想行为游离于组织之外，位高权重却走向党和人民的对立面；有的热衷于拉帮结派、经营私人小圈子，以地域、出身、领域、经历划界立“山头”，破坏政治的统一性；有的倾心于部门利益或地方利益，痴迷于经营自己的“小衙门”，奉行“我的地盘我做主”，对中央政策和国家法律阳奉阴违；有的“身在体制内心在体制外”，以唱反调为荣，通过奇谈怪论或传播政治谣言获取关注度，甚至泄露党和国家秘密。诸如此类，从政治权力的腐化变质层面看，多可归为不守规矩的腐败现象。
　　另一方面，“规矩的政治”也意味着中国反腐的战略升级。这种升级表现为两方面：一是从专注于治理权力的经济腐败，升级为针对整个政治系统权力的违规运作进行生态化治理。如果说以往的反腐败更多针对贪腐刑案，那么“规矩的政治”将意味着对权力的矫治更为全面、系统、理性，也预示着中央在反腐的布局中，更加突出以问题为导向，更加关注权力除经济腐败之外的其他种种更为危险的变质，更加重视从生态系统上解决政治的清明。
　　二是从惩治贪官的治标，升级为指向权力运作的制度性治本。无论是民间的“体制性腐败”断言，还是查处案件的屡禁不绝，中国反腐都面临一个“何时能抓干净”的疑问。彻底清除腐败存量，必须从政治生态着手。而走向“规矩的政治”，或许还不是最终的“法治的政治”，但在转型时期，却是矫正权力失范的中国式路径，是解决经济腐败、拉帮结派、阳奉阴违、政治涣散的良方，是塑造政治清明、权力守约、官僚正义的必然之路。倘若能够将政治生态回归到正式、明确、透明、公正的各类规矩上来，用制度管权管钱、用纪律约束人、按章程办事、遵照宪法和法律交往，为政者都做政治上的“明白人”，那么权力腐败的几率便不可能高，贪官更不可能“越抓越多”。
　　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正是用“规矩”这个老百姓认同度、熟悉度极高的中国式词汇，高层向人民展现出走向清明政治生态的坚强决心，也预示着中国反腐开始步入战略升级阶段。（文丨傅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