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国民政府执政期间,在“党治”名目下,实际贯彻的是“领袖集权制”,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实位领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外交大权当然也由其亲自操控。然而,蒋介石毕竟是一个政治人物,甚至只是一个军事领袖,要操度一国之外交,是非常需要外交人才辅助的,而领袖的外交用人如何,既与领袖的行权方式密切相关,也取决于体制本身。
　　由于蒋介石在建立南京政权后,其在国民党内的领袖地位并未牢固确立,高层机构也尚在草创之中,为操控政权、契领外交进行,蒋介石在行权时,时常并不借助制度性渠道进行;表现在外交用人上,也经历了一个走“亲信路线”,到罗致新进人才,设立“智库”,最后向幕僚制过渡的过程。笔者即以这一过程为考察视角,揭示这一过程中蒋介石外交用人观念和运作方式上的变化,从而对这一时期外交之得失与体制的关系作出透视。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蒋介石因奉行“弃俄”政策,在“急迅改定”外交方针的同时,非常需要了解各国情况的人为其开辟外交新渠道。然而,由于国民党政权是蒋介石通过“四一二清党”这一非法手段建立的。
　　在攫取权力的道路上,蒋介石走的是一条以军控党、以军涉政的路,此间曾予蒋以大力鼎助的多为蒋的“江浙帮”班底中人。这些人早在蒋羽毛未丰之时,就与蒋结成一体,抱定了与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决心,故被蒋视为亲信;蒋在登上权力高位后,也分别把他们安插在关键职位上,以作辅佐,外交更不例外。
　　最初的用人路线,多从班底中人,或以往同僚中曾与蒋有过“共同奋斗”历史的人物中物色。以后虽有所扩大,但心腹人物大体不出这一圈子。每当蒋遇到重大外交难题,或需要作出重要决断时,会与他们中的某一位或几位个别晤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并请他们帮助出谋划策。
　　如果说,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外交决策主要取决于领袖意志,而非制度性渠道的话,蒋介石在外交上倚重良深,能称之为左膀右臂,并能在决策上真正对蒋施加有效影响的人,主要有以下几位:蒋介石在外交上最为倚重之人是他的把兄弟黄郛。
　　黄郛,字膺白,浙江绍兴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蒋赴日本留学后与同乡陈其美和黄郛结识,三人互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陈居长,黄次之,蒋最小。1912年辛亥起义上海宣告光复时,陈其美被推为沪督,黄、蒋皆为身边主要襄助者。
　　“二次革命”失败后,三人分途发展。黄郛一度在北京政府中任职,并曾出任外交总长,出席过华盛顿会议,冯玉祥北京政变后还代理过一阵内阁总理,虽然时间都不长,但在外交上也算得上一时之选。故蒋介石在急切需要外交人才辅佐时,立即想到其“二兄”黄郛,也乃情理中事。南方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后不久,蒋为实现其以军控党、控政企图,挑起“迁都之争”,结果受到挫败,于是变本加厉,在南昌重新纠集力量,为最后的“摊牌”做准备。
