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东去的河流，携带远古的历史、灿烂的文明，流过甘谷，流过甘谷的大像山，这条河流叫渭河。一条西来的古道，驮载异域的风情、他乡的佛陀，经过甘谷，经过甘谷的大像山，这条古道叫丝绸之路。
　　山水与古道，自古亲如一家，情同手足。千百年来，悠悠渭河，滋润着大像山；茫茫丝路，装点着大像山。而这座站立在中国父亲山——秦岭西端的陇右名山，也深情地遥望着渭河的潮涨潮落，记录着丝路的荣辱兴衰，也收藏着甘谷的人文历史、风土人情。一座大像山，半部甘谷史。
　　然而，大像山真正让世人记住的，是那座石胎泥塑的盛唐大佛，他让大像山真正拥有了盛唐的雍容华贵和壮观。
　　一个云淡风清的秋日，我轻轻走进大像山，踏进山门的瞬间，回望了一眼来时的路。远处的渭河，内敛着深沉的美丽，流淌着岁月的故事；山下的水上公园，倒影着山间的景致，装点着今人的思想。大像山上，秋光流韵，梵音渺渺，一派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景象。这样的时光，离红尘很远，离心却很近。
　　一位身着僧袍的和尚，手捻佛珠，迈着禅意的脚步，从我眼前缓缓走过。那如风的背影，慢慢融入山中，好似一幅笔墨浅淡的插图装帧在大像山的历史记忆中。
　　大像山，因其山巅修凿的一尊20余米高的大佛像而得名，也因这尊大佛像而名扬四海。然而，在甘谷，关于大像山的名称，还有另外两种叫法：文旗山和大象山。一个来自民间，一个来自宗教。在民间它被称为文旗山。文旗山与其东侧的簸箕山统称旗鼓山，两山一左一右，犹如两面迎风招展的旌旗。自古崇文尚武、任侠好义的甘谷人就把攀升于右的叫武旗山，把飘扬于左的叫文旗山。左文右武，文张武弛，实则寄寓了甘谷人崇文尚武的美好情操。而关于大象山的叫法，实际上是20世纪90年代初，大像山请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题写山名，赵老依据释迦牟尼“乘象入胎”的传说，题为“大象山”。如今这方牌匾就镌刻在大像山下，于是也有人称大像山为大象山，虽然读起来一样，听起来相似，但含义却大相径庭。而在甘谷，当地人依然习惯称这座山为大像山。
　　一枚经秋的红叶，如血，痉挛的叶脉，仿佛诉说流年的悲欣；一丛霜染的黄花，好似易安夫人清丽的面容，以绝尘的姿势诠释秋的内涵。山寺的钟声，空远辽阔，仿佛来自天堂，安抚孤独的旅人，温暖故人的心怀。
　　不知不觉间，我已来到大佛脚下。我看到一个烧香的妇人，带着一颗很窄的心来了，匆忙间，将灵魂藏在莲台下，又飘忽地离去。梵音是永不停止的，千百年来，只有大佛眼前的紫丁香和白皮松，才能深悟它的空灵和韵致。飘渺的烟雾载着云梦般的世事远去，无影亦无痕。我静静地仰望大佛，凝视大佛。山风掠过耳畔，我仿佛听到了1600年前錾子击打岩石的声音。那是大像山的第一代开拓者们，在几百米高的悬崖峭壁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为佛立传、命名。这里有得道弘法的高僧、技艺高超的大师，也有衣衫褴褛的工匠、诚心皈依的居士。他们带着清澈明净的理想，放下爱恨情仇，割舍亲人牵绊，远离繁华人世，来到这深山古刹，洗尽一身风尘，潜心礼佛。在那些物资匮乏、生活动荡的年代里，在那些凄风苦雨、万籁俱寂的长夜里，他们忍受着身体的饥饿与寒冷，抗拒着内心的疑惑与迷惘，一凿一錾、一笔一画地在百丈悬崖上劳作。錾子撞击岩石的声音，铿锵激越，如木鱼，似鼓点，穿透苍茫的岁月，响彻在古冀城的上空。渐渐地，坚硬的红砂岩上出现了石窟和佛像的大体形状，然后又在躯体上凿孔插桩，再在表层敷泥塑成，最后彩绘成型。不知凿透了多少清冷的月色，坐穿了多少风雨的黄昏，才成就了这尊无与伦比的大佛。他们为大像山创造了艺术，创造了文化，让大像山有了温度，有了色彩，有了今日的繁华似景。然而，那些绳墨规矩的工匠们，那些默默无闻的画师们，在历史的卷册中，却因名分阙如而三缄其口，沉默不言。历史遗忘了那些毕生追求艺术并最后归真于艺术的大师们。因而，每一位来到大像山的游客或者信徒，都应向这些被文化艺术正史打入另册的消隐的大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然而，没有记载的还不仅仅是这些令人可敬的大师、工匠，甚至连大佛开凿的时代，也没有明确的记载，以至于让后世的人们争论不休。目前能看到最早记载甘谷大佛的文字出现在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中： “石崖上有大像一躯，长八丈，自山顶至山下一千二百三十尺。”然而，这段记述并没有明确说明甘谷大佛开凿的具体年代。不是因为疏忽，而是因为没有确切的证据，古人落笔是慎重的。
