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式过马路”成为热议的话题，说的是中国人过马路不看红绿灯，“凑够一撮人就能走”。而在这个话题讨论中，“国人素质论”再次成为焦点。如今，一谈及城市的乱象，人们往往就把矛头或原因直接归咎于百姓的文明素养太低。事实是否如此，我认为有必要厘清问题的本源，找出解决问题的关键，才不至于一见困境就自贬素质。
　　一直以来，我都不认同“国民素质低下”的自贬心态，每逢出国或出境，经常观察别人的行路文明和交通设施状况。大量的观察表明：中国城市文明问题的根源在于现代制度建设进程短、人性化设计意识弱、人口密度大等，从而造成所谓“素质论”迷局。
　　我们观察行人乱穿马路现象时不难发现：道路越宽，车速越快，则行人乱过马路现象就越少；道路越窄，车速越低，则行人的乱穿行为就越多。当汽车拥堵时，宽阔的马路也会有行人乱穿现象。这种乱穿行为的支撑是：行为博弈。这也很好解释了“凑够一堆人过马路”现象的频发，当一人过马路时，往往心理上不占安全优势，而当一群人时，心理上就占了优势；司机在行人违规出现时，也会因应急反应而减慢速度，这个反应又进一步让其他行人领会从而加入违规，司机自然不得不踩刹车而让道行人。这不是素质问题，而是心理学现象。那么为何西方或香港等城市的交通密集区域，却较少出现这种现象呢？观察表明，交通设施的完善有助于缓解行人的焦虑情绪。
　　欧洲国家或香港地区的汽车拥有历史长，地下交通发达，路面行人和非机动车较少。而且欧洲行人还有自助红绿灯系统，在人流不密集的道路设计了自助红绿灯，这种自助红绿灯的转变有一定的缓冲时间和时间间隔，这样既有利于行人有时限的等候，也有助于汽车减少急刹或频繁乱穿马路造成的效率低下问题，但是国内几乎没有这种设施。
　　香港的红绿灯设施在行人过马路时，将视觉和听觉结合到极致，路口的声音设置会影响人的心理节奏，并使得行人步调一致，如同音乐和集体操一样；快节奏会加快人的步伐，并呈现一致化；而慢节奏则使得人放慢脚步。
　　同济大学的研究表明，红绿灯规则涉及行人等待的忍耐度问题，中国行人等红灯能忍90秒，这个忍耐度是较大的，因为德国人是60秒，英国人是45秒。而国内有的红绿灯时长超过100秒，有的甚至达到145秒。过长的等待时间必然导致行人的不耐烦表现。而且，研究者发现，“国内在交通信号灯的设置上更加偏向机动车，这就会导致行人被动违规。”这也进一步说明，行人闯红灯不是百姓素质问题，而是设施与规则设计出了问题。
　　我们还常常看到，一些小区道路和施工道路都有限速标志，甚至出现5公里限速这样的标志。这种限速标志是不科学限定的典型代表。试想一辆自行车的时速都超过了10多公里，何以能要求汽车以5公里时速来行驶？同样道理，一条视线良好的宽阔马路限速50公里每小时是否合理？限速过低，自然产生大量的超速现象，这不是司机素质问题，而是交管部门缺乏专业的科学论证和测试，从而导致了两种后果，一是明显降低了车辆的通过效率，并因快慢不一形成车流不畅；二是，交警难以执法而造成“法不责众”的观感。所有的交通规则，应该是以利于大众常识判断的形式来制定的，这样才有利于疏导交通。
　　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速度是世界各国少有的，正是这种快速变化的状况导致了管理设计水平和交通配置之间的不协调状况频频显现。道路拥堵了就建道路，而建设又使得道路更拥堵；汽车越多，事故多了道路更堵；越堵，心情就堵，秩序就更糟，如此往复，恶性循环。
　　欧美国家早就认识到“扩充道路无法解决交通拥挤”的现实，道路的建设会增加拥堵的节点，而混沌效应（或称为蝴蝶效应）就会逐渐显现。显然，拥堵不可能绝迹，但是可以通过设计来减少频次和缩短拥堵时间。唯有政府提高设计意识，研究人的交通行为和心理，进行有节奏的文明引导设计，从而减少交通参与者之间的行为博弈，转化为礼让文明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