　　据《邵元冲日记》记述:1926年10月17日,与蒋约谈,告以数事,在外交上认为“宜与日本有相当联络”。为此蒋想到了黄郛,乃急急去电黄郛,邀其南下相助,电称“二兄大鉴:久未会晤,渴念殊深,如有公暇,务请驾来一叙。弟中正”。
　　几天后,因未见回音,焦急中的蒋介石干脆让司令部的总参议张群携他的亲笔函去找黄,函称:“二兄大鉴:渴念殷殷,欲言无由,特嘱岳军兄面达一切,尚祈不吝教益,共底于成,是为至祷。”在蒋连电相邀下,黄郛来到蒋的南昌北伐军总司令部,在那里,黄郛与蒋朝夕相处,“差不多一天到晚在蒋先生处”。
　　据黄郛夫人沈亦云记述,黄到南昌后,即向蒋介石献策“现在社会人心有恐怖国民党联俄容共政策之后果”,上海中产阶层者纷纷北移,因此须“明示政策,使国民有所了解,是极重要的事”。而黄要蒋“明示”的政策,就是“离俄清党”,黄并献策说:“中国两个邻居都不善”,但“如何处置应分轻重缓急”,“中日关系与中苏关系相比,不论怎样不能放弃日本这条路,日本,还有英国是不能不首肯谅解的,只能与苏联脱离关系”。黄郛的建议正中蒋下怀,于是黄开始积极为蒋与日本方面建立联系穿针引线。当时日本币原外相的亲信佐分利贞男、日本军人铃木贞一等,都经黄郛介绍,分别在南昌、九江秘密与蒋介石晤面。
　　可以说,在蒋发动“四一二清党”前后,黄郛一直是蒋身边最重要的谋士和策划人。其作用,正如黄自己在给蒋表功的电报中所说:“兄南归五月,自问未尝避艰险,辞劳苦,表面虽未居名受职,实际上苟能力之所及,几乎无职不居,无事不做。”蒋对“二兄”的谋略也几乎是言听计从。为便于黄在上海为蒋开辟外交通道,蒋让黄郛随身带上空白委任状一册,“嘱遇机密酌填发”,赋予黄“全权处理”的大权。由于黄郛其时并不是国民党员,为“方可办事”起见,蒋并派专人给黄送去入党志愿书,志愿书上蒋介石、张静江作为介绍人都已签好字,只等黄郛自签。从这里也能看出蒋、黄之间“结党营私”之一斑。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因根基不稳,首任外交部长由胡汉民派的伍朝枢出任。但蒋在下台复出后,立即用黄郛换下了伍朝枢,在“党国”体制下,以一个非党人士来担任外交部长,当时在国民党内还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蒋为此致电谭延闿:“发表黄特任外长明令,以专责成。”而黄郛上台后,也立即按照蒋的旨意,宣布“亲睦外交”,后因“济南惨案”发生,当局之忍辱退让,引起举国愤怒,在诸多压力之下,蒋介石只好请黄暂时去位,乃密电黄郛,称:“近日外交紧急。请兄暂行辞职,并望从速。否则,各国外交也受影响,我军到达京、津更难办理也。弟意请兄专任外交委员会一席,暂辞部长,如何,乞复。弟中正。”
　　蒋介石这么做当然是出于无奈,此情可见他给陈立夫和张静江的密电:“陈科长立夫弟呈转静江先生,膺白如辞职,可否先行慰留,暂观外交形势。请与诸公密商。中正叩。”而黄郛似也能体谅蒋之苦心,所谓“愿将丛谤集于一身,而分政府和蒋先生之责”。但心中也颇不怿,这在黄1928年12月给张群的一封长信中有充分的表露,信称:“济案所受刺激,公私两项皆为生平未有之伤心事。……始终咬紧牙关而不发,非不能文也,非示人以弱也,盖投鼠忌器,有违兄南来之初愿也。”
　　不过,黄郛下台后居莫干山,虽人不在位,但蒋在内政外交上仍多有垂询。1933年日军势力进逼平、津,华北危机加重,为谋求与日妥协,黄郛被作为贯彻蒋对日方针的最佳人选。4月11日,坐镇南昌指挥剿共战事的蒋介石致电黄郛,称:“举世处境最艰苦者莫弟若,层累曲折也太多,深盼兄即日命驾来南昌详商一切。”4月14日蒋又去一电谓:“兄如不愿任北事,能否以私人名义赴北方襄助?”4月25日黄郛到南昌面见蒋介石,蒋劈头第一句话就说:“膺白兄,我们是心心相印的密友。可是今天我请你来,是要请你跳火坑,你能了解我吗?”