　　人们把追寻的目光转向与此相距不远的天水麦积山，一篇关于麦积山佛龛的铭文——《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引起人们的注意。北周保定五年（565），大都督李允信在麦积山“为亡父造七佛龛”，其规模宏大，堪称麦积山石窟之首。龛成，著名文学家庾信专为其撰铭，其中有“冀城余俗，河西旧风”的句子。冀城，即北朝时的甘谷，“河西”指整个黄河以西，包括整个渭河流域及“陇坻”的麦积山广大地区。“余俗”与“旧风”说明，至少在北朝时甘谷佛教已经十分昌盛，开窟造像的条件也已具备。同时，专家又进一步从大佛像外貌形态方面进行了论证，得出了大像山大佛开凿于北魏、彩妆于盛唐的结论。至此，一场关于大像山大佛开凿年代的争鸣基本明朗，成为人们认识甘谷大佛的共识。这一认识至少有两点意义：甘谷大佛是渭河流域唯一一尊唐代大佛，是盛唐文化在渭河流域的一个重要景观和标识，是甘肃石窟长廊不可或缺的一笔，同时也填补了麦积山石窟没有唐代大佛的缺憾。
　　一缕流云从我身边擦过，我站在距地面200多米高的悬崖边，好似站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沐浴着怒放的佛光，静静地凝眸大佛，内心充满了神圣和庄严。大佛端坐在一方高34米、宽14米、深4.5米的长方形圆拱形窟龛内，佛像高23.3米，肩宽9.5米，头高5.8米，膝长6米，如此巨大的造像，在甘肃东部地区所有石窟中独一无二，仅此一例，是全国大佛相对高度最高的造像，据说还是仅次于四川乐山大佛、莫高窟96窟弥勒大佛的中国第三大佛。我的目光穿过栏杆，一寸一寸地朝拜慈悲的佛祖。佛祖端坐于莲台之上，温和韶秀，慈祥悲悯。一双含容的眼睛，清澈如水，温暖如春，仿佛穿越千年的时光，既安顿尘世，又教化人心；苍黑如黛的眉毛，宛如苦海中的两叶渡舟，渡苦渡难，亦渡人渡心；宽大厚重的鼻子，微微翕张，仿佛能感受到佛祖均匀的气息，让游者心平气静，让观者万虑俱消；一对又长又大、又厚又垂的佛耳，像两朵盛开的莲荷，谛听人间疾苦，倾听千年风雷；佛的左手扶膝，右手上举，掌心向外，大拇指和食指相捻，人谓拈花说法，拨济众生；一袭通肩袈裟，自然得体，生动流畅，灵动飘逸，像要迎风起舞。袈裟之下裸露着一双巨大的佛足，踩着12朵盛开的莲荷。佛足之大，能容纳四个人盘膝而坐，“一甲之大，直如箕；一指之大，巨如瓮”。圆拱形的窟壁之上，布满飞天、伎乐、天王、力士、人面鹤身供养菩萨以及莲叶、卷云等悬塑，凌空飞动，扑面而來，与窟内的大佛，簇拥呼应，相映成辉，浑然一体。站立在如此庄严肃穆的佛前，有谁还会将罪恶与肮脏携带在身上？即使曾经走过迷途，错过善良，这会儿佛祖也会原谅，他会给你时间去弥补人生的缺陷。
　　然而，大像山大佛更为奇特的是，在大佛宽厚的上唇上，有一对微微翘起、轻轻上扬的蓝色蝌蚪状短须，如祥云缭绕唇边，似浪花荡漾嘴角。这在全国佛造像中是极为罕见的，也成为甘谷大佛与他乡佛陀的明显不同之处。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相传，清代有一外地商人，来甘谷经商，渡渭河时不慎落入河中，河流汹涌，挣扎之际望见山上大佛，便在心中许愿：如能得救，必为大佛贴金。霎时，如有神助，得以脱险。还愿时，最后缺了点金子，工匠帮他想了个办法，为大佛画上胡须。从此，大佛就有了两道蝌蚪状短须。传说虽然不足为信，但这两道胡须究竟寄寓了怎样的佛法佛理，又隐含了怎样的前因后果，今人已无从知晓。而这种佛亦人，人亦佛，佛知人性，人通佛性的奇妙景象却使原本威严的佛祖多了几分人性的亲切和尘世的温暖，更让无数潜心礼佛的人对来世奔赴西方极乐世界的信仰更加信服、更加虔诚，也更加坚定。
　　凝望大佛，我还惊奇地发现，无论站在左侧、右侧，抑或正中去看，大佛都堪称完美，比例协调统一，眼神安详从容，感觉慈祥恬静，而这种效果与我来时站在山下遥望时毫无二致。那么，这种让人叹为观止的神奇，究竟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奥秘呢？
　　1983年，全国著名雕塑艺术家温庭宽先生为人们揭开了这一千古之谜。那一年，时值大佛维修，温老亲临大像山，攀上脚手架，登至佛头顶，对大佛进行了全方位的详察，终于发现了其中隐藏的玄机与奥妙。他解释说，这尊无论从何种角度仰视都给瞻仰者以毫无“误差”、浑然天成的巨大佛像，恰恰是靠塑造上的“误差”来实现的。在这个常人不易到达的头部位置平视时，整个造像呈现出一种比例失调、器官错位、狰狞不适的感觉。山下看来，炯炯有神的眼珠却是一块突出于下眼睑的黑釉大缸（一劈两半）；美轮美奂的佛耳，被置于颞部，超出头顶发际线；高高突起的眉棱骨，却阴刻了一道深深的凹形弧线沟，并群青装色；佛的鼻梁直直下垂，形成硕大的梯形体积，佛的上嘴唇高出下唇许多，而下颌骨却下陷了进去，整个头部微微前倾。凡此种种，都完美地体现了“由丑及美”的辩证关系，从而不露玄机地巧妙解决了因佛体高大而造成的仰视误差。这是一种怎样巧夺天工的奇思妙想，又是一种怎样让人叹为观止的艺术杰作啊！
　　我静静地仰望佛祖，他慈悲含容，展露着盛唐的庄严、盛唐的壮观！
　　（作者系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