　　于是黄郛在蒋的一再恳请下,再次出山,到北平主持政务整理委员会。他也知道此行无异于“跳火坑”,但抱了为“三弟”分忧之心,仍然竭其最后之力,为实现蒋的“和日”政策尽最后一份力。及至耗尽心力。
　　蒋介石对日外交中所倚重良深的另外两个重要人物是戴季陶和张群。戴季陶与黄郛一样,与蒋有浙江同乡之谊,在上海茂新证券交易所时,也是同舟共济的伙伴。戴更是蒋取得政权前后意识形态宣传的主要帮手。在外交上,戴季陶也十分活跃,早在蒋介石准备发动“四一二清党”前,为让日本“了解革命军的真相”,戴季陶就受蒋之托远赴日本东京拜会有关官员为蒋说项。
　　据黄郛夫人在《亦云回忆》中记述,戴季陶在受蒋之托后下牯岭时,正好与邓演达同行,半途佯称肚痛,说不能再走,乃与邓分道悄悄去了日本。在日本,戴季陶专门拜访的日本官员有外务部次官出渊胜次等。蒋建立南京政权后,戴季陶出任宣传部长,但仍为蒋外交方针的主要策划者。
　　“九一八”事变后,蒋之对日退让外交遭到党内对手攻击,面临被迫下野之险境。为把住外交这一关,蒋再次以退为进,下台前指定由戴季陶出任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委以外交决策全权。戴季陶上任伊始,即以委员会名义,提出“处理时局之根本方针”的报告,报告中提出三条对外方针:(1)中国无论如何,决不先对日本宣战;(2)须尽力维持各国对我之好感;(3)须尽力顾虑实际利害,但至万不得已时,虽在军事上为民意而牺牲,亦所不恤,惟必须筹划真实之牺牲代价。这实际上就是蒋介石此后所说的“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的具体宣示。
　　蒋介石用于对日外交的另一关键人物是张群。张群虽非蒋的浙江同乡,但与蒋也有结拜之交,更有很深的业缘关系。张群与蒋早年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时就是同学,且住同一寝室,上下铺,以后又同被挑选到日本振武学校学军事,毕业后又一起分入同一连队见习,辛亥时又一起从日本赶赴上海,张群任陈其美都督府参谋,蒋为第五团团长。蒋在南昌北伐军司令部时,来到九江和南昌的日本政客,大都是通过黄郛介绍,再由张群安排见蒋的。
　　蒋第一次下野时赴东瀛探路,即携张群同往。“济南惨案”发生前后,张群又几次奉命赴日疏通关系。“九一八”事变后,对日关系紧张,张群和戴季陶一样,认为“中国积弱,不足以战,若战必先建设内部”,这一观点与蒋本人想法十分一致。为延缓中日间的紧张情势,张群也曾一度出任外交部长,为蒋与日打交道可谓不辞辛苦,蒋对张也是信任有加。
　　黄郛、戴季陶、张群为蒋介石对日外交上的倚重之人,而蒋之对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外交则多用有英、美教育背景者,其中王正廷是很重要的一位。与前述三人不同,王正廷虽与蒋同为奉化人,但早先并无私人结交。王与蒋介石建立关系始自于“四一二”前。
　　当时王正廷因曾为冯玉祥北京政变后摄政内阁的要人,在冯受排挤后,王也从北京南下来到上海。其时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已出师,王正廷正在为自家去处费思量时,他的老搭档黄郛来沪为蒋打通外交渠道探路,黄郛要王利用以往在外交界历任要职的关系,负起为蒋与美、英等驻沪领团联络和沟通的责任。而这时的王正廷也已瞅准了目标,认为蒋完全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的领袖,于是除积极为蒋替美、英方面拉关系外,在知道蒋介石正在追求宋家小妹后,便频繁进出于上海西爱咸斯路孔祥熙夫妇住宅,以此拉近他与蒋亲近者的关系。
　　以后,王又利用他与宋美龄同为基督徒的关系,鞍前马后为蒋宋联姻效力,并因此在蒋与宋美龄“神圣结合”的新婚大典上,获得“男方证婚人”的殊荣,王与蒋的关系因此大进一步。然而,王虽得入蒋幕,但毕竟还不是蒋的心腹之人。但这一情况很快有了改变。由于济案的发生,蒋最属意的外交部长黄郛因力推“亲日”失策,遭到朝野谴责,在蒋需要另辟外交途径时,王正廷便成为取代黄的最佳人选。
　　于是,蒋致函其时暂代国府主席的谭延闿,钦定王正廷为黄郛继任人,函曰:“谭主席钧鉴:英、美外交重要,应速进行,可否设外交委员会,会长一席要推王儒堂任之,以便进行,如蒙赞同,请即商各同志,决定后,以速发表为宜。中正。”而王在继黄郛当上外交部长和外交委员会主席后,也果然不负蒋望,在正式宣布就职的同时,即打出“革命外交”旗号,大造“改订新约”舆论。虽然这场“改订新约”运动实际成效并不多,但却为这一时期蒋在与党内对手竞争中增加了筹码,王也因此得到蒋的赏识。
　　在1929年召开的国民党三全大会上,王受到得国民政府行政院嘉奖,并被擢升为中央最高决策机关中央政治会议的候补委员,成为蒋介石外交意图的忠诚执行人。
　　不过东北“九一八”事变后,王正廷任部长期间所主持的外交,尤其是对日政策,受到各方抨击,王不仅被前往外交部请愿抗日的爱国学生所殴,在党内也受到严厉弹劾,但王在蒋的庇护下仍被安排为中政会外交委员会主任,1936年再次被蒋启用,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至1938年胡适任驻美大使方调回。王正廷非蒋的嫡系人物,但自跻身蒋幕,为蒋在外交方面效命也可谓不遗余力,且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整三年,其外交思想和谋略对国民政府前期外交无疑是有重大影响的。
　　当然,蒋在与美、英等国打交道时,经常重用的人还是他的妻弟宋子文。宋子文有西方教育的背景,为国民政府中的亲美人士,本人又与蒋介石有姻亲关系,外交上主张联合英、美,遏制日本,故美、英方面比较看好宋子文。
　　很多与美、英方面的重要谈判,蒋介石会派宋子文出面,如与美国进行关税自主正式谈判时,谈判的主角就由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担任,平时与英、美方面的重要接触一般都由宋子文出面进行,蒋介石本人与英、美方面使领人士作直接晤谈时,一般也由宋子文陪同。笔者在伦敦国家档案馆查阅过1929至1933年间的英国驻华使领馆档案,但凡蒋单独与英使或美使的晤面,宋子文一般都在座,有时也会有宋美龄在旁。“九一八”后贯彻“联合英美、抵御日本”外交方略时,宋子文更是关键人物。
　　当然,宋子文与王正廷那样“惟蒋是命、惟蒋是听”的幕僚型人物不同,他在外交上为蒋所用,固然缘于姻亲关系,但也是在贯彻其自身的外交主张。对蒋之“攘外安内”政策和对日的一味不抵抗,宋子文持有不同看法,是国民政府中“对日强硬”的主张者,有时甚至颇令蒋恼火。于是,蒋在需要争取美、英好感时就让宋出面,否则宁可用能投其所好、更服从于他的另一姻亲人物——孔祥熙。
　　在蒋介石国民政府前期外交中,中德关系占了很重要的地位,而朱家骅就是蒋介石用来与德国建立联系的核心人物。
　　朱家骅与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蒋之最信赖之人一样是浙江吴兴人,当然也是蒋介石的小同乡。不仅如此,朱还是张静江一手栽培,并举荐给蒋的。1914年,朱由张静江推荐并陪同赴德国,进入柏林冶金研究所学习,并在那里完成了学业,取得博士学位,归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因组织学生示威和公开支持国民党行动,于1926年春离职来到广州,任教于中山大学。当时中山大学的校长就是戴季陶。
　　朱家骅通过与戴季陶的关系,当上了校务委员会委员,因戴季陶经常忙于其他事务,朱因而成了中山大学的实际负责人。以后又任广东省政府常务委员会的执行主席,以及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的成员。朱与戴季陶的密切关系甚至引来了“戴朱小集团”的说法,据一位了解朱家骅的人说,“戴同朱简直就是同一个人”。也正由于朱得到了张静江、戴季陶的充分信任,朱家骅也被蒋介石视为亲信。而朱家骅的德国留学背景,正好被蒋用来主要从事对德外交。国民政府与德国建立良好合作关系,肇端于自1927年起担任蒋介石军事顾问的德国退役军人马克斯·鲍尔。
　　鲍尔从1905年开始在德国总参谋部服役,欧战期间,因他与德国军事工业及重工业部门的密切联系,从而成为鲁登道夫的得力助手,因筹划“兴登堡计划”获盛誉。欧战结束后,鲍尔已为退役军人,他是朱家骅以“广州政府”的名义邀请来到中国的,而朱邀请德国人来为其时的广州政府担任军事顾问,则出于张静江、戴季陶的授意。
　　不过,鲍尔抵达广州时蒋介石已在南京建立政权,所以鲍尔与蒋介石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海,其时蒋介石已在第一次下野后复起,经过朱家骅的引见,鲍尔在与蒋、朱作了为时一周的定期会谈,而后正式受聘为蒋介石的顾问。由于鲍尔在政治、军事、文化、国际关系等多方面的见解和建议,以及发展国家的方案都深合蒋介石之心,故很快得到蒋的信任,蒋给鲍尔以很高的个人礼遇,并称他为自己“唯一的欧洲朋友”。
　　由于鲍尔与蒋介石的亲密关系,在蒋介石建立南京政权后的几年中,德国顾问团全面介入了国民政府的军事、训练、航空和国防工业等重要部门,也为德国大垄断财团和工业企业与蒋介石挂上了钩。在鲍尔为推进德国军界和工业界与国民政府进一步合作时,他因在武汉前线助蒋“讨逆”作战染上天花去世。
　　鲍尔死后,接替他在蒋介石身边任首席顾问的先后有魏采尔将军、冯·塞克特将军和法根豪森将军,而他们的来华均出自朱家骅的从中安排。由于德国顾问与蒋介石的密切合作,在国民政府整个30年代前期,中德两国在军事、经济往来方面不断加强,两国间在文化关系也日臻密切,而在发展所有这些关系中,朱家骅功不可没。
　　除朱家骅外,在发展对德关系中,蒋手下亲信之人还有一个年轻人俞大维。俞大维也是浙江人,曾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以后到德国研习数学及弹道学,30年代时担任蒋介石为委员长的军事委员会下属兵工署署长,被直接派往德国,主持设在公使馆内的一个贸易处的工作。该贸易处虽然设在公使馆内,但并不属外交部管辖,而由中国军方(蒋介石)直接控制。
　　它的任务除负责德国顾问团成员的筛选和聘用外,更重要的是沟通南京蒋政权与德国工业界的联系,并直接承担为中国军方集中采购在德国、乃至欧洲的全部军用武器和工业材料的任务,所以“军事工业交易所”才是这个贸易处的真正身份,而“工业外交”也是30年代国民政府与德国关系的最重要的特征。
　　以上便是对蒋介石身边能称为外交臂膀人物的一个扫描。一般来讲,这些称得上外交上蒋之左右臂膀的人,本身在国民党党、政、军界也都担任着重要职务,他们既是蒋的心腹,也是政府军队的主要官员;既是蒋的高级谋士,也是蒋意志的坚决贯彻者。蒋不仅在作出重大决策时首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而且在很多对外重大交涉和秘密谈判中,也都由这些亲信人士来担纲,并常被蒋委以外交方面的重任,如出任外交部长、外交特使等。
　　可以说,他们和蒋介石一起构成了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外交决策的真正核心。平心而论,这些被蒋介石看重并直接委派出任外交重要职务的人,确也均非庸碌之辈,在外交上甚至堪称一时之选。不过,他们既为蒋的亲信,与蒋在政治上有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参与外交决策时不免夹带国内现实政治的考量,以助蒋把持政权为第一要义,容易导致“有天下思路而无国家观念”。而外交是以维护和保障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为基本目的的,倘政治领袖及其左右亲信本身有着极强的派系倾向,决策之着眼点以“政治上的利害”计算的话,那国家利益便会无可避免因被漠视而受损,此正如民国外交家顾维钧所言:“当办理重要交涉时,唯一影响你的考虑应当是民族利益,而不是党派和政治利益,更不能考虑个人政治上的得失,因为如果有了这些考虑,你的外交从民族利益的观点来看就不会成功。……如果一个外交家有了政治的考虑,那他的外交就很危险了。”
　　不幸的是,中国的二三十年代,也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最初的十年中,正是国民党派系内争空前激烈的时期,而掌握外交决策大权的人又无一不带有派系色彩,由他们一手制定的外交政策,内中难免不夹带把持政权和加强党派斗争的诉求。这就使得此一时期的国家对外政策蒙上了太多国内政治斗争的阴影。